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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文苑｜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
我们所面临的挑战首先是:怎样才能有所创新，实现认识论意义上的进步？ 我个人觉得，回应这一挑战，首先需要在“问题意识”方面有所突破。
所谓“问题意识”，实际上是一种“眼光”。它所反映的，是一种追求历史识见的研究取向；所要求的，是洞察敏锐而言之有物。它探索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不以重复大而无当的普遍规律为目标。对于“问题意识”的强调，有利于寻找学术前沿、减少浅层次的重复，有利于促进论点的提炼与研究的深入，也有利于多领域甚至跨学科的交叉合作。
“问题意识”一方面涉及到“问题”本身，也就是说，在众多可供选择的题目中，有些论题，可能更具实质性意义，或者说对于全局性研究更有“牵动”作用；另一方面，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提问的方式，即如何提出、如何着手解决问题，而这实际上反映出人们治学时的一种“意识”。
实际上，略加注意便可发现，在目前大量的著述中，作者本人预设的问题总会或隐或现地显露出来。例如《文臣：兴邦还是误国》，标题虽然醒目，却鲜明地体现着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类似的认识方式我们处处都会遇到:分析社会阶层与权力结构时的“贵族—平民”；评价特定集团、群体时笼统的“改革”或“保守”；对于王安石变法，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此外诸如“前进—倒退”，“传统—现代”等等，迄今仍未摆脱贴标签式的简单化提法。当然，有许多相对并举的概念，曾经启发过我们研究的思路，例如宋代的文与武、南与北等等，但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应该有更为深入的分析与更加丰富的认识范畴。
任何一种具有解释力的研究模式，任何一种评价体系，都需要中等层次的论证以至微观的考订作为其逻辑支撑。这就需要追求问题设计的层次化、细密化与逻辑的推衍。就有关制度的讨论而言，寻求一些比较有过渡感、衔接递进的提法，既看到前后时代、此制度与彼制度的差异，又看到融通与传承，探究既连接又隔离对立双方（两极）的“中间层面”、“过渡阶段”、“演变途径”，或许有助于提出更为新颖的问题。
如今，制度史的研究者们无不注意到“长时段”、“动态”研究的必要性。以赵宋开国以来的政治制度史为例，如果我们不局限于朝代更易的框架之下认识问题，则可能注意到，中晚唐、五代乃至北宋初期（太祖、太宗朝至真宗前期）应该属于同一研究单元。我们不能仍然将自己的思路局限于“祖宗创业垂统，为万世法”。尽管新王朝的建立为制度更革提供了契机，却并不意味着全新制度的开始。要把握北宋前期政治格局及制度设施的发展轨迹，不能不把我们关注的时段放长。与此同时，应当意识到，今天的我们，进行跨朝代的研究，必须突破宋人的“唐史观”、“五代史观”与“本朝史观”之限制，必须将我们的研究建立在扎实逼近的基础之上，满足于浮光掠影则可能导致似是而非。
举例言之，以往的研究者讲到宋初专制集权制度的建立，每以枢密院掌军政为分割宰相事权的例证。八十年代以来，苏基朗、梁太济在研究唐末五代枢密院的渊源及其演变之基础上，先后指出“所谓相权之分割更应是削枢密之权，以实中书之任。换言之，这毋宁是重建中书宰相制度的开始，而非其分割与削弱的肇端”；“（宋初中枢设置）从制度设施来看，是分割宰相军政权的结果；而从枢密院的渊源及其演变来看，实际上又是限制枢密使完全侵夺宰相事权的结果”。这种自较长时段着眼、切实而非浮泛的考察方式，无疑对宋代“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之权力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更为确切的认识。
又如，说到宋代的官制紊乱，最易混淆的问题似乎来自官、职、差遣的分离。要把握这一特殊的设官分职制度，显然并非一句“宋承唐制，抑又甚焉”所能交代，我们不得不自厘清其沿革脉络入手。
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过程”，实际上是涉及多方面、起讫点不一、内容性质不一的多种演变过程的汇合交错。这些过程，或与王朝递嬗同步，或与朝代更迭参差，事实上都是更深层次的多方面因素在起作用。在这种宏观背景之下，导致制度变更的因素、动力都是多元的。这里有王朝的政策选择及倾向问题，有不同政治集团的构成及性质问题，也有体制的传承以及内外压力造成的运行机制转换问题。“话语”体系也会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即便是政治生活中具有象征性的“说法”乃至仪式，亦可能影响人们行为的过程，构成为社会秩序建设过程中的内聚力量。
制度史重视发展，强调动态。朝代之间近似制度的类比，有可能提供更为长远广阔的视野；但需要警惕的是，过于表面的类比，在凸现某些异同的同时，又可能使人们忽略关键性的深层次差别，遮蔽其背后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与此类似，朝代内部前期、后期的分别叙述，并不等于自根本上解决了由“静态”到“动态”的问题，而可能仅仅是由“短静态”取代了“长静态”。动态过程像转动的链条，是由不同的阶段、层次、环节连续构成的，没有环节就谈不上演进；而与宣示、与规范存在重大反差的现实运作，则构成为动态过程关注的另一方面内容。
