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 统

（《读书》2016年9期新刊）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谈到长征，我们就想起毛泽东在长征结束后那段气壮山河的话：“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两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

同样是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面对一千多名曾经跟随他长征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他讲起了党的历史，特别谈到了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危害:“政治上既犯错误，军事上势必犯错误。没有好久，洋教条来了。他们是主张打大城市的，还有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要把坛坛罐罐打烂，两个拳头打人，以后又变成什么‘短促突击’。搞短促突击的总司令是谁？此人姓李名德，是个德国人，跑到我们这里当太上皇，什么人也得听他的命令。结果就把根据地送掉，来了个很好的工作，叫作走路搬家。不走则已，一走两万五千里。所以说，我们军队不仅政治方面，军事路线也犯过错误的。你们说没有？那么你们就举出理由来说服我，那些根据地怎么丢掉的？是因为闷得很，想散步，逛马路，一散就散到陕北？还是因为犯了一点错误，我们的对手蒋介石请我们走？据我看，实在是他请我们走。我们是不想走，他就说你走吧，他下了命令，没有办法只得走的。路上千山万水，军队又不和了，主要责任是张国焘，中央做过结论的。”

幽默的语言中带着悲怆，这才是毛泽东的心里话。对每个经历过长征的人来说，这不是一次轻松的旅行，而是历尽艰辛的求生之路。

从江西出发的时候，没人想到要走两万五千里。

一九三三年五月，蒋介石坐镇南昌“行营”，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鉴于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谋士杨永泰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主张。一方面用军事进攻消灭红军；一方面运用种种方法摧毁中共的组织以及在民众中的影响。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国民党当局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严禁粮食、食盐、工业品进入苏区，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系。

蒋介石部署各路国民党军围困苏区，步步为营，使红军惯用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法很难奏效。而以博古、李德、周恩来为最高领导的中央苏区“三人团”又采取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要求红军在苏区之外战胜敌人，并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开始，红军就处于被动局面。

什么叫“左”倾机会主义？就是不顾敌强我弱的局面，硬要和优势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十万装备低劣的红军面对五十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中央军，能打得赢吗？毛泽东将其比喻为“叫花子和龙王比宝”。不但如此，博古还拒绝联合其他反蒋力量。当时福建十九路军起义反蒋，但博古认为他们是“第三党”，听任蒋介石平定“福建事变”后，于一九三四年二月重新开始对中央苏区的进攻。

面对严峻局势，李德部署红军在交通要道、隘口等地构筑碉堡，处处设防，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抵御国民党军的进攻。事实证明，在这种错误战略指导下，虽然红军打得非常顽强，但并没有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反而使自己遭受重大损失。

四月上旬，国民党北路军集中十一个师进攻广昌。李德从建宁抽调第一、三、五、九军团共九个师的兵力，组织广昌保卫战，提出“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等口号。

广昌战役空前激烈。国民党军出动几十架飞机、数十门大炮向红军阵地狂轰滥炸。激战第一天红军就伤亡一千多人。李德反而指责彭德怀没有组织反攻，忍无可忍的彭德怀当即反驳:“你这是崽卖爷田不心疼！”广昌保卫战历时十八天，红军伤亡五千五百余人。这是一次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

周恩来忧心如焚，五月五日他在《红星报》发表署名社论《广昌虽然陷落了，我们无论如何要粉碎敌人》。毛泽东虽然处于被排斥的地位，也在《红色中华》报上题词：“敌人已经向我们的基本苏区大举进攻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要用一切坚定性、顽强性、持久性去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这样做，就一定能够最后战胜这个敌人。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

林彪在作战中感到：国民党军的战术比以前灵活多了，红军的短促突击不能奏效，反而落入敌军的陷阱之中。一九三四年四月三日，他给军委写了一封长信，总结经验教训，并对军委指挥的错误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林彪这个年轻的军团长，敢于用如此激烈的语言批评中央，可见李德的指挥使红军将领们已经忍无可忍。

有人问：李德指挥不行，那让毛泽东来指挥行不行呢？事实证明，战争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国共双方整体实力的较量。仅有二十几个县的中央苏区，已经进行了四次反“围剿”作战，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再进行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胜算是基本没有了。当时的苏区在兵员征集、财政储备、枪支弹药等方面都无法支持战争继续下去。这种局面有国民党封锁的原因，同样有“左”倾路线的原因。我们只举一些例子说明。

