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曰见淩，亦自作孽——颐和园被烧始末

一八六零年十月十八日（清咸丰十年九月六日），一个晴朗干爽而充满凉意的清晨，英国全权谈判代表额尔金勋爵和英国军队司令格兰特将军，命令他麾下的英军第一师连同第六十步枪营和第十五旁遮普营，总共三千五百名士兵，在约翰·米歇尔将军的指挥下，举着火把点燃了包括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等在内的三山五园，霎时间，京城西北黑烟弥天，大部分以易燃雪松木构成的、雕梁画栋的宫殿在烈火中熊熊燃烧，时间足足持续了三天三夜。富丽堂皇的清漪园万寿山和昆明湖区建筑群，就在这火光中缓缓倒塌，变成一片废墟。而此时此刻，英、法联军的首领已经趾高气扬地坐上在中国传统上只有皇帝才配享受的八抬大轿（此据原资料，按照资料，皇帝的排场不仅仅是八抬大轿），以炫耀武力的二千名士兵为随从，和留在京城的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满清王公大臣签订《北京条约》了。

那位苏格兰贵族，第八代额尔金勋爵是这样解释他之所以要发布烧毁园林的命令的。他说，火烧皇家的园林，是为了给清朝皇帝一个教训，是想让他明白，大英帝国的臣民不是想杀就能杀的，任何这样做的人，都必须为此付出代价。而且，烧毁这些美轮美奂的园林，可以让皇帝痛苦，可以让他丧失骄奢淫逸享乐的天堂，却和中国普通百姓无关，因为普通百姓连靠近那些园林的资格都没有。

对额尔金的这一举措，法国人首先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一项毫无意义的报复举动，是对艺术品的野蛮破坏，所以他们首先声明，他们的军队不打算参加。当时的法国全权谈判代表葛罗男爵甚至为此向额尔金建议，如果英国的确想给中国皇帝一个教训的话，与其烧毁他的园林，不如烧毁他在京城的正规住所――紫禁城。但是额尔金果断地拒绝了，他有他的考虑。因为在这之前，也就是九月十八日，额尔金派出的先行使者巴夏礼等三十多人在通州和清朝怡亲王载垣进行谈判时，由于巴夏礼坚持要在士兵的护卫下亲自向咸丰皇帝递送国书，导致怡亲王勃然大怒，命令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的军队将巴夏礼等三十九人全部逮捕，押送进京，关押在圆明园（据西人自己的描写，而中国文献说这些人并未关押在圆明园）。在圆明园中，这些包括使者、记者、锡克随从在内的英国使团人员，遭到了狱卒们给予的非人折磨，他们被浸水的牛皮带反绑住手腕，强迫跪在地下，整整三天不给予米食和饮水，很快，他们双手被皮带所勒的部位开始腐烂，无数个蛆虫在津津有味地吞噬他们的腐肉，疾病和脱水最后导致了二十个人死亡，剩下的人在后来获释时，听说另外有同胞被清军抓获斩首，还连连艳羡那些同胞死得太舒服了。

额尔金等人在悲愤的情绪中举行了掩埋死者的葬礼，看到自己麾下的使者和士兵死前遭受了如此的痛苦，额尔金倍觉愤懑，而且感到无法向英王交待，他觉得自己必须要做点什么作为发泄，在和格兰特将军商量之后，他做出了选择，那就是烧毁圆明园和清漪园等皇家园林。为此，他还事先专门贴了一个告示，告示中说：

任何人，无论贵贱，皆需为其愚蠢的欺诈行为受到惩戒，18日（1860年10月）将火烧圆明园，以此作为皇帝食言之惩戒，作为违反休战协定之报复。与此无关人员皆不受此行动影响，惟清政府为其负责。

