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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9月19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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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为时任台湾大学哲学系的杜保瑞教授对文礼书院院长王财贵（季谦）先生之专访。崇贤馆整理采访稿并分期刊出，现重新整理，转发如下：
杜保瑞教授在直播对王财贵教授的采访，左一（镜中）站立拍摄者为崇贤馆李克先生 杜保瑞教授（以下简称杜教授）：我现在是在王财贵老师的家中来跟他拜个早年！实际上，王老师昨天夜里才从大陆回到台北，今天刚好有一个机缘，北京崇贤馆的李克先生邀请我们台北的一些教授聚餐，还有吴展良和林安梧，饭后，王老师请我们到家里一起坐坐。王老师目前在浙江温州泰顺县创办了一家“千年书院”。而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王老师的读经运动在大陆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力，受到大家非常多的谈论。很难得，今天我和王老师刚好有这样一个机会交流，又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所以，我想对王老师的读经教育做个访谈。首先，我先请王老师谈一下，这个“千年书院”的规划，以及背后支撑的哲学思想。访谈之后，如果有时间，我会再请王老师谈谈读经事业的规模、影响，以及他新近的反思。好，王老师您请开始。
王财贵教授（以下简称季谦先生）：先跟各位看视频的网友问个好，拜个早年！所谓的“千年书院”，是还没有命名之前这么叫的，后来拟定一个名字，叫“文礼书院”。“文礼”两个字，典出《论语》。《论语》重复的章节也有，但是不多，叫做“重出”。文礼这个观念，不是重出，而是在两个地方都同样提到，一个是孔子自己说，一个是颜渊说孔子。孔子自己说的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后来颜渊谈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时，总结了夫子所用的教学方式，是“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所谓“博学于文”就是广博地学习，“约之以礼”就是统摄为一以贯之之道。说博文约礼，便“可以弗畔矣夫”，一个人的人格与学问，既要“博学于文”，也要“约之以礼”，才可以不偏离不扭曲。颜渊说“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表示“博文约礼”就是夫子之道，就是夫子的教育理想。文礼书院的“文礼”二字，就取此意，理想颇高，意在以儒家的“道”为书院的理想。 书院的传统，起源甚早，本来是藏书读书的地方，渐渐成为学者讲学论道的教育机构，是唐宋以来，民间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近一百年，书院逐渐没落，到了最近又有了复兴的趋势。当今天下书院林立，我将其分成四个类型：第一类，古书院的重修再建，成为旅游的景点；第二类是新建的书院，大部分是用来做短期的文化讲座或举办不定期的学术交流；第三类是私塾学堂，他们因为有高远的理想，所以也号称书院；第四类，是比较特别的，比如蒋庆先生的阳明精舍，是完全依照古人理想，让天下的学者聚集一起讲学论道。
而我现在所办的文礼书院，又不同于以上四种，基本理想是一样的，希望是能提供讲学论道的地方。但是，中华文化经过这一百年的摧残，所谓能讲学论道的人，越来越少了，而且有学问的人，大多有自己的工作，想聚在一起，很难。我在二十几年前推广读经，是希望能够打下一个文化传承的基础。我认为文化要传承，首先必须读经，然后是解经，博览，成学。既然儿童读经的风气渐渐展开来了，这些读经的孩子长大了，到了青年阶段，虽然扎下了文化传承的基础，但说到“讲学论道”的能力还很不够，必须有地方进行第二度的培养。这个中间阶段，就是文礼书院所要承担的责任。这也就是文礼书院既不同于古代书院，又与现代其他书院不同的地方，这里是真正有学生在此读书，而主体大多是青年。书院本来就不同于体制学校，目前的学校教育并不以传道为主，而是以教授知识为主，我们的体制学校是从西方学过来的，西方的学校教育很明确地自我定位，说“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地方，以知识教学为核心”；更明确一点说，学校是职业训练所，大学是高级职业训练所，读大学是为了找到职业，养家糊口。 所谓传道授业解惑，这种传统的教育精神，在当今世界的大学里已经很薄弱了，但自古以来的书院却是以“传道”为主，“授业”也是授“为道”的业，“解惑”是解“悟道”的惑。文礼书院秉承的就是这种精神。而“传道”必须有可资传道的根基，所以我希望书院的学生先有一些基础，什么基础呢？一是年龄在十三岁以上，有自我学习的能力；二是能够背诵经典三十万字以上，其中二十万字中文，十万字外文。外文不限种类，现在大部分的学生背诵的是英文，将来我希望有别的语言，如德文、法文，日文也可以，乃至于古希腊文、拉丁文，都可以。三十万字是什么概念呢？比如一部《论语》，一万五千字，加上《大学》《中庸》，两万五千字，合为一本。而二十万字的中文，大概就要十本这样份量的书。英文要有十万字，也都是经典。背诵的标准不是说了上句能接下句，而是整本书，从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直背诵到《中庸》，再到《论语》全文，一字不漏，这样叫“包本”，要录像存证，作为入学申请的必要资格。申请的年龄在十三岁以上，没有上限，但一般来说，超过二十岁的人比较少，因为年纪大了才开始背书，就相当难了。
杜保瑞教授采访王财贵教授 文礼书院最大的意义，我设定为“培养融贯古今会通中西的人才”。所谓“融贯古今会通中西”，这些学生所立基的经典，虽然大部分是古书，有人认为古书就是过时的，但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并不是因为成书年代的古老而古老，它是智慧的结晶，它是不依时代的，它是开放的，是永恒的。而且我所推广的读经教育，所读的经典，不只是中国的，也包括西方的经典。如果要学外文，先背诵了像莎士比亚、柏拉图这样一些名著，或者《新约》《旧约》等十万字的经典，打下基础，不仅奠定了高度语文能力的基础，也是将来对西方思想源头深刻领悟的基础。所以书院学生入学的时候，是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潜力，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如果在“愤”之前有这个基础，并能好好开发，就会启发出源头活水。那源头活水一涌现出来，古今融贯是可能的，中西会通也是指日可待的。在我的认知里面，教育是让学生自我实现人性潜能的工程。