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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是一门集研究、教育与传播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
作者简介：孟钟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主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院长，兼任国际历史教育学会（ISHD）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德国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世界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科创新研究基地“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与国际传播”首席专家。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2018）、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2019）、“上海社科新人”（2016）、上海市“曙光学者”（2014），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任小奇
Q：请问您如何走上德国史研究之路的，研究领域重点在哪些方面？近年来您的关注点是否有所转移？A：1996年，我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是我国第一批进入基地班建设行列的学校之一，进入基地班成为我后来走上学术道路的重要契机。郑寅达老师是我们班的辅导员兼基地班导师组组长，毕业前夕曾与我有过一次关于研究方向的长谈，当时他分析了我的特点，并仔细介绍了国内的德国史研究状况和他自己的成长经历。这使我确定了转向世界史、德国史的信心。2000年，我直升硕士研究生。2002年，我取得硕博连读的资格，直到2006年1月获得博士学位。5年间，大部分时间我都是聚焦德语学习和德国史。 在德国史研究领域内，我最终选择了第三帝国的前身——魏玛共和国作为研究对象，进而关注社会政策这一特别领域。首先，在当时国内学界，魏玛共和国研究几乎是空白，论著非常少，译著只有寥寥几本；其次，因为研究者少，使得这一领域可探讨的学术问题相对于纳粹德国而言显得更多，可供拓展的空间很多，选题相对较容易，而社会政策这个方向能够把历史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有跨学科研究的潜力；再次，无论魏玛这个时间段，还是社会政策这一具体研究领域，都同当下有密切关联。魏玛共和国是纳粹德国的前身，更是战后两个德国必须处理的历史记忆。理解魏玛共和国，是研究20世纪德国历史演进的一把钥匙；社会政策是当代世界各国处理社会问题的主要方式，由此便同理解当下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发现社会矛盾等现实挑战结合起来。从博士论文开始，直到今天，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没有发生过实质性变化。简言之：从空间而言，主要集中在德国史；就时间段而言，聚焦于1918—1933年的魏玛共和国。从更具体的研究主题看，存在一些变化路径。 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1920年魏玛共和国的《企业代表会法》。这部法被视作德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劳动法，集中体现了魏玛共和国在劳资关系方面的基本策略，主要是从史学的角度来探讨这部立法与德国社会力量变化及共和国社会治理能力养成之间的关系。它基本上奠定了我后来近10年的研究方向。2007年，我以“20世纪德国企业代表会体制演变研究”作为题目，申请到第1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把企业代表会制度视作具有德国特色的、聚焦于微观层面的劳资关系处理模式。在此进程中，我的研究视野超越了企业代表会体制与魏玛共和国，关注到有关劳资关系的其他制度，特别是被称为联邦德国“社会伙伴关系”之一的集体合同体制。企业代表会体制是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规范，集体合同体制是行业层面的劳资关系治理途径。两者结合起来，促成了联邦德国在劳动关系领域内的相对稳定状态。进一步的突破是在2013年，我以“魏玛德国的社会政策研究”为题，申请到第2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它在横向上超越劳资关系，关注了更多社会治理领域的问题和解决途径，例如失业保险体制、家庭政策、历史政策、少数群体政策等。到此为止，我在20世纪德国劳资关系史—社会政策史研究领域内出版了4本专著，构成了一个研究系列，可算作过去20年的主要成果。 如果说，关于德国史、魏玛史、劳资关系史、社会政策史都是属于历史研究中的事实探讨，那么记忆史以及在此基础上思考历史认识的理论性问题，是我开辟的第2个研究战场。这或许是同德国学界本来就注重理论思维的特色相关，但也是我翻译一些相关论著后得到的启示。到目前为止，我主要围绕德国历史书写中的一些个案问题加以分析，例如埃米尔·路德维希引发的“通俗历史文学之争”、围绕在德累斯顿大轰炸事件之上的历史认识争论，以及所谓“后真相”时代的历史写作、史学叙事的“非虚构性”等重要问题的笔谈。
