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意挑了国外最好的防护服寄给你，怎么不穿呢？｜我的战“疫”（八十五）
我只搬过包装它们的纸箱，还从没拆开过其中哪怕一个口罩。虽然经手数不清的海外捐赠医疗防护物资，可我还没见过这些“进口货”到底长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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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袁芳｜41岁｜护师｜湖北武汉
整理：尹平平｜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我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综合科的临床医务人员。从春节到现在，我的手机每天都要接几十个电话，很多是从国外打来的——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英国、印尼……都是要从海外向我们医院捐献医疗防护物资。
这些国家，我从来都没去过。打电话的人，此前也都不认识。
从事临床工作20多年，我自己也没想到疫情来了，不但没上一线，还成了每天接收海外捐赠物资的搬运工。
1月23日，武汉正式宣布封城。那天，我们一大家人吃团圆饭，气氛很沉重。席间，说起我们医院接收的病人之多，口罩告急、防护服也不够了。
在海关工作的姐姐，马上追问相关情况。当时，有一些海外华人正在联系他们，想向医院捐赠医疗防护物资。她问，可不可以让他们联系我接洽。
当然可以了，我们太需要了！
袁芳代收海外华人捐赠的医疗防护物资。受访者供图
一般情况下，像防护服这种级别的医疗防护物资，医院各个科室都不会备太多。当时正赶上过年，各地工厂都放假，国内供应一时半会儿上不来，手里攥着钱都买不到。
为了节约防护服，减少穿脱次数，同事们不敢喝水，免得上厕所。可穿着防护服又闷又热，出汗又不喝水，有人都脱水晕倒了。
实在没办法，部分临床一线医护人员只能穿纸尿裤。你说，一个正常人，谁会想要穿纸尿裤啊？当时我们的防护物资，就短缺到这个程度。
姐姐帮我联系后，有上百个海外华人加我微信。只要涉及捐赠，无论他们需要我做什么，我都保证尽力以最快速度办妥。
每争取来哪怕一套医疗防护服，就能减少一分同事被感染的风险。我必须跟时间赛跑。
起初，他们只需要我帮忙办一些清关手续，比如提供医院盖章的接收函等文件，以便捐赠物资能走绿色通道，以最快的速度送给一线医护人员用上。
后来，只要运送捐赠物资的飞机落地中国境内，我就开始全程跟踪服务。
货物到机场、进海关、装车发运，直到进入武汉，我都会请相关单位和人员通知我。每个环节，我都请他们拍照、录视频，保证货物的安全和速通。
还有，我特别担心这些捐赠来的医疗物资，在途中出现什么意外。比如手续不全或封路被卡，或被人中途截走另作他用，所以精神一直高度紧张。
我几乎24小时抱着手机，吃饭、上厕所都在不停地接电话，确认各个环节。有几次，我连洗澡时都得接电话。
得知我在联系海外捐赠，医院领导非常支持。不但出了正式的函件，还向社会公布了我的姓名、工号和手机号码，方便有捐赠意愿的海外华人与我联系。
这下，我的手机更是被打爆。因为有时差，我甚至不敢睡觉。每天，我只有后半夜眯三四个小时。即使这样，一睁眼，也会有十几个未接电话。
我知道，他们什么都不图，只盼着这些捐赠来的防护物资，能尽快用在一线医护人员身上，让大家少一分感染的风险。
对于有些人来说，医护人员增加多少例感染，可能只是冰冷的数字。对于我来说，倒下的不少都是我身边的人，是我认识的同事、同行。
所以，不管白天晚上，我都拼命地接打电话，争取这些捐赠医疗物资能早日到手。
