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量巨大！高层密集发文释放重磅信号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发表署名文章，就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提高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比重等问题重磅发声。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提醒投资者，收益永远和风险成正比，承诺低风险高收益就是诈骗，金融监管要永远与这类行为作坚决斗争。除此之外，实体经济是货币经济的根基，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
信息量巨大！高层密集发文释放重磅信号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ID：jjbd21）
导读：郭树清强调，坚决抑制房地产泡沫。文中指出，房地产与金融业深度关联。目前，我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39%，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
证监会、银保监、央行，同时发文释放重磅信号。
近日易会满、郭树清、易纲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均发表文章，信息量巨大！
易会满：全面阐述“十四五”时期提高直接融资比重6大任务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署名文章指出，“十四五”时期，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强化资本市场功能发挥畅通直接融资渠道，促进投融资协同发展，努力提高直接融资的包容度和覆盖面。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近期出版，书中刊发易会满题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署名文章，文章提出了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六大重点任务：
1、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拓宽直接融资入口。
坚持尊重注册制的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特征，及时总结科创板、创业板试点注册制的经验，稳步在全市场推行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
同时，全面带动发行、上市、交易持续监管等基础制度改革，督促各方归位尽责，使市场定价机制更加有效，真正把选择权交给市场，支持更多优质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发展。
2、健全中国特色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增强直接融资包容性。
切实办好科创板，持续推进关键制度创新；突出创业板特色，更好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发展；推进主板（中小板）改革；深化新三板改革，提升服务中小企业能力；稳步开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制度和业务创新试点，规范发展场外市场；积极稳妥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健全风险管理机制，拓展市场深度、增强发展韧性。
3、推动上市公司提高质量，夯实直接融资发展基石。
持续优化再融资、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等机制安排，支持上市公司加快转型升级、做优做强；进一步健全退市制度，畅通多元退出渠道，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强化优胜劣汰；推动上市公司改革完善公司治理，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更好发挥创新领跑者和产业排头兵的示范作用，引领更多企业利用直接融资实现高质量发展。
4、深入推进债券市场创新发展，丰富直接融资工具。
完善债券发行注册制，深化交易所与银行间债券市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进一步支持银行参与交易所债券市场；加大资产证券化产品创新力度，扩大基础设施领域公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范围，尽快形成示范效应；扩大知识产权证券化覆盖面，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
5、加快发展私募股权基金，突出创新资本战略作用。
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积极拓宽资金来源，畅通募、投、管、退等各环节，鼓励私募股权基金投小、投早、投科技；出台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暂行条例，引导其不断提升专业化运作水平和合规经营意识；加快构建部际联动、央地协作的私募风险处置机制，切实解决“伪私募、类私募、乱私募”突出问题，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6、大力推动长期资金入市，加快构建长期资金“愿意来、留得住”的市场环境。
加快构建长期资金“愿意来、留得住”的市场环境，壮大专业资产管理机构力量，大力发展权益类基金产品，持续推动各类中长期资金积极配置资本市场；加大政策倾斜和引导力度，稳步增加长期业绩导向的机构投资者，回归价值投资的重要理念；鼓励优秀外资证券基金机构来华展业，促进行业良性竞争。
郭树清：房地产是现阶段金融风险最大“灰犀牛”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发表文章《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郭树清指出，收益永远和风险成正比。古今中外，总有人盼望能以更低风险获取更高收益，但规律不可能打破。承诺低风险高收益就是诈骗，金融监管要永远与这类行为作坚决斗争。
郭树清强调，坚决抑制房地产泡沫。文中指出，房地产与金融业深度关联。目前，我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39%，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
今年8月郭树清在《求是》发文指出，经过持续努力，金融风险总体趋于收敛，金融体系韧性明显增强。不仅成功避免了风险隐患向金融危机演变，也为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创造了宝贵的政策空间和回旋余地。
郭树清在文中表示，回顾中外金融监管史，以下几方面的教训值得认真汲取：
一是货币经济绝不能背离实体经济。商品经济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产业代表的实体经济，二是以金融代表的货币经济。实体经济是货币经济的根基，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然而，金融的本质性决定其特别容易陷入自我循环的泥淖。
因此，金融监管必须把防止脱实向虚作为主要目标之一。次贷危机前，欧美影子银行五年增长一倍以上，很大比例资金未流入实体经济。我国交叉金融业务一度也十分复杂，经过3年多的整治，总体风险开始收敛。
二是将本求利是商业活动的正常状态。我们的先人早就懂得，无论从事何种实业或金融活动，都需要先有本钱，否则就不可能开展正常经营。工商生意如果本钱不足，那就难以循环下去；金融业务如果没有一定的资本金，那就迟早会陷入困境。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就是对银行确定基本的资本金约束，杠杆率必须处于安全范围。
三是收益永远和风险成正比。作为物化的劳动价值，资本具有随时间而增长的特征。但资本在增值过程中必然伴随风险。通常，国债平均收益被视作“无风险收益”。在此基础上，每多一分预期收益，就多一分潜在风险。古今中外，总有人期盼能以更低风险获取更高收益，但规律不可能打破。承诺低风险高收益就是诈骗，金融监管要永远与这类行为作坚决斗争。
四是持续建设法治和诚信环境。金融的核心职能是信用中介，诚实守信和法治精神是金融运行的基础。一方面，金融机构要恪守职业道德，提供“货真价实”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股东、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也要依法依规，严格履约，不能以任何理由逃废债务。
五是把握好金融创新的边界。金融创新是把“双刃剑”，既能提高市场效率，也会酿成重大风险。监管必须趋利避害，把握好“度”。美国1999年重新允许混业经营后，房贷支持证券、信用违约掉期、担保债务凭证等衍生品大量出现，成为系统性风险的主要诱因。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初期，一些网贷平台打着“创新”旗号违规经营，形成巨大金融和社会风险。
六是管好货币总闸门。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都会对经济金融造成系统性损害。资本主义早期经常出现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并由此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的教训同样深刻，即便能够创造短期繁荣，最终不得不付出巨大经济和社会代价。我国曾多次发生银根过松、资金供给远大于需求。例如，1988年和1993年都出现过两位数的物价上涨。
七是坚决抑制房地产泡沫。房地产与金融业深度关联。上世纪以来，世界上130多次金融危机中，100多次与房地产有关。2008年次贷危机前，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超过当年GDP的32%。目前，我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39%，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
