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位文史大家红五月里齐登上图讲座

• 家族书写与民族记忆

• 一个台湾家庭的回归路：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

• 乌扎拉日记之必要，记忆之必要

• 了解孩子的认知规律

【本刊特稿】

四位文史大家

红五月里齐登上图讲座

■ 朱伟芬■

萧海春｜顾肖荣

计镇华｜朱邦贤

2017年的文史大家系列讲座在五月举行，四位文史馆员分别以绘画、戏曲、中医和金融为主题，与听众们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

著名书画艺术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萧海春，在5月14日上午首先拉开系列讲座帷幕，围绕“中国画的山水精神”，从中国画与自然亲和的文化特征、审美情趣以及表现手法切入，为大家展现了中国山水画的独特人文精神与艺术魅力。

5月14日下午，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原所长顾肖荣则以听众们关心的“金融”为主题，开讲“金融违法犯罪纵横谈”，从金融犯罪的概念、特征出发，让听众了解其形式、手段和危害性，从而依法维权。

昆剧是中华民族的国粹，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计镇华在5月28日上午作客上图讲座，将自己几十年来的表演与研究心得分享大家。老外、副末两个角色，最后融合成一个行当，统称老生，开此历史先河的为昆剧传字辈演员，集此大成者为建国后新一代昆剧演员，成就最为突出者为计镇华，这位被誉为昆剧“首席老生”的艺术家为听众详细讲述了“昆曲老生的表演艺术”的独特魅力。

“中医学的人文特质”则是该系列的收官之讲。上海中医药大学方证信息研究中心主任朱邦贤于5月28日下午登坛开讲。他身为中医医生，又是长期担任中医文献方面的研究与整理工作的中医图书或杂志的主编，结合着自身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将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西医学解剖分析得十分接地气。他强调，中医跟所有科学一样，都是致力于发现事实的真相，寻找事实，试图解释事实的。几千年来，中医始终经久不衰，而且，越来越被国外所接受。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一种疾病而使某个地区就人口消亡的事例，可在世界上其他地区，从中世纪开始，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这都跟中医对国人根深蒂固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认为，中医传统的东西需要更多的人来钻研，需要接受最传统的文化的熏陶。现在反倒是国外，开始逐渐重视起中医。他重申，一个好医生，就是应该更好地帮病患解决痛楚；一个好学者，就是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认可中医，并通过中医获得生活质量的改善。

文化是城市软实力的集中体现。要走好文化兴市之路，必须坚定文化自信，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新力的高度信心，支撑推动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上图讲座充分发挥文化窗口的功能，始终以文化传播者为己任，创办39年以来，坚定不移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2012年推出的名人“大家讲坛”，自2015年开始，上图讲座与上海文史研究馆就强强联手，每年推出四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大家讲坛”系列讲座，为上海的文化大都市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为推动上海文化繁荣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家族书写与民族记忆

■ 卫汾■

2017年4月23日，第22个“世界读书日”。当晚7点，上海图书馆二楼报告厅灯火通明，人群涌动，这里不是最新大片放映，也不是大明星光顾，而是举办“上图讲座•世界读书日特别活动”——一场主题为“家族书写与民族记忆”的讲座，由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女作家戴小华和沪上著名女作家陈丹燕，围绕各自的家族故事和相关创作展开对谈，讲述尘封已久的感人往事，探究家族书写与民族记忆的深层关系。

众所周知，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是由无数家庭的生活经历构筑而成的，而无论多么波澜壮阔的时代片段，也总是通过个人的遭遇书写成篇。戴小华，作为生于台湾，但文学成就于马来西亚，并担任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永久荣誉总会长的她创作颇富，领域涉及戏剧、评论、散文、报告文学、小说、杂文等，至今出版作品20余种，包括《永结无情游》、《深情看世界》、《爱是需要学习的》等。作品曾多次在马来西亚及其他国家地区获奖。

本次讲座就自己的新作《忽如归》中所描述的家族故事，戴小华饱含深情地讲述了1949年从大陆迁居台湾后的家人生活，回忆了特殊年代与特殊处境中整个家庭的种种坎坷经历。亲人们的个人际遇与海峡两岸的重要历史节点产生了命运的交错，他们在经历了离愁别恨之后，向往的不仅是故乡，而且是他们真正的祖国，那是每一个华人哪怕走遍天涯海角也时时不能忘怀的祖国。他们的“梦归”、“忽如归”，是在期待回到自己梦绕回迁的故乡热土，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到两岸和平统一的大中国。戴小华与现场听众分享了家国情怀和对故土的乡土之情，而她所表达的家国情怀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情感，那种情感不是怀旧，而是憧憬，不是消极悲观的，而是积极乐观的。

申城夜色中这精彩的“家族书写与民族记忆”分享，让现场每一位观众听得津津有味。尤其是一些资深的“戴迷”和“丹迷”们，也在讲座的互动中踊跃分享了自己的体会，也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得到了嘉宾的一一解答。当主持人宣布讲座结束，会场走道里就排起了长龙，他们人手一册《忽如归》，耐心地排队等候主讲嘉宾戴小华的签名。哟！看这长龙，如今爱书人还真不少呀！

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5年宣布4月23日为“世界读书日”以来，世界100多个国家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庆祝和图书宣传活动，以推动更多的人去阅读和写作。1997年1月，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教委、国家科委、全国妇联等九个部委共同发出了《关于在全国组织实施“知识工程”的通知》。2004年，中国图书馆学会为了实施“倡导全民读书，建设阅读社会”为宗旨的“知识工程”，在全国范围内举办大型活动让全国公众都知道“世界读书日”。具有39年历史的上图讲座努力践行“城市教室，市民课堂”的理念，以讲座的形式为听众们的阅读推广活动助力，往往一场讲座的前后，会带动与该讲座相关的书籍的借阅量的上升。平均两三天一次的讲座频率，让听众直呼过瘾。

【讲座解读】

一个台湾家庭的回归路：

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

■ 韩雀■

入夜，淮海中路高安路路口，上海图书馆西区，作家戴小华坐在熄灯的大厅，脱下高跟鞋。她的女儿守在一旁，遗传了母亲的基因，她面容清丽。

戴小华刚刚结束自己的新书发布讲座，她花了近20年写下《忽如归》，真实翔实，处处可见钩沉之力。读罢，痛感绵延。

她的台湾家庭，两代中国人，经历了特殊时代命运的拨弄。1949年，戴氏家庭登上大陆开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船，成为背井离乡的“外省人”。国民党长达38年的戒严令下，戴小华的大弟戴华光成为“白色恐怖”严厉打击的对象，被判处无期徒刑。

那场案件轰动台湾，被称为“人民解放阵线”案。国民党军事法庭指责其在“匪谍的渗透”下，在台湾内部发展组织，制造动乱，恐吓在台美商，破坏台湾安定。同时被逮捕的还有赖明烈、刘国基、吴恒海、郑道君、蔡裕荣等。

