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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问题

维舟 维舟 2021-10-13


不到一年时间,45岁的徐世海已救下了几十个有轻生念头的年轻人。他每天混迹在那些平均年龄十四五岁的QQ群里,伪装成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孩子”,尽可能地去理解这些年轻人究竟在想什么。


一旦发现那些日常烦恼找不到出口的孩子,他就会去设法开导,很能引起他们的共鸣,到最后甚至有人反过来劝慰他:“海叔你也别难过了,还有我在。我一定好好长大。”


他这么做,起因于去年5月17岁的儿子自杀。他的心都被掏空了,然而翻遍儿子的遗物,却找不到任何答案。直到他登录儿子的QQ号,进入到一个自己以往不曾了解的虚拟世界,才第一次发现如今的年轻人都在想什么。这个“中年人劝年轻人快乐”的故事,其实是一位父亲的自我救赎。


1

假性亲密关系


我也身为人父,在看到这个故事时,心底里冒出的最大疑问是:徐世海其实已经不是一个漠视孩子感受的“坏爸爸”了,相反,他平时也会陪孩子说笑、玩耍,而他事后的补救更可证明他并不缺乏倾听、理解孩子内心的能力,也能敏锐地捕捉到他们的轻生念头,可是为什么,连他都未能察觉到自家孩子的苦闷?


细想来,我们中国人以往对家人的了解,其实依靠的并非观察,而是一种日积月累相处下来形成的直觉。别说是有代沟的父子之间,有时甚至夫妻俩活了一辈子,也未必就了解对方真实感受。

乍看起来,在这样的亲密关系中,孩子的一举一动都在家长眼皮底下,根本没有什么隐私可言,但也正因此,很多家长也就失去了对孩子内心变动的敏感性,因为他们会抱有一种致命的错觉:“我生你的,还不了解你?”

这之所以很难,是因为“观察”恰恰需要拉开一点距离感,而这在中国家庭里往往是稀缺的。因为只有把亲人视为一个个独立又独特的个体,远远地看他们如何与自然、与他人、与自己相处,欣赏其自然舒展开来时最真实的样貌,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成为那个样子。这隐含着一个必要前提,那就是尊重他们的感受,随时提供协助,但不过多干预。

试想,如果孩子知道自己真实的样子是得不到家长认可、且有惩罚性后果的,那么他们很自然地就会加以掩饰。一个孩子可能本想鼓起勇气出柜,但还没等他说出来,家里无意中谈到谁家是同性恋,父母也许语气中就流露出不屑、斥责,那孩子立刻明白,如果自己说出来,父母会是什么反应。

这些不愿意说的人,其实可能“说过”,但他们发出的试探信号,很快就被扑灭了,于是他们才不敢说、不想说了。这种情况下是很难察觉的,因为你甚至都没意识到对方测试到了你的态度。


反过来,孩子真实的想法如何,对很多家长来说也并不重要,甚至倒是有必要加以清空的,因为这样他们才能被塑造成师长所期望的理想模型

这在语文写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作文的规范、套路都早已限定,不允许偏离轨道,其结果就是学生们写出来的常常都空洞无物,甚至哪怕要求写身边的人和事,也都仿佛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不是他们缺乏真情实感,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正能量”才能得高分,而表达真实的自我则是不被允许的。

有时,这也未必是刻意隐瞒,但人与人之间不会什么都说,即便是家人——有时甚至越是家人越不愿意说,因为正是熟知的家人更不能接受你内在的真实一面,也有更强的干预意愿和能力。

前一阵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那个母亲始终拒绝相信自己儿子是自杀的,这在舆论上一度反倒让她陷入被动,有人甚至进而指责她撒谎、逼死了孩子,但这也许只是人之常情,因为真实太痛苦了,因而拒绝接受和相信。


其实再孤独的人,也还是渴望被人理解的。很多孩子不愿跟父母说心里话,但却愿意在网上跟人说。所以要让人说出来,得让对方相信,你至少不会炸,而愿意讨论、接纳。正因此,人们会发现,和陌生人还能说得开,因为也许彼此不会再见第二次面,既不必在乎对方怎么想,也不用担心被他干涉,反而能真实表达。