圆明园是满洲皇帝享乐和办公的地方。五十多年前，第一个来清朝进行外交访问的马嘎尔尼勋爵刚到北京，就被安排住在圆明园享受优渥待遇五天之久。五十多年后，他的同胞却要在这里享受蛆虫、饥饿和死亡的折磨，这其中也许说不清谁对谁错。自以为是天朝上国的清朝皇帝一向是好客的，当马嘎尔尼来京时，乾隆慷慨地给予他总共八十四人的使团每天一千五百两纹银的招待标准，虽然马嘎尔尼怀疑他的使团无论怎么吃，每天也吃不了一千五百两银子，但他至少也承认每天提供的食物的确非常精美。而世易时移，此刻的咸丰皇帝只肯给予巴夏礼等人饥饿加蛆虫的待遇，只能说明这两个国家产生了误会。这种误会由于双方已经不处在同一个时代，就像双方的武器有着中世纪和近代的差别一样，通过言语已经无法解释清楚，只能通过一方以枪炮的强迫手段对另一方给予“启蒙”。

烟波浩淼的清漪园昆明湖，曾是当年乾隆皇帝仿照汉武帝的习练水军之地，它曾经险些一度成为八十岁的乾隆皇帝带着马嘎尔尼勋爵荡舟游览的地方。当年马嘎尔尼还在奔赴北京的路途上，乾隆就下令疏浚昆明湖的湖底淤泥，以便这位远方进贡的英吉利蛮夷能在碧波荡漾的豪华龙舟上欣赏天朝上国的风物之美，这是多才多艺的大清皇帝自己亲手指导构建的天上园林。可惜因为马嘎尔尼坚决不肯对乾隆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导致和这座人间仙境失之交臂。当然，马嘎尔尼就算知道了也不会遗憾，因为就像看不起清朝那些宛如戏台上的士兵一样，他对中国园林的美丽也有相当的轻蔑，曾经批评它“假山太多，金鱼池太多，青铜陶瓷的龙虎太多，睡莲太多”。五十多年后，手持火把的英军士兵亲眼让昆明湖的碧波见证了万寿山宫殿崩塌倾颓的凄惨。那巍峨高耸、金壁辉煌的大报恩延寿寺，那月殿云阶的琼楼玉宇，被英人的一炬，可怜焦土，只剩下犹自凌烟的盘纡磴道，在灰土中见证着这一文明国家带来的没有褪尽的野蛮。

额尔金事先贴出的告示已经说明，这一烧毁园林的举动和百姓无关，只是为了惩戒出尔反尔的清朝政府。应该说，他并不怎么了解中国，却仍然对中国官府和百姓的关系颇有料中。在遭受大火后，圆明园、清漪园内的各种物品也随即遭到了当地中国土匪和百姓的重新洗劫，连清朝士大夫对此也毫不讳言。一生顽固守旧的湖南举人王闿运在他的《圆明园词》自注里说：“夷人入京，遂至园宫。见陈设巨丽，相戒弗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乃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民，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也。”类似的说法还有两三种，虽然与事实都不尽相符，但联军劫掠后的园子遭到周围百姓的进一步劫掠，的确是不可否认的，在时人的日记中亦可见记载“园中逐日杀土匪廿余人”。在专制政权下，皇帝享受的园子的确和普通百姓无关。在危难关头，只有士大夫才有忠君就死的义务，和百姓的确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毁灭园林本身是否真的能消除额尔金的怨愤呢？事实上下这道命令的额尔金本人内心也有过矛盾，他在日记里说：“对一个这样的地方抢劫和蹂躏是够坏的了，而更糟糕的是无谓的糟蹋和损坏。在那些价值一千万镑的财产中，我敢说连五万磅都卖不到。”英国军队司令格兰特也在日记中这样说：“目睹如许古旧而且伟大的离宫被毁，我不禁也戚戚然忧愁起来，并且感觉着这是一件不文明的行为。”但是他转而又说：“为了给中国人一种将来的教训，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奉命点火的约翰·米歇尔将军甚至拒绝在精美的延寿寺点火，他说：“我对那种魅力深感震慑，把它当作一件艺术品留了下来。”