这些台湾各高校的知识分子、品学兼优的进步青年，在一道《戡乱时期惩治叛乱条例》下，纷纷成为“匪谍”。

所谓“匪谍”，未见得是造了什么反，也许只是翻过一些“禁书”，骂了几句脏话。

今天看来，戴华光事件显然是一个被人为夸大、制造的政治冤案。案件平反，服刑11年的戴华光出狱。时过境迁，他给姐姐写信，信中说，“我当年是心甘情愿去找死。找死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一路哭。”

“一路哭”出自范仲淹“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以一家之“哭”，而换取一路百姓不“哭”，这是范仲淹以民为本的体恤与忧患意识。这种精神，包含了中国士人最为珍视的风骨，一种“魂”。资中筠曾总结，这种“魂”就是坚持真理，坚持独立的人格，不仅独善其身，更要兼济天下。

风 骨

戴小华的祖籍河北沧州，因濒临渤海（古称沧海）而得名。这儿的老百姓提起自己的家乡，总能报出几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如扁鹊，霍元甲，王子平，佟忠义，张之江。他们会告诉你，自古沧州多豪侠。

在沧州东南20公里的沧州旧城内，有一头长6.5米、高5.3米，宽3米，体重约40吨的铁狮子，腹内铸有《金刚经》。

如果你问老一辈沧州人，这铁狮子的来历，他们还会告诉你一个传说。很久以前，沧州海天一线，土地肥美。有一年谷子黄梢，棒子苍皮的时候，海面黑风阵阵，乌云压成，原来是蛟龙作怪。眼看那船翻桅折，房倒屋塌，当地人为清除这无情的水患，自动集资捐钱，请当时山东有名的铸铁工匠李云铸此狮以镇遏海啸水患，并取名“镇海吼”。

也有人说，当年海的尽头出现一头红黄色的雄狮，一跃而起，冲向大海，直取恶龙。激战一天一夜，逼着恶龙收回洪水，方才罢休。铸铁狮为纪念当年的雄狮。

1992年，戴小华陪母亲返回沧州，第一次看见那头怒目圆睁，向天长啸的雄伟狮影，不由得频频回首张望。

“我不禁想着，母亲长久以来能咬着牙，承受这么多磨难，大弟为了理想，敢于牺牲，想必都是受铁狮子精神的影响。”

戴华光与共产党毫无瓜葛，当兵一年多的训练让他逐渐对国民党非常失望，留美期间，他阅读大量进步书籍，历史真相昭然若揭。他知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认同毛泽东所言“落后就要挨打”。

抱着中国的事中国人自己解决的单纯心态，他返回台湾。只有一个纯粹的目的：唤醒台湾民众不再受制于美日帝国，两岸尽早和平统一。

戴华光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不懂政治，只是在殖民环境里，不愿看见中国人骨肉分离，山河破碎，故凭着一股热血走在时代前列，自觉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

《星岛日报》评戴华光等人的活动，天真得就像“有意被捕”，十分“业余化”。这样一个纯自发的行动不免有过激行为，可见戴华光是何等浪漫和理想，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一身是勇。

戴小华说，大弟就像出洞时首当其冲的蝙蝠，明知洞口有老鹰虎视眈眈，依然心甘情愿地率先飞出去，割肉喂鹰。如此，同胞才能免于罹难。他在意的始终是民众的幸福安乐。

“这时，我的内心深处像遭受了重重的撞击，这种感觉竟然和我在姆鲁山洞（位于马来西亚沙捞越）观看蝙蝠出洞奇观时类似。

姆鲁山洞的鹿洞里有着成千上万的蝙蝠，只要不下雨，每天下午5时半至6时15分，就有100万至300万只蝙蝠，由鹿洞口成群结队地飞向天空，捕捉昆虫为食物。不过，因为有老鹰等在洞口伺机捕杀，所以，每次蝙蝠出洞，必有一些愿意牺牲自己去喂饱老鹰的先行者，才能让其他蝙蝠安全出洞。

牺牲，本就是一种不得已的非常手段，是弱者在最残酷，血腥的死亡绝境中，被迫选择的，唯一可能制胜的形式。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当蝙蝠出洞时，几十只蝙蝠自洞口冲出来，霎时，守在洞口的一群老鹰擒住了它们各自的猎物。

不一会儿，残存的蝙蝠又飞回洞内。我想，它们应是通知同伴，危险已除。没多久，一条条抖动着，聚拢成黑色飞龙形状的成千上万的蝙蝠，不停地自洞内蜂拥而出，在天空中摆动飞跃……我一动不动，屏住呼吸，而这一刻就永远活在了自己的心里和血里。”——《忽如归》

戴华光在绿岛监牢中依旧浑身硬骨，嫉恶如仇，打抱不平。曾两次踢破牢门，被关入幽深黑牢，一度徘徊在死亡边缘，写下绝命血书。他是冤案主角，但自己不觉冤屈。在他身上，有一以贯之的士人之魂，其骨气不是为了洁身自好，担待不是为了一家之利，是为了众生之平安，国家、民族之平安。

“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就像有了那些牺牲的蝙蝠，大多数蝙蝠才得以成功出洞。正因有了戴华光等先行者，在特殊历史时期以命相争，台湾地区最终才能完全解严解禁，海峡两岸同胞才得以重逢。

爱与归

自母亲过世，《忽如归》的故事就在戴小华心中酝酿。

“近二十年来，每当夜深人静，就会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频频催促，似乎不写出来，我的身心就无法得到安顿。”

为完成这部纪实性的作品，戴小华近十多年频频往来祖国大陆、港台各地探寻搜集资料，寻访当事人，写作过程中，她曾经视网膜脱落的左眼再度出血，眼泪时常不受控制地流下。

她说，把结痂的疤重新撕开是一件很痛的事，但如果不这样，后人就无法拨开历史的迷雾，解开心中的谜团。如此费尽心血，戴小华只为以自己的方式接近历史，触摸伤痛。“既为告慰父母，更在于历史的真相需要不断补充，历史的延续需要不断述说。”

那时的台湾，普通家庭会因为成员“跟匪”受牵连。好在母亲有基督教信仰的寄托，戴小华撑着家庭，胸有惊雷，面若平湖。虽然她和家人生命历程历经磨难，但她仍觉幸运。“冥冥之中有强大的力量帮助我们，我想那一定是爱的力量。”戴小华说。

这种爱，有亲情之爱，故乡之爱，祖国之爱，信仰之爱。正因有这样的爱，置身世界潮流沉浮中的人可以奋发向上，垂死挣扎，为那个时代注入一股暖流。

作家陈丹燕在其新书《莲生与阿玉》中写，信仰虽是纯粹的精神生活,而且形而上,但它却是幽暗人生中唯一的光。她说，信仰不是知识分子的特权，它属于每一个人。

在黑牢的日子，戴华光念诵佛经，盘腿静坐。面对强权，压力不言而喻，然而他坚守自己的“志”，心怀最大的善，不媚俗，不畏权，终于度过漫长无边的黑夜。

“这是一段交织着悲壮和荣光的国史，也是一段谱写着爱与奉献的家史”。复旦大学教授陆士清认为《忽如归》既有求真求实的史家精神，也有精心塑造人物的艺术匠心，更可贵的是其中包含着海外华人追求祖国和平统一的理想。那是一种任何事物都无法抗衡的大爱。

