苏长和：中国大国外交的政治学理论基础
大国的外交总是具有深厚的国内政治渊源。中国的大国外交理论与中国的政治学理论存在一致性和连贯性，两者在学理上义理相贯、逻辑互通。从中国自身的政治学理论知识出发,可以丰富和拓展对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理解。中国大国外交追求“天下为公”的国际秩序，体现了中国政治思想对更好政治秩序的理解；中国共产党（CPC）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种新型政党制度，其避免了党争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干扰，为大国外交提供了更强的确定性和连续性；中国政治学中的政府观丰富了政府理论的内涵，中国政府内在的公道属性则界定了中国大国外交的利益观、角色观和责任观；中国自身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和实践赋予了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以新的内涵；与流行的对抗式制度体系相比，中国合作协商的制度体系为国际合作的持续开展提供了更为可靠的国内制度支持。中国大国外交的发展道路与政治发展道路在逻辑上是一贯的、相互联系的，中国外交理论和中国政治学理论具有相互启发的效果和意义，两者的更多交流与融合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构建。
一、引 言
本文主要探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政治学理论基础，尝试将中国的外交行为和实践放在中国政治学理论的整体背景下加以考察和理解，意在弥合外交理论和中国政治理论之间的隔阂，力图提供一个解释中国大国外交的政治学的初步框架。
中国是一个新型大国，其一言一行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不仅中国的国内政治发展受到外界关注，中国外交的价值取向和实践也很为外界瞩目。认识和理解中国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不同学科从各个侧面竞相提供着关于中国道路的各种竞争性解释。在国际层面的中国研究中，对于中国的解释多在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下进行。在其研究取向中，无论是中国政治发展还是中国外交行为，大多被用来检验已有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只是既有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一个经验案例或者注脚。因此，虽然中国政治与外交成为理论解释的对象，但是其中的经验并没有上升和抽象到既能解释自己也能解释他人的一般理论。这种现象导致了中国在国际学术对话中的被动地位，难有独立可言。在面对或者说服国际社会时，有时为了增强自身行为的合理性，或者为了让他者理解和接受自身行为，不得不从外来概念和理论中寻找正当性依据，自己的理论很少能够对外部产生正向说理和启发的作用。能否以及如何以中国自身历史和逻辑为本位形成一套自洽的政治和外交理论、对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予以恰当解释是亟待解答的理论问题。
从中国外交理论研究本身来说，人们习惯于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中探究中国外交的世界观、行为态度、实践模式和互动规律，但是很少去探究中国对外关系的国内政治基础。在这一领域，既有研究主要探讨的是影响中国外交的内部因素，但是将解释中国政治发展的政治理论延伸应用到解释中国外交发展之中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例如，日益成熟的中国制度体系对中国外交有何影响和意义？中国政府的特性在多大意义上决定了中国外交的立场和取向？从中国政治发展中概括出的一般政治学知识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进程提供了何种解释？中国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这两个层面受到哪些政治思想和理念的共同影响？本质上，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与外交发展道路并不是相互脱节或者不相关联的，两者不可能遵从不同的解释逻辑。解释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与解释中国大国外交发展道路的理论在逻辑上应该是一致的，不会各行其是。这就需要从中国政治发展特别是中国政治学的理论资源中提取对中国大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合理性解释。这就是本文的初衷和用意所在。
二、中国大国外交的政统和政道资源
古今中外不同文明的知识体系都要解决政治体系的政统和道统问题。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政治学的知识体系既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也有国家建设的意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谓意识形态功能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大国将一套自洽的政治学知识体系贯穿于国民教育之中，将其内化并转化为国民对国家政治和制度体系的自觉和自信。如此，才能为国家的政治稳定提供牢固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基础。所谓国家建设的意义就是政治学知识要能发现、解决国家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发展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而不是相反。所以，一个文明的政治学知识要立得起来，就必须主要从自身的历史、传统和当代实践资源中确立政统和政道。如果政统和政道总是部分或者完全承袭自他者，自己的政治实践只有用他者的理论才能说得清楚其政治发展的线条、方向、目标和进程就会处于不断的摇摆之中。这一点可以近代以来西方特色的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构建来予以说明。西方特色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在政统和政道问题上通过追踪古希腊、古罗马、近代欧洲和现代西方（主要是英美）的线索，确立了知识体系的源头、核心命题和发展方向。大凡其政治学的核心命题、关键资源和延续逻辑，必从自身历史和传统中找出，断然不会轻率地追溯到印度和中国文明。这是因为一旦将核心命题、关键资源、延续逻辑这些涉及政统和政道的内容接续到外部，作为政治稳定根基的政统和政道就将不再牢固。