先说钱。由于连续作战，苏维埃政府的日常开支加上战争费用，早已入不敷出。中央连续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经费空缺。一九三二年六月、十月和一九三三年七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先后三次发行公债共四百八十万元。一九三四年向群众借谷近百万担，总值近五百万元。而此时中央苏区人口已下降到两百万人左右，这么巨额的借贷，基本是无力偿还的。

苏区人力资源也到了无兵可征的地步。战时红军队伍急需扩大，简称“扩红”。名义上是动员，但村里只要能当兵的人，非去不可，至于有没有劳动力种田，就顾不上了。严厉的扩红导致苏区男人大量逃亡。

广昌保卫战的失败，预示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为了缓解压力，“三人团”决定派出两支部队，一路是方志敏的红七军团向北，一路是已经在湘赣边界的红六军团向西。周恩来说，这两支部队“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他们都是孤军奋战，打得好就独立生存，打不好就全军覆没。

八月初国民党军向广昌以南的高虎脑、驿前一线发起进攻。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打了二十多天的阵地防御战。红军在武器装备低劣的条件下，凭着山地防御工事，与有飞机、重炮的国民党军精锐部队顽强作战。结果红三军团伤亡惨重，瑞金北部的屏障被打开，基本无险可守。“三人团”也认识到：中央苏区守不住了。

九月二十九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上发表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首次暗示红军将要进行战略转移。但是何时开始实施，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中央红军在十月份突然开拔，进行全面转移呢？是一份绝密情报，促使临时中央匆忙做出战略转移的决策。

九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制订彻底消灭中央苏区的“铁桶计划”。这个计划被国民党赣北保安司令莫雄转交给中共情报人员项与年。项装扮成老叫花子，混过了敌人层层哨卡，于十月七日到达瑞金。当周恩来、李克农接过绝密情报时，感动之情无以言表。

短短几天内，“三人团”就发布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对于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个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和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三人团”不仅没有在红军和苏区干部中进行解释和动员工作，甚至没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十月十日，红军五个军团和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从瑞金出发，开始了向湘西的战略转移。这一切快得让人难以理解。传统的说法是：博古、李德等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开始大搬家、大逃跑。

有的人走，有人被留下。项英、陈毅、瞿秋白等人被留下坚持斗争。陈毅当时负了重伤，行走都不便。当中央负责人向他宣布决定时，陈毅非常气愤。毛泽东也有被留下的可能。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博古在政治局会议上检讨：“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军事计划是恩来负责，干部的处理我负全责。某些高级干部的留下，一是宗派，二是未估计到游击战争环境，当时还是要组织一个大的中央局。”毛泽东插话：“留项英、陈毅、贺昌是宗派的。所以带我走是名声太大，不敢不带走。我要求随总部一道走。”朱德插话：“临走时才通知我，使我伤心。”

长征路线图

长征开始是走一步看一步。最初的想法是到湘西去和贺龙、萧克会合。

行军像大搬家，坛坛罐罐都带上，队伍慢吞吞地向西移动。这么笨重的队伍，一天才走二十里，怎么能突破四道封锁线，进入广西境内呢？这是因为广东军阀陈济棠与中共达成默契，故意放红军西行。

陈济棠曾经三次参与反蒋的军事行动，与蒋矛盾很深。所以，陈济棠不想和红军作战，还私下与苏区做生意。一九三四年九月，陈济棠主动和中共中央联系，试图达成秘密停战协定。周恩来派何长工、潘汉年为代表，去粤军驻地寻乌县罗塘镇谈判。三天谈判，双方达成协议：一、就地停战；二、互通情报；三、解除封锁；四、互相通商；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

谈判恰好在红军准备长征之前，可谓天赐良机。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红军在江西安远、信丰开始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当中央红军突破第二、三道封锁线时，陈济棠让道的命令已传达到粤军前线。中央红军得以在伤亡极小的情况下，迅速安全地冲破四道封锁线，创造了一个奇迹。