山河岁月如月之盈亏，瞬息变化，卒莫消长。

1999年，戴小华母亲病逝于台湾，她按照母亲生前所愿没有火化遗体，排开万难，七天内将母亲遗体带回大陆老家沧州，入土安葬。戴家两代人从精神到身体，进行了清醒、坚定的回归。

“母亲在她人生旅程的第一个阶段，因时代动荡，历经战乱，远离家乡亲友，尝尽了苦难和孤独；又因大弟的牢狱之灾，深受打击，饱受折磨。然而，她都能咬着牙承受一切，坚韧不拔地挺过来。但是最终却没能挺过一场病魔的肆虐。母亲生前没能好好地享过福，我们深觉愧疚，她归真后，只要我们能办到的事，都一定会去办，为的就是让母亲在她人生旅程的第二个阶段得到回赐，永享天园幸福。”——《忽如归》

《忽如归》的核心在于“归” 。父母魂归故土，海峡两岸回归中华文化，最后，历史的激流回归平静。

戴小华的《忽如归》浓缩了两代中国人的悲欢离合。戴家流泪忍痛，不放弃抗争，对祖国故土的羁绊让今人钦仰，感怀。陈思和说，《忽如归》的独特意义，就在于写出了20世纪两代中国人悲欢离合的历史：第一代人为了理想而战争、而分裂、而家破人亡；第二代人又是为了理想而奔走、呼吁和平和弥合创伤。

历史滚滚激流裹挟众生，一将功成万骨枯，好在我们总有不惧伤寒之人。有识之士，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向着永逝而去，视死如归。

有识之士，知道如果我们不团结起来保护我们唯一的家园，我们终将平等地灭绝。

戴小华如今身为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永久荣誉总会长，在马来西亚长期研究与提倡华族文化，目的是促进各民族的沟通与了解。她口齿伶俐,思维清晰。她信任自己，也信任文化。纵使工作繁忙，她有她的追求。她用郑和下西洋鞭挞自己，始终追求用文化工作唤醒人类美好情感、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追求一个和谐家园。

出狱的戴华光拒绝了台湾当局的拉拢，把一切政治资本、名利、纠葛抛到脑后，退出江湖，回到沧州。他开了一家西点面包店，平平静静地守着父母的陵墓。

但戴小华知道，戴华光还是那个一身难啃硬骨的爱国大弟，他没有遗忘任何事。

（选编自文汇APP）

乌扎拉日记之必要，

记忆之必要

■ 李思文■

2017年春天，这些在72年前被一个穿白色西裤的唯美主义青年匆匆装进行李箱带往苏北解放区的日记，在他女儿的手中重睹天日。

将父亲吴联膺的日记整理付梓，吴榕美花了十年。这些繁体写就，出语率真，透着人间跌撞起伏的日记曾被抢夺，尘封。从“九•一八”到“八•一三”，从灾难，多难到独立，复兴。一个普通知识分子记录了60年的中国社会。

在私人领域，这本日记是一个文艺青年成为革命者的个人成长史；在公共领域，这是一部囊括60年市容民情、社会变迁的历史档案。

现在，悲壮的年代远去，世相有了新的变化，比如社会物质日益丰富，比如网络化的生活方式。一箱箱缄默多年的日记或许到了开口诉说的时候。古老的沉睡的祖先从未停止尽责，他们留给后人一把密钥。

持钥匙的人，眼前有了一条寻找归属的通道。有了凝聚集体情感、价值的信物，他们免于在流动时代成为一盘散沙，孤独大众。

“转瞬即逝，那逝去的将变为珍贵”。

丁酉，暮春，四野腻绿长鲜，江水奔流。

上海图书馆四楼，内厅乌泱泱坐着一群来客，正中位置上是二十位乌扎拉家族成员。

清太祖以旗为号，以旗统兵。乌扎拉家属满族正黄旗。吴榕美恢复了父亲满族的祖姓，将日记取名为《乌扎拉日记六十年》。

付梓之时，吴榕美写下一句话：碣石潇湘无限路。

她说，父亲走了半个中国。他曾是艺术至上的青年，命途曲折，一步步成为坚定的共产党人，依靠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作风。碣石潇湘无限路，一种复杂的人的情感贯穿始终。有平等，善良，正直。到了晚年，遍观世上人、事、物，皆觉快然。

 这位来自山东掖县的八旗子弟，之所以能成为革命党人，除了他天生的一副好心肠，离不开走南闯北的日子——即便最初是抱着浪漫主义之心态——所接触的社会活动、群体互交互往的影响。不过这些都要在日记里慢慢咀嚼，我们先说说他这本日记之于时代的意义。

“转瞬即逝，那逝去的将变为珍贵”，这句名言出自诗人普希金。那逝去的什么？是历史，是记忆——是人类对自身的一切求索中不可或缺的参照。

记忆如何消散？如果长时间与过去的人事物不再保持联络，那么关于他们的记忆就会趋于淡化。我们有必要相信，现代人只有通过把自己的现在与过去对置起来，才能意识到自身。怎么做到呢？通过记忆。

作为个体，能够整合自己的生活日常，并将其以连贯的结构呈现为一部自传记录，《乌扎拉日记》的贡献在于：让集体记忆植根后代心中。

在我们的生活里，许多人热衷失去记忆。他们活在当下，在多元而冲突的社会中身份归属难寻。《乌扎拉日记》把记忆留住，让它变成桥梁。从茫然到觉醒，日记主人完成了对“我是谁”、“我”之所以为“我”的过程的探索。而后代得以凭借这本较连续的记忆，唤起集体记忆，他们能够更加认同代代相传的历史和知识。

日记主人吴联膺或许无心插柳，后人却得到了荫庇。

记忆的力量是巨大的。如果人们不再守护集体记忆，松散的个人将不再团结——一切都是转瞬即逝的碎片，没有归属感。因此，《乌扎拉日记》是一把开启集体记忆的钥匙。它曾几度沧桑，融合了苦难中国人的道德、情感、价值追求等人文内容。那些革命事迹，忧患话语，充满诗性与智慧的思想，起到了“同仇敌忾”的功效，见证了近现代变革、发展的目标——对于新时期的社会成员，不仅必要，而且急需。

“出生到参加革命。1916年—1945年。”