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政统和政道资源从哪里来？这是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包括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建设）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有助于促进他人真正从中国的视角出发理解中国政治与外交的基本背景,也有助于我们自己在国际学术对话中传播自己的核心知识。政统和政道资源应当有四大来源：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思想是CPC立党建党的基础，CPC人的命运和使命同当代中国的命运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的原色和底色是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区别于其他任何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根本特征。第二，中国传统政治和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中国古代有一套独特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在人类古代政治文明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为东方的中华文明提供了合道、合理的政治解释。当代中国政治和外交实践乃至现代世界的一些政治和外交实践在古代中国政治和对外关系中都能找到渊源。第三，其他国家政治学成果的吸收、批判、转化和创造。中国政治学知识也是在同其他国家政治学成果的交流互鉴中发展的。这里的其他国家并不限于西方国家，也包括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等。第四，CPC人从建党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治国、兴国过程中的政治思想、政治理论和政治创造。这四部分内容大致构成了中国政治学知识的主要来源。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按照一个连贯的逻辑将四个来源的内容转化为一个有机整体、成为一个知识体系。曹沛霖在谈到中国政治学体系建设的问题时指出：“２０世纪的中国政治学有三个来源，即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西方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每个思想来源都有一套相应的制度设计，但遗憾的是这三个来源至今并没有成为中国政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仍然是分立的三块，换句话说没有创造出‘中国政治学’。”因此，关于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政统和政道的概念标识和逻辑确立就成为贯通融合几大知识来源“多义合一”的关键。换言之，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应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这个前提下，按照将中国传统政治学知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知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创新成果和实践、人类已有政治文明成果融会贯通的叙事逻辑建构知识体系。
对不同来源知识的会通和转化还需要与现实政治中的制度创新相结合，在此基础上提出逻辑自洽的概念体系，使知识来源和现实制度构成有机整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年来，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和完善了基本制度、一般制度和具体制度，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天下为公的政治关怀、人民中心的政治思想、合作协商的制度体系、大一统国家及各民族团结、和平共处的国家间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核心概念都体现了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政道内涵，它们的内在逻辑存在很强的关联性和自洽性。
就中国大国外交的理想与目标而言，能够概括中国大国外交理想且与中国政治思想内在一致的源头或标识性概念就是从“为公”出发认识和改造世界，最终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国际秩序。“为公”思想能够将中国政治学知识的主要来源以及现实政治中的制度设计初衷贯通为一个有机整体。“为公”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思想的重要内涵，CPC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立党的初心是在公在民。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将“为公”视为政治之善。当代中国制度体系的设计和运行是本着“为公”的政治理念。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也包含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国际秩序。
