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2023||袁宇阳：“吊诡”的直播：政务直播的内在矛盾及其破解路径

“吊诡”的直播：政务直播的

内在矛盾及其破解路径

袁宇阳

（《人文杂志》2023年第3期）

       在数字化发展背景下，政务与直播的结合成为一种全新的政务发展方向。然而，部分政务直播在带来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容易引起消极舆论，从而形成了一种“吊诡”的政务直播两极化舆论现象。本文尝试反思性借鉴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发现政务与直播之间存在政务的“神圣化”与直播的“世俗化”、政务的“神秘化”与直播的“公开化”、政务的“制度化”与直播的“个性化”以及政务的“无私化”和直播的“逐利化”等“天然”内在矛盾，使得政务直播可能对传统官僚体系产生一定程度的冲击。需要从政务直播的频率、培训、过程和活动等方面对其进行优化，逐渐消弭政务直播中“政务”与“直播”之间的内在矛盾，以此促进我国政务直播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数字化、技术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数字+政务”的模式逐渐成为我国政务发展的重要趋势。而随着全民直播热潮的高涨，直播已然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播+”开始出现在各个领域，“政务+直播”的形式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大直播平台中，政务直播逐渐成为部分公务人员、政府部门的新型办公方式。目前来看，部分地方政府部门、公务人员等开始陆续入驻抖音、快手等主流直播平台，以实时直播形式进行各种政务政策宣传、推广和实施，开展官员助农直播带货活动，并取得了比较积极的成效。

    随着政务直播的陆续出现与普及，学术界也展开了对政务直播的关注与研究， 目前来看，既有研究主要关注政务直播的积极意义与功能价值。相关研究表明， 政务直播是政府部门在数字化背景下的新型政府治理机制，有利于促进民众与政府间的互动。不仅如此，政府官员直播带货也是一种创新的贫困治理方式，有利于推动乡村振兴等等。抖音、快手等主流的直播平台开始成为政府部门和政府工作人员展开数字化转型的新阵地，“政务+直播”的模式逐渐发挥出一系列积极的功能与价值。例如，当前比较流行的以官员为主播的助农直播带动了地方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部分警察作为主播身份也在抖音直播中取得了较好的反诈宣传效果，在短时间内极大地促进了官方反诈APP的下载与推广。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直播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政务部门和政府工作人员将会尝试应用政务直播，以此适应数字社会发展趋势。

    吊诡的是，部分政务直播在取得积极效果的同时，还比较容易面临一些消极的网络舆论，网民们时常会围绕政务直播展开争论，从而在网络社会中形成了舆论两极化的现象。以反诈主播老陈的案例为例，警务主播老陈在抖音平台中的反诈宣传直播取得了良好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反诈APP的网络宣传，并获得了很多的积极舆论，然而，在嘉年华事件后快速引起了相当激烈的网络争论，舆论两极化现象十分突出，频频登上微博、抖音等热搜，一度成了网络社会中的热点现象。再比如，通过对抖音政务直播的观察发现，部分公职人员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助力乡村振兴、取得优秀带货成绩的同时，也时常会遭到部分网民的质疑甚至“攻击”。可以发现，尽管政务直播具有相当多的优势，也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了“有目共睹”的积极功能，但部分政务直播仍然可能引起各种“非议”与“质疑”，比较容易受到消极舆论的抨击，并在网络社会中形成舆论争议，从而影响政务直播的进一步推进。

    既有研究已经关注到政务直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对其进行了一定的分析， 认为政务直播在制度和服务方面面临困境，政府官员需要规范直播行为，创新直播形式以及遵守适度原则，等等。这些研究给予政务直播相关研究一定的启示与贡献。但与此同时，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对现象的描述，缺乏理论层面尤其是社会学理论层面的反思，对政务直播本质的系统化分析有待深入研究。基于此，本文将概述当前我国政务直播中存在的舆论两极化这一较为“吊诡”的现象，借鉴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挖掘部分政务直播比较容易引起消极舆论的内在原因，并尝试提供一些破解路径，从而塑造更加积极的网络舆论环境，以此助力政务直播高质量发展。

