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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 点亮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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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讲的主题与我即将出版的上下两册长篇小说《这边风景》有关。小说是我差不多将近四十年前开始写的。我出生于1934年，1974年开始写这本书，正好是过四十岁生日时。

四十岁生日时，我非常感慨。当时正值文革，我在新疆，也不知道日子会怎么过，记得当时看了安徒生的一篇童话。文章是写一座坟墓，坟墓上有一块墓碑，墓碑上写的是什么？大概意思是，埋在这儿的是一个大作家，但是他还没有开始写作；埋在这儿是一个大歌唱家，但是他一直没有找到适合他唱的歌；埋在这儿的人是一个百米运动员，但是他的训练还没开始……类似这样的话。实际意思就是一个人想做的事情非常多，也可能潜能也非常大，但什么都还没开始干。

看完那文章，我很受刺激。我都四十了，1957年、1958年以后政治运动，可能基本会剥夺写作和发表作品，这是客观原因，但是这并不等于不能写。那时候我爱人也说，“你写，不要管那些发表不发表的，爱什么时候发表就什么时候发表，不发表也没关系，你写给自己看也行”。当时，我也觉得自己不能再等下去。二十四岁到四十岁已经十六年都过去了，再等十六年，我就五六十了，闹不好就死了，当时没有想到能混到今天这样七十九岁。所以我说，我一定要写作。

我写作，选择的不是写那种抵抗中国体制的风格。虽然当时我完全不理解文革，也不认为文革搞得好。在此之前我还写过一两章。印象最清楚就是写新疆维吾尔族农民的，我在那里的农村人民公社里待了六年，还担任过红旗公社副大队长，完全和维吾尔族农民打成一片。

我记得我写过的那一两章写的是刷墙：每到春天的时候，农民家里多少都会买点石灰，石灰撒点盐不容易掉色，而且受当地俄罗斯族的影响，会往石灰里放点蓝颜料，买不着蓝颜料就弄点墨水，墨水倒铁桶里面，放生石灰，再放一大把盐倒点水，石灰热了会咕嘟咕嘟响，然后拿这个刷子刷墙，刷墙挺卫生、挺高兴。毛泽东主席是1976年中秋节那天晚上去世的，然后1977年四人帮就抓起来了，1978年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在文革那种环境中写的，所以作品当中很多东西显得特左：有关对毛主席歌颂的内容，这个还好办；有关农村阶级斗争的内容就显得有点问题了，如地主婆子、地主的儿子怎么搞破坏，怎么和苏联现代修正主意联合起来，阶级斗争怎么残酷，怎么紧张，尤其是这里头写的内容没有写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写社教运动。

王蒙在新疆与维吾尔族人民打成一片

1963年底我来到新疆，1965年春天从乌鲁木齐到伊犁开始当副大队长的时候，坐长途车，就看见墙上贴着布告，布告上是什么呢？我去开展社教运动，当时所谓“四不清干部”，就是多拿钱逃避社会主义运动的，该逮捕逮捕，该严惩严惩，任何人不允许包庇“四不清”，空气很吓人。

总算里头有一点批左的东西，这个很有意思，我就充分抓住了这一条，尽管我文章里头也是充满了对毛泽东个人的歌颂，也描写了怎么学习毛著等，但更多写得是社教初期的那种蛮不讲理，那种阶级斗争中的诽谤，那种越是好人越要扣帽子的这么一个过程，我想这样不会出问题。但是到1978年我小说写完以后，这些东西却显得很不合适，经过一大堆编辑，包括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改，没法办，就搁起来了.