以天下为公还是以“天下为私”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实际上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和外交哲学。政治一旦被为私支配，就会失去政道；政治一旦被为公主导，就能得到政道。在中国的大国外交话语和外交实践中，“公”是处理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以及建设国际秩序的一种价值导向。这里的“公”强调公道、公理、公正、公平、公信等对维护国家间秩序的意义。如果有更多国家在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中遵循此道，它们之间形成的共同体秩序就会逐步扩大，直至形成命运共同体。同样，判断任何国际秩序时，只要遵循公道、公理、公正、公益、公平、公信的准绳，其得失利弊就显而易见。
倡导为公的公道国际秩序在今天世界政治经济的转型期更有必要。世界政治在道义上存在公道和霸道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是公理和强权之间的矛盾。现在的一些理论和舆论以历史上的争霸逻辑来形容当今的大国竞争关系，试图将在外交上恪守公道的中国与在外交上奉行霸道的国家的关系转换为一对争霸的不义关系。如果顺着这个逻辑，就会不自觉地掉入话语陷阱，丢失掉本来拥有的代表公道一面的资源，这是在理论思维上要注意避免的。
三、中国的政党制度与外交
政党是理解现代政治的关键。２０世纪以来的西方政治学从西方自身经验出发，将竞争性多党制视为现代政治的重要标准。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竞争性多党制成为西方国家以及不少发展中国家流行的政党政治模式。政党通过周期性选举获得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席位和权力，进而推行自身政策，这是这类国家政治生态的重要周期。但是，流行的并不一定就是唯一的，政党制度实际上有各种类型。如果说多党政治是西方政治发展中的一项创造，同样可以说，CPC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是一项政治创造。
撇开政党理论中的争论，客观地说，要想理解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内政和外交的关联，恐怕都离不开政党。首先从政党政治与外交的一般原理来看，一个国家同另一个国家打交道时，与其说是在同这个国家打交道，毋宁说是主要在同这个国家不同的政党打交道。国家是抽象的，但是政党却是具体的，长期或者轮流执政的政党的纲领、价值、立场、代表范围和利益基础等都会极大影响这个国家的对外关系。因此，在现代政治特别是在政党政治中，政党都是将自身的意志通过国家行政或立法机关转化为国家意志。反过来说，一国政府的外交实际上更多是某个政党的外交。政党政治的这条一般原理既适用于竞争性政党制度国家，也适用于包括CPC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内的新型政党制度国家。从原理上说，竞争性多党制国家的某个政党在其赢得选举、开始执政以后就开始将自身的政治外交意志通过国家机关转化为国家的政治外交意志，这同CPC作为执政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将自身为公为民的政治理念以及追求和平的外交理想通过国家机构转化为国家的政治外交意志并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不同政党追求的目标存在差异。明白了这个原理，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在界定和解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时，首要强调的就是“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一内涵是以普遍的政治学原理为基础的，并无特殊之处。
在国际关系中，人们愈来愈意识到，国家之间的外交往来以及国际合作深受竞争性政党政治的困扰。如果观察那些实行竞争性政党制度的大国，就会发现其外交行为几乎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多变性。政党的周期性轮替往往意味着该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反复，在两党或多党之间不存在一致的外交立场和政策时尤为如此。竞争性政党政治是对抗式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使得要为国际合作寻求广泛的国内政治支持变得更加困难。党争政治恶化的国家常常陷入相互否决的状态，面对相同的国际关系议题，不同的政党立场和态度迥异，国际合作常常成为这类国家国内政党斗争的牺牲品。这种政党制度带来的外交难题及其对国际合作的消极影响正在今天一些西方大国的内部不断上演。作为国际关系学者，需要反思竞争性政党制度的这一面。该制度是否像有的西方政治学教科书认为的那样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圭臬和方向，仍然是值得怀疑的。