手中厚厚一本日记，收录了吴联膺1933年至1950年间的日记。漫长的时间跨度，不同的人嗅出不同的况味。

身为正黄旗家的九少爷，吴联膺儿时常骑着高头大马，由衙役护卫逛市集。他的父亲在日本留学多年，民国初年沿着东海岸为县官，吴联膺也沿着东海岸很多地方读书。行为上特立独行，同龄人笑他举止傻气。只不过一旦惹毛这位九少爷，那可是什么茶壶、凳子都敢往“敌人”身上摔的。

他自小喜欢画图，成绩好，也能写文，能做手工。上面有两个哥哥养家，他一身浪漫主义，很少考虑谋生。至于后来投笔从戎，投奔革命，那是一颗热烈跳动的敏感的心灵在社会活动中不断纠正，反思的结果。

随家族迁徙的吴联膺，从北平一路南下，至武昌、杭州、上海，百姓市井生活里浓缩着民族的历史处境。他像纪德游非洲，观察地方风土。譬如，古都学生骑自行车游览玉泉山，日本战机盘旋北平引发学校骚乱，沪汉江轮上肮脏的船舱，聒噪的小贩，战火映红的晚霞。

后来，家里的经济情况发生了问题。1937年春天，他辗转到上海美专读书。七七事变，时局愈发紧张，吴联膺同其他青年学生一样有了些民族思想。待到“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上海陷入枪林弹雨，百万难民逃入上海租界。

虽然受着英美“租界”的保护，但吴联膺所见所闻都是战争，灾荒。那段时间，他的日记每天开篇都要写战事。写他全家男丁如何彻夜戒备，应对日本的突袭。

他在学校里是活动分子，身边有一群热血青年和进步同志，在学校和社会活动中，接触了科学的马列主义，逐渐滋长了爱国主义思想与民族意识。他越发觉得，从前那种只追求感觉，为了艺术而艺术的生活，会让他逐渐脱离现实。战乱年代，大不如前的家境已无法支持他再当一介风流才子，更何况，他想为家门争口气。

战争使城市生活程度更高涨，人口集中，失业的，穷苦的人就被抛上街头当了乞丐……想到大后方去抗日，哥哥当然不准，说你毕业了再说。当时国事日非，自己又感到家庭“不自由”，竟有消极情绪了……要去考虑个人前途了，真的是毕业就是失业么？留学？这战乱时代及家庭经济状况是不可能实现的……我轻视商业社会的上海，我厌恶卑贱、虚伪的商人，我希望离开上海亡国奴的环境，我设想着大后方的自由，光明！抗战生活的热烈、紧张！——《乌扎拉日记》，546 页

1939年夏，吴联膺毕业即到浙江天目山参加抗日宣传。他身体虚弱，连生疟疾，仍坚持画抗日宣传画。在西天目山一带根据地，吴联膺成了有名的画家。

吴榕美说，父亲画人像画得特别好。“那个时候大家供给制，薪金很低，一个人只有几个钢洋。他当时画一幅画可以拿到一百个钢洋，就相当于一石米，所以他很有钱。他经常把钱寄回上海，分给大家用，还送给监狱里的人用。”

吴联膺因为画像的原因，在浙江行署建立了许多社会关系，还无意中用画像的钱和社会关系救了很多中共地下党员。他没有入党，但因为救了许多人，被特务怀疑为共产党员，经历了打板子、陪刑、陪斩种种折磨。目睹自己的好朋友贾起被捕，还没来得及救就被枪毙，目睹那么多从上海、杭州、江苏赶过来抗日的有志青年，纷纷被害……吴联膺内心对国民党顽固派愈发失望。在与优秀中共地下党员的接触中，他终于打破了对国民党的幻想。

我的出身很不好，没落官僚家庭强烈的爬上去复辟思想的影响，长期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成名成家的教育，受旧社会、坏思想、坏作风的感染也很深。但是有前说的种种因素，经过我亲身与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的斗争，不但打破了我的幻想，也提高了我的认识，分清了是与非，进步与反动，谁是有前途的，发展的，谁是一天不如一天，必然败亡的。经过曲折的斗争途程，也经过一再的犹疑，动摇，也为了个人前途，个人生活，我终于投奔了革命。——《乌扎拉日记》，555 页

“父亲一生很多磨难，但是自得其乐。热爱生命，苦中作乐，这也是我们的家风。”

半个世纪前，满族的吴联膺大隐于市，遮蔽了他的旗人贵族身份。

他们的父亲没有继承满族贵族家庭的什么遗产，但为后代传续了善良、正直、真诚、率性的家族性格。在儿女眼里，他是王小波所说的有趣的人，是俄罗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日瓦戈医生。

吴钢芳仍记得小时候与父亲一起捕蝴蝶、吃西餐。“他拿长竹竿，一头装上网兜，就带我们去公园里捉蝴蝶了。他爱吃街头小吃，也很爱西餐，老是带我到汉口的冠生园，去吃一客3块钱的西餐。两个人就要吃掉6块钱。回来就要被妈妈责备。”

每去一个地方，吴联膺总要融到当地人中去。他和农民交朋友，土改时一起在太阳底下捉虱子。和园丁交朋友——吴榕美结婚时，他让一个园丁朋友在花园里采了一大束鲜花，抱着去婚礼。“那时候哪来的鲜花，大家都觉得新鲜极了。”婚礼结束，那束鲜花在吴榕美家放了半个月。

他甚至和牛交朋友。五七干校时期，他一个人离群索居，一副自在的模样。曾经有一头牛和他相伴了7年。“他说牛其实很有感情很有脾气，如果和你感情好了，比人还要忠厚。”那头牛养了7年之后要被宰杀，他非常难过，跟连长说，能不能不杀它，它好可怜的。

“他要我们与人为善，不害人。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父亲去世后，我弟弟刚上大学，父亲在天目山的战友很多已为官，纷纷寄钱来资助。他们说，过去用父亲的钱，现在我们应该供他儿子上学。”吴榕美说。

吴联膺让子女懂得热爱，热爱歌唱、田野、美食，热爱人，热爱生命。

准备参加渡江战役时，父亲随军南下，坐闷罐车，从渤海湾到徐州。然后到了徐州换煤车，上面已经坐满了士兵……

天蒙蒙亮的时候，他也眯了一下。突然有个小战士就拍他说，同志哥你看，妇女妇女。他说什么妇女，一看，已经到安徽境内了，水田里面有很多妇女在插秧，这些北方的士兵简直是大吃一惊，妇女居然还下水田。

我父亲说，当然了，你以为跟你们山东的小脚女人一样，只能在炕上纺线，南方这些妇女都是天足，都是下水的。正好有女人走在田埂上，一看，真的是天足大脚。

他就问小战士，你结婚了吗？战士脸就红了。他说，你肯定结婚了，你老婆比你大十岁。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在那搞那么长时间土改，我还不知道。战士说，南方不一样吗？当然不一样，南方是男大女小嘛！啊，还有男大女小的？他们就问，男大多少？大两三岁，大四五岁，还有同岁的。