人性是从古到今，从中到西，所有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只是在文化发展历程中，每个人乃至每个民族有它特殊的发展。现在如果是所谓的国际化时代，地球村时代，每一个读书人都应该有国际化的眼光，都应该有地球村的心量，也就是都应该有人类整体文化的认识，为人类整体文化而奋斗的怀抱。这种眼光心量与怀抱，通过经典的熏陶，是最直捷的路，因为经典就是智慧的渊薮。 我认为所谓“复兴中华文化”，不只是要继承中华民族儒道两家这一主流，我们还要去继承佛家，所谓的“儒释道”三家，也不仅是儒释道三家这一东方文化的传统，我们还要去继承古希腊、古希伯来的哲学、宗教，乃至近代化的科学传统。凡是人类文化的成就，都出于共同的理性，都是普遍的信念。所以中国人，中华民族子孙，如果能够体会孔子所谓“学而时习之”“见贤思齐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教导，以这种文化态度为人、为学，那么在现代讲中华文化复兴，就不只是中国本土文化的复兴，而是全人类文化的复兴，这是我定义中华文化复兴跟别人不同的地方。文礼书院的开设，最近程的目标是为了在三五十年之后，有人能承担起人类文化融合、铸成新一代文化传统的责任，并且能够让此文化传播到中华大地，传播到全世界。所以这个书院，不只是中国学生可以来，外国学生也可以来，这些学生不只要做中国的学问，也要做外国的学问，从解经到博览，进一步深思成学，都要有本有源，才不会虚晃一招。
要有本源，最重要的还是从小读经背经，养成一个功底，才好培养。有人说我们书院入门的门坎很高，背诵三十万字比考清华北大还难，有人认为那是天才。其实，教育的最大意义，并不一定要遗传好、天赋高的孩子才能培养，而是只要遵照教育的道理，给了正当的教育，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成为“天才”。早在几十年前，日本的小提琴家铃木镇一就说过，每个孩子都是天才，人类都一样从胎儿开始，所有胎儿的基础是一样的，他的潜能是无限的，只要不障碍他，他就能长成天才，如果不成天才，那是很特别的。一般人认为铃木先生讲了相反的话，因为大家认为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庸才，天才才是特别的；铃木先生解释说：本来所有的孩子都是天才，但是为什么很多孩子变成了庸才呢，因为天才的孩子如果被庸俗的父母用庸俗的手段教上几年，就变成庸才了。所以，庸才是教育造成的！我有时会加上一句不客气的话，说：如果父母还没有把孩子教成庸才，那是因为一个具有无限潜能的孩子生到这个世界，要让他成为庸才，是不容易的。但如果父母把孩子送去学校，被老师再教几年，就必定成为庸才了。依铃木先生的意思，现在的教育都是庸才的教育。其实，我们想一想，很少有父母、老师把孩子看成天才的，父母跟老师老早都把孩子看成庸才，所以就用庸才的方式教他。比如说一个小学生——我最近才听说有一个版本的小学一年级国语课本，第一课叫作“一二三，木头人”，用这种方式，一年级，二年级，慢慢增高，到六年级，人生中这六年非常重要的语言文化人格发展时期，做父母和老师的，就净教他这些“庸俗不堪”的东西，大家都知道那是一辈子没用的学问，教了六年，他的性格定了，他的理想定了，他的聪明也定了，就成了庸才了。这庸才的孩子长大到了大学——杜教授您是大学的教授，而且是台湾最高、最有名的大学的教授，您认为您的大学学生好教吗？能够轻易把他培养成人才吗？他们有高远的理想、自发的愤悱之情吗？如果没有，大学教授是很辛苦的。但是，为什么这些青年中的佼佼者，没有愤悱之情呢？本来年轻人是很容易有愤悱之情，有理想和憧憬的。如果没有，我想，问题不在大学教授那里，而是在中学老师那里，而中学老师也无奈啊，因为问题其实在小学老师那里。那么，十三岁之前是那么重要的教育阶段，居然没有给孩子有意义的基础教育。所以我这个书院一定要收有基础的孩子来培养，如果没有深厚的根基，是培养不起来的。所以我才定了这个背诵三十万字的门坎。虽然不敢说每一个人都能培养成融贯古今会通东西的文化大才，但志气总应是如此。其实不客气地说，我们就是想要培养圣贤。现代社会，一般的教学场所，即便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牛津或者哈佛，其实他们也不敢说他们志在培养圣贤，因为他们培养的是社会精英。精英聪明有才，但常浮在社会的表面，容易看风转舵，而圣贤则是为道而生的，圣贤的志愿是永恒的，一念万年的。所以我们的书院不培养精英，我想要培养的是圣贤，即便培养圣贤不成，他放出去也是精英，且是有理想的精英，这有理想的精英，古人叫作“豪杰”。所以我们培养的是圣贤、豪杰、君子这样的人物，而不培养混口饭吃或是混得很好的精英，这是我办书院的理想。而整个世界既然是国际化的，既然是地球村，人类的智慧必定要融通。这个融通靠谁呢？假如没有高远的理想，没有深厚的学问，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我希望我的学生将来能够担负起人类这一代的任务，这个大时代的任务。
所谓“大时代”，就是人类东西相见，智慧相通的时代。本来这个“大时代”，是从一百年前就开始了，或者一百五十年前，从日本明治维新就开始了。日本比中国提早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而日本接受西方是比较和平的。中国后于日本几十年，而中国接受西方是痛苦的，那是不正常的时代、不正常的方式。可惜的是日本的文化根基太浅，没有像中国五千年的醇厚。不过，更可惜的是，近代的中国人已经不像中国人了。我的理想是，中国接触到西方文化，应该像魏晋隋唐接触佛教那样，应该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深入佛心而融通之，在完全吸收佛教义理之后，开创出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让佛教、印度的文化、印度的智慧，跟中国的智慧在和而不同的态度中，会通融洽，形成了更广博丰富的文化大流。本来我们自本自根的民族文化，只有儒道两家，唐朝以后，为什么中国人一开口就是儒释道三家呢？佛教不是中国的啊，但是我们中国人把佛教看成是自己的，这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心胸志气。但是到了清末民初这个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丧失了中国读书人的骨气，尤其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极端违反中国传统文化，极端违反人性的一种文化浪潮，他们高喊要吸收西方文化——吸收西方文化是应该的，但是他们一定要以打倒中国文化为代价——提出这样的代价，就太愚昧了。所以中西文化接触一百年来，中国知识界并没有好好承担起“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的责任，这不论对个人，还是对民族来说，都是失职的。我认为人间不可以没有人来做这件事，假如有人做这件事，我都支持，假如没有人做这件事，就我来做。假如有人认为我做得不好，就请他来做。总之，世间这件事，必定要有人做。但这件工作不能交给西方人，不是我们中国人自我做大，这是由两方面原因看出来的：第一方面是文化的特色，第二方面是历史的机缘，以致于西方人不能负担起这个责任。