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美国非裔文学的意义

近年来，随着美国非裔文学本身的发展，特别是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研究等研究思潮的流行，黑人文学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日渐上升。对黑人文学的关注和研究，不再仅仅与对黑人的地位和权利的重视有关，实际上关涉到对美国文化的整体特征的认识，关系到对多元文化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国内对美国非裔文学的译介和研究，近年来虽也取得了很大进展，许多新的作家和作品被介绍进来，纳入人们关注的视野，研究的角度也悄然由政治宣传向学术研究转变，但总体上还保持着上个世纪的基本格局，即还是把美国非裔文学仅仅看做整个美国文学中的一个配角或附庸，没有敏锐地感知到美国非裔文学已进入美国文学和文化舞台的中心，成为主角之一，其地位和意义已发生重大变化向，并作出及时的回应。

对美国非裔文学独特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缺乏深刻了解，对今天译介和研究美国非裔文学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也缺乏充分认识。研究理念没有实现应有的转变，显得相对滞后。受上述观念的制约，国内对美国非裔文学的翻译和研究的成果总体上尚处于零散状况，不成系统。与欧洲文学和美国主流文学相比，美国非裔文学仍然处于被外围化、边缘化和非经典化的状态，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从微观的角度考虑，美国非裔文学有助于我们培养某些品质和思想能力，正确看待和解决一些困扰我们生活的问题。爱情和婚姻是文学研究的永恒话题，我们熟悉欧洲经典文学中盛行的“及时行乐”（Carpe Diem）的爱情故事和连篇累牍歌颂人的感官与爱欲之美的文字，我们了解美国主流文学中冲破社会传统等级观念、自由大胆追求自由爱情等主题。

而美国非裔文学中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既没有歌颂恋人之间的精纯灵魂之恋，也没有丘比特式的“眼睛-射箭-心脏”（eye-dart-heart）的爱情比喻。可以说，美国非裔文学中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几乎缺少浪漫情调。因为无论是黑人男性还是女性，他们在公民身份都被剥夺的情况下，还承受着种族暴力和性暴力，两性关系根本上就没有多少浪漫情调可言。因此，黑人作家特别是黑人女性作家对男性与女性关系的书写，更接近残酷的现实生活。比如格萝莉娅·内勒的《布鲁斯特区的女人们》对伊塔故事的描写，探讨了下层黑人女性的自我认同等问题，讲述了主人公自我认同的失败及因此导致的生活的诸多不幸。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改变人生处境积极向上流动的途径通常有三种：财富、婚姻和知识。由于大量财富只属于少数人，大多数人无法依靠财富来实现自我更大的价值。婚姻这条路，相对于财富来说，则实现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对女性而言尤其如此。通过婚姻，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能够步入更高一级的阶层。伊塔对自我的定义建立在与男性的关系之上，她企图通过攀附有权有势的男性来实现自我价值。于是她四处游荡，寻找这样的意中人。一次次的失败并没有让她觉悟，反而似乎更加强化了她的所谓信念，也由此导致了伊塔丧失自我的悲剧。作者似乎要告诉读者，婚姻不是大部分人能够凭借的手段，其中的风险很大。女性应该通过不断接受教育、增长知识和能力的方式来提高自我，最终实现向上的社会阶层流动。

内勒揭露了白人和黑人男性对黑人女性的双重暴力，但美国当代著名黑人女性小说家盖尔·琼斯更深刻地从女性视角来关注黑人女性所遭受的种族暴力和性暴力。她的代表作《抚慰创伤》就是关于女性寻求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的故事，并揭示了普通女性可以找到治愈精神的方法。当代美国重要黑人女作家波勒·马歇尔一生致力于思考美国女性、尤其是非白人女性在美国社会面临的担忧和困境，是当代第一位对美国黑人女性心理进行深入探索的黑人女作家。她具有强烈的性别使命感，属于激进的思想家，被誉为黑人女性主义或妇女主义的代言人。在谈及自己为了专心写作雇佣保姆照顾儿子因而引发家庭危机时，马歇尔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知道，我有必要和决心做自我、做自己的事情。妇女有权实现自我——我认为这是女性在自身问题上必须承认的。” 在马歇尔眼中，女性的力量不仅不会对男性构成威胁，而且是男性取得成就的动力和催化剂，马歇尔的《灵魂拍手歌唱》就是以探讨这种理想男女和谐关系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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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美国非裔文学可以让人们激活和分享一个边缘民族的智慧，引发人们思考什么是更合理、更人道的社会状况和人类生存状况。在美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度，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非裔美国人无论是在文学、艺术，还是音乐、体育等方面，其造诣几乎都可以与白人平分秋色。他们创造的爵士乐在世界广泛传播，他们在政治、军事、体育等方面卓有建树，令人刮目相看。而且，这个昔日被剥夺了做人资格和身份的民族，在美国基本上获得了自由公民权。他们没有像印第安民族那样任人宰割以至逐渐消失，而是保住了自己的文化遗产。