哪边好？我父亲就说，当然是男大女小好了。小战士说，那有什么好？我父亲说，你们那边那些比你们大的女的很可怜的，她们多痛苦啊。小战士说，她们有什么痛苦的？我父亲说，她们需要的时候，你们还是小孩子。你们需要的时候，她们已经是老太太了。他们就哄堂大笑。——《“八旗子弟”的跌撞旅程》吴榕美

1933年至1992年，中国风云变幻六十年，吴联膺活跃在社会变动最为剧烈的空间，一生很多磨难，但是自得其乐。文革时戴着高帽子游街，他踩着敲打得七零八落的锣鼓声，走上了一段“跳加官”。他把在上海接触到的自由、平等的思想带入了子女们的生活。他救济青年，抚养儿女。年少轻狂时追求光大门楣，诗和远方，老来面对六个子女，只希望他们有手有脚地活着。

他说，人活着要像个人，不要成为精致的工具。

大概世间所有事物都有自己生命的痕迹，纵然短暂，历史自万物的痕迹中涌现。在对历史的怀念中，我们似乎应该记得，“我”从何处走来。

久经跋涉，吴联膺无法乘月归来，但他的子孙还能够坐在一起谈论家常，凭借代代相传的记忆折收他们不曾亲眼见过的时代，重获“乌扎拉之为乌扎拉”的完整性。

春潮涌起，浮萍相会，往事并不如烟。

（选编自文汇APP）

【经典回放】

了解孩子的认知规律

张人利

嘉宾简介：张人利，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校长。上海市特级校长，上海市普教系统名校长培养基地主持人，上海市中小学骨干教师德育实训基地主持人，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兼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系特聘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张人利校长领衔的教育科研成果曾多次获得国家级、市级等奖项。

今天我和大家聊的题目是“了解孩子的认知规律”。我想从这几方面和大家探讨，然后我会留一点时间给大家提些问题，大家在听的过程中有什么想问的问题，我都会积极回答。

首先，我要和大家讨论的是教育的基本属性。也许，有人认为这应该是教育内部的问题，但是我越来越感觉这不仅仅是教育内部的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作为家长，大家都很希望了解教育的未来、教育的本质、教育的基本属性。我认为教育应该有三个基本属性：科学性、艺术性和社会性。一般认为教育有科学属性和艺术属性，但是科学又可以分成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因此我们往往把教育的基本属性看成是三个。这三个教育基本属性的水平高低，将直接影响到最后的教育效果。

在教育的艺术性方面，我举个例子。如同样讲一句话，你讲的，学生听进去了；他讲的，学生就听不进去。为什么呢？就因为说话人的艺术性不一样。正因为教育有艺术性的存在，所以这种艺术性被广泛应用，例如有朗诵、电影、戏剧等，它们都是一种艺术的表达，使得教育效果更好。

在教育的社会性上，我再举个例子。前年，有一位上海中学的男生被哈佛大学录取，这位学生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我校读的。当时有记者采访他，问及读书过程中给他最大启发的是什么？他回答说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对他的成长有帮助。学校给了他两样东西：一是时间，二是兴趣。这个孩子在我们学校读了9年书，我们小学一年级是不读数学的。小学时，他的学习情况平平，也没有参加过奥数班，中学时开始对数学感兴趣，做题目做得非常快。数学老师见了，就问他：“你都懂啊？那老师这里还有一道、两道题目，你再去试试看。”结果，他对数学越来越感兴趣，参加竞赛获得全国二等奖。后来到上海中学，高一就拿了全国金奖，高二就被清华大学录取，但他没去，高三毕业就被哈佛大学录取了。从他的这个案例中，我分析他学习数学的过程完全符合心理学。第一是那一道、二道题目是不容易得到的，容易得到的，他就不一定感兴趣；第二是这些题目有挑战性，没有挑战性就激发不起他的兴趣；第三是这样的挑战给了他成功感，题目太难，难到做不出来也是不行的。实际上，我认为当时他的数学老师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应用了教育的社会性属性。作为家长，如果你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也应该思考一下怎么应用社会性提高教育效率。

   教育的科学性属性，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了解学生的认知规律”。认知规律是什么性？既不是艺术性，也不是社会性，就是科学性。所以，我今天重点讲的就是教育的科学性。基本的观点就是教育三个基本属性中有两个属性基本不变，只要有一个属性有显著变化，就会带来教育效能的提高。今天，我仅仅讲的是科学性，谈的是认知规律。

   第二，谈谈学生学习的“最佳发展期”。有句话叫做“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全中国都在流传，现在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我认为不是输在起跑线上，而是很多人在抢跑，幼儿园、小学在抢跑，一直到初中也在抢跑。读小学前，有的家长已经让孩子学拼音了，没到学物理的年级已经开始在学物理了，明明应该是6年级读的内容，有的5年级就已经读完了。越早读越好吗？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规律？其实是有的，这就是科学性的讨论。这个科学性有界定的，界定就是“最佳发展期”。

   举一个例子，初中到底应该先学物理好还是先学化学好？全世界有三种情况。我们国家是初二学物理，初三学化学；新加坡是物理、化学同时学；欧洲有些国家许多是先学化学，再学物理的。我曾经去欧洲访问时问他们，为什么初中先学化学，然后再学物理？回答很简单，中学的化学内容，学生容易掌握，我们就早点学了。回来以后，我也请教过课程设置专家，我们国家为什么初二先学物理，初三再学化学。回答也很简单，因为中学的物理内容比较多，所以就早点学。你们说哪一个叫以人发展为本，其实已经清楚了。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你，也不是我能够改变的。学校物理先不学，先学化学试试看，中考制度不改接受得了吗？不可能。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我原来是教高中物理的，教了十年高三，偶然一次上高一物理上到高三，我发觉有些物理问题，学生在高一时搞不清楚，而到了高三你不教，他都会了，什么原因？我认为和年龄有关系。所以有些学科应该晚学，有些学科应该早学，这实际上是要符合人的认知规律，本质是什么？是要研究人到底在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是最合理的。实际上，课程的设置决定了学生学什么，学什么应该有三方面的考虑，这是在理论界一直认可的：一个是学科，一个是学生，一个是社会。学科体系是硬的，我们的学生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学习什么学科更有效？

这个问题真的很复杂。例如，“有理数的加减法”上海一期课改的时候下放到小学，小学老师的反映是56课时都不够，内容很难，很少有人都能掌握。但是，“有理数的加减法”到了中学26课时就够了。你说这个内容放在小学好还是放在初中好，我想应该放到初中。还有的问题不是效益低或差的问题，是根本学不会，例如跳绳多简单的事，但是不到这个年龄就是跳不好。有的家长说小孩，别人会跳，你怎么不会跳，怎么几个月都跳不会？其实这是和年龄有关系的，还有你认为简单的，其实不简单，你认为复杂的，他却认为简单了。例如，“左右问题”，很多小孩搞来搞去搞不清楚。“你的左右”“我的左右”“我的左右相对你的左右”等，全部搞清楚一般要到7、8岁，搞不清楚是正常的，搞的清楚的是少数人。所以说，成长是有规律的，什么年纪学什么是有规律的，学习是有“最佳发展期”的。