法国军队司令孟斗班对额尔金的决定很不以为然：“这是于一个文明民族不相宜的报复行为，因为它破坏了在数世纪期间受到尊重的那些令人赞赏的建筑。”

也有英国人分析过额尔金的心理。因为额尔金的父亲也就是第七代老额尔金伯爵是一位著名的文物收藏家，曾在1812年担任驻奥斯曼帝国大使时，把雅典坍塌的万神殿上的雕刻剥落下来带回英国，被他的同胞拜伦勋爵指责为“疯狂的破坏分子”，因此学者比钦曾这样分析：“他一生都在因为父亲对艺术品的过渡溺爱并因此付出惨痛代价而感到痛苦，现在艺术品将首当其冲接受他的报复。”

在英国本土，几乎没有什么人不赞同额尔金的行为。当然也有例外，在听闻了额尔金焚毁园林之举后，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也惊呆了，她认为，这是一个过于激进的行为，是剧烈的破坏，甚至比反对私有制的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更加激进。英国王子阿尔伯特也非常沮丧（此据参考资料抄录，朋友赵楚先生指出，阿尔伯特王子实际应该是阿尔伯特秦王，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担心这场大火将使满清皇帝蒙羞，降低他在中国的威望，导致朝廷垮台，而给仇视私有财产的太平天国带来好处。

这说明他们并不了解中国的政体，就像清朝士大夫不了解君主立宪的英国一样。此刻，在热河“巡狩”的咸丰皇帝的确在焦头烂额，但区区几所园林的被毁，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如丧考妣的大事。因为他深悉外来的蛮夷并没有想占据他帝国的企图，他更为关心的可能是太平天国政权和捻军的暴乱对他宝座的威胁，如果宝座还在，园林将来还可以再建。如果说对蛮夷们的确心怀耿耿的话，这位躲在热河的年轻皇帝更关心的其实是他的面子。不过这个面子和园林无关，而是和礼节有关。

在咸丰之前的两个皇帝，乾隆和嘉庆都曾经企图在英国使者面前享受作为天下共主的威严，但是先后在这两个皇帝当政时来中国访问的马嘎尔尼勋爵和安赫斯特伯爵都不肯躬行皇帝要求的三拜九叩大礼，因此惹得两位皇帝大不高兴。在那两位英国贵族看来，这种三跪九叩的大礼实在过于不可思议，他们认为世界上任何宗教信徒对他们教主的恭敬也不能望其项背，如果他们这样做，将有损作为独立国家英帝国的威严，因为英国并不是大清皇朝的属国。当然，为了达成和大清皇朝通商的使命，马嘎尔尼据说还做了一点通融，最终在乾隆面前双膝下跪。安赫斯特却因为他的毫不妥协而干脆当即遭到了嘉庆皇帝的驱逐。

即使在军队溃败、京城被夺、园子被烧的情况下，躲在热河的皇帝耿耿于怀的仍是自己可怜的面子问题。在《北京条约》签订之后，留在北京的王公大臣吁请他回銮，却遭到了他的拒绝，理由是“天寒”。其实他真正担心的是回京之后将不可避免要面对英法公使，而如果那些“蛮夷”拒不肯在自己面前躬行三跪九叩大礼，自己就丢了祖宗的脸面，还不如像鸵鸟一样，躲在热河不见。另外一个忧虑是，他担心“夷人”长驻京城，建起高楼后，用双筒望远镜可以窥视他的皇宫。因此，在《天津条约》签订之前，他一度授命大学士桂良和两江总督何桂清，问他们能否和额尔金商量废除或者修改《天津条约》，大清政府宁愿免去英法进口商品的全部关税，希望能换取英法公使撤销进驻北京的权利。这个想法连桂良和何桂清也觉得不可思议，上奏疏力谏，皇帝方才做罢。