    1.积极舆论：作为风口的政务直播

    政务直播的优势毋庸置疑，这是一种建立在直播之上的新型数字化政务模式， 有利于强化政府部门与人民群众的即时沟通与互动，可以极大地提高政务宣传效率，促进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目前来看，以直播带货和政务信息宣传为主的政务直播得到了不少民众的认可，成了一种促进政务发展的创新形式。

    当前在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中的政务直播主要以带货和政务宣传这两种类型为主。第一种类型是政府官员作为主播，助力地方农产品直播带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促进农副产品直播带货的健康发展。由地方政府部门牵头的乡村直播带货有利于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较快发展。当前的政策与实践均证明，政务直播+公益带货的模式凸显了政务直播的积极经济功能，尤其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方面的作用显著，具有公益性质的政务直播得到了不少民众的认可与支持。因此，在不少政务直播间以及相关评论区，经常可以看到网民发出类似“支持县长”“家乡的骄傲”“为老百姓做实事”“造福百姓”等弹幕与评论，营造了良好且积极的政务直播舆论，同时也增进了网民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互动和“面对面”交流。

    另一种类型是政府工作人员通过直播来展开政务宣传与推广工作，以政务直播+政务信息宣传的模式，极大提高了政务宣传的效率。例如，近年来在抖音平台“出圈”的反诈直播吸引了大量网民的关注，促使抖音平台兴起了一股反诈热潮；厦门工信局的“直播带策”活动吸引了超20万人的观看等。在不少网民看来，“政务+直播”的模式具有比较强的创新性与趣味性。在直播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中的背景下，不少政务部门开始借助直播展开各项政务宣传工作，并取得了比较好的直播效果与宣传成绩，吸引了众多民众的观看与点赞，收获了良好的网络舆论，使得直播成了推动政务数字化转型的“风口”。

    2.消极舆论：作为风险的政务直播

    然而，吊诡的是，政务直播尽管在政务宣传以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可以发挥良好的作用，但仍然容易引起部分网民的抨击和批判。通过对抖音政务直播的观察发现，政务直播在取得积极效果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消极舆论和舆情风险。在直播过程中，作为主播的政府工作人员“稍有不慎”便会引致较为激烈的网络舆论纷争，从而削弱政务权威性。目前来看，针对政务直播的消极舆论主要围绕直播合理性以及直播行为这两个方面展开。

    一方面， 政务直播在直播合理性方面容易引起舆论争议。在部分网民看来， 政务直播本身是一件不值得提倡和推广的事务，政府工作人员不应该参与直播。通过对抖音政务直播的弹幕和评论区观察发现，部分网民认为“身穿制服的公职人员不应该直播”“不提倡官员带货”“官员应该干正事”“作秀而已”等，对政务直播持有批判态度，政务与直播被认为是互斥的关系，由此形成了政务直播的消极舆论。与此同时，在百度搜索“县长直播带货是好是坏”这一词条，会出现各种类型的辩论；在抖音政务直播的评论区，也时常看到各种关于政务直播“是好是坏”的热议。透过这些对政务直播持负面意见的评论发现，部分民众对政务直播本身持有一定的消极态度和刻板印象。另一方面，政务直播在主播的直播行为方面容易引起消极舆论。通过对抖音平台中政务直播的观察发现，作为主播的政府工作人员一旦在直播的过程中产生“不符合民众期待”的行为，很容易引起部分网民的质疑，从而产生舆论两极化的现象。例如，一旦政务直播间没有关闭打赏功能，亦或是频繁号召点赞、关注、购买等行为，部分网友便会发出类似“受不住金钱的诱惑”“输给了礼物”“还不是为了钱”“想当网红”等具有一定抨击性和嘲讽性的评论。同时也有不少网友发出“做好自己就行”“好人难做”等支持性的评论，由此在网络中产生两极化辩论。不仅如此，如果官员在直播过程中言语不当，很容易引起诸如“飘了”“露出本性”“虚伪”等消极舆论的抨击。可以认为，政务直播的舆情比较容易在网络社会中引起消极舆论的抨击。

