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长沙人认“书”不认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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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古老的名刻之一《禹王碑》、世上尚存最早的帛书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中国最早的泥活字印书《玉堂杂记》、最早的词集丛书《百家词》……从古至今，无数长沙人都热衷于读书、著书、刻书、藏书。

历史长河中这么多和书有关的第一，有人笑称，长沙从来都是认“书”不认输。

雅致传承，韵味非凡，今天埋首读书的长沙人或许也会像爱书的古人一样被文字铭记。

一

人类创造了语言和文字，随后便诞生了书籍。长沙人读的第一本书，是在楚国时期长沙郡辖地衡山发现的一本石书《禹王碑》。

东汉赵晔撰《吴越春秋》曰：“禹登衡山，梦苍水使者，授金简玉字之书，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处。”大禹刻石，称为“禹王碑”，因刻于衡山岣嵝峰，又称“岣嵝碑”。

明末岳麓书院山长吴道行著《禹碑辨》载，南宋嘉定五年（1212年），诗人何致游历南岳衡山，寻访到了传说中的“禹王碑”，当即拓摹了碑文。后来，何致北返经过长沙，将拓摹的碑文刻于岳麓山北峰。

《禹王碑》是中国最古老的名刻之一，碑上刻有奇特的古篆文，字分9行，共77字，字形如蝌蚪，既不同于甲骨钟鼎，也不同于籀文蝌蚪，可谓苍古难辨。有人推测，这是夏朝的官方文字，即“夏篆”，《禹王碑》是长沙最早出现的文字。

尽管岳麓山《禹王碑》是“山寨版”，一经面世仍引来无数人探奇。

明朝学者杨慎，即《三国演义》开篇“滚滚长江东逝水”的词作者，经考察后确认碑文乃是出自大禹之手。他破译的是：“承帝曰咨，翼辅佐卿。洲诸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这是说，奉承上帝意志，帝尧说如今水患当头，民不聊生，重臣们极力推荐，大禹临危受命，踏遍五岳名山，露宿岳麓之野……

显然，杨慎的破译有待佐证，但还是引起了反响，凡与大禹传说有关的地方纷纷前来岳麓山拓片。之后，全国各地多处出现二次传播的《禹王碑》。只是至今未有令人坚信的译释，似是一本无人能读懂的天书，默默地等待着相知相识的有缘人。

岳麓山上的禹王碑，天书一样的蝌蚪文留下了无数谜团。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

在没有纸以前，简牍是书籍的最主要形式。长沙是“中国简牍之乡”，出土简牍几乎包揽了多项全国之最：出土简牍达十几万枚，数量最多；时间为战国至三国，跨度最大；朝代序列最完整，包括从战国到秦、西汉、东汉、三国500多年的漫长岁月。

简牍对后世书籍制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直至当今，事关图书的书写格式和写作方式，依然是简牍的承袭。

与简牍同时代的还有帛书，也叫缯书。长沙地处江南，养蚕织丝业发达，用帛书写不是难题。然而帛较为昂贵，比不上廉价的竹木，加之易毁损，因而古代帛书能流传下来的实物极少。除1908年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两件外，其他存世的帛书都出自长沙。

长沙人读的第二本书就是“长沙子弹库楚帛书”，这也是世上尚存最早的帛书。

1942年秋，几个“土夫子”（盗墓贼）趁着夜色光临了长沙城南子弹库的一座楚墓，楚帛书随之面世。不久楚帛书落入雅礼任教的美国人考克斯（又译柯强）之手，1946年被带往上海，后数度易手，今保存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楚帛书四周是作旋转状排列的十二段边文，每三段居于一方，每段各附有一个神怪图形，使用朱色填实的方框作为划分章次的标记。图文并茂的楚帛书，展示了“图书”一词的由来。

