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反恐对策
美国国家反恐对策
本文作者Michael Robillard，美国（US）反恐立法、战略和政策的历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三者是美国对未来威胁的应对措施。从1970年到伊朗人质危机（1979-1981年）开始，美国预计大部分恐怖威胁来自激进左派和激进共产主义国家支持的团体，如在西德活动的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红军派"）。伊朗人质危机标志着美国的一个重大转变，即承认地缘政治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恐怖主义威胁，这种威胁是相对独立的，其动机是宗教极端主义、共产主义思想。1983年，以 "伊斯兰圣战 "为名的宗教极端分子炸毁了美国驻黎巴嫩贝鲁特大使馆，这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新的威胁已经出现。
20世纪80年代和里根政府标志着这种冷战时期的恐怖威胁进一步减弱，同时美国军队和国防部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戈德沃特-尼科尔斯法案》（1986年）对美国军队的分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和重组。其中与反恐有关的一些重大改革包括建立联合特遣部队（JTF）的概念，正式成立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JSOC），以及正式成立国防部机构--美国中央司令部（CENTCOM），专门负责监督中部和中东地区的行动。
《戈德沃特-尼科尔斯法案》的另一个结果是更严格地澄清了第10章与第50章的立法：概述了在国防部（第10章）主持下运作的机构和成员与在中央情报局（第50章）主持下运作的机构和成员之间的管辖限制和机构分工。就立法权而言，第10章通常涉及军队使用致命武力的法律授权和许可，而第50章则涉及对中央情报局（CIA）进行情报收集和秘密行动的法律授权。这一系列的改革将迎来一个新的国防部基础设施，全面加强了机构间和军种间的整合能力，增加了更多的前沿姿态和战区力量项目，还提高了未来冲突的整体机构灵活性。
根据《戈德沃特-尼科尔斯法案》，国防部各机构和次级机构的形成和编纂工作将于2012年完成。《戈德沃特-尼科尔斯法案》中机构和子机构的形成和编纂具有高度相关性，因为它们提供了美国目前进行战争的基本机构间蓝图，包括当前的“反恐战争”。
随着冷战的结束，在布什和克林顿政府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恐怖主义威胁情况从国家支持的恐怖组织源自单一的对手变成了一系列零散的、不相关的一次性袭击，这些袭击不仅发生在美国国内，也发生在其国外：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1995年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1998年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大使馆爆炸案，以及2000年美国海军科尔号爆炸案。也许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冷战后期，美国的反恐战略和思维是被动反应性的，因为美国的军事和特别行动小组主要是以 "建议和援助 "的身份运作。
然而，基地组织于 2001 年 9 月 11 日发起的袭击，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反恐战略，从根本上的反应转变为从根本上预防，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这种从反应到预防的转变导致了许多美国国内和国防部机构对目的的重大重组和重新定义，以及对 9/11 后威胁形势和整体作战环境的批判性重新思考。这种向主要预防性作战和反恐战略态势的转变最能体现在美国随后于 2001 年入侵阿富汗和 2003 年入侵伊拉克、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Donald Rumsfeld) 于 2003 年至 2005 年制定的扩张性军事政策，以及奠定了所谓的“布什主义”的单方面基调。在国内，我们仍然可以从作为 2001 年《爱国者法案》里加强监视程序和加强边境安全协议中看出这种向积极预防的转变的趋势。
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反恐战略主要集中在承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部署强大的部队，正如2007年的 "增兵 "所表明的那样，在伊拉克地区增派了2万名士兵。在增加驻军的同时，布什政府主要侧重于确保关键位置和基础设施资产（巴格拉姆、巴格达、费卢杰等）的安全，同时建立由地区选举产生的领导人领导的新政府机构（阿富汗的卡尔扎伊、伊拉克的马利基）。