CPC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一种新型政党制度，其遵循整体和合作协商的逻辑，而不是根据部分和对立的原则来设计的。这是其与竞争性政党制度的根本区别。这一点对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特殊意义。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规定了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和平属性，《CPC章程》（以下简称《党章》）的总纲规定了党的对外工作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确立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交往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宪法》和《党章》有关对外工作的原则和目标是一致的,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宪法性基础的全貌。第二，在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前提下，通过交流互鉴治国理政经验取长补短、共同促进政党治国能力的提升是新时期中国大国外交的重要内涵。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提倡政党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互鉴，一方面针对的是部分国家对外输出特定政治模式，导致一些地区持续动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对当今世界的全球治理赤字，提出中国的政治方案。这一方案超越了模式之争，反对模式输出，把提高治理能力纳入新时期国家间政治合作的范畴。第三，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避免了党争政治对外交政策连贯性和一致性的干扰，为中国这样一个新型大国提供了更为连贯的外交政策基础，为外界同中国打交道提供了更为稳定的预期。
四、中国的政府理论与外交
无论是理解国内政治还是理解国际政治，都离不开政府。政府是这两类政治各自运行和互动的主体。所有重要的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都是建立在对政府的独到理解的基础之上。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都会把国家作为核心研究对象，政府和国家常常交织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之中。然而，如果要考察国内治理体系和治理质量以及对外关系中的外交行为和政策，考察政府的角色和作用比探究国家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在主权体系已经定型的当代国际关系中，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与合法性已经不再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政府及其质量则愈来愈为政治学和外交研究所关注。因此，有必要从政府理论出发来思考中国外交的基础。
当今流行的政府学说多从代议政府的逻辑展开，其经过２０世纪一些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共同加工和改造，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政府理论。对于这套政府论的主要观点，人们已经习惯于不假思索地接受，奉之为政府理论的圭臬，鲜有批判和质疑。这些观点包括：（１）政府为恶的假说。政府是不值得信任的，政府像理性人、经济人假设那样是自利的，会为自身利益考虑。（２）政府应该是“小”政府，不干预、少干预的政府才是好政府。（３）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是对立关系。（４）政府是否民主只能根据是否存在竞争性多党政治的定期选举来判断，政府受党派政治影响。（５）由于受到竞争性政党制度的约束，政府的施政理念不得不在不同政党的理念间摇摆，本应守正持中的政府由于竞争性政党政治而被扭曲。（６）受竞争性多党政治的影响，政府的对外政策和行为常常因为党派政治而剧烈变化。在中国政治学理论中，对政府的认识同上述流行理论相比具有很独特的内容，值得国际政治学界深思。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中的政府理论有以下值得重视的观点：
第一，政之所要，在乎民心。传统的中国政治和民间认识中并不会从政府天然为恶的简单假设来认识政府，更多从政府的执政状况和民心向背来判断政府的优劣善恶，得民心的政府就是恪守政道的政府。
第二，政府为公思想。政治以及政府是公和正的代表，政府应该是公道政府或者中道政府。这与传统中国政治所讲的“天下为公”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的为公思想是相通和一致的，与受多党制支配下政府只代表部分利益的理念截然不同。
第三，由于政府本身就是公和正的代表，因此肩负着仲裁判断的职能。在中国政治理论中，政和法有时是结合在一起的，于是有了“政法”这样的政治学概念。
第四，政府为民或人民政府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在所有国家机构的名称中均加上“人民”二字，突出的是政府为民思想。“我们国家的名称，我们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都冠以‘人民’的称号，这是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本定位。”一个为公的政府否定了一些政治学理论中政府为私或者自利的假设，政府本身并不代表哪一党、哪一派、哪一部分人的利益，它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政府本身没有利益，因而不能根据经济人假设来理解和分析政府。
第五，在当代中国政治中，CPC、政府、立法司法机关和监察监督机构是一个逻辑上的整体，这与现代西方政治中代议制逻辑中上述机构之间的分立制衡是不一样的。虽然在政治学的研究中，为了理解上的方便，会以狭义的行政部门的概念来定义政府，将政党、政府、立法机构和司法区分开来，但是在中国人民的习惯认知中，党、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和司法机构均被视为政府的一部分，民众还会用“公家”来笼统地指代这些机构。