    值得思考的是，当前政务直播在提升宣传效率、助力乡村发展等方面已发挥有效作用，但为何部分民众对政务直播本身持有比较消极的态度和偏见？与此同时，尽管政务直播更多的是受到认可，但为何政务直播的舆论如此脆弱和不稳定， “稍有不慎”便容易引起消极舆论和网络争议？为了解读和阐释围绕政务直播而形成的“吊诡”现象，本文尝试反思性借鉴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对政务直播的本质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探索政务直播容易产生舆论两极化的根本原因，挖掘政务直播的内在矛盾。

    从官僚制逻辑来看，“政务”与“直播”之间存在一系列的内在矛盾，使得政务直播容易陷入吊诡的两极化网络舆论争议中。官僚制逻辑指的是在政府制度基础上产生的稳定的运作形态。在关于官僚制的论述中，马克斯·韦伯的论述最具代表性。尽管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与我国的实际情况具有较大差异，但关于科层制等的相关论述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通过对该理论进行反思性借鉴，思考政务与直播之间的关联，发现政务直播主要存在包括政务的“神圣化”与直播的“世俗化”，政务的“神秘化”与直播的“公开化”，政务的“制度化”与直播的“个性化”以及政务的“无私化”与直播的“逐利化”等四重内在矛盾。

    1.政务的“神圣化”与直播的“世俗化”的内在矛盾

    政务直播中的“政务”与“直播”本身容易存在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内在矛盾，使得政务直播比较容易在网络中遭受各种争议与质疑。韦伯认为，从官僚制的视角看，官员的实际社会地位往往是最高的，社会中存在一定的“官民”阶层区隔。与此同时，传统国家的信任机制实际上依靠的是将政府和官员进行神圣化。在官僚语境下，从身份区隔和国家治理的层面看，“官”以及他们负责的政务具有一定的神圣化特征。事实上，“公职”与“神圣”之间的关系自古便有之，有研究发现，我国传统衙门挂的“明镜高悬”牌匾便凸显了一定的神性力量。长期以来， 我国社会中一直存在较浓的“官本位”思想，“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影响深远，体制内工作、官员身份以及单位编制等受到了不少民众的追捧甚至是膜拜。而这种对编制和官员身份的膜拜可能促进神圣性的再生产，使得相比于其他世俗化的事物，公务员的身份及其展开的政务工作显得更为神圣。因此，无论民众对政务持有的态度如何，政务在社会大众的心中，或者说期待中具有一定的“神圣化”特点。

    从当前的直播现状来看，目前较为主流的抖音、快手等各大直播平台往往与游戏和娱乐相挂钩，经常被视为一种世俗的活动，与具有一定神圣性特征的政务具有较大的差异。我国的直播热潮与游戏的兴起紧密相关，具有强烈的娱乐特性。在当前的“全民直播”时代，以抖音和快手为主流的大部分直播以娱乐、搞笑和消遣为主要内容，还时常出现缺乏底线的“哗众取宠”式的直播乱象，使得从事直播经常被认为是典型的“世俗”活动之一。甚至在不少人看来，直播尤其是长时间的直播是“低俗”“娱乐至死”“不务正业”和“网络乞讨”的表现，这使得部分民众对当前的直播产生了一定的厌恶和抵触心态。与此同时，在我国的官僚话语体系中，政府工作人员时常被称为领导、干部、公职人员和公仆，属于政治精英和神圣的公职者，需要履行神圣的职责与义务。而主播经常被称为“网红”，且在当前的网络环境中，“网红”这一词越来越具有一定的污名化特点， 难以被部分民众接受。

    因此，从“圣俗关系”来看，政务与直播之间存在天然的“互斥”。政府公务人员参与网络直播尤其是长时间参与网络直播容易被认为是“在公务时间不干正事”“掉价”“丢脸”的表现，为人民服务的公职人员在朝着网红的方向发展，容易颠覆部分民众对政务系统的印象，不符合民众对政务的期待。在韦伯看来，现代官员总是争取享有一种高贵的、等级的社会评价，而政务直播可能让政务系统面临消极社会评价的风险。在当前流量经济异常火热的背景下，直播的世俗化特征日益凸显，政务在直播的加持下可能会削弱其权威性和庄严性，降低部分民众对政务的好感度和神圣感，使得政务直播可能置身于“神圣”的政务与“世俗”的直播之间的矛盾之中，从而受到质疑与批判。

