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一夜回到解放前

“模范抗疫国家”的落幕

3月初的土耳其，与叙利亚并称为“疫情难以侵入”的两大东地中海国家。

叙利亚由于血腥内战后国内势力各自为政，从而减少了人员相互流通与境外人员大规模前来旅游的可能，因此确诊病例出现最晚、疫情发展最缓。

而土耳其旅游资源丰富多样，每年入境人数多达千万，且与疫情重灾区伊朗、伊拉克相连，但却奇迹般的于3月11日才出现首位新冠病例，而此时的伊朗确诊病例已接近万人。

在周边邻国感染者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土耳其神奇地成为安全的“无疫情孤岛”，这甚至被西方国家视为西方文化优越性的最好体现。

当时土耳其是怎么做到的呢？

实际上，这一现象的发生是土耳其起步甚早的防疫措施作用的直接结果。早在中国爆发新冠疫情时，土耳其就已在机场安装热像仪，发放红外线测温枪，对来自中国的游客进行严格检查，并在伊朗发生新冠后立即暂停往返伊朗的航班，关闭边境。

同时，土国政府在国内严格检查，对城市的公共厕所、学校和公交等进行大规模消毒。在民众根本不以为然、认为小题大做之时就采取非常措施，埃尔多安政府确实颇有先见之明。

但关键问题是，土耳其能够暂时放缓与伊斯兰国家的经济交往，却无法舍弃与西向欧洲国家的人员交流。所以当意大利全面爆发疫情之后，伊斯坦布尔就成为了新冠疫情的“传染高速公路”。

相关数据显示，3月以来，至少37万西方游客进入土耳其。土耳其国内的难民流动更是加剧了危机。3月2日，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批难民获准从土耳其边境进入欧洲，但没进行几天，欧洲就因疫情发展而禁止人员进入，上百万难民便积聚在土耳其—希腊边境，成为土耳其疫情发展的加速器。

果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国内存在的大量难民，使土耳其国家的严防死守变得极为脆弱。自宣布首例确诊之后，疫情爆发速度就超出埃尔多安政府的预料。仅仅20天，土耳其确诊病例就破万，这是意大利疫情发展速度的两倍，美国的三倍。

而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便是土耳其国家为了彰显治理能力，没有做出像中国一样封锁城市的决定。

而且，土耳其国内的医疗物资也是相对短缺的，无法应对如此突然的疫情。3月底，就在土耳其单日新增达到500人之时，埃尔多安宣称“根本无需担心，当前的医疗设施能够每天进行一万次以上的核酸检测”，并向民众保证足够的物资供应。

但实际上，土耳其每千人拥有的病床数和内科医生数，与邻国保加利亚、亚美尼亚都有所差距，更别说与发达的法德两国相比。政府这样的宣传自然是为了获得支持率，但也使民众放松了警惕，客观上加速了疫情的恶化。

艰难向好与政策转向

面对中东“疫情爆炸”和国内确诊病例持续增多的现状，土耳其旅游业遭到沉重打击。2019年能够达到5千万的游客入境，2020年到4月底只有不到200万，损失数十亿美元，民众失业与贫困的加剧更是在动摇埃尔多安的执政基础。

于是，土耳其在两方面寻求突破：

一方面，土耳其加强了医疗设施的建设。5月初，政府出面协调国有和私营企业，以提高口罩和消毒液的生产能力，并与国外机构合作研发生产呼吸机。这使土耳其在半月之内就保证了口罩和消毒液的充分供应，首批国产呼吸机也在各大医院陆续投入使用。

为了获得境内难民的好感，政府甚至宣布“所有人到公立医院治疗和检测新冠，不分国籍，也无论有无医保，一律免费”。更为可贵的是，政府通过各大媒体不断向民众宣传居家隔离的重要性，这在其他西方文化具有深刻影响的国家是很难落实的，甚至在电视剧的广告时间都满是宣传广告。卫生部长与总统也在讲话中强调“居家隔离、注意卫生就是为国家做贡献”。

另一方面，便是土耳其国家擅长的转移国内视线。为了不影响政府支持率，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和利比亚内乱上持续发力，民众的关注点纷纷转向国外。而随着疫情的常态化，土耳其人似乎也习惯了在政府严格管控下的特殊生活状态，再去追求“不戴口罩的自由”，就显得越发不合时宜了。