林伯渠同志：夜行军中的老英雄（黄镇 画）

从江西突围的时候，红军的行动做到了隐蔽和突然，把国民党的中央军一下甩掉了。如果轻装前进，就可以迅速脱离险境。但是不久，队伍笨重、行动缓慢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蒋介石赶紧部署围追堵截。广西白崇禧的桂军在南线，湖南刘建绪的湘军在北线，企图两面夹击，将红军消灭在广西界首、全州一带的湘江东岸。红军组织了甬道式的防御：红三军团在南线阻击桂军，红一军团在北线阻击湘军。战斗从十一月二十七日打响，双方在新圩、界首、脚山铺等地展开激烈厮杀。

 过湘江（黄镇 画）

湘江之战红军损失惨重的主要原因，是军委纵队行动过于缓慢。十一月三十日上午，军委纵队才到达湘江渡口。成群的驮着重物的马匹和上万挑夫组成的队伍，缓慢地走上浮桥。炮弹在江水中爆炸，浮桥开始摇晃，受惊的马匹惊叫，马夫和战士们抽打着，慌乱的马匹和大行李把浮桥堵塞了，人们大声催促着前面的人赶快让路，动荡的浮桥使搬运行李的战士和民夫连站都站不稳。后面又走上来红军剧团！小红军抬着的大箱子摔裂开，花花绿绿的服装和道具撒了出来，小红军一边收拾一边哭。突然，一颗炸弹在距离很近的地方爆炸了，桥上的人马全被掀翻到江里。江面上漂浮着文件、传单、苏区的纸币和书籍。

湘江之战持续五天，是长征中红军遭受损失最严重的一战。但是统计一下，掩护部队的伤亡也只有几千人，远远达不到记载的四万多人。事实上，湘军和桂军都以保护自己地盘为目的，既没想全歼红军，也没打算把自己的部队拼光，所以红军才能坚守四天阵地。但是到了湘江，上有飞机轰炸，旁有敌军夹攻，红军队伍大乱，仓皇之下，逃散的人数必然很多。所以过江之后清点人数，只剩下三万多人了。

下一步向何处去？博古、李德还想继续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蒋介石也是如此估计，部署中央军和湘、桂军于湘西，前堵后追，再布下一个口袋等红军进来。

这时，毛泽东向“三人团”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转道进入贵州，跳出国民党军包围圈。十二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通道开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能在中央政治局陈述自己的意见，也是自宁都会议以来第一次得到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的赞成。周恩来也认为与贺龙、萧克的会师难以实现。“通道转兵”没有使红军再次陷入重围，达到了挽救红军的第一步目标。

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毛泽东建议继续西进，在敌军力量空虚的黔西北地区或川黔边地区创建新苏区。会议争论得很厉害，毛泽东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张闻天、王稼祥支持毛泽东，周恩来与李德的矛盾也公开化了。会议决定红军向遵义进军，避免了红军全军覆没的危险。

在黎平，军委机关也做了重要调整，刘伯承出任军委纵队司令员兼红军总参谋长，实际上夺了李德的指挥权。李德非常愤怒，与周恩来大吵。一向委曲求全的周也拍着桌子与李德争论，“三人团”出现了分裂。

在此期间，三个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一边行军，一边密谋。他们没有指挥权，眼看红军一天天陷入绝境，忧心如焚。他们认为不能让博古、李德继续指挥下去了。但是如何变更领导，事关重大。

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在考虑什么关键问题呢？他在计算如何获得多数票。

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毛泽东被执行“国际路线”的苏区中央局成员集体赶下了台。鉴于这个痛苦的教训，毛深深懂得一个道理：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路线和目标，必须团结大多数干部，特别是在政治局里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当时在政治局里，毛没有把握获得多数票。拿不到多数票，就无法改变领导层，更难确保他重回最高决策层。所以毛泽东考虑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获得多数票。

毛泽东六十年代回忆：“在长征路上，暴露出他们那一套不行了。每次政治局开会，我只有一票。后来我就做了稼祥的工作，他同意了我的许多意见。通过王稼祥，又做了洛甫（张闻天）的工作。洛甫也转过来了。可是以后再做别人的工作，就再也做不动了。每次政治局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老是这样，三对四，解决不了同题。后来军事形势更糟了，他们那一套实在混不下去了。我就提出，我们不要老是开这样的会了，不行了。可以扩大一下，扩大到军团一级。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来决定吧！他们也同意了，这个会就是遵义会议。” 