“最佳发展期”的界定是同一个学生学习同一门学科，要达成同一个目标，在不同年龄阶段所花费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我们把学生学习某一门学科效能最高的年龄阶段称学习这门学科的“最佳发展期”。这就是科学性，是人的认知规律确定了人到底在什么时候学习什么，学习到什么程度才最合理。正因为如此，幼儿的特征是形象思维强、语言模仿能力强、记忆力强，逻辑推理能力弱、抽象思维能力弱。所以，我认为奥数这个时候学是不好的，不好在什么地方？三个不好：第一个低龄化不好，小孩不适合读这个东西，所以正规的奥数一般都是到初中搞。第二大众化不好，少数人的游戏，读奥数的人是聪明的，大量不读奥数的人也是聪明的，我说的绝对一样，如果考奥数的话，毛主席也进不了大学，他数学不及格，你说他不是天才？第三个不好是功利化不好，明明小孩不喜欢读，你硬要他读，你说对他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有人说没有办法，有的学校要考，你就不要进这个学校，你害了他，他明明不喜欢你叫他学干什么？

小孩语言模仿能力强，记忆能力强，所以我很主张小学一年级学外语，实践证明有效，为什么？因为小学一年级的外语根本不讲语法，没有书写，他完全是听和说，符合幼儿的学习语言的基本特征。你想想看，母语怎么教的？就是情景中学习，游戏中学习，看见他叫爸爸，自然而然地就会了，这就是引用到小学外语的学习教育当中，这个规律是对的。

第三，怎样才能使学生真正学会。前面讲了教育的科学性，讲了什么时候学什么才合理，现在要讲的是怎么学才能真正学会。今天在座的听众，肯定是全国各地都有，我说几句上海话，大家肯定会听得懂；但是如果我全部说上海话，有可能有人听不懂；刚到上海的，就更听不懂。但是，我不能说，你听不懂没关系，我就一模一样讲第二遍上海话。你还没听懂，我就讲第三遍。请问，是讲的人傻？还是听的人傻？当然是讲的人傻。我们的学生不是听不清，是听不懂，听不懂的话，同样讲第二遍有什么效果呢？同样在一个教室里学习，责怪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你懂他不懂啊，你懂说明老师讲过了，你不懂说明你没有认真听。举个例子，老师讲得十分清楚，他认真听，他很聪明听不懂，有没有？有的。杨振宁，没有人怀疑过他脑子聪明吧？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很聪明，西南联大毕业。西南联大是很典型的硬件软、软件硬。硬件软到什么程度，晚上没有电灯的。软件硬到什么程度，清华、北大、南开合起来的教师。杨振宁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过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他说“物理在教室里学习时，往往只能听懂一半，还有一半是晚上没有电灯时，跟学生闲聊中搞懂的”。这当然是杨振宁的谦虚，杨振宁的脑袋怎么可能只听得懂一半呢？但是，当他今天回忆过去的大学生活时，他还会说出这样的话，说明杨振宁确实还有听不懂的。杨振宁尚且还有听不懂的，你们的学生一听就懂了？我自己在教学中也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我原来做过一所高中的校长，当校长的时候还在上高三毕业班的物理，我很喜欢上课。那一年，静安区所有选考物理的同学全部在我们学校考场考试，本校学生也在本校考，但监管老师换掉。下午要考物理，中午有两个高三的女同学走进校长室，说：“张校长，我还有三道多种选择题不会做，你帮我解一下。”我一看表，还有20分钟不到就要高考了，就说：“同学不要再做了，我们做的题目够多了，现在需要安静，安静对你下午高考正常发挥更好。”小姑娘站着不走，不走就算了，还要“威胁”我，怎么“威胁”我的呢？她说：“万一下午考到了，怎么办？”这句话是“威胁”的话，言下之意多了就算了，考试之前问了，你还不说，5分一道你能担当得起吗？我经不起她的“威胁”拿去帮忙解题，当然这时候的题目还会容易吗？你也不能告诉她明天再告诉你，下午就要考试了，也就是说这10分钟时间内必须把这三道题目解出来。等我全部解好，讲解好后，小姑娘高高兴兴进了考场。作为主考官，我去巡视了，首先关注的是题目，这个很正常，说不关注题目的不是上课的，中国是考试最多的国家，中国对考试题目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国家。总要抄来抄去，高中的题目实在太少。巧了，正好有一道题目就是刚才她问我的，这使我感到很庆幸，亏得跟她说了，要是不跟她说，这个小姑娘不是会恨我一阵子。全部考试结束后，我在校门口跟她说：“小姑娘，这次给你赚了，5分一门。”万万没想到的是，她摇摇头跟我说：“张校长，你中午讲的这个题目，我还是做错了”。其实，这个小姑娘还是很聪明，后来考进了医学院。那为什么我讲了她却忘掉了，你说我没讲清楚，你说她没认真听，都不是。从中，我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使是老师讲的，家长讲的，不等同于学生一定学会的。

再举一例，初中物理教浮力时，老师问学生军舰为什么能够浮在海面上？一位学生说因为是盐水所以浮起来，错了。一位学生说因为形状改变了所以浮起来，也是错了，一位学生说因为接触面积大了所以浮起来。如果教师讲授的浮力公式，与学生自身错误联系得上，学生还会不懂吗？教师如果能想方设法、千方百计把学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暴露出来，进行对话、“碰撞”，再“放”到学生的脑子之中，这才能称之为“启发”，也才能让学生真正学会。可悲的是，许多教师往往只有一套本事：讲正确的，却从来不关注学生在想什么。

   怎么才能学会？实际上我们的学生到教室里来学习某一样东西的时候，他的头脑里不是空的，如果他的头脑里是空的话，我们的教学太简单了，只要把桶里的水倒到他的杯子里去，就行了嘛！其实，每个学生都有他原有的知识、原有的经历，这种知识、这种经历，有的能帮助你掌握今天这个新的知识，有的却和你掌握这个知识相悖的。何为灌输？何为启发？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是一样的，灌输就是不管你脑子里想什么，反正我告诉你的就是正确的，讲不讲是我的责任，懂不懂是你的问题！何为启发？启发就要想方设法，千方百计把它原有的知识，原有的经历，原有的想法讲出来，还要碰撞，再放到脑子里去，这样的教学才叫有效教育，才叫真正学会。在座的各位家长，你成为称职家长的第一步就是你的孩子愿意跟你讲真心话，不管他是错的还是对的，他愿意跟你说话你就成功一半了，讲的是真心话，然后才有碰撞的机会，才能真正搞懂，才能明辨是非。