    2.政务的“神秘化”与直播的“公开化”的内在矛盾

    政务直播存在政务的“神秘化”与直播的“公开化”之间的内在矛盾，直播的“过度公开化”可能会降低政务系统和官僚体系的神秘化特征，从而可能让政务面临权威性与威严感被削弱的潜在风险。在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下，我国民众普遍认为官与民之间存在着一种身份地位层面的区隔感和距离感，内心往往具有“理想类型”式的政务代表人和政府形象。而这种理想类型的塑造和维系高度依赖于“神秘化”特征在官僚制体系中的呈现。何为“神秘化”？在韦伯看来，官僚体制总是倾向于一种排斥公众的行政管理，总是向批评界隐藏它的知识和行为。也可以将其理解为适度隐藏不利于自身权威性的因素，避免在公众面前过度曝光。适当的神秘化可能有利于维系统治者的权威，神秘化特征有助于消除“理想类型”与“日常生活”之间所具有的差异，从而维持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在神秘化特征的加持之下，在普通民众看来，政务代表人以及相关从业人员往往被认为应该具有如同韦伯所说的“卡里斯玛式权威”特征或与之相类似的“官员素养”和权威特点，这种权威特点赋予了官员相应的合法性基础，也是老百姓心目中对政府的“理想类型”与“印象管理”。一旦神秘化特征因为某些原因被削弱，可能会降低统治者的权威与威望，影响政务系统的公信力和稳定性。

    而直播属于需要吸引和聚集民众“注意力”和网络流量的“展演”模式，会全方位展示主播的各方面特征，让从事政务直播的公职人员以“高度公开化”的形式出现在民众面前。在政务直播过程中，作为主播的政府工作人员的整体面貌、说话表达方式、细微的表情变化以及情绪的反应，基本上全部“无死角”展现在公众面前，具有“极强”的公开化特征，民众对公职人员的关注点会产生“从身份到体型”“从官职到颜值”“从业务能力到人格魅力”等很大的转变。从这一点来看，政务直播完全不同于过去所有形式的政务数字化模式，在镜头下，具有一定神秘化特征的政务系统开始以生活化的形象出现在缺乏足够彩排的现场网络直播中，政府工作人员以“日常生活中的人”的面貌出现在公众面前。作为主播的政务人员既要展现政务内容，同时也要注重自身的形象呈现，还要面对各种“不可预知”事件的发生，一旦产生不当的言论、行为和表情等，“神秘”的面纱逐渐会被掀开，神秘化特征可能会随着直播的不断开展而日益降低。

    韦伯认为，魅力型权威是比较不稳定的。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官僚体系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魅力”的根基，而神秘化则是维持“魅力”的要素之一。一旦作为主播的政府工作人员在政务直播的过程中展现出与网民心中理想类型式的体制内人员形象的较大区别，没有展现出公职人员应该具有的基本素养和职业操守，政务的神秘化特征可能会被削弱甚至被“打破”，导致民众内心“理想类型”式的政务形象崩塌，进而可能引起部分网民对政务直播甚至是政务体系的质疑，影响政务体系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因此，公职人员在公开化的直播之下，稍有不慎便容易引起消极舆论，自身的“神秘化”特点也会随之消解。

