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跳槽史，替抗日川军正名的西北军「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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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昔年人物」系列的第20篇文章
如果一个人名宣武，字崇文，那么他一定是死硬的北京传统地名原教旨主义分子，不堪东西城的“文化压迫”，以此明志，表示死磕到底的决心，四九城老户的可能性极大。
可实际上，这位老先生，1907年出生在河南泌阳（今属驻马店）的一个村子里，距离北京九百多公里，本名张云霖，字云波，宣武和崇文是他从军之后改的名字。
河南有个“泌阳”，还有个“沁阳”，也就多少一撇的差别，却一在豫北，一在豫南，两县相距三百公里，中间还隔着一条黄河和若干县市，别说外省人容易搞错，蒋冯中原大战就闹过乌龙，错把沁阳的集结地搞到了泌阳，搞得冯军大败，多此一撇的参谋也丢了脑袋。
河南地名多难题，直把“泌阳”作“沁阳”
即便今天河南人自己都可能搞错，比如这张图上，鹤壁就有人把隔壁焦作的沁阳，给按到了三百公里外的驻马店。我一位泌阳的朋友来郑州买家具，说好了地址，老板却给发到了沁阳。
顺便说，河南地名简直是天然的地理课考试卷，除了沁阳和泌阳外，还有道进阶题：“陕县”和“郏县”。将来洋人考咱的托福，这几个地名一定要出到试卷上，难死他们！
张宣武从小就是泌阳的神童学霸，12岁就从县里的高小，考上省会开封的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虽然当时这所学校只是一所培养留学预备生的五年制中等专科学校，却是本省新式教育和高等教育之祖，即我的母校河南大学的前身。
不过别看是个中专，可学生的外语专业课，每学期就有1140学时，这还不包括外语的文法、修辞和作文的646学时，还得学第二外语。基础课中除中国历史、国文、算术等少数科目外，其它课程，如物理、化学、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经济学、教育学等均使用外国原版教科书讲授，并把外语学习渗透到每个教学环节之中，学生必须能用所学外文进行日常会话、作文等。该校所开课程偏重，内容偏深，显然远远超出了一般中等学校的要求。
当时这所学校在社会上，被叫做“留美学校”，因为前6期，除德法语各一期外，都是英语专科，毕业后基本都是去美国留学，少部分去欧洲。
我前面写过的张静吾教授，是学德语的，比1919年入学的张宣武早了四年。
张宣武同年入学的法文科同学里，有个大他一岁的，叫韩儒林；还有个英语科前辈同学，1917年入学，大他五岁的，叫侯镜如。
河南大学“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时代的校门，张宣武、侯镜如和韩儒林的母校
如果不出意外，张宣武1922年毕业后的最大可能，不是继续考京沪的大学深造，就是过渡一下留学欧美，从此走上专家教授之路。但这年爆发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引起的连锁反应，陕西督军兼北洋11师师长冯玉祥打下河南，进入开封，就任河南督军的五个月，却永远改变了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和张宣武、侯镜如的命运。
冯玉祥采纳梁启超“河南自己当办大学”的建议，支持河南知识分子创建中州大学（河南大学的前身），把查抄前河南督军赵倜的大部家产，作为创校基金，从而使河南省第一次拥有了现代大学，也为河南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冯玉祥军队的种种举措，也让张宣武和他的同学们，还有开封市民耳目一新。在当时的民国，哪见过这样的军队？
冯军在开封周边地区，基本做到了不拉夫、不拉畜生，不轻入民宅，占用民房也不入后院，取借器物有借有还，损坏赔偿，不拿老百姓东西。部队训练间歇，还组织起来参加市政建设的义务劳动。
