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者传来的一份集体资产分配情况说明中，我看到段庄村最后每人的集体资产收益是18万多元。如果不计入宅基地及地上附着物的补偿，这个补偿刚刚盖过个人可以额外购买20平米的价钱——按现行规定，额外购买20平米需要14万元。

这几天，网上流传了关于段村的一些视频。不少读者留言希望我写一下，甚至有的读者数次找人要求我必须写。

我想特别解释一下，之所以我没写，是因为我真的不了解具体情况。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是特别简单的问题，不可能搞到复杂的程度，这里边应该还是有比较棘手的难题。

一方有诉求，一方已经感受到，这需要双方抓紧沟通，求得最大公约数。在不了解具体情况的背景下，任何第三方都要谨慎看待。

关于拆迁，因为职业关系，我曾看过全国很多地方的征迁历程，极端的案例我也经历过，因此早在2017年我就表达过我的看法，也算是对观察到的案例的总结，核心就是一句话：让他拆，要让他感觉比不拆好。

我们都很清楚，在我国走向法治社会之前，其实有很多灰色地带。有的村委会私自卖地，中饱私囊；有的则违规批地，把耕地变成了宅基地；还有的卖掉了不该建设房屋的地方，老百姓在大红章的保障下建起了房子…… 

种种问题，不一而足。我们这个社会大家都很清楚，如果不较真，啥事没有，一旦较了真，啥都没有。现在较真了，老百姓自然觉得憋屈，因为当初如果不是村里同意，谁能盖的起来房子呢？更何况，几乎百分百的老百姓都是交了钱的，至于钱最后去了哪里，如果人不知道，只能让拿了钱的人去问鬼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忽然严丝合缝地按法律条文去抠，无疑吃亏的还是老百姓。那些当初大包大揽大收钱的人以各种形式脱了干系，似乎与他们毫无关联，反倒是老百姓们，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唉，交钱总是简单，善后太难。

抛开历史背景谈问题其实是不科学的，就像我们现在走路很稳了，回头去嘲笑和否定当初我们东倒西歪学走路的样子一样。因此，我们确实应该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去论定现在的问题，否则对于单纯的老百姓而言就过于苛刻了。

另外一个问题则是，应该尽量避免让大多数人的利益和部分人的利益抗衡的局面出现。比如，一个村中有几十户的利益严重受损，但是保证了村里百分之九十的村民的利益。按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就认为“你该死”——不能因为照顾你们少数，而让我们少分了。

其实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我们政府部门的逻辑应该是，首先看短板，如果这几十户受损很严重，那百分之九十的人获益是不值得称道的。我们是治理这个社会的，确保大家都普遍受益才是我们的初心，否则我们还扶贫干什么？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一旦一个政策出现了现实窘境，左右为难了，照顾一部分人，大部分人就受损；不照顾这部分人，这部分人就一落千丈，那就应该出台额外的政策兜住这部分人。特事特办，一事一议，不与民争利，把大多数人能拿的钱也给到这部分人，同时保证大多数人不变。

说到底，我们没拆人家房子的时候，人家和其他人是一样的，既然在拆迁之前我们没有把相关遗留问题纠正好，那就应该认下这个历史的错——毕竟这个错不是老百姓单方面造成的，那就不应该让他们单方承担啊。

实话实说，我们的补偿标准和三县没有成为新区之前的私下交易相比是低的，虽然那是私下交易，但老百姓心中也形成了一定的预期。既然我们的拆迁定到了现在这个标准，在实际执行中就应该采取就高不就低、能给则给、能不扣就不扣的原则，让大家尽量在现有政策框架内拿到最高。如果在这个标准体系下还要计算到骨髓，就很容易产生问题了。

不管政策是谁定的，它终归要落实到一家一户。在执行过程中，不能只看大多数，还要兼顾到少数群体。这部分群体和其他人一样，都是休养生息在这里的人民，绝不能因为大多数而牺牲掉少数人，他们同样是检验我们政策含金量的重要表征。

真心话，我真不愿意看到这样一个拆迁路径：不管啥情况你先拆了再说，拆完之后又很难再说，说不下去就开始出现极端情绪，出现极端情绪就开始上手段，然后下一轮拆迁继续循环往复……

我想，我们应该下大力气去研究那些所谓的极端个案，检视一下我们自己是否在拆迁上存在一些纰漏，是否有违规和变相违规的程序问题，是否有僵化理解和执行拆迁政策的问题，是否有拆迁问题上保守不敢担当的问题，然后尽速去修正和完善它。

可能我是个幼稚的人，我就总想啊，原本都是好端端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人，都是那么热爱我们的国家和这个政党，谁不愿意好好配合建设未来，谁愿意硬顶硬撞留下案底？

所以，在拆迁政策的执行上，一定要深刻体会到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体会到老百姓拆迁之后的实际获得，很多问题就有了唯一的正确方向。

说白了，他就那么点房子那么点地，不要让大家输在拆迁上，能宽则宽，否则未来的日子扭转起来真的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