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组织的基础植根于青年。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青团的缔造者、领导者，是中国青年根本利益的代表者，是中国青年走上正确与光明之路的引路人。
2022年，将召开党的二十大，也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中国青年》杂志特别推出《百年韶华 青春心向党》系列微视频，聚焦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红色起点，讲述党领导青年运动的早期故事。
当年，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指派21岁的俞秀松担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首任书记；在李大钊的介绍下，高君宇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参与发起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那么在陈独秀与俞秀松，李大钊与高君宇之间，有着怎样的历史交往和革命友谊？
毛泽东在创建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组织的过程中，特别注重“找真同志”；周恩来在漫漫留学路上，参与创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们是如何从革命“后浪”中找到最追求进步的青年？
穿越百年，让我们共同追寻那些鲜为人知的先辈情谊，回望属于中国青年的“觉醒年代”。周恩来的法兰西朋友圈
五四运动后，中国出现了空前的赴欧留学热潮，一大批爱国知识青年为寻找国家出路，到法国、德国、比利时勤工俭学。1920年11月7日，搭载着第十五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起碇离港，长鸣汽笛，在晨雾中沿黄浦江顺流而下，驶向大海。
在路上，这群年轻的中国留学生们热烈地谈论着各自的个人志向。这时一位身材消瘦、平时有些羞涩的青年学生却说：“我想改变中国社会。”
然而怀揣着梦想的学生们到达法国后，很快就遭遇了现实的毒打——不仅在语言和技术学习上遭遇了困难，而且因法国战后复杂的经济形势陷入了求工不得的困境。目睹了欧洲各国尖锐的阶级矛盾和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困境后，一心探寻救国道路的周恩来对共产主义心生向往，经刘清扬和张申府介绍入党，随后又结识了赵世炎和陈公培。1921年春，5人正式发起了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周恩来和赵世炎早在国内时就领导过学生爱国运动，在组织学生运动方面既有经验也有胆识。1921年，两人同其他无助且愤懑的留学生们先后参与了两次大规模斗争。1921年6月，北洋政府派官员到巴黎，秘密协商以出卖国家权力为条件向法国政府借款购买军火，300多名勤工俭学学生在巴黎召开拒款大会。
周恩来当时作为特约记者为国内报纸撰写了多篇揭露文章——“北京政府财政上之应付，统言之，一借债生涯耳。非借于外，即借于内，东拖西欠，一笔一笔向国民身上加增担负，非至破产之日，此举将永无止期。”
经过两个多月的拒款斗争，爱国学生们在国内外给中法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拒款运动最终取得胜利。因不满勤工俭学学生发动的拒款运动，当年9月，由中法合办的里昂中法大学宣布不接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入校学习。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联合会连日召开会议，一致决定要“争回里大”。会上周恩来特别提出：斗争是复杂的，要讲究策略，做两手准备，应该留下部分骨干负责后方工作和以后的斗争。最终，赵世炎作为总代表，带领100多名勤工俭学学生冲进了中法大学。但随后校方叫来了警察，拘捕了全部学生，并将他们遣送回国。后来在别人的帮助下，赵世炎侥幸逃了出来。
在法国并肩作战的经历，让周恩来和赵世炎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赵世炎牺牲后，周恩来曾为赵世炎的小儿子取名赵施格，希望他能够发扬其父亲（赵世炎笔名为施英）的革命风格。
政敌变盟友
“争回里大”抗争的失败，使周恩来、赵世炎进一步地认识到建立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统一的旅欧青年团组织的必要。然而当时许多留法青年都信仰无政府主义，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散布反共产主义谬论的《工余》杂志在旅欧青年中备受推崇，而《工余》杂志的主编，正是陈独秀之子——陈延年。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周恩来没有放弃，认为“他们毕竟是要革命的青年，要用中国革命的实际教育和争取他们”。勤工俭学学生们的斗争让陈延年兄弟开始反思无政府主义的弊端，甚至在《工余》杂志上高呼暗杀、革命。敏锐的赵世炎在文章中发现陈延年兄弟的变化后两次写信给陈公培，请他设法争取陈延年兄弟。1922年夏，在周恩来、赵世炎的热心引导下，陈延年和陈乔年完成了由无政府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1923年2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在巴黎郊外的布伦森林合影（后排右六为周恩来、第一排右七为陈延年、第一排右四为王若飞）
同年6月，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陈延年等19位青年在巴黎成立了具有青年团性质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以下简称少共），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为宣传部部长。1923年2月，少共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赵世炎被派往苏联学习，周恩来接任书记。此时的周恩来在与学生、华工、共产国际、敌对者等各路人马打交道的过程中，锻炼了高超的语言和社交能力，对于建立中国革命阶级联合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1923年月6月，周恩来被派到里昂，与孙中山派到法国筹备国民党支部的王京岐商谈合作问题，双方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此次旅欧国共两党基层组织合作的成功，为推动整个国共合作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
1924年7月20日，中国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的合影（第三排右四为周恩来）在周恩来高超的统战艺术感染下，大批爱国青年学生、华工被紧紧团结到党团组织的周围，甚至连他的敌人也被吸引，投身到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实践中。在他的领导下，旅欧青年团组织由刚成立时的50多人，发展到了1924年的200多人。
永远的兄长
1924年，年仅20岁的邓小平搬进了周恩来的住处，协助他完成出版工作。
在这个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里，灯光时常彻夜不熄。周恩来和邓小平饿了啃几口羊角面包，渴了就喝一杯白开水。在这里，他们忘我地工作着，一起度过暮色苍茫的夜晚，迎来薄雾蒙蒙的黎明。由于周、邓二人的努力，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机关刊物《赤光》备受青年读者欢迎，当时有读者称赞其“是烛奸之火，是兴奋之剂，是惊醒冬虫的霹雳，是更新万象的春气”。
《赤光》第17-25期使用封面
60年后回忆起与周恩来一起度过的那段时光，邓小平还饱含深情地说：“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
周恩来、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
1924年7月31日，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周恩来因工作调动，告别了生活将近4年的欧洲大陆，踏上归途。而前方等待着他的是波澜壮阔的中国大革命的洪流……
1924年，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巴黎的合影（前排左四为周恩来、左一为聂荣臻、后排右三为邓小平）法兰西岁月荏苒，周恩来和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李维汉、邓小平等人在异国他乡完成了从爱国青年到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先锋实践者的蜕变，他们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的不朽篇章。告别法兰西，这群留法青年的传奇将在祖国的土地上继续上演……李大钊和高君宇：播种“天火”，燎原“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