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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 | 吴国盛:自然史还是博物学 ?

2016-01-18 吴国盛 读书杂志


编者按


20世纪80年代,我们在西学领域做了大量翻译引进的工作,然而许多译者并不知道民国初年对应natural history 的汉译是“博物学”,于是往往直接译成“自然史”,结果出现了一批冠名为“自然史”的著作,形成了一个中国近代科学文化的历史断层。吴国盛《自然史还是博物学?》追溯了natural history一词如何走入汉语语境,结合中西思想文化传统对nature和history分别加以阐释,得出结论——更准确的译法应为“自然志”。





自然史还是博物学?


文 | 吴国盛

(原载《读书》2016年1期)


本文作者

“博物学”这个词来自西方,是民国初年对英文natural history的标准汉译。中国古代有“博物”这个词,但没有“博物学”这个说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博物”是一个与“博学”、“通识”相近的教育理念,而不是一种知识类别,更不存在“博物学”这门学科。所以,严格说来,“博物学”是一个来自西方的词。


汉语“博物”一词作为西学翻译的术语,首先出现在英国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的《博物新编》(一八五五)一书中。这本书分初集、二集、三集共三卷,介绍了西方现代物理学(热学、光学、电学)、化学、天文学、气象学以及动物志的内容。此处“博物”一词泛指自然科学,与natural history无必然关系。



英国传教士合信的《博物新编》


日本人最早把natural history译成“博物学”。一八九七年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中载有以“博物学”为题的日本著作七种,并特别加注,说博物学有开发民智的效果。蔡元培的《学堂教科论》(一九〇一)一文中认为博物学包括全体学(包括生理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包括地质学)。杜亚泉《博物学初步讲义》(一九一七)称“博物学者,即合动植矿物而研究之学问也”,又称“博物学所研究者,以动植矿为范围,但通常以人身之生理卫生,与动植矿并重”,把博物学定义成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以及人体生理学的总称。


               蔡元培《学堂教科论》




            杜亚泉《博物学初步讲义》


中华博物研究会一九一四年在上海成立,下设植物、动物、生理卫生和博物四部,一九二二年改称中华博物学会。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它的研究内容以动植矿为主体,但学会的英文名称却是Natural Science Association of China。学会创办的第一份以“博物学”命名的杂志《博物学杂志》(一九一四至一九二八)英文名称也是Journal of Natural Science。一九一八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博物学会出版了《博物学会杂志》,英文是The Journal of Natural History。一九二四年,随着武昌师范大学博物系改名为生物学系,《博物学会杂志》也改名为《生物学杂志》。一九一九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学会创办了《博物杂志》(The Magazine of Natural History),约发行了八期,二十年代末停刊。这些学会或刊物的英文名称,有时取natural science,有时取natural history,表达了“博物”一词的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用法。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五年出版的《辞源》中有“博物学”条,其释义说:“Natural History其说有广狭二义。广义谓研究自然界各种事物之学。狭义为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生理学之总称。普通皆用狭义。”


“博物学”一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慢慢消失,主要原因是,随着西方科学在中国本土的生根发芽,原先包含在博物学名下的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生理学等各门学科进入专业化发展轨道,从博物学中独立出去,使作为学术专业的博物学逐渐成为一个空集。除了在专科化尚未明显的初等科学教育中“博物学”或“博物”尚有留存外,这个术语逐渐被科学界遗忘、废弃。到了八十年代,西学翻译进入新的繁荣时期,许多译者甚至不知道民国初年用“博物学”来译natural history这段历史,往往直接译成“自然史”,结果出现了一批冠名为“自然史”的著作,形成了一个中国近代科学文化的历史断层。我一向主张保留“博物学”这个译名,以接续这段历史。但这个译名也有它固有的缺陷。缺陷之一是,“博物学”中既看不到原文中的natural,也看不到原文中的history,没有体现natural history是与 natural philosophy相对的知识类型这个基本含义。缺陷之二是,“博物学”容易使人联想到中国传统的博物观念,使人误以为中国古代也有类似西方博物学的这门学科,从而抹杀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正是基于这两个缺陷,我的学生胡翌霖强烈主张译成“自然史”。是译成“博物学”还是译成“自然史”,在今天仍然是一个问题。


“博物学”今天重新被提出来,并非科学共同体学科分化的要求,而是有浓厚的大众文化背景。目前翻译出版的冠名natural history的书通常都不是科学专著,而是大众文化读本,因此继续译成“博物学”还是合适的。在学术探讨中,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通过加原文、加新译名等方式进行深层的复原和阐释。


