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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出台的《侵权责任法》用专章11条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但没有取得显著成效，近几年依然连续出现恶性医闹事件。究其原因，除了打击医闹的力度不足外，还存在深层次的法律价值问题。武汉大学法学院孟睿偲博士在《论医疗侵权责任的价值取向》一文中从现行法律规则的价值取向入手，分析现行法律规则的价值取向并揭露其存在的缺陷，提出自己的改进意见。

（一）重在约束医方

首先，侵权责任法规确立了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只要医方不能举出相反的证据就认定是医方的责任。这意味着医方一旦在医疗措施上有瑕疵，多数情况下都要承担侵权责任。其次，现行法规将“损害”扩大到“精神损害”，“精神损害”是受害人的一种主观体验，医方很难举出相反的证据。

（二）以不确定性扩张医方义务和责任的空间

《侵权责任法》规定医方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大多具有不确定性。以“未尽诊疗义务”为例，《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七条的判断标准是“未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确定意义的标准，何为当时？如何测定医疗水平？在《侵权责任法》中没有丝毫的信息。

（一）偏离医疗救死扶伤的宗旨

以“朱远群、曾红伍、曾子孟诉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为例。原告去医院产检，医院依据检查结果正常做出诊断。考虑高龄产妇因素，同时要求其两周后进行B超染色体校型。但原告未到医院复查，胎儿出生后被检查出染色体异常。在该案中法院以被告未履行告知义务判决医院承担90%的责任，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第一，以医学专业要求为标准无法承诺100%的确诊率，被告医生已经提示了其能想到的风险。

第二，医疗的本质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是医疗活动的根本目的和要求。如若在程序上有一点瑕疵就要承担责任，医方为求自保必将注意力集中在程序上，从而将治病救人放在第二位。

（二）忽略医疗技术特有的风险

首先，医学技术快速发展，医学界不断涌现出新疗法、新药物，再优秀的医生也不能准确把握这些原理和疗效。其次，任何医疗技术都没有包治百病的功能，新技术也许在疗效上有明显进步，但同样有其特有的风险。最后，个体疗效事先无法确定。

（一）区分医疗纠纷及其损害的不同类型

（二）将医疗技术风险作为确定医疗侵权责任的要素

医疗技术风险完全来自于技术本身的，医方不承担侵权责任；医疗技术风险主要来自于技术本身的或患者过错的，医方承担次要的医疗侵权责任；医疗技术风险主要来自于医方过错的，医方承担主要的医疗侵权责任。

（三）确立医疗侵权责任轻于一般侵权责任的原则

医疗侵权责任与医疗技术紧密相关。由于医疗技术风险的客观不可控性，医疗侵权责任应当轻于一般侵权责任，其至少包括以下三种内容：

首先，免责事由应落在实处。

其次，确立限额责任。即侵权人对实际损害不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只承担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不超过最高限额的责任，如海商法中的船公司的赔偿责任。

最后，排除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中“公平责任”的适用。要求毫无过错的医方承担公平责任，意味着医方对患者的疾病承担某种程度的担保责任，不符合《侵权责任法》的逻辑。

医闹现象的不断发生提醒我们，当前医疗侵权责任的法律价值不够合理，需要予以改革。我们应该把医疗纠纷及其损害分为一般侵权责任和医疗侵权责任，将医疗技术风险作为确定医疗侵权责任的要素，确立医疗侵权责任轻于一般侵权责任的原则。

参考文献：孟睿偲：《论医疗侵权责任的价值取向》，载《法律评论》（双月刊）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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