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初步统计，1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56.36万亿元，同比增长10.7%。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02.31万亿元，同比增长8.4%。
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借钱”总规模近250万亿，中国市场上的货币总量已经超200万亿。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是指一定时期末（月末、季末或年末）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余额。获得资金的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借（给付利息），另一种是白拿（合伙人模式）。目前，社融的细分如下表，它包含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政府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支持证券、贷款核销。最新的数据：今年1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55.06万亿元；外币贷款余额为 2.13万亿元；委托贷款余额为11.45万亿元；信托贷款余额为7.49万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3.47万亿元；企业债券余额为23.93万亿元；政府债券余额为38.49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为7.42万亿元。
社融当中，除了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之外，其他都可以理解为社会累计借入的资金总额，目前金额为248.94万亿。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是合伙人模式，说白了就是你买我的股票，你的钱交到我手上，企业经营得好了你可以获得分红，经营差了你可能连本金都拿不回，所以这是一种风险共担的模式，目前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是7.42万亿元。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社融基本可以理解为一种负债，社融越大，社会的负债规模就越高。举个例子：A要开办一间棉鞋工厂，租赁厂房、购买设备、雇佣人员以及其他。A需要的总资金是1000万，其中A投入自有资金是100万，向银行贷款是900万，最终一年的产量是10万双棉鞋，累计金额达500万人民币。在这当中银行贷款的900万就是社融，产出的500万人民币就是GDP。也就是说GDP的产生一是靠负债，二是靠自有资金。我们再把范围再放大一点，2019年我们国内生产总值（GDP)达990865亿元，这是怎么得来的？一是净投入，二是负债。我们知道，GDP来源于净投放以及负债，理想的效果是，在同等GDP的情况下，净投放越多越好，负债越低越好。很简单，以A开的工厂为例，负债越高，意味着资金压力越低，抗风险能力越低，一旦势头不对很可能翻船，比如最近的疫情，债务过重的企业往往频临破产。社融主要是负债，央行最新数据显示：社会“借钱”总规模近250万亿，这是什么概念？社会的借钱规模大不大，负债高不高，关键看的是总负债和GDP的比较。社会总负债是企业负债、政府负债、居民负债的总和。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数据，2019年中国宏观杠杆率是245.4%，与美国相当。宏观杠杆率是社会总负债与GDP的比值，宏观杠杆率越大，那么负债的占比就越大。245.4%的宏观杠杆率意味着中国人连续2.5年不吃不喝才能还完这些债务。数据显示，1996年社会总杠杆率水平只有113%，2019年升到了245.4%，超过一倍。在宏观杠杆率当中，2019年末居民部门杠杆率为55.8%（考虑公积金贷款已近60%）、政府部门杠杆率为38.3%、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是151.3%，可见，企业杠杆率是宏观杠杆率的大头。我国的宏观杠杆率高，与企业的低效有关系，目前中国经济正在进行产业升级，而原来的产业主要是中低端制造业，高投入，低产出，主要通过规模化经营创造利润，投入包含资金、劳动、土地等。举个例子，A工厂中，借入的1块钱，利润只有1.01元，要想扩大利润，就需要借入更多的钱，结果就是负债上升。我国的宏观杠杆率高与我们的融资方式有关，我们可以看到，在2019年1月份256.36万亿元的社融总量当中，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只有7.42万亿元，占比极低。这说明我们的企业获得资金的方式主要是借（银行贷款、发行债券），而不是自有资金或股票融资。我国的宏观杠杆率高还与房价有关，居民杠杆率是宏观杠杆率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几年，我国的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从2008年的17.9%上升到了目前的近60%，增速太快。要知道美国住户部门杠杆率从2008年末的95.4%显著降至2017年末的78.7%，日本住户部门杠杆率从59.5%降至57.4%，欧盟从60.4%降至58.0%。中国不降反快速上升，拉动了宏观杠杆率显著上升。居民杠杆率上升与房价有紧密关系，居民杠杆率上升的过程其实就是房价上涨的过程。很简单，居民负债主要来源于房贷，房价越高，贷款金额就越大，刺激居民买房的可能性就越大。1998年，中国房地产进行市场化改革以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于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8年-2008年，这10年我国GDP增长主要是存量驱动为主，比如我们买房的钱主要是自有资金为主，我们办企业的钱自有资金占有比较大一部分，对于负债的依赖相对较低。第二阶段是2008年-2018年，这10年我国GDP增长主要是负债驱动为主。由于进入新阶段，我们的观念提升，我们对于借钱的容忍度在上升，同时前期自有资金消耗过大，无力独立购房。所以，在这个阶段居民贷款买房，企业贷款成为绝对主力。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1998年-2008年GDP增长主要是企业加杠杆+居民存量资金的利用，2008年-2018年GDP增长主要是企业加杠杆+居民杠杆。我们知道，传统上，我们对生产要素的理解主要是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GDP增长靠的都是这些。几十年来，我们有廉价的劳动力，低成本的土地以及的大量的货币。但是进入2018年以后，这些要素在显著变化，主要是员工工资上升，劳动力成本已经处于较高位置。房价高企，企业和居民的用土、住房成本和以往不可同日而语。货币的超发导致宏观杠杆率上升，我们对资本的利用过于粗放，导致整体的负债率上升。未来10年，是一个新的阶段，新的阶段不仅市场环境正在发生变化，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原来我们对生产要素的理解主要是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现如今，我们对生产要素的理解扩展到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1、人口增速放慢，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边际拉动作用在放慢。2、土地成本上升，在保护耕地的前提下，大城市可利用的土地资源有限。3、宏观杠杆率过高，对资本的利用由原来的举债慢慢转变为权益类资金。未来10年，是中国非常关键的10年，确保中国高质量增长，一是要发展壮大资本市场，发挥股市作为资金中介转手作用，让企业获得资金更多的是靠股市，而不是举债，从而降低整体社会的负债率。二是控制好货币发行量，中国广义货币从2017年中降为个位数，可以预计个位数将是未来10年的常态。三是控制好房价，必须承认20年来楼市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较大的正面意义。但随着房价上涨，它的负面效果越来越明显，未来需要要控制房价，特别要提防涨得太快。四是提高创新能力，在劳动、土地等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创新就很关键，比如说上面的A，生产一双棉鞋需要10个工人，现在我加大了创新投放，加强研究，一个工人一台机器就可以解决了，不仅降成本，还提高效率。五是加强人才的培养，加快技术提升，中国有这个优势，也有这个潜力。现在很多人都提到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我认为，只有办好上面这些事，就不存在这样一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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