在学术研究中,我建议把 natural history译成“自然志”。英文 natural history来自拉丁文词组naturalis historia。要准确把握这个词组的本来意思,需要考虑两个因素:第一,natural history是与natural philosophy(自然哲学)相对的一种认识方式和知识类型;第二,这个词组搭配中的history指一种特别的对待事物的方式,不同于我们今日所理解的“历史”。就第一个因素而言,用“自然志”对应“自然哲学”很合适。就第二个因素而言,我们必须注意到historia并不是关于过去事件的“时间性”疏理,而是对具体个别事物“分门别类”的探究、调查、记述。中国传统上有“史”与“志”两种记事类型,其中“史”书强调历时意义上的纵向发展,“志”书强调共时意义上的分门别类,所谓“史以时系事、志以类系事”,所谓“志经史纬”。如果我们力求把这一层意思表达出来的话,把natural history译成“自然志”比译成“自然史”更准确。十八世纪之后,natural history中的history慢慢具有时间性意义。之后的著作家有些的确是在“历史”的意义上使用history一词,此时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译成“自然史”。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即使在进化思想出现之后,natural history的基本意思仍然是关于个别事物的现象描述,作为时间性的历史性是派生的、附加的。


“史以时系事、志以类系事”


鲁国史书《春秋》

《南方草木状》,主要记载我国岭南地区的植物,是世界现存最早的地方植物志


这里还牵涉对西方“历史”(history)观念的一个“历史性”的理解问题。我们需要知道,希腊人虽然贡献了historia这个词,但从根本上却不是一个有历史感的民族。他们的historia所做的不是我们今天理解为“史”的东西,而是对个别事物、个别事实进行记录、描述的“志”。historia获得时间性的意义是在经过基督教洗礼之后的近代。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曾经把history分成两大类,一类是civil history,仿照“民法”(civil law),或可译成“民志”;另一类是natural history(自然志)。民志涉及人类事务,自然志涉及自然界。它们在近代获得时间性、历史性含义的时候,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科学史家已经表明,在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之前一个多世纪,进化思想就已经风靡欧洲思想界。历史的观念与进化的观念在启蒙运动中齐头并进。



《南北美洲法属领地的自然志和民志》

( Jefferys,Thomas, 1760 )


Natural history是最顽固地保留了History之古意的词组。最早用natural history这个词做书名的是罗马作家老普林尼,把这个词理解成关于自然物的包罗万象的研究。这本以Naturalis Historia命名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内容涉及天文学(卷二)、地理学(卷三至卷六)、人类学(卷七)、动物学(卷八至卷十一)、植物学(卷十二至卷十九)、药用植物学(卷二十至卷二十七)、药用动物学(卷二十八至卷三十二)、矿物学(卷三十三至卷三十七),既有自然物的研究,也有人工物的描述,可以译成《自然志》。如果考虑到他的natura并不限于自然物,也可以译为《博物志》。



普林尼《自然志》英文初版

老普林尼关于natural history的这一用法,代表了日后两千年欧洲语言中这个词组的基本含义。凡以此冠名的百科全书式著作,都应该译成“自然志”或“博物志”。比如法国大博物学家布丰(一七〇七至一七八八)的三十六卷本Histoire Naturelle(一七四九至一七八八),包括《地球志》(History of earth)、《人类志》(History of human )、《动物志》(History of animal)、《鸟类志》(History of birds)和《矿物志》(Mineral History ),总称“自然志”或“博物志”是合适的。有些书加上了地域限定,也可以如此翻译,,比如Historia Naturalis Brasiliae(《巴西自然志》,1648)、Cosmopolitae Historia Naturalis(《世界自然志》,一六八六)、The American Natural History(《美洲自然志》,一八五五)等。有些书只是对某一类现象进行“志类研究”,即使书名中使用了natural history,但意思完全等同于history,natural被虚化,翻译时则不应出现“自然”二字。比如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Bird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鸟类志》,一八七八)。有些志类研究的对象不一定是自然现象,也可能是社会现象、文化现象,此时更不应该加上“自然”二字。比如 Introduction to the Natural History of Language(《语言志导论》,一九〇八)、The Natural History of Atheism(《无神论志》,一八七八)、The Natural History of Innovation(《革新志》,二〇一〇)。最近几年翻译成中文出版的A Natural History of Senses(《感官志》)和A Natural History of Love(《情爱志》),被分别译成《感觉的自然史》、《爱的自然史》,有点不知所云。很有意思的是,上述不适合加上“自然”二字的地方,“志”替换成“博物志”都合乎中文表达习惯,比如《语言博物志》、《感官博物志》、《情爱博物志》等。这从另一侧面表明,natural history译成“博物学”切中了中国文化的理路。

希腊画家Galanis, Demetrios(1879 - 1966)