这部作品很厚，一共七十多万字，厚厚一大包。那时候没有别人抄，没有电脑，全都是我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就放房梁上，也没有其它的地方放。1978年到去年，经过34年，在里面就搁浅了34年。

王蒙的作品《青春万岁》与《这边风景》

比较重要两个小说，一个《青春万岁》，是1953年到1956年写的，因为文章不够革命，只写中学生，没写当时上山下乡的运动，说这样不好出。所以1953年开始写的作品一直到1979年才第一次出版，经过了26年；而这个《这边风景》则经过40年或者39年。一个是不够革命不能出版，一个忒革命也不能出版。但是去年就是找到稿子以后，是我孩子找到的，孩子看后特别受感动，说这个写这么好。

所谓“好”是什么意思？我跟大家说明一下：从个人创作来说，这部作品写在我盛年，也就是从40岁，写到44岁，一个人精神最足的时候。再一个就是很少有人能完成心愿，但是我是真正在很特殊情况之下做到了——就是我在新疆在农村里头，跟新疆的少数民族农民，当时叫“三同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还当副大队长，还学维吾尔语，那时候比现在说得好，特利索，特别能跟他们打成一片。所以我能看到里面的那些生活细节，现在有些我都记不太清了，有些词我都记不太清了，记不清是我自个儿的经历，我现在想我怎么把生活细节写得这么细：怎么开玩笑，怎么做饭，怎么吃饭等等。

我写一个特别善良维吾尔女子，她第二次结婚（因为第一次结婚是很小的时候被继父继母强迫结的特别没有感情），后来嫁一个人非常好，那个人思想很新。维吾尔新婚有一个规矩，女孩结婚时要给这男孩把靴子脱下来。他们穿高腰的皮靴，为什么穿高腰皮靴？因为新疆土大雨少，雪多泥多，土大，土特别大，新疆很多规矩跟咱们内地不一样，它有它的地理原因，它这个高腰靴子，自己拖相当费劲，既然两人成为夫妇，所以这女孩要半跪在那，把拉锁拉开。

但是这个男子就接受新思想比较多，男女平等，他就不让这女孩给他脱这靴子。可这女孩心理挺别扭，觉得自己终归嫁给自己特别喜欢一个男人，结果他不上脱靴子。我看到这儿时，就非常惊讶，我说我怎么会钻到人家洞房里头去呢，连这事我都知道，我太惊讶了。

我写赖皮，有一个赖皮维吾尔。这人真是无处不赖皮。当时有人民公社，一到外收时候就会宰牛。记得那功夫泡牛杂汤特棒，有的人连一碗都喝不着，他一个人喝三碗。他用什么方法喝三碗杂水汤？我现在看到都觉得惊奇，我也不会喝三碗杂水汤，我这样把赖皮写在书里了。

我写一个残疾女医生和一个马车夫的爱情。写伊犁的马车夫怎么和人交朋友、怎么有男儿气概、怎么有男儿豪兴，但是受了坏人的挑拨，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这个残疾女医生，缺一只手，因为自己残疾，所以父母老是逼着她嫁一些人，她早就宣布死活不结婚的。但是她接到了马车夫的求爱信。马车夫文化完全不如她，但是写的信特别真诚，所以这女孩看到这信就感动地光哭了。恰恰就在这关键时候，马车夫受了坏人的挑拨做了不应该做的事，这个女医生就痛斥他，我每次看到这女医生痛斥他的时候，我自己都哭个不行。

刚到新疆伊犁时的王蒙

有时候政治解读是一个命名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农村生产队，一个公社里头，有好人有坏人，现在也是一样，现在一个社区里头，我相信也有好人也有坏人，一个单位里头也有好人也有坏人。在那个时代就会把这些解释成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向老百姓怎么解释？他也是生活里边的好人与坏人。所谓“好人受气，坏人横行”这类语言毛主席也用过，毛主席说这就是阶级斗争。我们现在不这样提，老是没完没了提，国家就乱成一团，但这不等于我们生活没有好人和坏人的差别。

当时讨论这个问题时，毕淑敏说过这么一句话，她说“政治有时候会歪曲生活，生活有时候会淡化政治，会解构政治”。变成了生活以后，就是不管搞什么体制，搞什么政策，柴米油茶酱醋茶、爱恨情愁，这些任何时候都会有。有时候我很感慨这是一个空白。