对比本省老乡的前任赵倜，那真是云泥之别。后面我会单独为张镇芳、张凤台、赵倜、冯玉祥和刘峙，这几任河南主政者，写篇文章，这里就不扯远了。
河南大学和冯玉祥关系深厚，没有冯玉祥就没有河南大学，冯一有空就到学校视察，给大家演讲，讲国内外形势，希望年轻人不要死读书，要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积极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并请学生到军营里参观内务、阅兵和会操。
国保单位“河南大学近代建筑群”，无声诉说着筚路蓝缕的河南高教史
用今天的话说，中国军队有“军营开放日”的概念，最初就是冯玉祥身体力行搞起来的。
这让张宣武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非常触动，觉得中国有这样的军队，是真有救了！
不等来年毕业，毕业证和全额奖学金都不要了，法国留学也不去了，要从军，要救国，要共赴国难，抵御外辱。可问题是16岁的张宣武，既不满参军年龄，且身高还不足一米六，考上学兵，人家也不要，最后好说歹说，才给了“备补兵”身份。
所谓“备补兵”，简单说就是临时工。冯军的编制，每班有一名备补兵，任务是整理连队的环境卫生和本班的内务、杂务，而不随队出操、打野外，类似一种见习生。在备补兵年满18岁、身高到了一米六的时候，遇有列兵出缺，就可以递补。
就这也要哭着喊着，跟定冯玉祥。可见河南人民有多苦，此前的军队对河南人民的戕害有多大？
跟张宣武一起参军的河南大中学生有一千多人，考上学兵的，还有位奇人，荥阳县（今属郑州）教育局长兼县立小学校长，后来的抗日名将崔贡琛。那年已经26岁，在当时绝对是高龄兵。结过婚，有孩子不说，还是河南最好的师范学校，省立开封第一师范毕业，荥阳又是他老家，妥妥县里一流门阀世家的节奏了。
张宣武的同学韩儒林和侯镜如，没有参军，留下来读书。第二年即1923年，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升格为中州大学，第一次招生，侯考入理科教育系，次年南下广州，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韩则转入上海的中法国立通惠工商学校，后因参加抗议法方校长实行奴化教育，而被驱逐出校，再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
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学生篮球队，侯镜如的造型，让我想起老同学张信通副教授
张宣武、侯镜如和韩儒林，是经历五四运动熏陶的一代，在校期间都不约而同参加了反帝爱国活动，此后经历各异，却殊途同归，他们这代00后青年是未来革命的领风者，也是国共乘势而起的基石。
当然这场改天换日的中国革命是长跑，有人掉队，有人跟上，有人掉队后又跟上。
跑在革命前列的张宣武，这个大学生兵，在当时的冯军是极少见的文化人，看来他家绝对是个地主，而且是个相当不差钱的地主，每年能给他寄来十块、二十块，补贴军饷之不足，而不是像其他河南兵一样，拿军饷补贴家用。这钱不少被张用来订了报纸杂志，而且一订就同时好几种，比如上海《申报》、《时报》，北京《顺天时报》、《实报》，以及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天津大公报社的《国闻周报》等，还经常买书，甚至是大部头的《中山全书》。因此在冯军中很有名气，从连、排长到旅、团长，都找他借阅，特别是他的团长、后来的旅长，直做到军长的张维玺，在心里默默记住了这个好学不倦的年轻人。
我们都知道冯军整体文化素养不高，比较排斥军校生，但近代化的军队显然不能靠文盲就能搞定一切，所以张宣武这样上过大学的兵很快就脱颖而出。1924年年满18岁，正式补为列兵，接着被借调到营里搞军需，收支账目明晰，各种单据无缺，管理费用还有盈余，营长立刻要升张委上尉军需长。
但张宣武却说：我要带兵打仗，不想管财务。
