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世界设计大会（2009） 朱大可教授演讲

朱大可教授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转型中国的设计逻辑。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在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现状的时候，首先要弄清楚中国究竟处在一个怎样的特殊状态。无论对中国人还是对来自海外的各位嘉宾来讲，这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两种声音或者说两种价值体系交替的时期，那就是权威主义与消费主义。

从毛泽东时代继承下来的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仍然是今天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但1994年的第二次改革开放开始把中国推向了消费主义时代，这个所谓的消费主义时代，用杰克逊的话讲就是晚期资本主义时代。这两种时代早期与晚期社会主义时代产生了一种古怪的混合，并且由此构成了当代中国特殊的文化逻辑。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中国是这两种价值并存，也就是威权主义和消费主义并置的状态，它们亙相冲突，同时它们又和平共处，矛盾重重但看起来又非常和谐。

瓷器

茶叶

丝绸

从设计的角度来讲，我们一直在考虑中国的设计长期以来一直延续了威权主义时代的思维和逻辑，在这个意义上面我们先讲瓷器。根据李约瑟博士的描述，中国有四大发明，但是我认为中国对世界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器物的“三位一体”，即“瓷、茶、丝的交融并而且“三位一体”是中国对于世界更加重要的贡献。而其中的瓷“china”，小写的“china”后来变成大写的“China”，成为中国在世界中最重要的一个符号，China这个词来自于苍南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景德镇的前身，这一点很多人到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我在景德镇作了一些考察，发现整个城市笼罩在一个官窑思维或者说是官窑逻辑的覆盖、支配之下。所谓的官窑崇拜，可以从它的制作中看出来。毛泽东用瓷，也是毛泽东最喜欢的瓷器，叫水点桃花。实际上毛泽东的用瓷有很多微妙的含义，包括政治含义。人民大会堂专用瓷，这是景德镇引以为豪的一种产品，长期以来这个城市所有的订单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北京中南海，它是为这个特定的阶层和机构服务的。也就是说从北宋以来，这个城市就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官方窑厂，专门为皇帝制作瓷器，而这种模式发展到今天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么这种仿古瓷，也就是仿官窑瓷、领袖瓷或者叫大会堂瓷就在当地，乃至于整个瓷业形成了一种权力崇拜。

同时另一个在设计领域发生的、广泛的权力美学运动，就是新建筑浪潮。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的地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完全是由权力美学来支配的。权力美学首先有三个要素：第一个是高度崇拜，第二个是广度崇拜，第三个是色彩崇拜，更确切地说是红色崇拜。

东方明珠

金茂大厦

环球金融中心

上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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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度崇拜，上海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上海的浦东现在跟全世界展开了高度竞赛，东方明珠、金茂大厦、国际贸易中心等等，是高度崇拜的实物体现。现在还有一栋更高的建筑正在策划，向500米以上的高度冲刺。500米当然是一个高度的限定，但是好像从迪拜开始一直到中国上海，这个高度在不断地被突破，它意味着权力在这种高度上得到了极好的象征性表达。

关于广度，我们知道天安门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这个我们不用说，我在这里想举一个例子就是嘉兴市政府前面的清明广场。这个所谓的清明广场跟天安门广场几乎差木多。这个广场上没有一棵树，没有一条石凳或者一条板凳可以坐下来休息，没有一个老百姓在上面行走。清明广场，实际上是建构了一个行政机构和民众之间的距离，而这个距离又恰恰是反民主，反人性的，但是这样的例子时常发生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在新建筑浪潮里面是普遍发生的，正是这种广度验证了我们权力的伟大性。

第三就是现在流行于中国的所谓中国红或华夏红，这种红色被涂抹在权力的建筑之上以后，它象征着一种威权，中国红强化了建筑物自身的征服、逼迫和警告的语义，北京故宫内的城墙和北京长安街的红墙，它们是红色权力美学的最典型的样本。