在布什政府时期，还建立了有争议的关塔那摩湾拘留营，允许不经审判无限期拘留涉嫌与恐怖组织有联系的被拘留者，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大量批评。虽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在伊拉克有强大的基地组织存在，但在伊拉克战争一开始，就有很多人认为基地组织确实存在。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时，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伊拉克境内有基地组织的存在，但在布什政府任期结束时，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存在开始有了上升的势头。
随着布什政府任期的结束并将权力移交给奥巴马政府，美国的反恐战略也随着恐怖主义威胁的变化而变化。虽然布什政府的反恐战略最令人难忘的是其对 "驻军 "的强调。布什政府的反恐战略可能因其对 "地面上的靴子 "和拘留的强调而被人们记住。而奥巴马政府则可能因其对 "地面上的靴子 "和拘留的重视而被人们记住。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驻军大幅缩减，并更加强调使用有针对性的无人机袭击和特别行动突袭（例如，在也门杀害阿瓦拉基的事件和2011年在也门击毙奥拉基，2011年在巴基斯坦击毙本-拉登)
奥巴马政府使用定点清除标志着 "反恐战争 "的一个新先例。根据新美国基金会的数据，布什政府在巴基斯坦进行了48次无人机袭击，杀害了377至588人，相比之下，奥巴马政府在同一地区进行了35次袭击，杀害了1907至3067人。一些人认为这种向无人机打击政策的转变是积极的。
尽管如此，对奥巴马政府使用无人机袭击的批评仍然很多，主要是因为此类袭击是为了杀死许多无辜平民，而不是合法的恐怖主义威胁（Brooks，2015）。此外，批评者还认为，使用无人机袭击并没有成功地击溃恐怖分子的领导层，反而起到了在当地民众中制造怨恨的作用，实际上促进了对恐怖组织的支持（Cole, 2016; Sharp, 2016）。在此期间，美国还发生了数起“受启发”的i自杀式恐怖袭击事件，例如胡德堡枪击案（2009 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2013 年）和圣贝纳迪诺枪击案（2015 年）。
2014 年，美国看到伊斯兰国 (IS) 在资金、招募、互联网存在、武器能力以及在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的领土收益方面声名鹊起。在 2015 年达到巅峰时，伊斯兰国(IS) 看起来更像是一支传统的战斗力量，而不是一个非常规的叛乱组织。2017 年，美国特种部队与伊拉克和库尔德部队合作，帮助从伊斯兰国部队手中夺回了摩苏尔的大部分地区。特朗普政府使用斩首行动和特别行动突袭，特别是2019年10月的叙利亚突袭，成功击毙IS领导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使得IS在该地区的战略足迹大幅萎缩。从那以后，许多争议都集中在美国从叙利亚北部撤军上（Schmitt 等，2019）。
威胁
恐怖组织分类
尽管法律界对具体定义存在很多争议，但通常将恐怖主义理解为涉及对非战斗人员使用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的一个或多个行为者，以进一步达到某种意识形态目的。当然，在这个广泛的保护伞下从概念上混合不同的恐怖组织是有危险的（例如，将伊斯兰国(IS)与爱尔兰共和军(IRA)混合在一起）；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解析不同类型的恐怖组织。我们可以广义地认为恐怖主义行为者属于以下概念类别：
单一行动者或无政府主义者：为某一事业使用暴力但没有追随者的行动者（例如，蒂姆-麦克维，无人机）。
“威斯特伐利亚”恐怖分子：使用恐怖手段的叛乱分子或分离主义运动（泰米尔猛虎组织、爱尔兰共和军、巴斯克）。这些团体对平民使用暴力，是为了在政治上和象征性地向民众表明现有国家没有能力保护他们。这些团体通常被认为原则上是可以安抚的。
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在国家资助和指导下对无辜者进行恐怖袭击的叛乱团体（例如，真主党、塞尔维亚黑手党）。这里有一个 "赞助 "的范围，从直接指导和资助，到没有资助的指导或没有指导的资助，到 "良性教唆"。例如，伊朗对真主党的参与使其被列入国家赞助名单。
部落对抗部落恐怖主义：涉及使用恐怖主义战术，主要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部落以报复或报复为目的。这种类型的恐怖主义在巴基斯坦联邦直辖部落地区 (FATA) 地区最为普遍。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恐怖主义，因为它类似于其他类型的恐怖主义，但暴力行为的意图却大不相同。
圣战恐怖主义：这些团体和个人不仅针对西方，还针对西方利益、西方影响的来源，以及那些被认为支持和/或同情西方理想的国家及其治理体系。这些团体或个人通常也有一些将恢复伊斯兰哈里发国视为目标的愿景。尽管存在过度夸大此类恐怖主义在美国整体国防战略中的重要性的风险，但它仍然是一个足够显着的威胁，足以保证它自己的工作类别。
本期编辑：Z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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