年底，张维玺旅成立了直属手枪队，张宣武被前者亲自调过去，当了副班长。冯军的手枪队，又叫大刀队，既是亲军卫队，更是战时突击队。每人除有一支驳壳手枪、手枪弹200发外，还配有一支步骑枪，步枪弹100发，一把大砍刀，战时往往还会加配一支红缨枪。成员由各连队中选拔体格特别强壮、手脚特别麻利的士兵所组成，训练也比一般部队要求得严格。
冯军精锐“大刀队”，其实就是手枪队
我前面写过的魏凤楼，就是冯玉祥的手枪营长出身，能进来就是重点培养的亲信军官，未来必有大用。
到了1926年，张宣武升任班长，和他的手枪队隶属于刘郁芬的暂编第二师，刘被冯玉祥任命为代理甘肃军务督办，留守兰州。此时冯玉祥有两个督办职务：西北边防督办兼任督办甘肃军务善后事宜，他的部队被叫做“西北军”，又叫“国民军”，拥有十五万之众，地盘包括热、察、绥三个特别区和陕甘两省。
当时的甘肃省，辖境相当于今甘肃、宁夏的全境、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贵南县、共和县、海晏县、祁连县及土尔根达坂山一线以东，以及新疆若羌县东南部。
刘郁芬是冯玉祥麾下“五虎将”之一，绩功深得冯信，刘的二师更是冯军主力，下辖第三、四混成旅，“十三太保”中的孙良诚、张维玺分任旅长，手里有4个团和卫队团等直属队，共计12个步兵营和6个特种兵营。
可甘肃的大小土著军阀却有120多个营，本已僧多粥少，当然不欢迎冯军入甘，最终演变为土客两军的战争。
甘肃是冯玉祥眼中的肥肉，更是开基立业的根据地，这里易守难攻，地处陕西、新疆之间，进可东出，退可西进，发展余地很大，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必全力争夺。
刘郁芬以师、旅手枪队和公署卫队团的手枪营为主，配以机关枪，迫击炮、工兵、通信诸连队，合编一个手枪团，作为机动部队，生生是打得各路甘军狼奔豕突。
冯军“五虎将”之一的刘郁芬
张宣武也就在一年时间，连升三级，成了连长，到了中原大战的1930年，刚满23岁，就做了团长。
值得注意的是冯玉祥的“革命”在悄悄变质，一方面是东边的高歌猛进，另一方面却是冯军在甘肃的横征暴敛，在陕西的大开杀戒。
刘郁芬主政甘肃的四年，以增加捐税为主要手段来筹集军饷，各地县政府变本加厉，巧立名目，借机加码，全省捐税项目多达120余种。冯玉祥在河南为教育界争取到了专项教育经费，可在甘肃，挪用教育经费不说，还借口“教育费附捐”名义赡军。教育厅长屡次找刘讨要积欠，后者却大发雷霆，骂其不识相：
“现在军费是这样的急需，哪有钱来办教育？不如暂把它搁起来，等到军事结束之后再办，兄弟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怎的做了督办？”
敲骨吸髓，不光如此，连全省支援省内灾区的救命钱，都直接送到西安，灾民却分文没见，而且某处被水，某处劫匪，某处被害于风、蝗和地震，都以此法到处勒款，每次总不下数百万元，作为冯军东出潼关的军费。
“冻死不入屋”的口号，此时也成了鬼话，冯军所过之处，多强占民宅。即使是沿途兵站有现成的营房，因为食宿的不便，士兵也不愿意去住。住进老白姓的房了总是有利可图的，不但可以强取民食，而且还可以搜刮到零星的财物，但甘肃人民的“营房附捐”一分不少缴。
冯军“十三太保”之一的张维玺
甘肃局势稳定后，张宣武的部队东调，参与同州（今陕西大荔）战役，他的这个旅也扩编为军。冯玉祥限定张维玺，一个月内打下同州，此前的1922年2月年2月至7月的半年间，冯军大将方振武、韩复榘和刘汝明都曾率军来攻，却均未奏效。
同州守将是陕西著名的土匪军阀麻振武，在当地臭名昭著，拷问人质，勒索钱财，都属家常便饭。先调查好谁家有钱、有烟土，夜里就持枪破门，抓人捆绑，把铁器烧红往人身上烫，逼你交出。如若不交，就一直折磨你，直到把人烫死。
当时就流行歌谣说：
“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下银子给郭坚，郭坚手下麻司令，既要银子又要命！
“郭坚带的麻司令，铁锨烧红要你的命。”
冯军铲除同州的麻振武和凤翔的党玉琨，既有扫清地方的意图，也客观上为民除害的作用。但这些祸害盘根错节多年，并不容易消灭，张宣武就在是役中，负了重伤，差点把命丢在同州。