    3.政务的“制度化”与直播的“个性化”的内在矛盾

    政务往往具有高度制度化的特点，而直播体现的则是个性化，使得政务直播存在一定的“刚性”的制度化与“柔性”的个性化之间的内在矛盾，从而容易引起网络舆论的质疑。从官僚制视角看，我国政务体系具有比较显著的科层制特征，处于“自上而下”治理逻辑中的公职人员往往置身于一定的“刚性的”制度化结构中。按照韦伯的说法，比较类似于“非人格化”特征。在韦伯看来，官僚体制是理性的，其行为受到了非人格性的控制。周雪光指出这是一种按章办事，不徇私情，往往是按照指令来行事，凸显了制度化与非人格化对人的约束，这种非人格化的机制很容易削弱身处于其中的人的个性与创造性。这一观点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共识，按照部分网友的评论，指的便是“当官的要有当官的样子”，“官员要严格遵循规章制度、规范行为举止”等。公务人员需要在工作过程中遵守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严格按照制度化的规定来开展各项业务。这既是一种施加于公务人员的制度，也是官僚体系本身以及社会舆论对公职人员的人格设置与“去个性化”要求。在各种制度的“规训”下，公职人员往往需要具有一定的“共性”而非“个性”。例如，特定部门的公务人员需要穿着相应的制服，按照既定的流程开展相关业务等，而官员穿着个性化的服装、表现出不合时宜的神情、在正式场合开玩笑等行为，则被认为是不符合规定的、是需要纠正的。因此，在高度制度化结构中的行政人员往往置身于各种“条条框框”中，行为举止受到了一定的规训与约束。

    而直播作为一种公开化的展示，追求的是“个性化”，例如风趣的发言、有趣的辞藻以及吸引大众的话语方式，以此吸引网民的关注。通过对抖音、快手等平台中直播现象的观察发现，具有较高流量和人气的直播间均具有各自的特点与特色，主播或多或少要具备一些“接地气”或者是“有意思”的特征。有研究发现，在直播过程中，人们可能更关注视觉和情绪而非内容的本质。无论在何种类型的直播中，观众可能更关注主播个人而非实际的直播内容。如果要开展一场比较成功的政务直播，需要作为主播的政府工作人员在直播的过程中展现出一定的个性，将需要宣传和展示的政务内容以更加大众化、个性化而非高度制度化、模式化的方式表达出来，以此吸引网民的关注。而个性化往往伴随着各种非预期状况，进而可能带来一些舆论风险，例如个性化的着装、“段子手”般的个性、无意间的“梗”和“玩笑”等很有可能被放大并引起误会和争议。

    因此，制度化的官僚特征已经让民众对政府工作人员以及政务体系产生了比较深刻且强烈的刻板印象，而直播则强调个性化特点，使得政务直播很有可能存在政务的“制度化”与直播的“个性化”之间的反差矛盾。在政务直播过程中，如果作为主播的政府人员严格按照制度化的模式来进行直播，可能并不会取得较好的直播效果，难以发挥直播的功能价值。而如果为了追求直播效果过于展现个人的“个性”与独特的魅力，比较容易出现由于不恰当言语、表情、态度等而引起的非预期状况，很可能被部分网民冠以“思想觉悟不够”“哗众取宠”“不符合政府工作人员的形象”等消极评论。可以发现，政务主播一方面需要尽力“引流”， 以此提升宣传效果和直播成绩，另一方面又不能过于“个性化”，需要严格平衡好制度化与个性化之间的关系，从而比较容易引起较为“吊诡”的政务直播舆论两极化现象。

    4.政务的“无私化”与直播的“逐利化”的内在矛盾

    政府工作人员往往被视为是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公仆，而直播经常与“变现”和“资本”等紧密相关，使得政务直播存在政务的“无私化”与直播的“逐利化”之间的内在矛盾。在韦伯看来，官员以政治为职业，可以定期拿到薪金报酬。在官僚制逻辑下，政务工作是公务人员的本分和“天职”，政务体系往往给予政府工作人员良好的生活收入和待遇，从而要求政府工作人员“无私”奉献于政务。在我国政治话语体系中，“无私”至关重要，“为人民服务”是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的使命、职责与座右铭，廉洁和无私是每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应该遵循的根本原则。作为政府工作人员，需要具备大公无私以及艰苦奋斗的奉献精神与高尚觉悟，在政务工作中通过无私奉献来实现自身的价值。而在民众的直观理解中，无私经常体现在经济层面，民众更容易对节俭和清贫的政府工作人员产生更多的好感，这被认为是“接地气”“廉洁”和“不忘初心”的体现。与此同时，《公务员法》规定诸如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等条例，严格限制了公务员的私人收入来源。可以发现，无论是从制度规范还是社会共识的层面来看，公务人员需要具备“无私化”的特点，遵循“无私奉献”的工作原则。