如今，美国哈佛大学被认为是“思想的中心”，而这个中心目前最著名的两位思想家，一位是哈佛大学人文中心主任霍米·巴巴，另一位是美国杜波伊斯研究中心主任盖茨教授，他们都是黑人。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是黑人。由此，美国黑人获得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也赢得了在美国、乃至在整个世界上的平等地位。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非裔文学继续发展。非裔作家们始终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信仰，为追求黑人的平等地位，为创造融合的文化，坚持不懈地努力探索。他们既追求艺术美学，倡导文化融合，但也从未放弃政治批判，这是他们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精神力量。正是这种使命感和信仰，造就了兰斯顿·休斯、理查德·赖特、拉尔夫·埃利森、艾丽斯·沃克和托尼·莫里森等伟大作家，产生了震撼性的不朽作品《土生子》《无形人》《紫颜色》和《宠儿》。这些作品用艺术的手法证明了这个民族的顽强与伟大。这个民族通过其文学艺术所表达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值得举世之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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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黑人文学还有助于我们了解真实的美国历史和美国民主。在美国，尽管奴隶制与吉姆·克劳法都已经成为历史，但其阴影却依然笼罩着美国黑人群体，与之相裹挟的是一系列贫穷、犯罪、受教育水平低等各种社会不公平和阶级不平等问题。外表往往与事实不符，世人却容易被表面现象所欺骗。

美国第一代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1817-1895)在罗切斯特市召开的一次反奴隶制大会上疾言厉色地指出：“对黑人民族来说，7月4日的国庆是一个骗局；你们白人鼓吹的自由是一种不神圣的自由；你们白人的民族伟大是膨胀的虚荣；你们白人的欢庆之声空虚残忍；你们白人对暴君的谴责厚颜无耻；你们白人叫嚷的自由和平等是空洞的嘲弄；你们白人的祈祷、赞美诗、布道和感恩，还有气氛庄严的宗教游行，对黑人民族来说，只不过是夸大其辞、欺诈蒙骗、不虔诚和虚伪，像一层微薄的面纱掩盖着种种罪行，使这个国家因这些野蛮行径而蒙受了耻辱。此时此刻，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像合众国的人民那样，犯下如此震惊而血腥的罪行。” 

只有对过去和当今美国社会的深层状况有深入洞察的人，才会明白道格拉斯的控诉决不是言过其实的激愤之辞，这些控诉直到今天也并未过时。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平，需要克制内心的征服欲望才能实现。白人民族的欲望失控，酿成了美国内战；希特勒的个人欲望失控，造成了世界性的战争悲剧。

在当今社会，小人物也应该坚持自己渺小的自我存在，不能违心向权势低头。任何体制，如果藐视小人物的存在，历史的悲剧必然重演。2014年8月9日，美国密苏里州的一名白人警察在圣路易斯市弗格森镇开枪打死一名18岁的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引发当地民众大规模抗议，随后演变成大规模的暴力事件。2015年4月12日，巴尔的摩黑人青年费雷迪·格雷受到警察查问，后被逮捕并于19日在当地一家医院死亡，原因是脊椎严重受伤。格雷的死亡也引发了巴尔的摩市民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4月27日，示威活动变成了骚乱，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这场抗议活动也迅速蔓延到华盛顿、纽约等大城市。这两起悲剧事件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事情的发生牵涉方方面面，种族歧视自然而然地成了这两起事件的焦点。在美国历史上，过去是白人压榨黑人，黑人忍气吞声；现在是白人欺负黑人，黑人愤然报复，无论政权政党如何更替，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种族歧视的存在。

*本文内容来自《美国非裔作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