遵义大捷（黄镇 画）

毛泽东瞒着“三人团”做了各军团干部的工作，然后向博古、周恩来提出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让各军团首长来共同研究下一步的行动。博古、周恩来不知情，就答应了。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城里的柏辉章公馆楼上召开。博古首先做政治报告。周恩来接着做军事报告，他主动承担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部分责任，同时对李德、博古提出了批评。

他们做完报告后，张闻天站起来说：“博古同志所做的政治报告和恩来同志所做的军事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措辞严厉的定性之后，张闻天开始从第五次反“围剿”说起，历数“三人团”在作战指导、战略战术等方面的错误。主要内容都在后来张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里。随后，毛泽东也做了长篇发言。他的讲话内容，后来包含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张闻天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也参考了毛泽东的部分观点。

王稼祥第三个发言，他支持张、毛的观点，对李德、博古提出尖锐的批评，并第一个提议请毛泽东出来重新指挥红军。所以毛泽东后来称赞王投下了“关键的一票”。 

会议过程中，毛泽东采取了分化瓦解、区别对待的策略：对李德严厉批评，对博古留有余地，并且对事不对人。周恩来非常不安。凭着他在党内斗争的经历，感受到这次会议毛泽东等人的表现绝非简单的批评，这就促使他思考站队的问题。

在第二天会议上，周恩来做了沉痛的检讨。表示作为红军总政委，他对红军的失败和现状也要承担责任。周恩来这关键的一票，也是举足轻重的。毛泽东会后说：“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应该指出，博古还是有气量的。他坦然接受了批评，并为自己的交权做了准备。

遵义会议重组的中央新“三人团”，第一是张闻天，第二是周恩来，第三才是毛泽东。决议说“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即毛泽东是周恩来的助手。长期以来，为了突出遵义会议，都说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事实上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是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了决策层。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个过程，遵义会议只是一个起点。

蒋介石获悉红军占领遵义后，随即调整部署，拉开了四面包围的大网。命令薛岳、周浑元、吴奇伟三个中央军纵队为主，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刘湘的川军、龙云的滇军、王家烈的黔军等地方军阀部队策应协同，企图将红军消灭在川南、黔北地区。面对敌军的包围，红军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要么迈开大步跑路，摆脱围剿，另寻一条生路。

毛泽东是游击战的大师，在敌强我弱的时候，他绝不会去与国民党军硬拼，而宁愿选择运动战的办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虽然中央红军已经疲劳不堪，但为了生存，还是要走路。

离开遵义后，毛泽东开始了他指挥红军的第一个大动作—四渡赤水。一条赤水河是四川和贵州两省的分界，红军在川军与黔军的包围中穿梭往返。你摆好阵势等我，我偏不来；你想跟我打仗，我虚晃一枪就走。在两个月中，红军几乎天天走路。今天的历史学家费了很大精力，才将“四渡赤水”的行军路线在地图上还原出来。那如同一团乱麻似的线路，记录了毛泽东与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军阀周旋的过程。我们不禁要问：红军为什么要这样走？毛泽东怎么知道哪有敌人哪没敌人？

是军委二局的译电科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年科长曹祥仁、副科长邹必兆带着一部电台，随时监听国民党各路军队的电报。当时的密码不复杂，被红军破译了，中央领导才知道敌军的分布和动态，才能决定队伍向哪里走。

遵义会议的决议之一是在赤水河以北的川南地区建立根据地，让疲惫的红军得到休养生息。一月十九日，中央红军向赤水北岸的土城推进。刘湘为阻止红军入川，出动八个旅前来应战。红军以为这些“双枪兵”没什么战斗力。没想到川军为了保卫家乡，居然战斗力超强。一月二十八日的青杠坡战斗极为惨烈，红军部队被困在山谷之中，四周枪炮不断，人心不免慌乱。周恩来命令二局局长曾希圣和曹祥仁马上架线侦收、破译密电。他们在敌军往来的电文中发现：周围布满了敌军，仅有一个不大的口子尚未合拢。军委决策：立即从包围圈的空当中撤出，渡过赤水，脱离绝地。土城战斗是红军的生死之战，军委二局的情报工作起了关键作用。

此后，毛主席亲自主管军委二局译电科，对外封锁破译敌军密码的消息。就连军团首长都不知情，所以林彪埋怨毛泽东尽走“弓背路”（指多余的冤枉路）。毛泽东不能走漏消息，如果敌人察觉，换了密码，红军就真的没出路了。