所谓文化的特色是，西方人的文化特色是以表现为主，他们习惯于自是而非他。而中国文化特色是以涵容为主，和而不同，海纳百川。刚刚说的学而时习之、见贤思齐，本来就是孔子的教训，所以中国文化本有包容的心量。再进一步说，中国文化是往“高处”走，西方文化是往“低处”走——用佛教的词语说，一个是智心一个是识心。所谓转识成智，智心必定包含识心，识心不一定包含智心。西方的文化是从识心这里出精彩，中国文化就是儒释道三家，都往智慧这里显高明。这两方面都是人性必须有的开展，叫一心开二门，一个是真如门，一个是生灭门。我们日常生活需要知识、科技，但知识和科技是没有方向的，譬如两只脚很强劲，可以走路，但是不知道走到哪里去，而智慧是决定方向的，但是只有智慧，行动力肯定不够。人类自古以来，东西两半球的文化，各有其特长。这个时代，地理上的交通方便了，促成了东西思想文化的交流，这真是人类整个心灵融会贯通全部展现的大好时机。但融会贯通应该是有本末主从的，所以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应该是东西方文化会通的一个指导原则——这种讲法西方人或许不愿意听，现在连中国人都不愿意听，以为中国人自我夸大。其实，东西的交往已经经过一百多年了，结果日渐浮现，西方人当然不能负这个责任，因为他们的学问特色是在“认识心”的范围之内，而这个范围之内的学问，发展到科学，更是认知心灵的精致推进，而难免以科技吞没了一切，所以科技越推进，越远离于所谓“道”。高层可以涵盖低层，低层不能涵盖高层，西方人的学问特色不足以涵盖东方，东方文化其实是可以涵盖西方的。但是东方的中国，尤其是儒家，其文化特性是追求“至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是“十字打开”的学问。纵使儒家还没有发展完整，但他的理想是如此，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他不只是高明而已，他还自我要求广大。但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要知所先后。有先有后，不是混为一气，也不是注重本而排斥末，因此中国文化发展到完整的时候，必定是本末具备。我们五千年来对本的追求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但对“末”，我们见到西方文化，应该反省到我们对末节的开展，就是在知识层面、技术层面，也就是现实层面的开展，没有像西方人那么强大，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中国人好学，因此融贯中西的责任，不在西方，而在中国，这是文化上的原因。
第二点，说到历史机缘，在这一百多年来，西方人是看不起东方的，他们来学东方是可怜东方，是研究东方，而不是来欣赏东方、敬佩东方或学习东方。但东方人近一百年来是这么热切地学习西方文化，现在可以说，东方人了解西方比西方了解东方要多。遗憾的是，东方人一百年来自己毁弃了自己的传统，丧失了自信。没有自信的心灵，见到西方文化的丰富，只有歆羡，只有崇拜，而不足以深入到文化的源头。所以近一百年来的东方人，包括中国和日本，学习西方，都以“仿冒”和“改良”为主，并没有“研究”和“原创”的能力。
因此中国人如果真要吸收西方文化，不应再走五四运动的路。五四以来，中国人不但没有“融会中西”的志气，甚至急着打倒自己，以为如果把自己打倒了，全盘都西化了，民族便得救了。今天，经过了一百年的横冲直撞，民族受苦受难，并没有找到出路。所以我希望，不仅仅是一个文礼书院，而是凡天下的读书人，都能够体察学问之大，都能够继承孔孟的精神，能够极高明，道中庸，至广大，尽精微。要往这个方向要求自己、培养学生。我刚才说如果天下有人这样做，我一定支持，如果天下没有人这样做，那么就由我来做。虽然一时做得不好，但“守先待后”，希望以后别人做得比我更好。这就是我开设文礼书院的一个基本愿望。如果一个书院是以极高明道中庸至广大尽精微融贯古今会通中西作为理想，这个书院必定是千年的、万年的，所以我称为“千年书院”，就是这个原因。 我相信再过三五十年——一般人都已经认识到中国即将领导世界，不只是中国人这样说，西方人也这样说。不只是这样说说而已，现在整个世界局势的转变，每一步都在展示这种可能性，所以中国人应该准备负起世界的责任了。负起责任的意思，不是要去号令世界，更不是去压榨世界，奴役世界，而是让世界更加安定、和平、光明、幸福。但如果没有这种人才，是不足以负担得起这样的责任的。三五十年之后，世界会把重担交给中国人，我是为了三五十年之后而准备，为中国人如何对世界有所贡献而准备。当然，我的准备已经很久了，至少二三十年了，但是风气还不开，时间还不够，人才还没有出来，基础刚打下去，我想，至少还要经过二三十年的培养。所有到书院的学生，我希望他最少在这里读十年书。从解经，到博览，到思考、融贯、形成学问体系，而这种学问体系必定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为向往的目标。假如不是，仅是成一家之言，那不是我的学生，不是文礼书院的愿望。我的学生要成天下之公言，要“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如果只是为了现在这个时代，只是成就一个专家，那不是文礼书院的学生。文礼书院的学生必定是千秋万世的，一个读书人应该从一开始，就有这种理想，有这种信念，念兹在兹，才能成人成学。像我自己就很惭愧，我并没有这样的学问，但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超过我，能够依照这个理想而前进，这就是我开文礼书院的理想。
现在文礼书院已经在2012年9月28日宣布成立，到2013年10月15日，正式开学了。为什么要选在2012宣布成立呢？这是有原因的，因为1912年国民政府成立，第一任教育部长蔡元培在民国元年的元月19日，也就是一个朝代才开国19天，就下令“废除中小学读经课程”，“废除中小学读经课程”，我深深以为这就是国民党失败的开始。果然，直到现在，越走越可怜。为什么？因为他违反了人性，他背弃了祖宗。如果问蔡元培为什么要废除读经？就是一心一意要效法西方。那是顺着清朝末年的习气，步着日本明治维新的后尘的心理。他虽然一心想救国，但是因为缺少远大的智慧，终于不只误了国，还误了天下。日本在明治维新之时，就曾讨论日本的文化走向，当时社会上有两大派别，一个是“汉主西辅”，一个是“脱亚入欧”，最后是脱亚入欧派取得胜利，这就是日本文化败坏，当政者骄躁残忍，最后引领日本走向悲惨命运的开始，不幸中国也走上了这条路。其实，清朝末年，张之洞曾经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汉学为主，西学为辅。这种主化的主张，施诸于教育，做成教育政策和课程，在光绪宣统年间，朝廷颁布“学堂章程”，这个模仿洋人的学堂法定课程，小学是一半时间读经，一半时间学近代化知识。我想，如果这样的课程延续下来，一百年来，那中国必定人才辈出了，而且是“融贯古今会通中西”的大才。但是，民族不幸，就在民国开国的第19天，蔡元培就下令所有公立学校，“中小学一律废止读经”。到了元年的5月，更下令废止师范学校读经。所以，“读经”不但是自古以来的基础教育主要课程，也是清末接触西方文化之初，公立中小学的主要课程，是蔡元培从学校体制拿走的。