    然而，当前的直播与流量、资本、金钱、获利等紧密联系在一起，诸如“直播的尽头就是带货”“流量为王”“资本控制”等话语经常被用来形容当前直播的现状，使得直播具有显著的逐利化特点，与无私化的政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需要认识到的是，包括政务直播在内的各种直播的目的基本均是为了增加人气、吸引流量，从而达到宣传、推广、传播相关信息以及助农带货等目的。然而，在当前的流量时代，流量越来越具备商品化和资本化的特征。在部分民众看来，无论直播的主体是谁，直播理由多么的冠冕堂皇，其最终目的无外乎是为了带货和收取打赏礼物，通过流量为自身谋取更多的个人利益，是一种典型的逐利行为。

    可以发现，具有打赏、PK以及带货等丰富“获利”功能的直播所具有的“逐利化”特点与“为人民服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无私化”政务原则存在显著的内在矛盾。政府工作人员参与具有“逐利化”特征的直播不仅可能让政务陷入“资本化”的困境，同时也容易被民众认为是政务“无私化”性质产生变质和异化的表征， 从而对其进行批判与质疑。在当前的直播大环境下，无论政务直播的出发点和目的何在， 部分民众并不接受公务人员参与到充斥资本、流量、金钱、利益甚至是剧本的直播中，对政府工作人员开启直播打赏功能、展开连线 PK等行为表示不满，“直播就是为了钱”已经深刻烙印在不少民众的印象中， 已然形成了对直播的排斥和偏见，自然难以接受公职人员参与其中。因此，尽管政务直播具有许多积极功能，但当前直播本身所蕴藏的较为深刻的“逐利化”特点使其容易陷入网络舆论的漩涡中，由此产生吊诡的舆论两极化现象。

    如何促进政务直播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破解政务直播的内在矛盾，规避可能面临的潜在风险，成为当前我国政务直播亟须克服和解决的问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需要改善政务直播的频率、培训、过程以及活动，以此提升“神圣化”，保持“神秘化”，兼顾“制度化”以及坚持“无私化”，从而缓解“政务”与“直播”之间的四重内在矛盾。

   1.提升“神圣化”：合理增加政务直播频率

    通过合理增加政务直播的频率，改善民众对直播的固有认知以及可能的偏见，适当提高政务直播的“神圣化”，以此提升政务与直播的“匹配度”，逐渐减少政务的“神圣化”与直播的“世俗化”之间的内在矛盾。当前直播更多应用于娱乐、商业等领域，“政务+直播”的模式仍然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政务直播并没有成为一种较为主流的政务模式，可能遭到部分民众的误解，认为与直播扯上关联的事务是世俗的甚至是低俗的，从而容易引起“圣俗之争”。有研究表明，圣俗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和反映了社会关系。直播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取决于直播塑造了何种社会关联，如果政务直播有利于强化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政务直播中直播的世俗化属性自然会逐渐降低。而这种关系的塑造与再生产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民众对政务直播这一新型政务模式的适应和接受同样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

    因此，未来可以尝试在相关政府部门适度普及和推广政务直播这一新型的政务模式，借助直播重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社会关系，不断强化政务直播自身的合理性以及民众的接纳度，从而在一定程度提升政务直播的“神圣化”特点。例如，可以在部分政务部门尤其是经常需要向公众宣传相关政策的警务、法务等部门试点开启政务直播业务，展开诸如反诈宣传、普法教育以及乡村直播带货等活动，将直播作为业务开展和政策宣传的重要数字化工具之一，以此让民众逐渐对政务直播“习惯成自然”，改善对直播的刻板印象。在此基础上，遵循“因地制宜”的政务直播原则，避免政务直播无序化普及的问题。在实际生活中，并非每一个政务部门都适合开展直播业务，涉及保密、隐私和安全的相关部门并不适合推广长期政务直播，需要结合政务部门的特点与需求开展政务直播业务。