   怎样才能真正学会？真正学会需要对话，家庭需要对话，学校教育也需要对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教育界定为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但是这个交流，不一定是讲话，行为学专家30多年前早就做过统计，语言的交流只占了很小一部分，其他的交流有表情的交流、肢体语言的交流等等。小孩是很会看眼色的，有的家长一边打麻将一边对小孩说要好好读书哦！我说你太谦虚了，还说没教育，你已经在教育了，你给孩子传达的教育是读书没用。所以教育不一定是语言交流，语言只占了很小一部分，交流还有很多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四，习题是否做得越多越好？一句话，做总比不做好，多做总比少做好，我们做过统计：七天长假，三天已过，小孩不做作业，家长浑身难过了，你怎么不做啊，你不肯做，我做。作业做完了，小孩不开心了，大人开心。做比不做好，多做比少做好，是不是这样？其实是不对的。上海已经经历了三次国际权威机构的PISA考试，它是国际权威的中学生学业质量的评价，这个学业质量评价不但测学业成绩，还要测与学业成绩有关的其他情况。例如回家作业、学习兴趣、家庭文化背景、家里经济条件，这些都有影响的。举一个例子，家庭经济条件怎么测，你知道吧？有人说这简单，只要问他爸爸妈妈赚多少钱。不一定，现在爸爸妈妈赚钱的不一定家里有钱，不赚钱的不一定家里没有钱，赚钱多少很难说，五千块钱上海不一定日子好过，合肥还好过，所以全国测下来幸福指数最高的没有北上广。前年合肥，去年成都，调查其中一个原因据说房价太高。五千块钱到美国活也活不下去。那么怎么测试这个经济问题呢？会问学生，你家里独立的卫生间有几个？国际流行的，选择题三个、两个、一个、没有，你家里有三个独立卫生间的，家里肯定是比较有钱的，为什么？不可能只造厕所不造房子，三个卫生间什么概念？三个卫生间是别墅，是大平层，三房一厅没有三个卫生间，全世界没有这种房型的。如果到今天到为止一个独立卫生间都没有的，那他家里的经济条件能好吗？国际权威是这么问的。

作业是不是越多越好？我告诉大家，有大样本检测的，几十万学生大数据的检测，测试下来发现：15周岁的孩子一周的回家作业总量，最好不要超过11.8个小时。也就是说在11.8个小时之内的时候，你一定是作业越多越好，作业越多，成绩越好，所以要减少作业量，你看并不是越少越好，它跟成绩是有关系的，但是到了11.8以后，如果你再增加作业的话，它可能就平了，这是“高原现象”。但是我告诉大家11.8是一个大数据的统计，不代表什么，不代表一个学校，更不代表一个人，像我刚刚讲到我们有一个到中学以后对数学特别感兴趣的同学，这个人数学好，肯定不是做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当时在初中读书时他妈妈找到学校来说，我小孩天天要做题目，一天不做题目浑身难受，所以这个情况就不是11.8了，11.8是总体数据，不是个体数据，它是统计规律，不一定是全体。我们学校结合实际来了，世界上这个拐点在11.8，上海第一次、第二次测试下来13.8，13.9，所以当时的教委主任明确提出上海的负担太重，所以这是依据，不是你搞个什么，我就说对。不是的，要有数据的，但是我们学校测下来比上海的平均值少了30个百分点，说明我们11.8不到。我马上在初二物理做了一次实验，整个初二，我们学校的物理作业最少，我就要求增加作业量，结果再次全区测试下来，比第二名的成绩拉大了3.5分，说明这个有道理。但是，是不是多做就好了？不一定，所以对于一个人，一个班级都要探索这个拐点在哪里？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是从目前的上海现状提出来的，但是并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本质是如何按照科学规律办事，才是它的真谛。我们是要探索它的值，到底在什么时候更合理，这很关键。

   还有要提高作业的质。假设有种教育，一本书给你，你自己也没有做过，即使有答案，弄的不好，过程也是错的，有什么用呢？要选择的。所以，我们学校我早就规定了，外面不准买一本教辅材料，全部让教师自己来出题，家长你也不要瞎布置，你布置了有什么用呢，你自己也没有做过，多做不一定就好，它有拐点的。还有作业这个问题不但有量的问题、质的问题，还有布置的问题、批改的问题。我举一个例子，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主任曾经在徐汇区做过一个高中的物理实验。一块木头放在桌上，打抢打进去一气泡，这是高中经典物理题目，这个题目很综合，有动量、有能量、有冲量、有能量的转换，很综合，结果讲出来大概有一半的人听不懂。他做了实验，研究这个班，换了一个特级教师把这个内容再教一遍，结果还是一半人不会做。我得出结论，这些人是没法学会的。这个话你不太认可，人是有差异的啊！我统计过，所有初中考试150分，最后一道题目大家叫它“压轴题”，压轴题能够上手的大概60-70%，真正做出来的40-50%，实际最后这个题目有些人很难掌握，甚至掌握不了。人有差异，不是每个人都能做，不做是不是不好呢？不一定。我们学校的副校长的女儿在我校读书，成绩中等，去年中考时，她有策略的，数学考试最后的压轴题不做，保证前面的都不错。结果考进了交大附中。你不要以为别人做，我不做不合算，你需要做什么，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学校就有作业的分类，最高一档叫“荣誉作业”，不是对你惩罚，你特别行，学有余力，就多做一点。当中一档为整体作业，大家都能做。学习特别有困难的，做基础性作业，保证能及格。人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做不出不代表他笨，即使学业成绩不好，也不代表他别的不好。人是多元的，你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弱项和别人的强项比。比下来也没有用，不要跟风，他在读什么班我也去读什么班，他在做什么题目我也做什么题目，还要责怪孩子为什么别人做得出你做不出，如果我是孩子，我就告诉你，人是不一样的，这才是科学的规律。