八是紧紧抓住公司治理“牛鼻子”。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西方金融业公司治理问题严重。例如激励短期化导致股东、高管，甚至包括一部分员工都愿意过度冒险。一段时间以来，我国部分中小金融机构中，也产生了大股东操纵和内部人控制问题。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健全内部约束机制。目前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劳动生产率、盈利能力、科技创新、普惠金融等方面实现赶超。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把党的领导融于公司治理各环节，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易纲：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如何夯实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有最新解读！
近日，易纲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发表《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文章。
文章对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重要意义、内涵、重大举措进行了详细阐释，在如何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等方面均有定调。
其中有几个要点。
1、必须实行独立的中央银行财务预算管理制度，防止财政赤字货币化，在财政和中央银行两个“钱袋子”之间建起“防火墙”， 同时要防止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承担企业信用风险，最终影响人民币信用。
2、要完善中央银行调节银行货币创造的流动性、资本和利率约束的长效机制。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完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健全利率走廊机制。
在贷款利率方面，破除贷款利率隐形下限，引导金融资源更多配置至小微、民营企业，提高小微、民营企业信贷市场的竞争性，从制度上解决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3、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有序开展可控试点，健全法定数字货币法律框架。
4、市场纪律、破产威慑和惩戒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以社会稳定为由倒逼中央政府、中央银行承担高昂救助成本的问题仍未根本扭转。
从事中处置看，要压实股东、各类债权人、地方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责任。从事后问责看，要对重大金融风险的形成过程中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地方政府的责任进行严肃追究和惩戒，有效防范道德风险。
5、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与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逐步将主要金融活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纳入宏观审慎管理。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ID：jjbd21）综合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杨志锦）、上海证券报、中国基金报、e公司官微
郭树清发文开怼：房地产是最大的“灰犀牛”，还不忘敲打金融科技巨头!
健全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持续完善权责一致、全面覆盖、统筹协调、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导读
我国是最早出现货币的国家之一，早在2000多年前，就形成了完整的金融活动管控制度，可以说，中国在金融监管方面长期走在世界前列。
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各类金融业务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各种金融风险和危机不断爆发。1720年英国颁布《泡沫法》，标志着国家开始对现代金融活动实施监管。1933年美国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确立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业经营格局。20世纪80年代后，欧美国家逐渐兴起混业经营趋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上对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反思，修订发布一系列新的监管标准和规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探索完善金融监管体制。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包括对所有金融活动进行监管。之后，陆续成立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逐步形成银行、保险、证券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格局。2017年，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次年组建银保监会，监管的权威性和协调性更趋完善。
回顾中外金融监管史，以下几方面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汲取。
正确认识现阶段金融形势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三年攻坚战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的金融安全形势仍然十分复杂。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经济金融运行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金融监管面临新的严峻挑战。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加，金融运行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中美博弈加剧，美方对我战略遏制升级，很大程度上将扰动全球金融市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一些国家采取强刺激做法，实施“无限量宽”政策，长期负面影响难以估量。其他自然灾害、地缘政治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加许多新的不确定性，外部环境变化可能造成更大冲击。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人口未富先老、经济杠杆率过高、科技创新力不强、资源环境约束增大等重大挑战。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单位产出所需资金增多。受多重因素影响，金融业市场结构、经营理念和服务方式与高质量发展要求还很不适应。
现代科技已经并将继续对金融业态带来巨大改变。科技变革有利于发展普惠金融、提升服务效率，但也使金融风险的形态、路径和安全边界发生重大变化。数字货币、网络安全、信息保护已成为金融监管的全新课题。我国移动支付、线上借贷和互联网保险等走在世界前列，意味着法律规范和风险监管没有成熟经验可资借鉴。
金融体系内部风险仍在持续累积，一些长期形成的隐患并未彻底消除。疫情冲击下新老问题相互交织叠加。结构复杂的高风险影子银行容易死灰复燃。银行业不良资产反弹压力骤增。一些中小金融机构资本缺口加速暴露。企业、居民和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进一步抬升。不法金融机构依然存在，非法金融活动屡禁不止。
金融相关制度存在较多短板，金融法治还很不健全。一些基础法律制定修改需提早谋划启动，有的规章制度落地执行变形走样。现有法律法规震慑力不足，违法违规成本过低。一些法规专业性操作性不足。金融机构常态化风险处置机制尚待完善。非正规金融体系交易活动缺乏有效约束。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失信惩戒不到位。信息披露机制有效性不够，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全面，市场透明度须进一步提高。
金融监管资源，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明显不足。金融监管的专业化、国际化水平有待提升。金融基础设施助力监管的有效性不足。监管科技水平不高，与金融科技高速发展的趋势相比，监管工具和手段难以满足实际需要。高素质监管人才较为缺乏，资金和技术等资源保障亟待充实，基层监管力量十分薄弱。
持续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文 /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 郭树清
来源：《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转自：行长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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