同州城墙刚炸开，张宣武就光膀子抡大刀，提着驳壳枪，带着一百手枪兵，作为全军的突击队杀入豁口。巷战两小时，麻振武都被打死了，匪兵们还在负隅顽抗，而且这些货，跟他们相勾结的镇嵩军，都属于土匪武装，枪法准、敢玩命。
突然一发三八式步枪弹打中张宣武，从前胸射到后背，重伤其肺部，引发大出血，七天不省人事，张维玺看到也只能叹息：“这孩子可惜了！”
从河南调入北京的冯军，当年的张宣武就在其中
战争年代，枪炮无眼，生死有命。即便是部队里很优秀的基层军官，眼看没救了，也只能任其自生自灭。可谁也没想到，张宣武一个星期后醒过来，半年竟然痊愈了，到底是年轻，身子骨结实，命就硬！
陕军守城，看来相当有一套，不光大名鼎鼎的杨虎城，麻振武和党玉琨也是如此，最后张维玺上了坑道爆破，才炸塌城墙进去了。后来解放战争中，缺乏炮火支援的解放军也经常这么干。
到了中原大战，张维玺的13军也东调河南，最后在新郑被蒋军层层包围。蒋介石的银弹攻势之下，参谋长俞方皋和副军长兼16师师长倪玉声，都力主投降。16师47旅干脆直接过去，接受改编。
可最能打的17师，还是嗷嗷叫，从师长、旅长到下面的团长、营长们，都希望拼最后一口气打出去，过黄河找主力。
张宣武此时在17师50旅99团当团长，力主死战，请命先锋。
但张维玺觉得硬拼没啥意义了，前不久的许昌之战，部队损失惨重，一天就有两个旅长、两个团长和四个营长负伤，四个营长阵亡，连长以下军官和士兵死伤三千多人。张宣武的营，四个连长，三个受伤，一个阵亡，他自己也被敌机炸伤左腕。所以别打了，民国几十年，军阀混战不断，老百姓水深火热，国家积贫积弱，冯老总跟蒋蛮子，其实一丘之貉，别再给他们当炮灰，丢了命，不值当！。
为保全军将士，张维玺把张宣武这些主战派，都给关了禁闭了，同时跟蒋军谈判，要求给资听便，各谋出路，不能虐待、杀害。
好得穿一条裤子都嫌胖的盟兄弟，随后就在中原大地血拼肉搏
张维玺的这个军战斗力很强，别说蒋军中的杂牌，就是胡宗南的天下第一师也吃过大亏，日后山城堡战役侥幸脱逃的丁德隆，作为团长，是役差点没把命丢在张宣武手里。
两方谈妥，13军数万人放下武器，大家各奔东西。
此时已成为职业军人的张宣武，并不甘心职业生涯就此结束，像其他战友一样另谋差事，毕竟他是放弃了高级知识分子的金光大道，于是开始了第一次跳槽，加盟杨虎城的西北军。
此“西北军”非彼“西北军”，杨虎城虽曾隶属于冯玉祥的西北军，但中原大战却叛冯投蒋，从河南打回陕西，出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陕西省主席兼17路军总指挥，他的部队叫“陕军”更合适。
当时，张维玺的11军在陕西汉中，还留有一个暂编师作为留守部队，旅长王志远兼任汉中警备司令。中原大战后，只得向杨虎城输诚，希望看在昔日香火情上，给予保全。
杨虎城是个厚道人，即便我是河南人，也得这么说，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历史，虽然他有局限性，但在那个时代，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存在了。王志远的临时牌照，杨虎城认了，毕竟冯老总不好伺候，蒋蛮子也不是好东西，大家都是后娘养的，你这只小油瓶，总也能给我加点油。
这才有了张宣武受河南老乡王志远邀请，来此出任团长。
但好景不长，汉中作为陕西的南大门，杨虎城当然不放心一支客军和若干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当年冯玉祥怎么敉平陕西，消灭各路土著军阀，如今杨虎城就如何照方抓药。
1934年的杨虎城，此时张宣武他们已经跳槽到了川军
杨虎城的爱将赵寿山，带51旅进驻汉中，替代王志远做汉中警备司令，5个团的暂1师被缩编为三团制的警卫旅，然后先被拆出一个团，接着两个团缩编一个团合到51旅，王志远也被降到赵的麾下，当了副旅长。
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当年我们老长官缩编你们陕军，也没把你们拆散啊，于是这支冯军余孽，上下思变，与其被你们陕军欺负，不如找当年被我们打惨了的中央军胡宗南想办法。毕竟此一时彼一时，敌人的敌人是朋友。何况胡此前就递过话：