   作业应该有多样化。在高考以后全市马上要推进的是中考制度的改革。据我了解，可能要增加一个就是综合考，考什么？实际上这是两种的学习形式。中国比较强调的是学科体系，这个叫语文，这个叫数学，这个叫物理。国外先进的一些国家他强调的是跨学科的主题的项目学习，这两种实际都是有利有弊的，所以你不要老觉得外国好，中国不好，那英国要用中国的数学教材呢？我们有我们的长处，我们也有我们的短板，我们这种分学科有什么好处？分学科的是知识体系比较完整，知识不会遗漏，很少有重复，但是它的不够是解决问题能力不强，综合能力不强，创新能力培养难。外国这种学习方式，它的优势在于实践能力强，解决问题能力强，但是它的问题是知识系统性不够，知识容易遗漏，知识容易重复。所以现在我们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大概是70%多分学科学，20%多要注重项目学习，主题学习，它主要解决的不是学科的问题，解决他的方法论，培养他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的作业还有多样化作业的解决，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第五，一张卷子教学测量可靠性如何？各个区小学期中考试取消了，中学都有期中考试，期末也要大考。大考下来肯定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如果考试成绩好，用功了，成绩不好，就是不用功。有没有可能你的小孩一直很努力，成绩退步了呢？完全可能的，实际上是你对教育测量学不了解，测量有两种测量。一种测量叫直接测量，像这个房间的图就是物理测量，这种物理测量是直接测量，只要测量方法对，即使有点误差，取个平均值也差不多，这叫物理测量、直接测量。教育测量怎么测量？教育测量是读了一年书测一张卷子，我讲你怎么测法，叫抽样测验，一个叫内容纬度，代数、几何拼张卷子。这样的测量它叫间接测量，间接测量有很大误差的，比如考大学，数学是35道题目，考高中数学是25道题目，你考试考得不好，正确的表达应该是什么？我两门数学题目没考好，不是数学没考好。你仅仅是25个题目没考好。也许你同样班级50个人，这个老师出的题目和那个老师出的题目考出来的分数一样吗？绝对不会一样。当然有些人考进复旦，考进交大很厉害，你不信你再考一次，你未必考得上，为什么？出题目的人变掉了。完全可能的，你不相信？有一个学生是我校毕业的，初中时数学竞赛一等奖，高中去了上海中学理科班，好吧？非常好，结果他高考却进了上海大学，相反我们学校同一届学生中高中考进育才中学，当时分数比他低很多，结果6个学生考进交大复旦，什么原因？数学题目变掉了。所以这个问题怎么量是很有关键的，这个人没有变，这个学校教育质量仍就是高的，无非是你测量尺子变掉了，所以我们的家长在批评孩子的时候，你要知道，有时候是不用功，有时候用功差不多的，只是测试题目变了。因为这个问题很多，考几何比较难，考代数比较难。如果你今天这个难度放在几何，弄的不好就是男同学好，有性别差异的。现在基础教育确实对小姑娘有利，对男同学不利。这都是测试下来的结果，所以考试不要看得很精准，测量在变，结果也会变。

   上海高考哪一个是第一名？中考哪一个第一名？统计里面都有，初中里面进四校，提前录取多少，这个统计都是瞎统计。你只能是个相对数啊！还有个问题其实很复杂，你如果中考分数相差一分，你是第二，我是第一名，但是我告诉你这张考卷的误差也不止一分。所以这个一分还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了，为什么？试卷本身的误差大于你本身的误差，我问你还有什么用。如果把这个测量的本质看明白，你就不会一分一分比较，没有意义，但是正式选拔没有办法，达560分能进什么学校，没有办法，所以这个选拔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你即使没有进，你也知道我孩子不一定比他差，这个问题是大量存在的。这里的家长从幼儿园到初三都有，以后还要读书，你如何对待你孩子分数的波动，这个波动完全可能是他本身的高度，完全也有可能是测量工具的波动，不是他本身的波动。第二个是学生成绩波动一定是由学生的努力而决定的吗？不一定。考得好不一定他努力，考得不好也不一定他不努力，因为测量卷子有误差，而且这个误差很大。你要考什么学科都有讲究。

   第六，怎么正确对待学生之间的差异？我告诉你，教育的复杂尤其是基础教育的复杂，根本不是学科的问题，有多少复杂？就说到了高三，我教了十几年的高三物理，做物理就是这些东西。中国人就是这些东西，毕竟不是什么天宫二号上天这么复杂的问题，中小学、幼儿园的复杂，主要是对人研究的复杂，所以我跟大家讲，激励制度都不一样。我们小学绩效工资最高的是小学一年级。你要是有本事你来搞搞看，不是你会多少，要教会他多少，你来来看，这不是一个1+1的问题，要把他教会难度大了，要对人的研究，人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共性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人要做到，为什么叫它核心？核心符合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一定是公共的，所以习近平书记把它叫做最大公约数，公共的；第二个一定是关键的，符合这两条条件才叫核心。你到别的国家去看这些东西人家也在提倡的，讲诚信，哪一个国家不提倡诚信？欺诈什么国家都反对，没有一个国家不反对。但是，人是有个性的，你不要把自己的一种观点强加于人家。我告诉大家，这个个性上有各方面的个性差异，我举一个例子，我这个人学理科，对文科也蛮感兴趣，最近我看了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的诗《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我看第一句，可能只是个人的看法，他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一个人从生到死，而是当我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不知道我爱你”。你说这句话对40岁中年妇女和18岁少女感受一样吗？因为经历不一样，感受还是不一样。最近我从报纸上看到，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到死，而是你在上网我在你旁边；我又看到，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和死，而是当我们两个人握手，但彼此看不到对方，因为中间有雾霾。如果你去问一个物理学家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他马上告诉你世界上哪有最远的距离，世界是无限的，你们这些都是文学的语言，不是科学的语言，哪一个说得正确？都正确，既然都正确，你有什么理由讲自己的一种感受要叫别人都接受？人是不一样的。在知识的掌握上差距更大了。有的人喜欢文科，有的人喜欢理科，理科当中有的人喜欢物理，有的人喜欢化学，有的人学业知识不好，动手能力很强，这种要受到尊重，社会上各种人都有。我们学校毕业典礼的时候我常常要表扬一位学生，作为学校的最高荣誉。前面提到的这个数学上优秀的孩子是偶然得到的，要表扬。有一年，我表扬了一个孩子。我表扬他的理由是，初二升初三竞选小队长，他的竞选词说：论学业知识，全班都比我好，但是我很爱这个学校，我在这个学校已经读了八年书了，我还想为这个学校多做一点事情，希望大家成全我，给我创造一个机会。他不但这么说了，也这么做了。因为成绩差，到了初三语文数学都补课，真的这么做了，后来我在毕业典礼上说，他是我们学校的优秀学生，希望他毕业以后常回来看看，我们欢迎这样的学生。结果父母都在后面，他父亲是一个残疾人，母亲是一个癌症患者，开始我不知道，他父亲推着轮椅对着我说我真的很感谢学校，结果这个小孩没有考进高中，我们没有考进高中的就两三个人。过了一段时间来看我，把我悄悄地叫到旁边，送了我一块巧克力，他说校长我真的很感谢学校。我认为，这是我们教育的成功。后来我知道他参军了，做航空地勤兵，回来以后到事业单位工作，挺好的啊！单位里很欢迎他，做事情很认真的，所以谁都喜欢这样的人，就怕你大事不会做，小事又不肯做，这问题才大了。

   人是不一样的，你要正视，所以我反对比较你小孩怎么样，我小孩怎么样，我要是小孩我告诉你，你行我不一定行，我行你不一定行，有这种心态就愉悦了，就和谐了，就不会做违反科学规律的事情了。那么你现在要搞得大家一样的，读奥数大家都读奥数，读拼音大家都拼音，符合每个人吗？不符合呢？我不知道各位家长到底怎么想这个问题。其实我告诉大家，一方面要强调共性和个性，哪些是大家都要共同达到的，哪些应该突出他的个性发展，这两者缺一不可，而且我们越来越感觉到个性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