我们搞了很长时期的强调集体、强调大集体、强调计划经济、强调领导人的农业合作社。农业合作社在1955年，1956年就大搞特搞，人民公社在1958年，到八十年代初期，人民公社才解散。这20多年如果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上看，人民公社弊大于利，但不是完全没有利，比如说修那么多水利工程。我这边也写到水利工程，因为我在伊犁参加水利工程，我住在地窝里头，地窝里就是在地里挖一个坑，挖一个盖就算房子，因为新疆雨水少，旁边挖个沟有点小雨就从沟里流了，修一个台阶从这边下去还暖和，地窝子冬暖夏凉。当时，还会修很多水地。记得当时有一串生活方式：外出先宰牛，宰牛完喝杂水汤，动不动就集体开会。在开会时，队长先讲话，讲话先引用毛主席的语录也挺热闹，也有某些大集体的一种生活，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情调。也有一种互相碰撞，也有各种玩笑话，也有各种因为人多了，整天开会，一开会时候男男女女，荤的素的，真的假的，那场面热闹地不得了。

这种场面我都见过，队长开一年，年终了，给大家报公分评情况，收入多少，支出多少，干什么，每个公分合多少钱，另外现在能花多少钱，多少钱被困难户借支等，都强调日子过得如何之穷……记得当时有一个老社员，还不是维族是汉族，维文非常好，祖祖辈辈都在新疆，说想赚钱不容易，他就有好办法。队长就问他有什么好办法，说说听听？他说修个大炕，队长老婆往炕上一躺，钱就到了。当时这种胡说八道都敢有。另外有一些就是那种革命意识形态的，也有感动人的地方，念愚公移山，然后搞毛主席著作讲用，然后就学焦裕禄，学欧阳海、学王杰，这些都是文革开始以后的事，我小说里面没有。

生活本身是不可摧毁的，甭管你搞什么？甭管你政策，你政策再空洞再过分，再不全面不准确，但是生活本身仍然是不可摧毁，在大队的时候最逗，文革已经开始，开始批判刘少奇，忽然大队民兵大喊小叫，抓着一个偷东西的人，是南疆的不是本地的，相较于新疆伊犁，南疆那边比较穷，不知道怎么过来偷东西的，就给抓来了，抓来以后我们大队书记也在这儿，大队长也在这儿，我是副大队长，就审问这个人：你怎么偷东西？当时大队书记整天开批判会，就问他：你受谁指示，谁指示你偷东西，你受了谁的影响？你猜小偷那哥们说什么？他把头一低说“刘少奇”，全场都乐了。

说是刘少奇指导他偷东西，还不能说不对。大队长说：你偷东西不对，但是要有认识，我就知道你受刘少奇影响，要不然能上这偷东西？现在当然感觉到那个时代荒谬。

事实上，当荒谬也变成一种生活的时候，对于小说家而言，也不完全是坏事。荒谬变成了故事，荒谬变成了笑料，荒谬变成了段子，荒谬变成乐。你现在我要一想起偷东西这个故事，我觉得太精彩了，这个你上哪编去？编都编不出来。所以这里头充满了生活，而生活是不可摧毁的，生活的细节是不可摧毁的，你不要光纠缠在政治上，这是第一。

文革期间新疆伊犁所用粮票

不同的民族文化太有意思了。中国有那么多少数民族，在《这边风景》七十万字的小说里头，我写汉族，也写维吾尔族，写哈萨克族等还有别的民族，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还有这些东西，不同的文化，有神论的文化和无神论的文化都不一样。伊斯兰的文化和非伊斯兰民族的文化不同，锡伯是不是属于满族，很多文字属于满族，满语属于满文。蒙古族、新疆都不完全一样，这很有意思。而乌孜别克族和塔塔尔族，又和苏联那边联系多，就从民族成分来说，这些不同的文化，这些写到的他们的歌曲，他们的舞蹈，他们的服装，他们的说话方式，他们的首饰都和维吾尔族都有很多不同，他们说话方式很有趣，是很不一样的，有些话我们听着是有点奇怪的说法，但是就是那么说。

比如，很简单，我们汉族说“这事有什么法子没？”—— 有什么办法，哪有法子，没辙，没门，我们还有没戏……一个英国人告诉我，他喜欢中文，特别喜欢没戏，北京人太有文化，人说这个事办不成，没戏，到伦敦怎么说：Hopeless？这个说法就是不一样的。那维吾尔人说什么？有多少办法，把这个办法数量化，有多少办法，有几许办法，这便是另一个味。