我们现在向人倡导“读经”，一般都觉得这个词语很奇怪，有什么奇怪呢？读经是自古以来的基础教育的传统，只是被蔡元培废止了。经过政府对中国文化刻意地打压，从民国建国开始，中华民族的子孙就渐渐地远离自己的传统，到“五四运动”，胡适之，鲁迅、陈独秀等人，比蔡元培还要激烈十倍。蔡元培只是暗地里不让国民接近传统，还没有说要打倒传统，打倒之声，是五四的特色。近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文化心灵大分为两种，一种是暗地里忽视传统，一种是明目张胆搞破坏。忽视传统这一个文化走向，并且施行于教育，是国民党一贯的政策，直到到了台湾，始终保持这样的文化态度和教育制度，于是有如温水煮青蛙，传统日渐淡薄，而群众蒙然不知。当然，大陆对中国文化，是另一类型，从五四，一直到“大革命”，只是蔡元培的变本加厉，越来越深入而已。好在天佑中华，中华民族居然没有倒下去。这二三十年以来大陆的领导人物，尤其是现在的习近平，对于传统文化深有所感，提出所谓“文化自信”的观念，推动“经典”进课堂的教育改革，中华文化复兴的契机，已经浮现。
其实我二十几年前，就开始推广读经，为中华文化，乃至于为全人类的文化做努力。已经有成千上万，几十万几百万的家长让他们的孩子读经，这是一个小小读书人的愿望。我们势单力薄，但是我们尊重孔孟的教导——士志于道，士尚志。牟先生说，他“这一辈子是为人类理性而奋斗的过程”，我鼓励家长们、老师们和孩子们要继承这种读书人的风骨，尽读书人的本分。我并没有成就什么大业，这样一点一滴地做，只是希望可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继承发扬这种精神。
杜教授：接下来，我跟您做一下对谈，从您刚才整个谈话中，先问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您刚才已经谈到，书院在2012年已经开始招生，所以现在已经有学生了对吧？
季谦先生：是的。蔡元培1912年废止读经，所以我特别选在一百年之后的2012宣布“文礼书院”的成立。当时还没有学生，2013年10月15日才正式开学。 杜教授：所以现在已经有学生了。
季谦先生：是的。本来，想找到一个远离尘嚣风景优美的世外桃源，建一个真正的书院，让学生在那里长期读书，但一时找不到。所以最初暂时设在北京，租了一层楼，开始教学。一年半之后，2015年3月1日，搬到温州泰顺的山区里，预备在那里建设一个“千年书院”。自开学到现在，三年多，已经有四十几个学生，全世界能够背出三十万字的人，大概就这几个。这些学生，几乎都是从私塾出来的，体制学校的课程不同，培养不出这样的学生。现在，“私塾”正在复兴，家长让孩子离开正规学校，到私家办的“小”学校，整天以读经背书为主，或者两三年，或者四五年，就能背下三十万字。
文礼书院所在地·泰顺县竹里乡航拍图
杜教授：可否大概介绍一下这四十几个人年龄的分布。
季谦先生：依照规划，最小的应该是十三岁，但是——
杜教授：但是？
季谦先生：但是去年九月来了一个十二岁的和一个十一岁的。因为那十二岁的已经背诵了五十万字，十一岁的背诵了四十万字，都超标准了。家长提出申请，我问，他们可以自理生活吗，家长说可以，于是准许他们来试读，经过三个月的观察，果然还行。现在书院中年龄最大的学生是二十五岁，他刚进来的时候是二十一岁，他是十六七岁才开始读经的。
杜教授：大概有四十位同学。
季谦先生：四十多位。
杜教授：之前社会上有批评说光读经，又不懂这里面的东西，这样是在学什么？但是现在老师您的这个文礼书院，学员们却都已经通过读经的条件了，此时再进来学习时，这个学习的内涵应该不是再背更多的经典吧？应该是学一些其他的内涵吧？那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您有哪些师资？ 季谦先生：我曾经做了一个规划，把成立的宗旨、理想，以及招收学生的条件，还有开设的课程、教学的模式，甚至生活起居，几点起床，几点读书，几点睡觉都写在里面，叫《文礼书院规划方案》，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网络上搜索来看。书院的学习，我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解经”，把以前背过的三十万字，不管中文外文，都要解过，最好每一字每一句每一篇都解，这要大约两年的工夫。第二个阶段叫“博览”，在解经的同时，尤其在解经之后，注重阅读。范围包括中国的和西方的，最好加上印度的，就是全人类有史以来，涵有高度价值的著作。中文方面，我是参考梁启超在民国初年为清华大学的学生所开的“国学书目”，也就是《四库全书》的精华，再加上清朝中叶以后以及民国以来重要的著作，大约两百部。西文的著作，是参考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芝加哥大学赫钦斯校长所开立的GREAT BOOKS系列，大约六十卷。用中文读中文，用外文读外文。也就是说，人类有史以来被认为最重要的著作，要读个几百部，这类功课至少要三年五年。他们的阅读速度是很好的，因为他们经过中文解经、英文解经，这些经典都是最艰深的书，艰深的书会了，其他的书就好读了。经过这广博的阅读之后，第三个阶段是要“深思”成学。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既然学习久了，进一步要能思考，形成体系。对于思考的训练，我是采用新儒家牟宗三先生的学问体系，来作为他们的榜样，因为至少在我读书的经验里，牟宗三先生的思考是非常清晰的，其见解是不是有人有意见，再说，但是他的思考是有法度的。以牟宗三先生的全集作为思考的体现和引导，是很方便而有效的。我要他们在读了牟先生全集之后，再读其他新儒家，如唐君毅先生、徐复观先生，乃至于钱穆先生等几位大师的全集。然后再读民国初的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再上溯明末三大儒，再上溯宋明儒，乃至先秦儒，旁及诸子百家。在对整个中国的学问，尤其哲学思想，有深入的、全盘的探索后，再参考人类各大宗大派所有典籍中重要的思考模式。或者可以因此养成敏锐犀利而又中正平和的洞察力，以综摄所有学问体系。我希望他们学问的成就，还不在于知识的广博，最重要的是能够“知言”，能够“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也就是说当他听到了某一种主张，他就要知道这种主张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它跟哪些学派是有关的，它将走到哪里去，将产生什么样的效应，都要能够清清楚楚。这样才能够消除偏见，让人类所有的思想各安其位，各得其所。这样的思考训练，大概至少也要三年五年时间，总加起来是十年，十年而奠立学问的根基。学问是要经过长期的琢磨的，有些学生已经立志要在这里二十年、三十年，看看能不能有所小成，等到四五十年之后，他们六七十岁了，或许真有几个文化的大才出现于世。