Q：近几年您对历史教育领域的关注比较多，可否分享一下，您是如何与历史教育结缘的呢？
A：这里有必然因素，也有一些偶然因素。就必然而言，我身处华东师范大学，自己也是读的师范专业，所以从大学开始，我就和中学历史教学的关系非常紧密。此外，历史教材的编写工作也是师范大学应该承担的责任。再者，我校还负责培养教育硕士。就偶然而言，存在这么几个事情促成了我关注历史教育。第一，是上海高中历史教材的编写工作。我们编写的中学历史教材经过北京、上海等地的教育学专家、历史学专家及部分中学教师审查、修改，改后再给中学老师培训、听课，跟上海考试院合作出卷、阅卷。这让我对历史教育的全过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能够关注到中学历史教材的新变化，了解老师在教学中发现的新问题。第二，是我跟奥格斯堡大学的苏珊·波普教授的相识与多年友谊。2010年，我曾接待苏珊·波普教授和她的助手尤塔·舒曼博士，并于次年到奥格斯堡大学访学了一个月。后来，我们在上海合作举办了“1945年以来世界史的呈现：亚洲与德国/欧洲教科书叙事特点的比较”国际研讨会，我还作为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访问学者在奥格斯堡大学交流了一年，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历史教育学的各种理论与实践。 关于公众史学的一些思考，特别是涉及国际性历史教育的比较研究等，慢慢地在头脑中成型，推动我进行了公众史学的各种实践。一方面，我通过撰写论文来讨论公众史学学科化的问题，这一点得到了全国其他高校研究者的共鸣。最近几年，公众史学的教学和实践等活动，已经更为普遍和自然了。另一方面，我借助课堂把公众史学的一些思想和实践的方法教给本科生，希望他们能够直接走向社会，参与公共历史文化机制的建设。我想，当公众史学这一方向上的新一代历史学者成长起来后，他们不仅关注历史研究，也会自然而然地关注历史教育，而这一点便回归到我们在理论层面上对历史学科的认知。史学最初并不是一个专注于学术研究的学科，“历史使人明智”“历史是生活的导师”，历史研究的成果必定会通过教育的方式进行传播。换言之，史学是集研究、教育和传播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学科。但是，19世纪学科化的过程却让史学逐渐缩小为一个专注于研究的学科，而它的教育功能被推给了教育学，传播功能被推给了传播学。由此，历史学者似乎不用再仔细思考有关历史教育和历史传播中的问题。但如此做的后果是：象牙塔内的历史研究成果不再具有普及公众的巨大效应，也让另一些混淆是非、热衷于“小道消息”“黑幕揭秘”的历史虚无主义作品大行其道。这是我们作为“历史人”最不愿意看到的。
Q：您觉得历史教育工作者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A：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历史教育出现了全球交往的良好趋势，但又时常受到全球化发展中的负面情绪的影响。不少国家启动了共编历史教科书项目，国际历史教育学会也不断发挥着积极作用，引导各国历史教育工作者去思考一些实践问题，例如公共历史杂志或历史类游戏在培养历史思维中的作用和局限、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话题在当代历史教育中的角色等。 与此相反，民族主义倾向的历史教育仍根深蒂固，伴随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某些问题而构成“历史之战”的主要源头；以历史教科书为载体的传统历史教育形式遭遇信任危机，所谓“揭秘”的各种历史虚无主义作品大行其道，扰乱了公共历史文化。更重要的是，有关历史教育的进阶式发展还缺少大范围的实证性研究，此前的经验性方式在代际更迭加速的背景下越来越失去有效性，以至于我们一方面对中学历史教育有效提升的科学路径不甚了解，围绕考试指挥棒而转的应试之举屡见不鲜，另一方面也无法对社会层面上反映各种较低历史意识的成年人行为做出正面引导。 正因如此，我主张：一方面，中国的历史教育工作者要提高我们在实证研究领域内的自觉性，主动探索在智能教育背景下历史学习的进阶方法及其评价机制；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连接课堂内外的历史教育形式及其成果，引领并帮助学生们正确认识各种历史知识产品的优缺点，及时回应相关争议问题；最终，在此基础上，更积极地走向国际学界，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相关新概念结合历史叙事的各类新成果、教育教学的新方法推向世界舞台。我想，这是作为“历史人”的一种责任，体现了历史学是一门集研究、教育与传播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的本质属性。
原文刊发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2年第1期，若需阅读原文，请扫描上方二维码下单购买纸质版或电子版。
初 审: 王向阳
复 审: 王雅贞
终 审: 张 玮
编辑制作: 宋耀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