第六，在社会主义中国，会限制、隔绝资本和政治之间的勾连，确保人民政府的公道性和中道性，保证政府不被利益集团政治绑架，制定和执行面向最广大人民的公共政策。这同很多国家中资本俘获政府的政治模式截然相反。
第七，政府和社会、市场是互补而不是对立关系，是合作而不是对抗关系，同时强调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这有别于西方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华盛顿共识”所推崇的极端“小政府”和私有化理念。政府不是越大越糟，也不是越小越好。政府的治理能力和质量是衡量其优劣的关键标准。
第八，CPC的长期执政决定了中国政府必然且内在地是一个承担完全责任的有担当的政府。中国政府近乎无限的责任与多党制逻辑下的政府只会承担有限和部分的责任形成了鲜明对照。对后一类型政府的问责上经常因为政党轮替而被自动豁免，而且这种责任豁免还合乎制度程序。相反，在中国政治中，政府在理论上的责任还是跨代际的，其在行政上既要对之前的政府行为负责，也要对之后的影响负责，因而政府的视野和规划要比选举政治下频繁更替的政府更为长远，行为也更为节制。
那么一个为占世界人口１／５的庞大群体所选择和理解的人民政府，对于跳出流行的主要源自约翰·洛克的政府理论、重新赋予世界政治中的政府以新的含义以及进一步理解这种新型政府的外交行为而言，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本质上，一个为公、为民、代表绝大多数人权益、承担广泛的施政责任且不被狭隘利益左右的人民政府是也必须是守公持正的公道政府。保证公道政府的关键在于存在一个居于长期领导地位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党或者执政集团。这并不是说在竞争性多党政治环境下产生的政府就一定有失公道。然而，政府一旦被狭隘利益集团绑架，其本应具有的守公持正的性质就很容易被扭曲。代表部分利益的政党总是倾向于通过政府政策来实现少数人的部分利益，同时让大部分人承担成本。公道思想是中国政治学思想的要义，其已经成为普通民众衡量和监督政府的基本政治文化标尺，同时也渗入中国政府的骨髓之中。公道政府出发的外交理念、政策和行为至少具有四个特征。
第一，公道政府在国际上会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判断国际事务中的是非曲直。过去的外交理论将国家利益作为国家行为的唯一出发点，若将此作为国际关系的绝对指导原则，必然会产生一个相互排斥的国家体系，国家间合作将无以展开。在一个关联性利益日渐增加的互联互通的世界中，国际社会的共生性日益发展，一个公道政府更不应当将自身国家利益的实现建立在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其对利益的界定应当超越现实主义的狭隘利益观，从更为包容和关联的角度定义自身与世界的利益。这也正是中国外交的独特利益观。
第二，公道政府会始终站在国际公理一边，反对殖民主义、强权政治和霸权政治，坚信公理一定能战胜强权。一个在国内治理中不为特殊利益左右、坚持公道的政府，在对外关系和全球治理中也必然能保持对善恶是非的明辨能力，秉持公道原则处理国际关系。考察改革开放前后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其中蕴含着很多经验和理念，例如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和平发展等。中国外交之所以在国际社会中能立得住、走得远，能够在外交史上独树一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能够秉持公道地立言、定向、力行，公道成为中国政治外交的重要的价值观和软实力资源。纵观世界历史，一个大国的外交只要始终恪守公道，以公道公理为行为之准绳，就不会犯大的错误。反之，其外交很容易将国家和民族带到历史发展和世界潮流的对立面。
第三，公道政府在外交上守公持正，这有三方面含义。其一是公道政府始终站在国际公理和正义的一方，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以公认的国际法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绳，反对危害国际和平、损害国际平等、破坏国际关系民主的行为。其二是当争取公道的国际政治演变为争取霸道的阵营对抗而失去正当性的时候，公道政府会选择超越或脱离这种阵营对抗。在冷战时期，当冷战逐步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演变为美苏争霸的阵营政治时，中国就成为最早脱离两极争霸的大国，站到了当时反帝反殖反霸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其三是公道政府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不卷入各国内部的派别之争，不利用别国内部政治争端，不会通过分而治之的方式激化别国矛盾，尊重多党制国家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将同在野党关系限定在一般党际交流的范围内。
第四，公道政府的外交应恪守公认准则、承担国际责任。公认的准则和规则是世界各国之公器。一个稳定的国际关系必须建立在各国遵守公认的准则和规则的基础上。准则和规则是一种共有知识，有了基本的准则和规则，国与国在打交道时才会有稳定的预期，合作才能逐步扩大和深化。中国的基本规则观是：中国是公认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维护者，倡导以规则和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对于国际规则的改革，中国主张在遵守既有规则的同时逐步改进旧规则、创设新规则，不主张破坏既有规则，避免损害国际体系的稳定；规则内容应该体现平衡、比例、平等、普惠的原则；中国在全球治理等缺少规则的新兴议题领域，和各方一起合作积极创设新规则。
五、中国的民主政治与外交