杜教授：那么现在你有没有设定他们毕业的标准？几年后可以毕业？完成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毕业？ 季谦先生：刚才说到首先解经，解完了，博览群书，人类最重要的著作都读过了。读每本著作都要写下心得，然后要有思考统观的能力，有了统观的能力，大概就可以从书院毕业了，所以最少是十年。当然这不是什么固定的“学制”，我们也没有所谓的“毕业证书”，我们这是体制外的。学生进来不容易，但退学很容易。或者自己对书院的功课没兴趣了，比如说他喜欢学诗词、读小说，就可以申请退学，一定准许。或者是在书院里违反规矩了，要劝导退学。书院的规矩是有些“不近人情”的，比如不准用手机，不准谈男女感情，用手机就退学，谈恋爱就退学。有人说规矩太狭隘了，但书院本来就不是综合性的大学，书院有书院的宗旨，不能什么都做。如果有人觉得我做得不够，那就请他自己去做他的。有的问为何书院不培养文学人才？孔子不也是文学家吗？庄子不也是文学家吗？但我认为孔子庄子也可以说是文学家，也可以说不是。而我们所要培养的虽然不是文学家，但是他们的文学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如果有人问为何不培养史学人才？孔子作《春秋》，不也是史学家吗？但我们不培养史学家，不过，他们对史学也不会陌生，所以要看事情的主轴是什么。我常说“一元可以涵盖多元”，我们着重培养“一元”的能力。文礼书院的理想和一般体制学校不一样，所以教学模式不一样，它所培养的人才也不一样。不要怪我，因为我只有一个。如果有人要培养史学家，可以去开史学性质的书院；有人要培养文学家，可以去开文学性质的书院；有人要培养艺术家，可以去开艺术性质的书院。但是不要怪我，不要把责任都推给我，我只为人类终极关怀而培养人才，或者更明白地说，只为培养“新儒家人才”而开这个书院。
杜教授：是不是可以说您过去推动的读经活动是一个过程，而您现在的全力是放在文礼书院。而在书院当老师的只有您一人，只有一个老师。至于全国各地的读经活动，还是会继续推展，它等于是作为一个普及化的基础，之后做一个结合，等于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提供了来文礼书院学习的合格的学生。 季谦先生：是的。我推广读经二十年后，才开设文礼书院，自从书院开设以后，我就较少出去做读经基础的倡导了。其实我“隐居”以后，读经的风气反而更加热络。因为我不出去倡导了，就有更多的人去倡导，现在已经有上百人经常在海内外各地做倡导，如果只有我一个，就不能跑遍各地。而且读经的风气渐渐打开了，读经成效已经渐渐显现了，一种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气，越来越从长久读经的孩子身上显现出来。有的孩子读了一两年的经之后，再回体制，他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所有读经的孩子都让他们的父母更加安心，所以日渐形成口碑，已经有自动普及的趋势。到了全民都读经了，就不必再推广了。
其实读经不是什么特别的教育，读经只是一种基础教育，一种文化基础以及聪明的基础、学习能力基础的教育，是可以让品德与聪明同时完成的教育模式。读经教育可以是半年、一年，三年、五年，或者背诵，或者熟读，或读或背个一两本，三五本书，就不错了。能够背到十二本以上，也就是读完三十万字，是很少的。多读有多读的效果，少读也有少读的效果，有的一面读，一面可以解，有的人只读不解，都没有关系，基础总是在那儿。读多了，背多了，年龄长大了，十三四岁以上，也可以去学各种才艺、技能。如书法、古琴等等，更会有文化的气质，书法成家要有书卷气，没有学问，怎么成为书法家呢？学古琴，也需要读书，很多中医的老医师都希望读经的孩子去跟他学。所以读经不是为了进入文礼书院，读了经不论学什么，很快就可以上手。
杜教授：所以，老师您虽然“隐居”在文礼书院，或者说全力投入在文礼书院，但全国各地读经班的推动，您还是在支持、在进行，并没有停止。只是扮演的角色和精力的分配不同而已是吗？ 季谦先生：是的。因为各地读经的倡导人员，有的是家长自己，有的是教读经的老师，有的是私塾学堂的堂主，他们不仅在理论上透彻，另外还有教学的实务经验，所以他们的推广比我还动人。而且他们可以三五人组成团队到处去宣讲。所以现在读经的推广比我一个人推广时还热。有读经的推广，广大的播种，书院才会有学生，先育苗，才可以养材。 有人认为我所推广的读经，是自己说一套，要别人来赞同。我却不这样认为。当然，可能很多学者都自己说他的一套，尤其是西方学者，都专注于建立自己的一套，只要他推广得很用力，或者刚好时机方便，便会有人跟随他，于是成为一个学派。我认为这样的学派并没有什么价值，尤其不是儒家所追求的。儒家是不成学派的，如果儒家有类似学派之争，学者本身也不是故意要成学派，所以朱熹没有故意要成朱熹派，他也是说自己在学孔孟；陆象山，也没有说他要成象山派，他也说在学孔孟。只是学的时候，是每个人的个性，或师门不同而有不同的理解与表现。但是，他们的面貌虽然不同，理想都是终于一的。中国古人谈教育，只为了教育本质而谈教育，不会想要自己创立一个教育的理论。但近代美国的杜威一来继承了英国的实用主义哲学，二来向往于法国鲁索的自然教育，自己创立了一个特别的教育理论。虽然这种教育理论对人性的关注并不深刻也不完备，但因为他的这种教育思想和理论符合了现代的科学和民主精神，所以就容易被世界所接纳采用。其实杜威并没有为整个人类的前途着想，杜威并没有从人性的深度来反省自己，并没有从开发人性的立场来确立教育的进路，所以杜威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是不成熟的。但现在整个世界的教育都走杜威的路，也就是都不成熟，甚至可以说都违反了人性。这是我推广读经首先要反省的问题，而中国的胡适之将“五四运动”变成文化运动，五四文化运动所以能产生巨大的力量，是因为五四的观念进入了全国的教育，杜威是胡适之的老师，胡适之在1919年把杜威请到中国来，两年半内在中国讲了两百多场演讲，对象多是各大学以及国家和省级的教育单位，杜威思想风靡了整个中国，中国的教育从此杜威化，也可以说中国的文化从此全体杜威化。所以到现在为止，你去考师范体系、师范学校的研究生，一定会有关于杜威的题目。现在师范学校所学的理论百分之九十都是杜威的。中国教育杜威化，比美国还要杜威化的，而杜威不是为人类理想而奋斗，这是需要提高警觉的。所以，我的教育观念，是出于不忍，不忍中国的教育如此，不忍中国的文化如此。但一般人的观感，认为我是反杜威的。 杜教授：请您再简单明确一下，杜威的教育理念是什么？ 季谦先生：杜威的教育的最根本理念，也就是他的教育目的，是“培养现代化的公民”。现代化的意思就是科技、民主，他要的是适应现代化的生活。我们暂且不说民主，先说科技，科技是知识性的学问，科技挂帅的结果，学校变成了传播知识的地方，这种教育景象，是从杜威才开始转成的。杜威以前，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教人，固然从工业革命以后，世界的教育逐渐重视知识，但从哲学思想到教育理论，有明白的主张，是从杜威才开始的。杜威以他“实用主义”的眼光，发现知识的教育是要“从做中学”，而知识的、实用的学习，必须以理解力为核心，所以教育主要依托于人类的理解力，整个教育系统就是训练理解力的系统了。它成为一整套教育思想，这一套思想，是实用的，庸俗的，所以它反社会，反文化，甚至是反人类。杜威为了要让学生养成自己思考的能力和实用的能力，所以反对老师以成人的经验教学生，禁止老师用人类既有的文化教学生。但没有文化传统的学生能思考什么呢？能实用什么呢？如果在大学里，教授用这种方法教学生，或许没有错。但杜威最自以为有心得的，最异想天开的，是他要做小学教育。从小学开始，让小学生“从做中学”，让小学生自己探求知识，而且自己应用于日常生活中。于是就要降低教材内容的深度。所以杜威式的学校就没有文化教育了，甚至没有品德教育，就只有知识教育、动手的教育、生活的教育，号称“教育即生活”，教育就是为了“生活”，于是就把人培养成“社会的动物”，只要活着，就好了，难怪有些活得比较风光的人，被称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因为教育不教人文化，不教人成为一个“人”。 文礼书院奠基·院训碑