    通过适当且合理地增加政务直播的频率，可以让民众更加习惯“政务+直播”这一新型的政务模式，让直播不再成为带货和娱乐的专属，强化政务直播中直播的工具属性特征。基于此，随着政务直播的日益发展，政务直播也许可以成为重塑和再造“官民”关系的重要载体，拉近政务与民众之间的距离，让政务在直播的推动下更进一步融入群众生活中，改善民众对直播的偏见与质疑，从而在一定程度提升作为政务辅助工具的直播的“神圣化”特点，减少政务直播的“圣俗”之争。

    2.保持“神秘化”: 有效提高政务主播素养

    通过强化政务直播的相关培训，提升作为主播的公务人员的专业素养与人格魅力，逐渐降低政务的“神秘化”与直播的“公开化”之间的内在矛盾。在韦伯看来，培训方式是现代官僚制度中不可缺乏的因素之一，培训往往与官僚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民众内心理想的“政务”与现实的“政务”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果政府工作人员在缺乏培训和风险预测的情况下盲目开启直播，容易产生各种非预期后果和状况，造成政务形象的“崩塌”，政务的“神秘化”面纱可能被轻易打破，从而带来政务权威性弱化的问题。因此，需要增强作为主播的公职人员的直播培训，提高其直播素养，避免民众期待的“理想类型”式的政务与现实之间产生较大差异情况的发生。

    例如，新东方在“双减”之后展开的以教师群体为主播的直播带货---“东方甄选”给予了一定的启示。事实上，同政府工作人员直播一样，教师带货同样也面临着“教书育人的天职”与“带货网红”之间的“天然”内在冲突，但新东方直播间中的教师通过将自身的专业素养同“带货”相融合，真正做到了寓“教 / 货”于乐，得到了众多网友的认可甚至是“赞叹”，不仅促进了带货量的增长，同时也强化了新东方教师的“尊严”，消弭了教师直播带货的内在矛盾。而这实际上为政务直播打造了一个良好的“样板”，因而政务直播需要在宣传政务、带货的同时尽量也展现出公职人员的素养和魅力，在参与公开化直播的同时，维持自身的权威性特点。

    除了合理增加直播频率之外，还需要强化政务直播的相关培训，有效提高作为主播的公职人员的专业素养，保持和强化政府工作人员类似“卡里斯玛式权威”的人格魅力，避免政务的“神秘化”特征被严重削弱。例如，在需要开展政务直播的政务部门选拔一定数量的主播，并对作为主播的政府工作人员进行系统化的直播培训以及相关指导，形成“政务宣传+直播技术+专业素养”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政务直播模式，形塑符合民众期待的公务员形象，避免“镜头下的政务”与“理想类型式政务”的高度反差，维持政务的“神秘化”特征。从而使得公开化的直播不仅不会削弱政务的神秘化特点，反而可以强化政务的权威性。

    3.兼顾“制度化”：深入改善政务直播过程

    通过深入改善政务直播的过程，在注重直播个性化的同时，兼顾政务直播过程中的制度化特征，减少政务的“制度化”与直播的“个性化”之间的内在矛盾。直播尤其是当前主流的抖音、快手等娱乐平台的直播的重心之一在于打造具有个性化的网红，吸引大量忠诚的粉丝，进而展开一系列的直播带货活动，形成围绕网红而塑造的“流量经济”，这便是当前比较流行的直播运营逻辑。而由于政务的严肃性和制度性所在，政务直播并不适合这种专门打造和包装人设、从而营造各种个性化政务网红的模式，这样可能带来政务“饭圈化”和“泛娱乐化”的潜在风险。