民主关乎当今世界各国的内部政治，也是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领域中的重要议题。在民主政治研究上主要有两大理论源流：一个是资本主义政治学叙事中的民主理论，另一个是社会主义政治学叙事中的民主理论。由于存在两种不同的民主政治叙事和传统，各国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对民主的理解和实践有很大不同。遵循“名从主人”的原则，可以将西方政治称为民主政治。但是，如果完全从学理意义上看，将西方民主政治称为对抗式制度体系会更为确切，其本质与民主的要义尚有距离。
从“同名异义”的角度来看民主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学最核心的关键概念，但是不同国家和学术界在表述“民主”一词的时候，含义却千差万别。可谓一“名”多表，众说纷纭。２０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对民主的学术表达有三个特征：一是接续到古希腊的民主传统上；二是一直遵循着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关于民主的理解，民主政治知识和实践至今仍然没有超越近代的理解,这是其局限性所在；三是至少从冷战特别是冷战后期开始，西方政治学巧妙地将西方民主从特殊包装为一般，以外交力量将其作为普遍的政体标准予以推广，使得这一概念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这个从特殊到一般的思维加工方式对世人和学人很有迷惑性,以至于认为民主就是投票选举、民主就是多党竞争、民主就是三权分立、民主就是分权制衡。
在当代政治学理论中，由于不同国家、不同理论流派共用“民主”这一概念，而其定义又各不同，造成了政治学叙事的极大混乱。在社会主义政治学中，当说到民主遭到挑战和威胁的时候，其含义是指内外势力挑战CPC的集中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宪法和法治等。近年来，个别地方人大换届选举中出现了金钱贿选等现象，这种以资本购买选票、左右选举过程的现象就挑战和威胁了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制度。党纪和法律处罚这种行为是为了捍卫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但是在资本主义的民主话语中，用金钱购买选票、资本控制政治这种行为并不被认为是违反民主原则或者威胁民主。在讨论民主政治问题时，需要预先清楚在这一领域中由于“共名”而产生的概念混乱，否则就容易被名目多样的词汇误导，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
在中国政治学理论中，尽管与西方国家共用“民主”这一名称，但并非同一事物。就民主的近代来源而言，中国民主承接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民主理论传统，而非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传统，所以中国民主的近代传统和正统接续是在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是在批判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理论和坚持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中形成的。中国民主政治的思想资源、传统或者正统是从传统中国政治中优秀的民本民生资源、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正统民主资源、CPC建党以来关于民主政治的思想资源中确立起来的。在这些主体资源的基础上，还需要适当吸收转化其他国家民主政治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有以下问题需要阐述：其一，人民民主思想。其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以合作协商为根基，而不是以分立对抗为导向。现代西方政治中所谓的分权学说和实践已经成为当今很多国家政治发展中出现极化和否决政治的根源之一。与之相比，中国的合作协商政治在体制竞争中显示出明显优势。其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和运行不是以相互制衡为逻辑，而是以相互监督为逻辑。现代西方政治理论将制衡视为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乃至重要标准，由此形成了利益集团理论、分权学说和政党理论。但是，这只是对其政治经验的理论概括，制衡绝非民主政治的唯一标准。其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基础有利于防止资本侵蚀人民民主、破坏社会主义选举制度，并在宪法和制度上防止资本攫取国家权力，从而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在根本上区别开来。其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结合起来。其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广泛征集民意、科学决策的机制。其七，协商精神和协商民主并不仅仅体现在中国的国内政治生活中，也表现在中国的对外关系领域。其八，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当从思维上克服了“共名”引起的认知混乱之后，就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中国的民主政治与中国的大国外交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别是一个崛起的中国形成自身关于世界政治历史发展和趋势的叙事来说，其意义至少有如下四点：
第一，国际关系中的民主首先要维护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独立性，如果主权和独立得不到维护，国际秩序就无从谈起，更不用谈国家治理中的基本安全保障。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干涉主义这些改变别国政治进程、损害他国主权和独立的行为是对国际关系中主权国家独立之民主的重大威胁。