为布丰《自然志》所作版画插图


当然,老普林尼并不是自然志(natural history)传统的开创者。“志”(history)作为一种知识类型可以上溯到亚里士多德。它与作为理性科学之典型代表的自然哲学形成鲜明的对照。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是研究“本性”(自然)的,注重发现现象“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原理、原则、原因,希望通过观念的内在逻辑的推演,为世界给出系统的因果解释。透过个别“现象”看普遍“本质”是自然哲学的基本方法论。自然志(natural history)传统与之不同。它首先是收集和鉴别“事实”,然后是对之描述和命名,最后是分类编目。它并不是要“透过”现象看现象背后的本质,而是对现象“本身”进行尽可能详尽的描述和了解。这种了解并不是着眼于原理的普遍性,而是着眼于现象和事实的个别性、独特性、不可还原性,以直接的体验和经验为最原初、最基本的依据。



“不要跟我提亚里士多德说了什么,

他居然还相信男人的牙齿比女人的多。”


亚里士多德无疑是理性科学的代表人物,但他也是西方志类研究(historia)的早期代表人物。他关于动物的志类研究著作有《动物志》(History of Animals)、《动物的器官》(Parts of Animals )、《动物的运动》 (Movements of Animals )、《动物的进程》(Progressionof Animals )、《动物的生成》(Generation of Animals )等,占了他全部遗留著作的近四分之一。当然,他是把自然志看成自然哲学的准备阶段,属于“非证明性知识”,因此认为自然志是一种比自然哲学低一级的知识形态。但是反过来,他的自然哲学重视范畴而不重视数学,与他的自然志准备不无关系。亚里士多德之后,他的学生、逍遥学派的继承人特奥弗拉斯托(Theophrastus)著有《植物志》(Historia Plantarum)和《论植物的原因》(On the Causes of Plants),被认为是西方植物学之父。与老普林尼同时代,还有一位著名的希腊“志”作家迪奥斯科里德斯(Pedanius Dioscorides)。他的《药物论》(De Material Medica, On Medical Material),记录了五百五十多种药用植物,被认为是现代药物学的先驱。著名的罗马医生盖仑也写作了大量药物学著作,与迪奥斯科里德斯一起开辟了“药用自然志”(Medical Natural History)传统。



迪奥斯科里德斯的《药物论》

被认为是现代药物学的先驱


如何处理自然哲学与自然志的关系,西方哲学史上有不同的观点。它的背后牵涉的是如何看待理性与经验在科学知识中的地位。亚里士多德把自然哲学置于自然志之上,但又承认自然志的知识地位和意义,这与他关于理性与经验的特有立场有关。整个希腊理性科学传统,都是把理性置于经验之上。柏拉图学派甚至完全否定经验在构造科学知识中的作用。亚里士多德当然也属于希腊理性科学传统,把理性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与柏拉图不同的是,他承认经验在低层次知识构建中的意义。

经验主义哲学的大翻身与基督教特别是唯名论的洗礼有关。在全知全善全能的无限的上帝面前,人类理性肯定是有限的,人类不可能单凭理性就构建关于世界的真知识。在唯名论的无限意志的上帝面前,人类理性更是毫无用处:你根本无法凭借理性准确预测任何一件事情。正如休谟所说,就连太阳明天是否还从东边出来这样的事情,人类理性都无法保证。因此,对于唯名论者来说,经验才是人类知识的唯一来源。也就是说,只有去仔细观察、发现世界上究竟有些什么(上帝已经造就了什么),才能勉强编织出关于世界的暂时有效的知识图景。经验主义者都有怀疑论倾向,都相信知识只有暂时的有效性,而经验主义的神学来源就是唯名论。



从理性到怀疑论,从笛卡尔到休谟

(illustration from The Flow of Western Culture

by Rich Milne)


在经验主义哲学的支持下,自然志研究获得了至少与自然哲学平等的独立地位。彻底的经验主义者强调直接的感觉证据胜过任何其他形式的知识,这为自然志研究作为合法的知识地位奠定了哲学基础。弗兰西斯·培根把归纳法确立为“新工具”,而归纳法作为知识生产的新工具把“经验”作为知识的来源和基础以及知识生产的起点。因此,在培根的科学发展蓝图中,自然志(包括实验志、宇宙志)是知识增长的基础。培根把自然志看成是自然哲学的基础。他在《新工具》中说:“在作为自然哲学之基础的自然志被较好的计划编纂完成后,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对自然哲学有好的期望。”


什么是博物学?博物学是对英文natural history(拉丁文naturalis historia)的传统汉译,是来自西方的一种科学传统,更准确的译名是“自然志”。博物学(自然志)是与自然哲学相对的知识类型,着眼于个别事物的具体描述,不追究事物背后的原因。典型的博物学包括关于自然界中各种事物特别是动物、植物、矿物的观察记录、考察报告、文献典籍汇编。亚里士多德把博物学当成比自然哲学低一个层次但仍然合法有效的知识,培根则把博物学看成是知识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


(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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