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与国民党中央军和各路军阀捉迷藏，除了有情报，还有几个条件：黔西北是山区，“苍山如海”是真实写照。崇山峻岭间没有公路，只有崎岖小道。卡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用不上，全靠两条腿翻山越岭。国民党军爬上山顶，看见红军在河谷休息，但是下山的路要走一天，眼看着就是够不着。地方军阀只要把红军赶出自己的地界，就不再追击。各自保存实力的算盘，使川军、黔军、滇军不可能同心协力与红军打死仗。红军就是利用矛盾，在各路军阀的夹缝中求生存。

蒋介石也有自己的算盘：统一全国是头等大事。大西南地区一直是军阀割据，国民政府鞭长莫及。追剿红军给蒋介石创造了一个进军西南的正当理由。他指挥中央军进入云贵川，先安抚各路军阀。听招安的刘湘被委以重任，不听招呼的王家烈被夺去军权，若即若离的龙云先稳住，以后等机会再收拾。蒋介石视察大西南地区，在日记中写道：“要以剿共为掩护，建立西南根据地。”所以，国民党中央军不急于追上红军，也在情理之中。

毛泽东就这样带领中央红军冲出重重包围，渡过金沙江，进入了云南、川西。这时，走了一万里地的中央红军已经成了疲惫之师。连续行军得不到休息，干部战士个个骨瘦如柴，衣衫褴褛。毛泽东忧心如焚，就在此时，从雪山那边传来了消息：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从川北根据地出发，渡过了嘉陵江，在川西北的茂汶、理县地区建立了根据地，等着中央来会师。中央红军上下顿时精神振奋，行军路线从弯弯曲曲一下变成了直线。红军以顽强的意志和前所未有的战斗精神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创造了长征中的奇迹。

当年看电影《万水千山》，曾被那些冒着枪林弹雨，在铁索上奋勇攀爬的红军形象感动过。后来到泸定桥现场，感觉有些不可思议。百米长的铁索，爬到对岸至少十分钟，对岸敌军端着枪慢慢瞄准，也能把你打到河里去。通过走访当地人，才搞清楚当年的真相。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晨，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由团长王开湘、政治委员杨成武率领从安顺场出发，作战行军八十多里，于晚间接中央军委电令：务必在五月二十九日敌增援部队到达前夺下泸定桥。接到电令的时候，红四团距离泸定还有两百四十华里路程。

安顺场（黄镇 画）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按照正常的行军速度，一天一夜要赶两百四十华里有如天方夜谭。何况沿途山道又窄又滑，正下着大雨，怎么才能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

红军又一次创造了奇迹。“不完成就是死路一条！”在团首长“走完二百四，赶到泸定桥”的鼓动下，从二十八日凌晨开始，全团人不顾一切地跑步前进。天不知不觉黑了，大雨浇灭了火把。饿了吃一把生米。途中有人体力不支倒下了，掉队的也不少。河对岸向泸定桥增援的川军队伍举着火把一度与红军并驾齐驱。后来敌人累得宿营了，红军还在拼命往前赶！五月二十九日晨，红四团终于奔到了泸定桥，占领了桥西。

这时候，对岸守桥的川军还没来得及把桥板子拆完，吓得缩在桥头堡里。红军也累坏了，经过休息、准备桥板、研究作战方案，到黄昏时红军发起夺桥战斗。全团二十多挺机枪集中火力向对岸桥头堡射击。守桥的川军是收税的，从来没见过这场面，吓得点火烧着门楼，就往后山逃跑。红军突击队边铺板子边射击前进，到了桥中间，面对大火犹豫停顿。这边团首长大喊：“冲过去啊！犹豫不得啊！”红军冲到对岸灭火，以三人伤亡的代价夺取了泸定桥。

泸定桥（黄镇 画）

这是历史的真实，但还是令人惊讶。有个徒步的旅行者告诉我，这段路他走了五天，而且走的是公路。“飞夺”的关键就是一昼夜飞速行军两百四十里，使守桥的川军没拆完板子，增援的川军没有赶到，保证了夺桥的胜利。这些瘦弱的红军怎么会爆发出如此惊人的潜能？站在微微摇晃的铁索桥上，红军英雄留给你无限的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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