其实，不只是中国的古人，连西方的古人，尤其像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他们的教育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提升人类生活的质量，以及人类精神的质量，也就是追求“美”与“善”，这是教育的主题。生活实用，是次要的。但中西两千多年的教育理想，从杜威开始整个转变了。杜威自称他的“儿童中心本位”，是“进步主义”，意思是从古以来的“教师中心本位”是“退步主义”。他反对社会和文化，认为教师不可以教人类已经成就的文化内涵，他要人类的文化从他所面对的世界开始，也就是从零开始。美国这一百年来不只以政治军事领导世界，影响最大的是以教育领导世界，这是整个世界一百年来文化衰败的内在原因。而中国的杜威化比美国还要严重，杜威是1919年到中国，自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的教育大转型，杜威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比蔡元培废止读经还要更进一步，百年来的中国文化乱象，几乎可以说是杜威引起的。杜威的思想不只停留在学者的思想里，当胡适之把杜威的思想介绍给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接受胡适之的建议，在教育上最大的改变，是把小学的语文课本完全改成“白话文”——中国从古以来的读书人是没有人学白话文的，但是没有不会写白话文的，因为白话文是不需要特别学的。民国初年的白话文大师，写的白话文是模范文章，但是这些白话文大师的小学教育，都没读过白话文。由此我们可见，要读好白话文、写好白话文，就是不要从小学白话文，至少是不必用老师的力气来教。那不教白话文，教什么呢？要教文言文。一个人学了几年的文言文，就可以上溯五千年的中国典籍，当然也可以读写现代的白话文了。如果不教文言文只教白话文，结果不但是白话文没有学好，连中国书都不会看，文化的根也自然断了。
这个“白话文教育”问题，是很严重的，但一般人是想不到这一点的——纵使是教育界中的人也想不到这一点，纵使是语文教育的专家，也想不到这一点，他们不知道白话文教育从根上葬送了整个民族文化，因为中国的文化是靠文言传下来的，如果中国人都不会读文言文，或者读文言文变得困难了，怎能谈继承并发扬中国文化？其实文言文难吗？古时读书人必能读文言文，为什么？因为语文能力养成的阶段是十三岁之前，只要六岁到十三岁，教什么语文，一辈子就会操作什么语文，一辈子读书的基础就奠定了。从教育的立场来说，人生的成长可以用十三岁做一个临界点，十三岁以前是“幼稚期”，十三岁以后是“成熟期”，这两期是以理解力来分的。理解力的幼稚期，也是生活能力的幼稚期，但这时期却是“记忆力”的发展期。而成熟期是“理解力”表现的时期，理解力越来越好，能够自己思考，自己生活，为自己的生活负责，然后为自己的事业负责，这是天地万物生长的一个安排。幼稚时期都是被保护的，而被保护的时期是以“跟从”与“模仿”为主，尤其是以“扎根”、“打基础”为重。那时最重要的学习方式是吸收、储藏、酝酿。天地间灵性越高等的动物，他的幼稚期越长，他的吸收能力越好，其酝酿期也越久。以我们所知的动物中，人类的幼稚期最长，有十三年，去供我们的孩子吸收、储藏和酝酿。十三岁以后才是理解、思考、应用的年龄。依照人类这样发展的秩序，我们应该把人类学习的主要方式分为两个大阶段，一个是吸收、储藏为主，因为孩子是活的，他在吸收、储藏的同时，默默中自然就有了酝酿。酝酿是缓慢的历程，到了十三岁之后，理解力在自然的成长中渐渐地发展了，他的学习方式自然逐渐转向理解、思考、应用，小时候所储存在心底里的内容，便会慢慢地明白灵动起来。因此，我们的教育应该分成精读和略读两部分。在十三岁之前，注重精读，尽量让他熟读、吸收并储藏人类最高明最深刻的内容，如果要略读，则从浅的书开始读，或者把略读放到十三岁以后，这是面对人性发展全程的安排，这是合乎教育本质的安排。
但是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的倡导之下，以“理解力”为标准，从幼儿园开始就要理解，现在有些幼儿园在搞创造性的教学，让幼儿园的孩子就开始“创造”，没有“底子”怎么“创造”呢！只是“胡搞”而已，哪一个孩子不会胡搞呢？我们知道，人类所有的创造，都来自于深厚的基础，然后才能生出新的意识。现在的杜威化的教育注重实用，实用之前必须理解，而理解之下的教材就是必须符合学生的理解能力，儿童能够理解什么，儿童能够应用什么，我们才教他们什么，这就叫作“儿童中心本位”。在我看来，他的儿童中心本位，不是真正的“儿童中心本位”，只是“儿童理解力中心本位”。但是，儿童最主要的学习能力恰好不在于理解，所以我说杜威的教育是反人性的。自从杜威思想泛滥，或者说中国接受杜威的思想以后，中国的各级学校课本的编法，一律是从浅到深，越小越简单。小学一年级是最简单的，简单到什么程度呢？简单到六岁孩子可以了解的程度。在这种理论的制约下，幼儿园的教材更是根本没有程度的，就是让一个幼稚的孩子活着。于是从幼儿园到小学六年级所学的“知识”，是一辈子无用的东西，这九年的人生就白白浪费掉了，而浪费这九年就可能浪费一辈子。尤其在人文、智慧的教育上，一无所有。我们称一个有学问有内涵的人为“满腹经纶”，而现在我们的大学生是“满肚子草包”，为什么？不是我们年轻人没有用功过，他们用了十多年的功，只是没有人教过他们。不是没有人教过他们，而是我们教他们所学的是一堆稻草、垃圾。什么叫垃圾呢？我们要丢掉的东西叫“垃圾”。现在我们问自己，小学课本还在不在？老早把它丢了。什么东西会让我们及早丢弃？就是“垃圾”。我们假设一下，古人六岁去私塾，他的第一本书叫《四书》，他八十六岁了，我们如果问他小时候读的《四书》在哪里？他会说，在书架上，或柜子里，保存得很好，从六岁到八十六岁，八十年都还在读这本书，越长大越珍惜，那就不是垃圾。有人说到了现代，还读那些过时的书有什么用？我会问他：什么叫“不过时”呢？就胡适之的思想很现代，不过时；鲁迅的思想很现代，不过时；杜威的思想很现代，不过时；但能“现代”多久呢？何况一个“满腹经纶”的人，要读他们的书，应该是简单的。所以，我们做教育，只教他们自己不能学的，他自己当时或将来能学的，就不必教了。杜威的思想，跟我相反——我跟杜威相反。杜威的思想是只教学生自己能学的，自己不能学的就不教，天下就有这么笨的教育家，而且风靡整个世界。为什么？庸俗！刚才说，孩子都是天才，被庸俗的父母和老师用庸俗的手段教起来就成庸才。为什么呢？你教他庸俗的东西。为什么你教他庸俗的东西？他们总是认为理解才有用，他不知道孩子会长大，而这些有深度的内容，等到长大以后再学，就来不及了。所以，有些学问是小时候就要学完的，“学完”的意思，不是当时都懂得，而是都放在他的心中。我的教育观念，只不过就是把人类发展的过程做全面的观照，照顾到儿童学习的特质，而不是用大人的能力来强制儿童也用同样的方法学习，我认为这样才是真正的“儿童中心本位”。