5月底，土耳其疫情终于趋向平稳，单日新增只有十几例。政府也于6月1日重新开放咖啡馆、餐厅、公园等场所。对戴口罩的严格管控仍在进行，6月10日的新规定显示“在公共场所不戴口罩，将面临300美元的罚款”，可见后期疫情防控也做得比较到位。

但就在此时，土耳其国内的伊斯兰主义加速回归，政府的施政重点也从防疫变为了为曾经严格的宗教政策松绑。

在4月的严厉防控期间，政府关闭了大量清真寺，这激怒了大量的穆斯林教众，影响了埃尔多安所属的正发党民意支持率。为了迎合选民，疫情形势稍缓之际，政府便大力回归伊斯兰，世俗化持续倒退。

一个典型表现便是圣索菲亚博物馆的改建。

7月10日，土耳其最高法院推翻了国父凯末尔于80年前签署的内阁法令，裁定博物馆的用途不合法，埃尔多安进一步宣布将其改建圣索菲亚清真寺。

民调显示，这一复建计划至少赢得73%的民众支持。其背后原因在于该行为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可以满足民众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辉煌历史的向往。

而此举对防疫大业来说无疑是灾难，穆斯林与世俗主义者的矛盾迅速激化，大量世俗主义者从曾经的支持政府防疫转变为“否定一切”，强烈要求埃尔多安下台，甚至拒绝遵守政府颁布的口罩法令。

可想而知，政策的加速转向给防疫大局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并且，土耳其宗教属性的进一步显露，也与美欧等传统盟友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距离越来越远，部分欧洲国家便减少了与土耳其政府在防疫方面的合作，以表达对改建行为的不满。

于是，从8月4日起，土耳其单日新增病例再次回到千例以上，防疫大业功亏一篑。

“火上浇油”的正发党内部斗争

当然，除了埃尔多安政府加速回归伊斯兰的行动外，“火上浇油”的正发党内部斗争也在搅乱防疫工作的正常进行。

到今年8月，土耳其经济已经连续三年低迷不振，又受新冠疫情的猛烈冲击，通货膨胀长期居于高位，民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正发党内部一些资深政客便蠢蠢欲动，意图挑战埃尔多安的总统之位。

早在去年12月13日，埃尔多安曾经的亲密盟友、土耳其前总理达武特奥卢便因“害怕被架空权力”，而选择组建新的政党“未来党”，与埃尔多安分庭抗礼。

在当前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埃尔多安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在叙利亚、利比亚和伊拉克同时用兵，遭到国际舆论的强烈指责与国内反对党的批评。正发党内部，像达武特奥卢这样的政客，便积极与反对党联手，争夺正发党选民，削弱埃尔多安的执政基础。

在反对派支持下，当前的伊斯坦布尔市长与埃尔多安便在是否“封城”和对失业者补贴的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这极大地拖累了防疫措施的连续性。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七八月份，土耳其民众迎来古尔邦节假期，也早已对疫情放松了警惕，不遵守防疫规定的现象亦时有发生。

据有关数据统计，超过21万的无症状感染者生活在土耳其，还有难以进行统计的难民营中的感染者，甚至出现症状但仍在外出行的人都能达到2万左右。民众津津乐道去谈论的，可能早已不是无趣的“常态化疫情”，而是动态变化的土耳其对外行动与残酷的政府内部斗争……

于是在土耳其特殊地缘位置、政府政策调整与内部权力斗争、中东整体疫情形势的三重影响之下，土耳其的疫情反复是必然的。但可喜的是，和很多在战火中艰难求生的中东居民不同，土耳其的现代化程度较高，大多数民众的生活质量并没有降低。

但疫情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对未来的预期。

参考文献：

1.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0/08/erdogan-turkey-concessions-eastern-mediterranean-200826093937574.html

2.https://www.fx168.com/fx168_t/2008/4136454.shtml

3.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live/2020/aug/25/coronavirus-live-news-gaza-in-lockdown-following-first-local-cases-hong-kong-man-re-infected

4.https://abcnews.go.com/International/wireStory/turkey-warns-greece-test-patience-east-med-72618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