维吾尔手势很好玩，我们指这个很大，从这个手到这个手指着空着的距离指很大。说东西很小，用两个手指头很小，指距离。维吾尔不懂得距离，必须给实体，这东西很小，手捏着，手捏前面，中指前面，这一点点。他吃一顿面，搁一点肉，就手指头尖这一点。说大，怎么说？想不到那个手势，他说这么大，从四公分，这么大，把整个胳膊都给你了，都不一样。

不同文化，包括怎么诵经，怎么把斋，都太有意思。新疆领导们就提出一个口号，我觉得非常好，说不同文化应该互相欣赏，不是互相诽谤、互相贬低。这很好玩，互相欣赏多好玩。

但是我也写他们之间的那些矛盾，甚至我还写闹事。我们所希望的当然是民族的团结、友谊，国家统一等等，这个也是在里头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反正我现在，你是打死我，也写不了这么深，写不了这么大了。

我是1963年离开北京到的新疆，1965年到的伊犁，1963年我离开北京的时候，北京还在困难时期，那个时候想吃肉什么的都非常困难，粮票什么的都非常紧张，我吃一顿饭我得琢磨着，不敢把粮票花多了，但是相对来说，新疆尤其是伊犁还一直是比较好。何以见得比较好？因为甘肃兰州原来有一个孤儿院，甘肃那个时候经济太困难了，就把这孤儿院迁到了伊犁市，当时甘肃孤儿要是弄不好就死了，但让伊犁给养了，所以相比而言是比较好的。

再有一个，我1965年去伊犁，1965年到了夏天6月份以后，伊犁的饭馆不收粮票了。1965年你买这么一麻袋一麻袋的囊不用交粮票？那一个囊起码是半斤面粉，所以这不得了的，你说是自然困难是粮食困难造成的，我觉得更多的是当时还是跟中苏之间的对立边民一些非常复杂的关系，在新疆来说这是常有的事。

有个四川人就因为粮食不够，认为苏联那粮食够，就跟着维族一块儿跑。也有跑到半截就让人给抓回来了，给抓回来以后他们还得到一个称号，叫半拉子哈吉。托尔斯泰有一个哈泽穆拉特，哈泽就是哈吉，哈泽穆拉特写的是沙皇时期车臣那个地区的叛逆者，反叛者。

所以新疆热闹着，新疆太热闹，太长学问，跟咱们中国内地的青海一样。青海的马中英带着部队打到过伊犁，一直打到伊犁去了，马鸿逵、马步芳那是国民党解放时期最坚决反共的，不是共产党的对手，被共产党赶走了，马中英是最早的，这里头还有，新疆还有什么盛世才、杨增新这里头故事太多了，这些东西我写进去也大大增加了书的可读性。

最后我再说一点就是我是“戴着镣铐跳舞”，但是戴着镣铐也能跳好了。当我写到这些人物心理，写到这些人物品格、那种吸引力、那种魅力的时候，我一看那还是老王的活，手里出来的活。但是我规规矩矩，这是我所有的小说里头最老实的小说，里头抒情的部分仍然相当多，尽管没有后来那么多，我在里头自由发挥的东西也有一点，但也远远不像后来这么多。

我们现在解放前的文艺作品多得不得了，像《白毛女》等；老的作品就更多，《红楼梦》更不用说了；改革开放以后作品也很多，但真正反映，尤其是反映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初期作品在哪？我觉得这也给它填补了一个空白。生活并没有空白，政策对也是生活，政策不对老百姓也得活着，该恋爱还得恋爱，该拥抱还得拥抱，该吃肉还得吃肉，该喝酒还得喝酒，该生气还得生气，该骂街还得骂街，该高兴还得高兴，也还得找乐，最痛苦的时候还得找乐，就关在监狱里照样找乐，别以为关在监狱里没有乐，照样找乐，枪毙以前也有乐。

所以我希望我这个作品和我其他写法不一样，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细细致致，连连贯贯，光人物一百多个，以前没有这种规模的作品，感谢读者对我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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