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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体系：一个制造业帝国的兴起与分化
文章来源于文化纵横
过去十多年来，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近三任美国总统的政治立场和政策理念，多有摇摆，但他们都喊出了推动制造业回流、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口号，并推出相应举措。然而，从美国对“中国制造”卡脖子来看，其制造业仍牢牢占据全球工业体系的顶端。那么，美国精英的“制造业焦虑”从何而来？
本文回顾美国工业史，发现美国制造业崛起背后有两种“美国体系”。
一是“制度的美国体系”，即19世纪美国的经济保护主义思想及其政策实践，如高关税壁垒、对制造业补贴、国内基建和统一市场建设；
二是“制造的美国体系”，即19世纪美国兴起的以大规模生产体系为特征的制造方式。制造业是美国崛起为世界霸权的物质基础。
但成为霸权后的美国选择了符合霸权利益的全球政治经济安排，一方面不得不放弃“制度的美国体系”，另一方面促成“制造的美国体系”在全球加速扩散，反而侵蚀其自身制造业根基，以至于出现局部去工业化。
而当去工业化恶果显现时，美国又不断对其盟友和新兴工业国发动贸易战，试图重振本国制造业。2018年以来的对华贸易战和科技战，不过是这一行动的最新表现。
作者指出，美国制造业帝国的兴衰，也折射今日世界一个核心问题：美国霸权体系所包含的不稳定性。美国不甘心为自己的霸权成本买单，甚至尝试以某种19世纪的方式来重铸制造业帝国，这意味着这个霸权所打造的世界体系已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及其风险，是被美国视为竞争对手的大国所不应回避和低估的。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第1期120-130页，原题为《美国体系：一个制造业帝国的兴起与分化》，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美国体系：一个制造业帝国的兴起与分化
制造业是美国崛起为世界体系霸权的产业基础，也是美国迄今仍然能维持其霸权的物质基础。18世纪的美国独立，既是政治建国，又是工业立国，在美国的政治躯壳内，一个制造业帝国以“美国体系”（The American System）之名持续演化着。
美国体系这一概念有两个内涵，其一是指19世纪美国的经济保护主义思想及其政策实践，可称为“制度的美国体系”；其二则指19世纪美国制造业中兴起的以大规模生产体系（mass production system）为特征的制造方式，可称为“制造的美国体系”。
汉密尔顿的幽灵：
美国的工业文化传统
2021年3月31日，美国总统拜登公布了一项规模高达2.25万亿美元的基础建设计划，侧重于对基础设施、制造业、清洁能源、护理产业及科技研发的投资，提议每年对基建投资在美国国内GDP占比达1%，并通过提高企业税率等税改举措来支付。拜登政府的计划对制造业的关注，既延续了民主党的奥巴马政权重振美国制造业的政策，又与共和党的特朗普政权使美国制造业重新伟大的施政精神相一致。
美国的制造业曾经在全球具有某种全方位的领先优势，但20世纪60年代以后，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出现变化，制造业部门的雇用人数停止增长并开始下降。可以说，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与精英阶层就存在着一种持续的“制造业焦虑”。这种焦虑有其真实性，源于曾经全面称霸全球的美国制造业帝国的土崩瓦解，但是，考虑到美国制造业仍然牢牢占据着全球工业体系的顶端，这种焦虑又包含着一种情绪化的心态，植根于美国独立之初所形成的工业文化传统。
在美国独立前，大英帝国对其北美殖民地采取了压制本地制造业发展的重商主义政策，但殖民地制造业在市场需求的诱导下仍然破土而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殖民地精英逐渐萌生出独立意识，并将打破母国政策束缚的制造业自立也视为独立的重要内涵。
例如从1769年到1772年，富兰克林明确地支持了若干殖民地的大型制造业计划，这些计划将与英国制造品如玻璃、钉子、瓷器等展开竞争。在美国独立战争打响的前两年，马萨诸塞州议会宣称：“每个国家都应该规划自己的国内政策，以此来繁荣自身，在它们自己的疆域内，生产每一种生活和防务所需的商品。”这种酝酿中的重视制造业的工业文化，成为美国独立的思想先导之一。而将制造业发展与政治独立结合起来思考的思维方式，也成为未来美国工业文化的重要特点。
战争对美国制造业与工业文化的演化始终是一个持续性的影响因素。在独立战争中，大陆军缺衣少弹，使华盛顿、汉密尔顿等军事领袖切身感受到制造业对于战略物资供给的重要性。换言之，战争强化了部分美国精英头脑中制造业自立重要性的观念。不过，当汉密尔顿成为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后，其于1791年提交给国会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包含着不止战略构思的经济考量。
汉密尔顿对于经济发展存在着一种动态的现代观念，积极支持工业、金融业等新兴产业，这与当时以农业为根基的美国社会的整体文化氛围格格不入。因此，《关于制造业的报告》首先就是一篇为制造业辩护的倡议书。
汉密尔顿的政敌托马斯·杰斐逊在1781年曾出版《弗吉尼亚笔记》，从道德角度论证农业优于制造业，提出美国不应发展制造业：“就制造业的全面运转来说，还是让我们的工场留在欧洲吧。”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政争，实际上牵涉到美国的立国路线之争，这一路线之争以不同的形式持续贯穿于美国利益集团斗争的历史中。
《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在当时的论战中并未占得上风，汉密尔顿的政治生命也因他在决斗中失败而匆忙终结，但他的遗产却在美国得以保留，并成为美国工业文化的根基。演化的契机仍然是战争。19世纪初，美国与其前宗主国英国的关系日益紧张，并最终导致又一场战争。
这使得杰斐逊在汉密尔顿死后转而相信美国应该发展制造业。1809年，杰斐逊在一封信中坦言：“最近我反复劝导要鼓励制造一切其原料由我们自己生产的商品，数量以至少满足我们自己消费为限。”杰斐逊成了汉密尔顿“政治遗嘱”的执行人。这个“好战的工业国”因为选择了发展制造业，而迈出了通往世界霸权的第一步。从这一刻开始，逐鹿白宫失败的汉密尔顿的幽灵，将一直飘荡于白宫的上空。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其实是对同期欧洲重商主义体系的一种模仿，倡导对作为幼稚产业的美国制造业实施保护性的产业政策。汉密尔顿的建议包括实施保护关税、禁止竞争性外国商品进口、禁止出口制造业原材料、对企业给予奖励、免征制造业原料税、鼓励发明与机械化、制定严格的产品检验规章、促进地区间金钱周转与促进商品运输。
这些建议是对欧洲重商主义集大成之总结，且不乏汉密尔顿原创性的构想。例如，汉密尔顿更加看重的是政府直接补贴企业的政策，而不是重商主义通常实施的高关税政策。同时，对引进机器的强调紧贴了工业革命的新形势。更为重要的是，汉密尔顿的方案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经济现代化计划，包括运用质量检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等多种手段，全方位地培育制造业体系。
美国国会实际上接受了汉密尔顿几乎所有提高制造业产品关税的建议，而未触及补贴和其他建议。于是，一方面，高关税成为汉密尔顿留给美国的一种实际的政策传统；另一方面，培育制造业成为一种深深植根于美国的观念传统。美国的工业文化在政策与观念两个方向上的演化，构成了美国制造业帝国兴起的基本制度背景。文章来源于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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