    周雪光认为，仪式化活动在维系体制的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适当增加一些仪式化活动有利于维系政务体系的制度化特征。仪式化行为有很多种，例如唱歌、讲故事、着装等均可能是日常的仪式化行为。因此，在开展政务直播的过程中，作为主播的公职人员需要注重一定的“仪式化”表征，除了追求一定的个性化和趣味性的同时，还需要兼顾作为政府工作人员的制度化特征。例如，要认真筛选政务直播间的背景、布置以及氛围音乐。作为主播的公职人员在直播带货、宣传知识的同时，要时刻约束自身的行为举止，穿着得体的工作制服、保持良好的仪容仪表、注意自身的话语表达方式等。与此同时，在整个直播过程中，还可以穿插各种有利于维系政务权威性和严肃性的仪式化的话语和互动环节，例如适当展示单位的正能量事件、结合特定的情境讲述经典历史故事等。通过以上措施，可以让政务直播在具备一定个性化的同时保持自身的制度化特征，规避过度个性化可能带来的消极舆论。

    4.坚持“无私化”：严格设定政务直播活动

    通过严格设定政务直播中的打赏、PK等活动，始终坚持政务直播不谋私利的“公私分明”原则，以此减少政务的“无私化”与直播的“逐利化”之间的内在矛盾。在当前的直播环境中，包括打赏、PK等活动是重要的互动工具，也是主播与网民之间重要的情感链接和关系中介，尽管具有强烈的逐利化特征，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情感意义和认同意义。因此，需要对政务直播中的活动进行改善，强化政务直播中打赏、PK等活动的情感意义，降低甚至剥离其经济意义。

    事实上，直播打赏往往还具有一定的情感特点，且可能通过直接的互动在一定程度矫正科层制的“非人格化”特征。在直播时代，需要认同打赏在情感和认同方面的合理性，打赏除了是一种经济行为，同时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认同行为。因此，在未来的政务直播中，可以对直播打赏等活动进行一定的改善。一方面，可以改变政务直播打赏的基本形式，让其不影响政务的“无私化”特征，并在一定程度创新政务的公益模式。例如，将政务直播中的打赏所得用于公益活动、进行现场捐献、相关资金全面公示等，并制定严格的监督条例，限制政务直播打赏的逐利化特点，打造公益化政务直播模式。另一方面，可以改善政务直播的打赏机制，强化政务直播间内打赏功能的情感价值与情感意义。例如，可以在政务直播间中，尝试对虚拟礼物进行“再虚拟化”处理，仅仅设置“点赞”“支持”和“投票”等免费虚拟化礼物，在保持打赏机制的情感功能之余，剔除其逐利化特征，以此减少政务直播的内在矛盾。

    政务直播不同于以往的政务数字化转型模式，以往的依托电视、微博、公众号等展开的政务模式尽管也突破了传统的“纸质型”“线下型”政务模式，但基本上也处于传统的类似韦伯所论述的官僚制逻辑下和科层制体系中，数字化技术并不会对传统的官僚体系产生较大的冲击、影响与威胁，政务的发展始终处于可控范围内，面临的非预期状况较少。而随着存在多重内在矛盾的政务直播的出现与发展，政务系统开始面临各种非预期的舆论风险，时常引起一些网络争议，其背后实际上也蕴藏着政务直播这一新型数字化政务模式可能对我国传统官僚体制的“挑战”与“冲击”，使得政务系统的神圣化、神秘化、制度化以及无私化等特征受到一定的“威胁”，进而引起民众的质疑，形成“吊诡”的政务直播现象。

    如何在数字化技术层出不穷且变幻莫测的数字化社会中，让数字化技术与政务体系更为有机地融合，让政务直播成为一种促进政务数字化发展和转型的“风口”而非“风险”，是一项亟须长期关注和研究的课题。本文只是从官僚制的角度来反思政务直播所具有的内在矛盾，未来还需要从不同的视角，借助访谈法、问卷法等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全民直播背景下的政务直播进行更进一步的学术分析，不断挖掘和发现我国政务系统在数字化社会中的“韧性”“柔性”和“可能性”，逐渐消弭“政务”与“直播”之间的内在矛盾，营造更有利于政务直播健康发展的舆论环境。在此基础上，尝试发展出具有本土化特征的数字官僚制理论，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指导和助力我国的政务数字化转型，并拓宽电子政务相关研究议题。

    文章来源：《人文杂志》2023年第3期。项目来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健全新时代互联网治理体制研究”(22AZD065)。作者简介：袁宇阳（1993-），湖北孝感人，法学博士，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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