可以想见,如果无法接受真实,那这种视角势必是会遮蔽一部分问题的,进而造成一种“假性亲密关系”,亲子之间只是保持着形式上的互动,却回避了真实的交流

2

被剥夺的真实感觉


久而久之,在这套机制底下,每个人都学会了如何揣摩上意,进而用那套被人接受的话语蒙混过关,也渐渐失去了对周遭世界的好奇、敏感和批判,变得麻木不仁。

豆瓣上有一位“葛叶”说:
和上一辈人交流的困难之一是,对日常事物的基本感受能力,在他们那里常常是缺失的。你问他一张画或是一件衣服好不好看,得到的反馈常常是一片茫然:“不会看”。这个回答堪称奇异,什么叫“不会看”呢?人的五感不是天生的吗?

后来渐渐就理解了。如果在某一种社会文化环境里,一件事物没有被"定调子"之前,任何个人感受都是危险的,而定了调子之后,任何个人感受都是多余的——那么久而久之,个人感受就压根不再产生。他们的基本感受能力不是缺失,而是被剥夺了。

怎么理解的呢?因为这种能力,我自己也快要丧失了。
人们一旦对事物有了一套固定的感觉框架之后,新事物只有能纳入其中,才能得到理解和感知,否则就不知道如何处理它。这种感觉框架难以调整,缺乏好奇心,认知固化。王尔德曾嘲讽:“我经常担心自己不被误解。”也就是说,人们对新事物常常不理解,但更糟的是误将之作为已有事物来理解。

这样,认知系统可能逐渐趋于闭合,对新现象只满足于从自己旧有的观念出发来把握,此时,忽视是自然发生的,甚至谈不上是有意识的主动行为


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你无法跳出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思维定势、具备相应的知识和兴趣去审视,那么确实,离得再近也仍然是视而不见的。

人类学者项飙前两年曾谈及地方院校的教师时叹息:
他们除了重复新闻报道的话语之外,对当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说不清楚。我就很奇怪,你整天生活在这里,怎么会不知道呢?他们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看一下学术期刊上写什么文章,就往上套,主要目的是进入那个话语体系,而不是观察身边的世界。
按心理学家荣格的观点,这其实是“退行”的迹象,也就是说,个体不能、不愿或不敢运用自身的理性,从周遭环境中分离出来,进而予以批判的审视和思考,而是退入到无意识状态,在融入群体的过程中逐渐泯灭自我,将意识层面的自我人格交托给无意识的控制作用。

法国科学家路易斯·巴斯德(1822-1895),他开创了微生物生理学

很多事物,如果没有敏锐地意识到,是无法发现的。人类几十万年来的生活环境中,一直都有各种微生物,但我们肉眼根本看不见。最早创立细菌的疾病成因说的法国科学家巴斯德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人只能看到心目中已有的东西。”这在社会层面也同理:如果我们心目中没意识到,就无法看到他人的痛苦挣扎。

就此而言,那些苦闷的年轻人其实是“矿井里的金丝雀”,那并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挣扎,也是在为我们这个社会发出警讯:他们身上仍顽强保留着本真,以至于在“成人”的过程中接受严格规训时,感受到了不适和痛苦。

就像法国哲学家加缪曾说过的,“机械的生活,只有在意识到它的一瞬间,才成其为悲剧。”很多“适应”了这种生活,浑浑噩噩活着的人是不会感到痛苦的,而与此同时,他们势必也就失去了对日常生活的敏锐感知和反思。

从这一意义上说,这远不只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问题,因为这些敏感个体的感受,实际上折射出我们这个社会机体所潜在的问题。如果忽视了他们发出的警讯,或仅仅视为“他们的痛苦”,那就无异于白白丧失了一次触发社会反思的契机。

如果我们想解决问题,那么最好在问题酝酿到不可收拾之前就察觉并着手应对,而第一步就是要让这些问题“被看见”

*已刊“财新文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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