楚帛书共900多字，中间是书写方向互相颠倒的两段文字，分为甲乙两篇。甲篇强调“敬天顺时”，上天被描绘成具有施德降罚本领的命运主宰。乙篇用神话的形式讲述了甲篇的思想背景。每段边文代表一个月份，简述了每月宜、忌，神怪之图似是阴阳家的“术数”之学，讲述占星、堪舆、卜筮等活动。

汉朝长沙人读到了批量的帛书。

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帛书28件，计12万余字，用墨或朱砂抄写在整幅或半幅的黄褐色帛上，且画有栏格。经考证，马王堆帛书制作时代约在战国末年至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之间，内容涉及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还有天文书、医书、养生方、房中术等，堪称“百科全书”。这些帛书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其中《老子》等珍贵抄本还可作为校勘传世古籍的依据。

三

东汉时期，湖南人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制成“蔡侯纸”。唐朝，雕版印刷应运而生。二者开创了书籍制作的新纪元。

后晋天福三年（938年），长沙乃至湖南第一本雕版印刷书《白莲集》诞生。作者是唐朝璀璨诗星中唯一的长沙人——诗僧齐己。这是湖南最早刊印的诗文集，也是湖南人印刷刊行的第一部著作。

宋朝，雕版印刷风起云涌。《中国印刷史》载，宋朝湖南刻书相对寂寥，仅有15种。但依据现存实物和书目、文献记载，除方志、族谱、递修补版重刻书外，宋朝湖南实际刻书57种。南宋初年，长沙物阜民丰，思想活跃，文风蓬勃，加速了刻书业的发展，迎来了湖南出版史上第一个黄金期。

淳熙八年（1181年）潭州（长沙）州学刻贾谊《新书》10卷，这是贾谊离开长沙1300多年后，“贾长沙”的著作首度在长沙刻印问世。为了满足学子需要，潭州州学还刻印了不少经籍，《易》《书》《诗》《论语》《孟子》《春秋》等都有“长沙版”。

这个时候，潭州街头冒出了书肆、书坊等书铺，批量刻印和出售民间日常所需的历书、韵书、佛像、年画、医药、童蒙读本、占卜星相，以及为本土士人科举而刻的类书、八股制艺、试帖书等。

宋代长沙刻书，有两本影响藉甚。

绍熙四年（1193年），周必大以观文殿学士出判潭州，“用胶泥铜版，移换摹印”自著的《玉堂杂记》，赠送友人。《玉堂杂记》是毕昇活字印刷术的长沙实践，也是中国最早的泥活字印书。

另一本是长沙刘氏书坊自编自镌的《百家词》，这是最早的词集丛书，往后词集收录的范围及作者排序无不仿照《百家词》。

四

都说“文以载道”，“文”的最佳存在方式便是图书。一部出版史往往也是一部文学史和学术史。

宋时湘学兴起并逐渐成形，导致刊印湘学书籍蔚然成风。

理学开山鼻祖和湘学奠基人周敦颐，一生著述甚丰。但在他去世前，其学说并不为学界详尽所解。湖湘学派宗师胡宏和其弟子张栻自觉扛起了周敦颐学术著作的刻印大旗，先后刊行了《通书》《太极图说》等书籍，周敦颐的理学思想得以广泛传播。

乾道二年（1166年），潭州州学刻印了胡安国编集、程颢和程颐所著《二程文集》15卷，这是最早的二程文集之一，被称为“长沙本”。后来，朱熹另编了《程氏遗书》25卷和《程氏外书》12卷，交由潭州州学先后刊行。这些书籍是潭州当时最重要的官刻书籍，流传广袤，极力地推进了湘学的传承和生发，也对后代长沙的刻书影响深远。