1月28日，我们接收的第一批捐赠物资，经长沙入境。当时，武汉刚封城没几天，很多政策都还不明朗。我担心捐赠物资没法进入武汉。
副院长李志强听我汇报后，二话不说，给我派了一辆救护车，直接从长沙机场把捐赠物资拉回来。
院里还紧急成立了对外接收捐赠小组，相互配合协调。大家做得最多的，就是当搬运工接货。不管是处长还是主任，一个个都在那里搬箱子卸货。
起初是海外捐赠的，后来是国内捐赠的。因为没有足够的人手替换，我们一直都没法轮休。有时半夜货到了，我们也赶紧跑去医院接。我也很快摸清了接收海外捐赠的整套流程。
一些经常联系的捐赠人，为了减少沟通的时间成本，会把一些指定捐赠给武汉市内或者湖北省内其他医院的医疗防护物资，都请我代收代发。
海外捐赠者在当地仓库整理捐赠物资。受访者供图
除了盯紧流程、确认各个环节，我还要联系这些兄弟医院来接收捐赠物资。有几次，我们要把捐赠物资一下分发给十几家医院，从清晨忙到半夜。
一些海外捐赠者会觉得给我添了麻烦，打电话来向我道谢甚至道歉。哪里需要啊，应该我要向他们道谢才是！
不光是他们，连那些从各地开车运送捐赠物资的货车司机，我都对他们感激不尽。
有一位姓肖的司机师傅，开车连夜帮我们把捐赠物资从长沙送来。他怕我担心路上有情况，整夜与我共享位置信息让我安心。
要知道，他们跑这么一趟，回去就要被强制隔离14天，甚至会被排挤。明知如此，他们依然义无反顾，真的付出很多，就像飞蛾扑火一样。
每位送货到医院的司机师傅，我都会从科里申请点口罩给他们，帮他们领一份盒饭、拿几瓶水。别的我也做不了什么了，只能用这种方式向他们表达感谢。
我就这么每天在外面跑，跟各种人接触，暴露风险可想而知。尤其是前一天还一起奋战的同事，第二天就确诊了，我心里也会有点打鼓。
但我顾不上害怕，我太忙了，没空想那些有的没的。
一次，有个多批次捐赠物资的留美华人，看到我发在朋友圈的接货照片，纳闷地问我：“姐，我特意挑了国外最好的防护服寄给你，怎么不穿呢？”
我告诉他，不瞒你说，我只搬过包装它们的纸箱，还从没拆开过其中哪怕一个口罩。虽然经手数不清的海外捐赠医疗防护物资，可我还没见过这些“进口货”到底长什么样。
捐赠物资到医院之后，我们只负责接货、清点、转给其他兄弟医院或入库。医院分发防护物资，是根据科室确诊病例的人数发的。
我本职的综合科临床工作，顶多接触疑似患者，更何况现在在二线。他们捐赠的那些专业防护物资，我一套也领不到。
得知这些以后，一些捐赠人士不光感动，还有点懊恼。我就跟他们说，这些防护物资给一线的同事同行用，比给我用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他们暴露的风险比我大得多，每天泡在充斥着新冠病毒的病房里，给患者治疗、喂饭、端屎端尿。
我们接收这些捐赠，不光能帮到我们中南医院的同事，还能帮到省内十几二十家医院的同行们。
家人朋友当然很担心。我也跟他们直说，万一被感染了，我也值了，还保护了那么多人呢。
我最怕的是，自己无意间把病毒带回家，传给家里的老人、孩子。所以我让老公带着孩子住到公婆家，我自己一个人住。
我老公坚持要回来照顾我，否则我到家连饭都吃不上。后来，我干脆也拉他“入伙”，让他开家里的车帮我去运送捐赠物资。
我们医院的人手和车都太紧张了，能节约一点就节约一点。
袁芳的爱人也被拉入志愿服务队伍。受访者供图
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女儿。她今年12岁，刚上初一。我们最近没空管她的学习。她说了让我们放心，她会管好自己的。
可她毕竟是个孩子，自控能力有限，成绩不知道要落多少。一想到这些我就揪心。老公劝我：“你就别想那些了。现在你做的是大事，可以惠及很多人！”
唉，也是！算了，不管了！孩子成绩就算垮了，以后也能补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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