图为苏基朗《唐宋法制史研究》
所谓“关系”，既包括一制度与它制度相互之间的外在关系，也包括决定制度本身性质的内在关系。制订制度的人、形成制度的过程、制度的规定与实施，无不反映着形形色色的利益关系；正是各类关系与制度本身之间形成的“张力”，决定着制度运行的实际曲线。我们既需要研究有关制度的具体内容，例如其机构、职任、法规等等，又需要注意尽管无形却更为重要的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渗透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直接、间接地影响着制度的运行过程。对于种种关系网络特有的运作机理与渗透方式，我们至今还缺乏清晰的认识。如果我们重视制度的实际运作而不仅仅是其条文，那么，我们将清楚地看到，一方面，制度既提供又制约着人们集体选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制度本身既由“关系”构成，又由“关系”限定。
宋代历史上涉及制度研究的一些重大问题，本身即是对于“关系”的探究——例如制度与组织的关系、制度与人事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等。再以官僚选任制度为例，在选任原则方面，任人与任法的关系；规定条文方面，法与例的关系；选任机构内部，官与吏的关系；参选资格方面，课绩与年劳的关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正是处理这些关系时不同的公开规则与潜在规则，反映出人与制度间的互动，塑就了制度实施过程中的不同特质。强调“关系”，我们有可能将制度置于活动的场景之中；有可能提炼出更具实质意义的问题；有可能走向对于制度史的立体认识。
无庸讳言，当我们对官僚制度中的某一项或某一侧面进行局部考察时，有时可能忽略了环绕这“树木”的“森林”，特别是这“森林”得以生长的环境。当然，我们可以说是“一叶知秋”、“一滴水也折射太阳的光辉”，从局部可以看到全局；但是，如若没有全局作为思考的背景，数枚落叶绝不等于缤纷的秋季。
就宋史研究的不同领域而言，我个人曾经接触过宋代政治、文官制度、区域性家族、妇女史等方面的一些论题，在感到分身无术的同时，也考虑到课题彼此之间的关联。历史现实本来是没有那么多界域和屏障的，人为地将其拆解开来是为了研究的专门与方便；那么，这种“拆解”也可能造成理解中的隔膜与偏差。今后的我们，是否有可能寻求沟通的出路？
官僚制度与政治史之间的关系，应该说是显而易见的。而它与社会史、思想史、学术史等领域的课题也都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沟通与深入有着多方面的需要，研究者也有着多种选择。如何突破以往制度史的叙述阐释框架，将制度与社会氛围、与文化环境、与思想活动联系起来考察，把貌似抽象的制度“还原”到鲜活的政治生活场景中加以认识，赋予制度史研究以应有的蓬勃生命力，我们需要新的视角。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我们所追求的，不是非此即彼的一锤定音，而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开放空间，是坦诚合力而臻至新的境界。
所谓“规范”，实际上就是一种执行中的标准，一种规则；它应该是有效表现特定思维方式的确当途径，是推进学术发展的必要手段。学术规范不仅是一系列技术标准，而且是使学术受到应有尊重、真正取得进展的保证。
学术规范实际上是一种学术意识，学术境界。它有助于我们寻找本领域的学术前沿，寻找自己的学术起点。它应该充分体现认识演进的过程，反映既有的研究、个人的贡献——包括提出的问题、采用的材料、立论的依据与阐发的方法。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规范，应该首先审视自己的研究目的与研究方式，从自我质疑开始，努力摒弃先入为主而过于轻易空疏的模式化结论。重视学术规范，是敬业精神的要求，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学术品质都是一种提升。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史学，一代人应该有一代人推进学术的责任感。大陆宋史学界对于制度史的研究无疑有着深厚的基础，而这既是我们的长项，又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满足于自说自道而忽略了思想的碰撞与交流。如若我们今天还不能痛下决心从自身开始脚踏实地进行调整，则将愧对我们在相关领域中的同行，也将愧对从事宋代制度研究的前辈与后人。
赵宋一朝，存在许多看似矛盾的耐人寻味现象，有非常开阔的思考余地，需要整体上更为深刻的把握。笔者相信，多元而良性的互动，无数认识与再认识的碰撞、累积，将使我们对于宋代的历史有更为清晰而确切的理解。目前首先应该致力的，是通过自觉的、群体性的持续努力，形成一种真正具有锋芒的、中心突出而高密度的学术交流。只有在这样一种学术空气之下，宋代制度史的研究才会真正有整体性的明显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