第二，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共同商量着办，这体现的就是国际关系中的民主。少数国家垄断和决定国际事务就违背和破坏了国际关系中的民主。“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要由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小集团政治、少数国家决定多数国家的命运和霸权主义都违背了国际关系中的基本民主原则。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是要按照协商精神处理国际事务，将协商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和过程制度化、规范化，减少强权政治和干涉主义对国家主权和国际秩序的危害，增强对国际事务的民主管理。
第三，民主的国际关系建立在主权国家的责任基础上，而不是像一些政治理论所声称的那样，必须建立在某种特定政体的基础上。国际政治实践表明，国际关系是否民主与西方民主政体的范围大小并无必然关联，良好的国际秩序也并非必须建立在各国效法普遍西方政体的基础上，恰恰相反，良好的国际秩序建立在尊重各国国内政治差异的基础之上。事实上，西方民主本质上是一种对抗式制度体系，其外交行为以及这一制度在世界范围的复制是否有利于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在外交界和学术界一直存有疑问。因此，在国际关系中，任何形式的国家和政府都应当保持对他国及其内政的尊重、信守国际合作协议中的承诺、支持多边主义，这才是推进和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保障。
第四，对比中国大国外交中所说的国际关系民主化与西方学界、媒体和外交中所说的民主化，虽然共同使用“民主”一词，但是意义却有实质区别。这使得我们在思考中国大国政治外交的发展进程时，需要形成关于世界发展的独立叙事，而不是简单地套用别人的话语来理解世界，这是中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知识体系构建中的本体议题。就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来说，在塞缪尔·亨廷顿和弗朗西斯·福山等人眼中，所谓的世界民主化浪潮是按照西方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进程来分期的。因而，冷战后一些地区出现的复制西方制度体系的政治转型过程就被视为一次“民主化”浪潮。这种关于世界政治的叙事模式遮蔽了２０世纪以来世界政治中的很多进步政治运动。如果从国际关系民主本来的含义——独立、平等、参与、协商和责任来理解２０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变迁的话，世界政治中的民主化可能呈现为另一幅图像。在２０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得益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合力以及一些国家的声援和支持，一大批民族完成了独立建国的任务，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联合国成员结构的变化。在当代世界，随着更多国家政治自觉的增强，它们日益反对霸权主义和干涉政治、改革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权、坚持全球治理中的共商共建共享共治，正在塑造着一个新型的、民主的国际关系。因此，叙事的这种转换对重新理解战后世界政治史的本质是有启示意义的。
六、中国的制度体系与外交
考察一个大国的外交，还应观察其国内制度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年来，形成了一套以人民民主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其内涵包括CPC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治理制度、监督监察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外交制度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贯穿中国政治中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一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重要特征。这套制度体系是中国对人类制度文明的重大贡献。要想了解这套制度体系对中国大国外交的意义，就有必要从其整体精神、运行逻辑以及同当今世界其他流行制度体系的比较中予以揭示。
本文将按照对立制衡原则安排国家机构所形成的制度体系称为对抗式制度体系。在这套制度体系中，行政、立法与司法通常是分立的；在有的制度体系中，行政、立法机构可能是合一的，但是由于竞争性多党政治的缘故，议会和行政部门也并非总是一致；政治围绕政党对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的争夺来展开；利益集团政治滋生，各种利益集团或合法或非法地通过竞争性多党政治寻找政治代言人；地方之间形成排他性的竞争关系；选民被投票政治分割。之所以不像西方政治学理论那样将这套制度体系称为民主制度，是因为这套制度体系的精神是对立制衡。其中的对立制衡、部分反对部分、部分胜过部分、部分赢者通吃等都很难等同于民主政治的本来要义。因此，将这套制度体系称为对抗式制度体系，或许更能指明其原貌。
与之相对应，按照集中协调、合作协商、监督监察原理安排国家机构所形成的一套制度体系则称为合作协商的制度体系。在这套制度体系中，存在一个代表最广泛人民权益的政党或执政集团，行政、立法、司法、监督机构合作分工；制度体系不是建立在代表部分群体或者部分反对部分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整体代表的基础上；制度体系不是按照对立制衡原则来设计的，而是按照协商监督原则创设；通过选举和协商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统一民主，民主不是表现为部分反对部分、部分胜过部分、部分赢者通吃，而是维护最大多数人的权益。