所以我的教育思想不是要违反杜威，而是把杜威所提倡的理解和使用放在十三岁以后。十三岁之前一方面奠定语文的基础，一方面奠定人生的智慧方向，这都是属于“纵贯”的学问。至于实用性的学问，是横面的学问，对一个有深度基础的人来说，是比较容易的。所以我的教育观念好像和杜威相反，其实不是，而是调整了他的次序，补充了他的不足。杜威只有一种思想，就是从小到大都是理解。我有两种思想，从小是吸收，十三岁以后是理解。吸收要从高度上吸收起，理解要从低度上理解起。
杜威的思想一律是从低度逐渐加到高度，所以杜威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谁接受杜威的教育，谁的人生就不完整。哪一个国家接受杜威的思想教育，哪一个国家的百姓心灵就不完整、人格就不完整。而现在杜威的教育思想流传于整个世界，所以我推广读经的教育和办文礼书院的用心，是违反世界潮流的。有人质疑我们教育出来的人会跟世界脱轨，但是我认为要跟世界接轨是非常容易的。一个有理想、有才华的人，他是可以随时接轨的。我们只问一个人有没有品德、有没有才华，我们不问现在社会是什么样子，而且教育不是为了生活，教育是为了提升生活，教育不是要跟世界接轨，而是要让世界走向正确的轨道。所以我一直呼吁，中华民族要走出杜威的阴影，走出胡适之的阴影，要不然中华民族是没救的，全世界都是没救的。所以我不是个人有什么主张，我是对教育的本质、教育的目的有所反省，而对人生成长的历程有所考察。我并没有反对任何人，我只反对“一刀切”，反对以一个不成熟不全面的思想掌控世界。本来，在人格上，知识科技和人文智能是可以一身兼备的，在教育上，理解能力和记忆能力是应该全面开发和运用的。而如何开发？在人生发展的历程上，是应该分阶段各自重点实施的。十三岁之前要记忆就让他记，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强迫他理解呢？而他要记忆的，最好是有深度的东西，文言文读熟了，记忆多了，他阅读白话文的能力自然增强。当前读经的孩子，虽然没有学过白话文，但都很喜欢阅读。小学六年的语文十二册课本，一个十一二岁读经的孩子，几天就读完了。如果再加上数学自然等等科目，半年，一年也就够了，不知道体制学校为什么要教六年？所以我建议用五年半时间来读经，剩下半年来学完六年的所有功课。他的功课能力不下于读六年的孩子。而他所读的经，在他一辈子的时间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才的基础就有了，这么方便啊！
有人会说小孩子读那么深的书会枯燥乏味啊！我说是你大人枯燥乏味，不是小孩子枯燥乏味。所以当今世界中，所谓“心理学家”“发展心理学家”“认知心理学家”，以及所有老师、校长、教育局局长、教育部部长等等，都是大人，都以大人的心理想象孩子，没有一个人了解儿童。杜威是不了解儿童的，所以杜威以自己的成年后的心理，认为学习要马上理解，马上实用，才有效。他忘了他小时候是个孩子，天下的老师们都忘了自己原来是个孩子。还有，反对读经的人都质问：这些经典，小孩子读得懂吗？我问他：你几岁，他说他三十。我说：这个孩子现在才六岁，这个孩子现在的主要学习是背书，不懂没关系，他到三十岁，就不会像你一样，再问你这么无聊的问题了。你自己小时没读过经，自己不长进，无聊，为什么还要继续让你的孩子不长进呢？所以大人千万不要用自己的眼光来限制孩子，孩子有孩子学习的特色。千万要自我反省，是不是你已经过了这个年纪，你已经忘记了你小时候的特色了？
文礼书院选址地南部风光 教育是开发人性的工程。要开发人性，首先要了解人性。怎样了解人性？站在教育的立场，我归纳成两点：要了解“人性内涵的全幅性”和“人性发展的全程性”，这就要对人生有全面性的思考。教育是百年大计啊！什么叫百年？从胎儿到老死，数十年，号称百年。所以，在还没有生孩子之前，就要为孩子的一生着想，设定计划，才可以说是“百年大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也像一个人的一生一样，国家的领导者要为他的国民的一辈子着想，而不是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所以读经教育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我认定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想，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想。我一讲出来，似乎很多人曾经有这样的经验，他教孩子，不论教什么，孩子一下就记住了；但接下来，他发现孩子不懂意思，认为不懂是没有用的”，于是不让他读了。我常教人换个思考模式，想一想：如果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能够把整本《易经》背完，完全不懂——其实，不可能完全不懂，只是懂得不多，不能像专家那样——但他还活着——如果他七八岁就死掉，当然没有懂的机会。但他还活下来，而且随时复习，等到他二三十岁的时候，他还什么都不懂吗？如果还不懂，想要懂，他可以看注解啊！何况，一个为人父母老师者，都已经是大人了，小时候没读过《易经》，他现在就懂吗？我想，更不懂！为什么不懂？他会说《易经》好难啊！不知道《易经》的难，是客观的难？还是个人主观的没有能力？我认为他们是把主观的无能，说成客观的难。但为什么主观无能？不是他自己不聪明、不用功，追根究柢，是没有人教他。所以我常劝大人不要因为自己被牺牲了，还要以他失败的一生来牺牲他的下一代。没有学问的父母，一定要赶快让他的孩子提早读有内涵有学问的经典。而要教导孩子读经，是很容易的，每个父母都可以教他的孩子，为什么？不需要讲解。只要不需讲解，你就可以教，为什么？或者你带着他读，你一句，他一句，或者你和他齐读，总之，“有读就有，没有读就没有”，他只要读一句，就有一生的效应，而你教他时，你自己也读了，你也在进步中。现在很多人都说，这是经典，我不敢教啊！这么深奥，我都不懂，怎么教？现在，我说：不需要你懂，只要你带他读。尤其大人们读多了，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纵使不能全懂，你也懂了一些。懂了一些了，你就更有兴趣去看注解，更有胆量去听人讲解。如果经典不熟，去听人讲经，收获是很少的。经典熟了以后，去听人家讲解，契入会比较深。 杜教授您已经在大学研究所执教，并推广社会教育，几十年的经验，您听我这些话，一定心有戚戚焉吧？您对一个班的学生讲课，是不是有程度的人，吸收得比较快啊？当然是的。而且这种语文和文化的基础，会形成一种“教养”，这种基础和教养不是学文科的人才要有的，学书法要有书卷气，学古琴也要有相当深的学问功底，学医的也有儒医，经商的也有儒商，带兵的也有儒将，这样的称呼，就代表有文化的智慧嘛！所以读经是任何一个人都需要的，不只是文科的。 我讲太多了，杜教授也算是多年的朋友了，是我二女儿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我知道他的学问广大高明，他是个富有理想的学者，而且不仅体制内的教学，对社会教育也非常关心，对我的读经教育，注意很久了。今天有机会跟杜教授对谈，很愉快。而我以上所说的这些观念，或者骇人听闻，有人以为我在标新立异。其实，我认为那不是我的私心造作，假如我是出于私心的造作，那任何人也都可以自己去想一套。本来，道在天下，任何人当然都可以自己想一套。我也很希望大家都来谈教育，不一定要人都听我的，但是我建议一定要经过思考，才发表意见。我相信如果真的经过深入而全面的思考了，他的结论应该会跟我的一样。也唯有如此，我才敢宣说自己的所见，也唯有如此，我才会选择这条路来走，否则，我是在浪费，既浪费自己，也浪费他人。