圆明园的被毁在西方引起了轰动，以致法国文学大师雨果也写文章谴责。但对清廷来说，并非惊天动地的大事。作为几代皇帝花了一百五十年经营，皇帝常驻办公的圆明园享受的待遇尚且如此，仅仅作为皇帝游览之地而从不驻跸过夜的清漪园就更不值一提了，因为自始至终，它都不过是圆明园的附园。它的毁灭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是它的主人给它带来的，虽然外面的表现是一种凌辱，但这个主人未必自己也没有责任。

是皇帝游览的风景。自以为具有十全武功的乾隆，当他的眼睛掠过园林东面的稻田以及堤上三三两两的农人百姓时，心里才会更加悠闲和悦。园林的山水草木固然是美的，但是，男耕女织的祥和气氛无疑更美。

所以，那座“人间天上诸景备”的圆明园，那座充分显示着封建帝王“万物皆备于我”的壮阔情怀的圆明园，就仅仅是一座美轮美奂的园林，在乾隆心中，远远称不上是中国传统封建王朝宏丽博大的像征，即使它假模假式地修建一些“买卖街”，装出一副寻常百姓的生活姿态，那也是一种假像，这点皇帝心里全都明白。虽然，清漪园内也有自己的买卖街。但这个买卖街和圆明园的买卖街仍旧不同，它是模仿苏州山塘街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和杭州，永远是儒家文化的代表，它是古代文人在人世间的天堂，乾隆要把这个天堂搬到他的园林之中。

和圆明园内人工开凿宛如方形的福海相比，几乎纯出天然的昆明湖曲线玲珑，无疑更有魅力。它澄镜般的水面和天上的明月相映，是个赏月的好场所。在清漪园的南湖岛上，曾经有一座三层的楼阁，叫“望蟾阁”，在湖东岸，还有一座两层的楼阁，叫“夕佳楼”，可是乾隆竟然从没未观赏过清漪园的夜景。他总是早晨来，午后走。并没有人逼迫他，是他自己在逼迫自己，作为一个有理想的皇帝，他觉得不能那么任性。

这种理想和克制，是园林的后继主人慈禧皇太后永远体会不到的。

1860年11月18日，清漪园在英国人的火把下化为齑粉，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园子被毁那么简单。这个园子固然禯丽华美，代表着中国古典造园艺术的顶峰，但更重要的是，它还承载着一代帝王的梦想，它的倒塌崩颓，实际上相当于中华文化帝国之梦的毁灭。从此，中国再也无法躲在他们自己构造的文化帝国之中自娱自乐，而是赤裸裸地暴露在西方文明强国跟前。火光不仅仅焚烧了园林，而且似乎灼伤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心，留下了深深的伤疤。很显然，作为皇帝享乐的园林，本来和普通的中国百姓是毫不相关的，而它的耻辱，之所以能让很多中国人感同身受，是因为这园林所承载的文化和每个普通百姓息息相通。

慈禧耍尽手段，终于搜刮了大清国库的最后一点家底，重修了清漪园。但从她把清漪园改名为颐和园就可以看出，她只想把颐和园当成她享乐的地方。她并不想继承乾隆的理想，来恢复代表乾隆之梦的清漪园。这不仅仅是财力的问题，也是她个人境界的问题，以及时势的问题。

清漪园当初和静明园、圆明园、畅春园连成一片，它是开放的，作为一个部分融入到西郊的园林群中。它的开放，代表着封建帝国开放进取的勃勃生机。而颐和园的四周却是铜驼荆棘，麋鹿游野，这种触目的荒凉不但不能为新修的雕梁画栋增色，反而会触发主人的黍离之悲。因此，它的主人需要建高大的围墙来遮蔽。

新建的颐和园没有四大部洲、没有耕织图、没有蓬莱三岛，甚至没有苏州街，只多了四面的围墙，也许慈禧并非不想看到墙外的男耕女织，也许乾隆的理想她不能完全体会，但并不意味着她完全不想体会。她只是知道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而且，她并不是皇帝，不想作为圣君名垂青史，虽然她实际上掌管着帝国的最高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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