合作协商的制度体系构成了中国政治学理论中的制度体系知识，其与流行的被称为民主但本质是对抗的制度体系截然不同。这套制度体系致力于解决长期困扰政治学理论和实践的内政与外交相分离的难题。在对抗式制度体系中，建立在部分对立基础上的政治中充斥着内部对立、利益集团政治和政党轮替政治，难以保证外交政策的连贯性和一致性，进而提高了国与国交往的外交成本，降低了彼此间的外交预期。对于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来说，国家内部地方、派别、集团之间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使得国际合作常受到国内斗争的影响，频遭挫折。在这样的国际政治体系中，人们对国际合作失去信心，难有较为长远的规划。比较起来，合作协商的制度体系能够比对抗式制度体系更好地解决内政与外交分离的难题。在对外问题上，不是多元多头，而是一致向外。在合作协商的制度体系与对抗式制度体系的交往中，前者的外交拥有较为稳定的国内政治支持和保障，对外政策更具连贯性和一致性，能够提供更为长远和稳定的预期和承诺，但是容易为后者的反复无常所困扰。在一个国际政治体系中，如果更多国家以合作协商制度体系为国内政治特征，而不是以对抗式制度体系为国内政治的特征，显然在逻辑上更有利于持久稳定的国际合作。
这里并不是要批评和否定那些接受对抗式制度体系的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制度体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本文只是从学理上剖析源自西方经验、一度被广为接受的所谓民主政治，对其对抗式制度体系的重新命名能够帮助人们进一步理解这一制度体系的内在局限。基于对抗式制度体系的概念，我们在审视当今世界政治时就能更冷静、更清楚地认识被美国政治学界和外交界引以为豪的几波民主化浪潮，它们的实质其实是对抗式制度体系的输出浪潮。与其说西方国家输出的是民主，不如说输出的是对抗式制度体系，这恰恰是导致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陷入治理赤字的一个重要制度因素。不少国家轻率地输入了对抗式制度体系，以为这样就可以转型为“民主”国家，却反而激发了国内政治的分裂、对抗甚至冲突，间接为外部势力放大、激化、利用其内部反对力量、干涉其内政提供了合法的制度渠道。
通过对比考察制度体系，可以进一步深入理解中国大国外交的国内政治基础。简单地说，就提供一致向外的外交政策和维持国际合作而言，合作协商的制度体系比对抗式制度体系要更为确定和有效。在中国的外交行为中，一旦国内制度体系选择了某项对外战略和政策，该战略和政策就会较为持久、连贯和稳定地得到执行。就参与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而言，中国的合作协商制度体系在履约、遵约上要比对抗式制度体系更为稳定和持久，很少出现对抗式制度体系下由于党派斗争而轻率退出或者否定国际协议的现象。当代世界，人们对国际合作的信任和信心不足多少与对抗式制度体系的流行不无关系。进一步而言，在外交活动中，同合作协商制度体系的国家打交道，其确定性和预期性更强；同对抗式制度体系国家打交道，其外交成本会更高，可预期性则更弱。
国际政治学界对对抗式制度体系仍然缺少足够反思。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极端主义与一些主要国家内部政治中的极端主义几乎同时兴起。虽然不能断定对抗式制度体系是极端主义政治的根源，但是其确实助长了国内的极端主义政治，进而外溢到国际关系之中。这是当今世界应当格外关注和反思的一个制度问题。
七、结 论
中国政治与外交的知识体系本质上是一套说明自身从何处来、怎么来、向何处去的解释和分析体系。不是所有国家都要有一套自身的知识体系，但是历史连贯、规模庞大、制度复合的文明自然会为成体系的知识创造提供必要的土壤和资源。具有文明特质的国家，其在世界中的存在和目的都需要一套知识体系予以解释和论证，从而赋予其不断再生产、再创造的精神动力。同时，如果拥有能够同时解释自身、理解世界的知识体系，国家在发展中就会有更强的政治定力和免疫力，即便在纷扰的国际环境中也不会人云亦云或者左右摇摆。在面对要做出重大选择的历史关口时，也能够始终保持沉着从容。
本文只是提供了一个关于中国大国外交的政治学理解的初步基础。本文主张将中国的内政发展同外交活动联系起来，立足于中国政治学对若干政治学核心命题的理解，探究其对中国大国外交理念和行为的意义。外交是政治的延续，不是独立于内政的一个孤立领域。外交理念、价值、行为和目标必然受到根深蒂固的政治思想和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的影响，这是从中国政治学本身拓展对中国大国外交理解的根源。
中国政治学在一些重要命题上形成的一些内生知识对于政治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本文围绕政府理论、制度体系、国际关系民主的叙事转换等概念提出了一些初步的看法，从中国政治学的核心命题和内生知识出发，试图丰富和加深对中国大国外交的理解。本文至少具有以下一些启示：其一，中国大国外交的发展道路与政治发展道路在逻辑上是联系的和一贯的。其二，中国内生的政治知识包含着涉及中国大国外交的内容，这一点在过去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和开发。其三，丰富中国大国外交理论还需要从更多角度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入手。随着中国逐步深入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国际经济体系、企业、市场经济和发展的独特理论是理解中国大国经济外交的经济学基础。
（本文转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08期）
作者简介：
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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