明清时期，肩负着“掌刊辑古今之经籍”职责的岳麓书院也自行刻印书籍，极大地丰裕了书院文化，惠及师生。

有人刻书当然就会有人藏书。长沙第一个藏书家当推西汉长沙王丞相、轪侯利苍，马王堆帛书均是其家族所藏。

岳麓书院藏书更得皇帝御赐。宋真宗曾两度赐书给岳麓书院。一次是咸平四年（1001年），一次是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第二次赐书，山长周式因办学颇有建树受到真宗召见，被任命为国子监主簿，可他坚请回岳麓山继续执教，真宗颇为感触，赐给五代时期雕版官刻儒家《九经》，并御书“岳麓书院”匾额。为此，岳麓书院专门设有御书阁，用于珍藏御赐之书。

岳麓书院同时还接受社会贤达和文人墨客捐书。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湖南巡抚丁思孔捐书，并将御书阁扩建为御书楼专事藏书。清代中期，岳麓书院御书楼成为长沙最大的民间图书馆，藏书14130卷。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湖南巡抚李尧栋“以公币五百缗购书以惠湖南岳麓书院之士子”。他不但支持岳麓书院藏书，还撰写《岳麓书院藏书记》明示藏书目的：“然书不贵能藏，贵能读，苟即此而通之，其视兔园册子何如也。且诸生日与圣贤对，经术明而士习端，士习端而民风醇，读书之益孰大于是。”

岳麓书院御书楼历经风雨，至今仍发挥着藏书功能。图片来源于湖南大学新闻网。陈佳祺 摄

五

李尧栋说的没错，藏书是为了更好地读书。从宋朝的“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到清朝的“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岳麓书院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端诚的学风，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栋梁之材。著书立说也成了湖南读书人心中炳炳麟麟的“白月光”。

18世纪末，造纸实现了机械化。19世纪初，铅字印刷术和快速圆筒平台印刷机投入使用。创新催进了书籍出版行业。

同治元年（1862年），在郭嵩焘和罗汝怀的支持下，湖南巡抚毛鸿宾联络前任巡抚骆秉章，在长沙文庙坪黎家坡遐龄庵创办了湖南首家出版机构湖南褒忠局，之后又改为传忠书局，专以编辑刊刻《曾文正公全集》。

光绪十六年（1890年），学问大家王先谦从江苏学政任上退职回到长沙，郭嵩焘闻讯立即聘请他出任思贤讲舍校长。早在江苏时，王先谦就开办了一家书局，回到长沙后，仍旧对出书之事念念不忘。于是，思贤书局新张，仅印刷王先谦编选和修撰的著作就达3000多卷。同一年，长沙萃文堂在今学院街挂牌，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出版《左文襄公全集》。

从湖南褒忠局到传忠书局，再到思贤书局、萃文堂，不到半个世纪，长沙共出版各类书籍150余种。《曾文正公全集》《左文襄公全集》等书谓为要典，一版再版。

清朝长沙文化繁荣，藏书家沛发。何绍基、袁芳瑛、方功惠、叶德辉被称为近现代“潇湘四大藏书家”。他们大都嗜书如命，倾囊购书，网罗珍品。叶德辉藏书室曰“观古堂”，竭尽40年心力，充栋连橱，藏书数量近30万卷，且善本众多。他还在书架上张贴纸条：“吾妻和书恕不外借。”

清朝长沙藏书家还开展整理、校勘、编纂等讲习和学术研讨活动，对藏书目录的编纂和校勘均爱撰写题跋。

“书勿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公。”这是历代长沙藏书家最后的坚守。1904年，中国最早的省级图书馆之一湖南图书馆成立，诸多长沙私家藏书历经辗转，流传到了湖南图书馆，其“镇馆之宝”《说文解字》北宋刻本即为叶德辉后人所赠。

“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1919年，美国驻长沙领事詹森有个“奇怪的发现”：长沙街头，即便人力车夫也爱读书看报，盛赞“长沙人的文化水平很高”。詹森的发现和称善，再次印证了长沙是一座阅读风气轩邈的城市，随处可见书声琅琅，书韵悠悠……

藏书家后人捐献的《说文解字》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造福公众。图片来源于湖南图书馆

撰文/范亚湘

编辑/尹玮 李颖  校读/谈梁

初审/彭培成  终审/沐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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