我不客气地说，有些人虽然号称是学者，尤其号称是教育的学者，其实他对教育是不懂的，他太闭塞了，如果他善于反省的话，他会恍然发现他的心里只有杜威。如果“高大上”地说，他的心里只有“世界潮流”，我认为，如果没有经过自己的思考和抉择，即使跟着“世界潮流”走，依然是“随波逐流”。我认为我是开放的，小孩子应该怎么教就怎么教，而不是体制规定怎么教我们就怎么教，也不是美国怎么教我们就怎么教，也不是芬兰怎么教我们就怎么教，也不是中国的古人怎么教我们就怎么教，而只是因为“想过了”，应该怎么教就怎么教。 要教孩子读经，乃至于大人想要提升自己的语文程度，想要进入人类的智慧传统，想要安身立命，最好他也要开始读经，而且即使是大人了，有相当理解力了，也不要一开始就想要看注解，要知道，经典原文都很难了，注解比原文还难呢！所以不要先读注解。我建议先把一部经典读一百遍。我几年来提倡“全民读经”，小孩要读经，大人也要读经，老人也可以读经，就是把原文读一百遍。我建议中国人从《论语》开始。老老实实把整部《论语》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读一百遍以后再说，那时候必定有许多的心得。到时候一听到有人讲论语，你耳朵都会竖起来，你就开始有感觉了。现在连感觉都没有，如何变化气质，如何复兴文化？至于儿童，就先打个基础吧，我并没有想这些饱读经典的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多伟大的成就，但至少有一定的教养，至少要成为一个“学者”是相当容易的。有很多教授级的“学者”，反对囫囵吞枣地教孩子读经，称为“粗暴”的教育。他不知道教孩子读经不必要用暴力，因为小孩子喜欢读，喜欢反复读，那是他的拿手。尤其读到会背的时候，连走路都在背，做梦也在背。他现在有学问吗？我说没有啊！那他背书不是白费吗？我说并没有白费，将来把他送给你去教，你不就好教了吗？所以请自称为“学者”的人千万不要误会，我不是提倡一个人从小到老通通只有背书，我只是要他在小时候打个基础。大人们如果把《论语》读了一百遍，读起《古文观止》来，就容易多了，这是大家共同的经验。何况儿童从早就读经，就熟读经典，就会背诵许多经典，他不是就有了相当的潜力了吗？甚至可以成为文化的大家。
我知道在这个时代里，像这样的道理很少人能赞同，但我并没有要求每个人都来读经，尤其没有要求每个孩子都背完三十万字。每个家庭，每个人，凭自己的机缘、意愿，多多少少读一点。越小的时候读越好，读得越多越好。因为儿童读经时，要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嘴巴念，心中还要把看的和听的，也就是字形和声音结合起来，然后念出来，在做这种学习活动的时候，他的心灵要有很大的统合功能，这可以增进脑神经的发展，所以读经的孩子很快提升了聪明的程度。本来，每个孩子都有成天才的潜质，我们让他读经，就是保护他的天才，然后推进他的天才。这并不是我们能给他更多的聪明，而是我们尽自己的本分，不浪费孩子的能力而已。
以上就是我“读经教育”的理论简介，这种理论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一百年来没有人敢这样说话。所以我老早知道，我一说读经，一定会有许多人反对，一定会出来开骂。当然很多人骂我，骂我是开倒车，骂我是复古，骂我是填鸭。这些批评是老早就在预料之中的，曾子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我只是凭着知识分子的一点良知而做。
谢谢各位。 2020年秋文礼书院新生入学典礼师生合影
杜教授：非常难得，我发现我不需要多问，因为王老师已经有整套的理论系统，而且已经经过事务操作二十年，也经历过非常多的批评、辩证，所以在王老师刚才讲话的过程当中，已经回答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很难得我们今天做了这样的一个直播，可以把王老师刚才讲的话转换成文字，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王财贵老师推广读经教育和办文礼书院的理想和精神的最清楚的介绍。在刚才的过程中，我也有所理解，王老师有一个教育家的精神，我是做理论工作的，做哲学研究，王老师有一整套对教育理论的反思，特别是民国以来，对杜威、胡适以来这种实用主义教育的反思。他本人就在师范大学做教授，所以他有更多的教育理论的反思，转化为这种读经运动，和人才、天才、弘扬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做世界主人的理念和企图心的教育，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瑰宝，很难得。现在文礼书院正在开办当中，有三四十位同学，也不见得希望文礼书院有多少学生，大概王老师十年之后要收三千个学生，超过三千个学生可能就不收了，而且要求可能越来越高。这个文礼书院选址在浙江温州，经过曲曲折折的山路才能到达的一个美好的地方，看来王老师是有一个心态，判断那个地方一千年内都不会都市化，这样才有一个环境上的配合，来培养王老师心目中弘扬中国文化、承担中国在世界上的责任的一种未来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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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读经推广到文礼书院——杜保瑞教授专访季谦先生
编者按： 本文为时任台湾大学哲学系的杜保瑞教授对文礼书院院长王财贵（季谦）先生之专访。崇贤馆整理采访稿并分期刊出，现重新整理，转发如下：
当然，书院里必须要有老师。关于老师，我是这样认为的，初期，他们的程度还不够，请了老师来还没有用。因为请老师，必须要程度高的老师，如果学生的基础不够，高明的老师对他是没有用的。所以现在只有我一个老师，如果有别的，那算是助教，是照顾他们的生活和基本的功课。古代书院的老师，只有一个山长，来学的人都已经有相当学养了，他们不需要基础的训练了，他们是来论道的，书院最主要的功能是传道，山长最重要的质量是“有道”。文礼书院，既然号称书院，我也是这样来号召的。这不是我有多么伟大，绝对不是。我常说，我有一桶水，我要给学生指点一条河，甚至一片海洋，所以我是跟他们一起成长。等到这里的学生稍有听讲的能力了，我也会找机会来请学者们来讲学，甚至要派学生到世界各国去拜访名师，那时，他们不仅是去听讲，希望他们可以跟名师有所对话。
文礼书院选址地俯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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