另一个例子是民族柱，这两个最新的样板我觉得可以作为南北呼应的很有意思的代表。如果从一个检阅者的立场，站在天安门广场的城楼上来看这个民族柱，它的尺度可能符合天安门宫室建筑的范式，远距离的透视缩小了立柱的体量，于是它们必运足够的高大，才能跟宽阔性彼此呼应。但是，如果以一个普通游客的身份向上仰望的话，你就会发现整个立柱的体量和人体的体量的悬殊差异，13.6米的高度，1.8米的直径，26吨的重量加上密集排列的数量，加剧了天安门广场原有有的蝼蚁效应。也就是说人在广场上就像一只蚂蚁，而这些柱子加强了这种心理上的感受，使所有的游客都变得渺小起来，好像爬在旷野上的虫子，这就是典型的威权主义美学，它要用贬损个人的存在来反衬权力的伟大性，但是实际上它跟人民当家做主的原则,设计师所说的“设计为人民服务”意思的是相违背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在早晨或者黄昏从这个柱子底下走过的时候，会发现这时候的投影，把立柱构成了类似与囚室、监狱样的场所，因此它制造了一种戏剧性的光学效果，巨大的柱式阴影压在游人身上，犹如沉重的枷锁。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渺小感或许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感受，有很多民众会有一种天然的崇拜权力的经验。

我刚才讲中国的规代设计是被威权主义以及威权美学所统治着，并于权利美学达成了共识。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最成功的服装设计，是一种叫做踏脚裤或者健美裤的裤子，这种裤子字把女性的身体包裹得非常好，可以合法地展示女性大腿的线条，这在毛泽东时代刚刚结束的时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于是，不分老人和孩子，全中国的女性几乎都穿过这种裤子，我可以肯定地说，这种裤子一直流行了长达20年。

从表面上看设计和时尚本应是个性主义的张扬，恰恰相反，在那个时代我们的消费主义设计是从集体主义转型过来的，它是一个公众集体模仿、穿一样衣服的时代，这与当时“文革”时期的中山装如出一辙。因此我们对健美裤时代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记忆，而这个记忆恰恰是中国时尚潮流的开端。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小资阶层的出现，向我们展示了个性主义的魅力，这是设计民主的开端。从集体主义走向对个人主义的尊重，21世纪的中国设计师开始显示出自己的教养和趣味。

接着举另一些例子，它们的个性化特点实际上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我曾参观过一个唐山瓷厂的餐具，我发现他们的餐具样本里单单是放鲍鱼和鱼翅的器型就多达56种，盘子的器型多达300多种，这一家工厂，就搜集了来自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等等几乎所有东亚人设计的图形，实际上都是他们的客户。再开模具生产以后，工厂把这些器具都留下组成了自己工厂的样本，而这给未来的消费者提供了大量可选择的产品。这种多样性与丰富性体现出中国设计的正在走向个人主义，走向民主，正在发生趋于对每个个人的心灵、个人自由的尊重。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当然消费主义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就是它设计了我们的身体，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身体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上面所讲的是我们今天探讨的第一个问题，一对逻辑的对立面，那就是威权主义和消费主义，第二个问题涉及的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中国在进入世界贸易体系的过程中，正面临着一种逻辑的混乱，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器物在进入世界体系，可我们的意识形态却始终在世界体系之外徘徊，甚至拒斥进入这个体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中国制造处于低端水平的情况下，这还不构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可是到了今天，随着中国制造的文化符号含量的增大，这个问题就变得尖锐起来，它必然会导致中国制造的精神错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一直认为我们的“中国制造”只要提供一个简单的器物就可以了，而其中的文化附加值几乎等于零。当我们生产的瓷器、服装、家电等所有的制造物，出现在西方商场和超市里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文化含量的。再者中国制造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处与低端市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久前，国务院在发布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意识到中国制造必须贴上文化符号，才能提高它的价值，提高它在整个国际市场格局中的竞争力，所以符号就变成了第二代中国制造的关键元素。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意识形体拒绝认同人类共同价值，我们的报纸一直在连篇累牍地批判普世价值，批判人类共同认同的民主、自由，但我们的制造物如果不跟从这些共同认同的价值观，以及人类共同认的语汇，中国制造永远不可能被世界真正地接纳。我想举—个例子那就是法兰瓷，这是由台湾人建构，在景德镇制造的瓷器。我前不久跟它的董事长谈论了这个问题，他向我强调的就是所谓世界语汇，就是一个中国制造，只有把握住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法兰瓷才能够在全世界有6000多个门店。这实际上是一个基本常识，但我们要认识这样一种常识却耗费了长达30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