“如果遭受杨虎城、孙蔚如的压迫，在陕南不能相处时，可到碧口想办法。”
这时候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转进川陕，胡宗南的第1师参加“川陕会剿”，正在乘机进军西北、渗透西北。打红军其实并不重要，跟在红军后面收拾地方势力，才是蒋介石的最终目标。具体到陕西，要撵走杨虎城，化陕军的陕西为老蒋的陕西。于是三家各取所需，当年的敌人伸过来橄榄枝，坚决反蒋的如今投怀送抱，抱团取暖的分道扬镳，真是形势逼人，造化弄人。
碧口，就是如今陇南文县东南的碧口镇，扼守陕西、甘肃和四川三省交界处的水旱交通，张宣武当年的手下败将，胡部的丁德隆旅在此驻守，距离西边的汉中也就二百多公里，急行军最多两天的路程。
王志远、张宣武跟其他“余孽”一商量，大家一致认为，老陕这是要对咱们这些冯系残余赶尽杀绝，我们不能俯首听命，任其宰割，而应另谋出路。
这就有了张宣武的第二次跳槽。
蒋介石（左）和胡宗南（右）
1933年6月，王志远带着被陕军欺负苦的两个团，离开汉中，开到川陕交界处的宁强（今属山西），正准备到碧口会合丁德隆的时候，陕军的孙蔚如追过来了。
杨虎城也给蒋介石打电报，说王旅叛变，请饬胡宗南截击。
微操大师蒋介石的小算盘打得哗啦响，川陕这地方的各方势力，都得顾及到。杨虎城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就不好再让胡宗南收留王旅，毕竟从隶属关系上，这是陕军的家务事，而且要跟红四方面军死磕，还必须大力仰仗陕军，实在得罪不起，起码现在撕破脸，还不合适。
这时候，红四方面军正在川北痛打田颂尧，这货绰号“田冬瓜”，打仗完全是荒腔走板，欺负老百姓却是一把好手中的好手，能一年征收14年的军粮，最后干脆提前征收到1971年，遇上蒋介石的学生徐向前，那不是分分钟打烂的节奏？
你说这找谁说理去？能打的，怎么都投了CP呢？陈赓我是看着变“坏”的，这个当年叫“徐象谦”的老西儿，我怎么没有啥印象呢？
其实徐向前也在国民军里待过，跟张宣武颇有相似之处，张毕业于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徐毕业于山西国民师范学校，两所学校都是各自省里的家生崽，重点培养对象，可这两位却都楚才晋用了。
徐向前痛打田颂尧，蒋介石一看再不助拳，川陕易色就成定局，于是做了个顺水人情，给田打电话，说我把王志远的一个旅给你如何，别看人家是两个团，却是冯玉祥的旧部，能打得很！你要吗？
田颂尧一听，有便宜不占，这不就是王八蛋吗？怎么也比我的双枪兵强得多啊，当然要了！何况细一打听，这帮冯军余孽，当年连蒋军都揍得屁滚尿流。
黄埔时代的徐向前，他们曾同在国民军体系
于是在蒋介石的亲自操盘下，这两个团的西北军，掉头向南，从宁强开到广元（今属四川），投入了田颂尧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从冯玉祥的西北军变成杨虎城的西北军，然后又变成了川军。
张宣武第三次跳槽。
“我实在不愿打内战了，我们放下屠刀好了！”
张宣武说这是老长官张维玺在中原大战后，解散部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可造化弄人，王志远的这个旅，归了田颂尧的29军，最恨蒋介石的这支冯军余脉，最后还是得硬着头皮，求蒋介石想办法。才从昔日西北军袍泽的手下逃脱，就又得为王前驱，光膀子抡大刀，参加内战，跟远日无怨，近日无仇的红四方面军，打生打死几年，成了田部的王牌拳头部队。
田冬瓜知道自己的双枪兵不能打，而王旅无论是纪律、训练还是战斗力，都在一般川军以上，所以把这个两团制的旅重新扩编为三团制的教导旅，准备作为整顿部队的模范。
抗战前，王旅的番号为41军122师364旅，田颂尧也被蒋介石褫夺军权，原副军长孙震递补军长，29军改编为41军，师长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铭章。
1937年9月，川军出川抗战，364旅这样战斗力强的外来杂牌，自然是先锋中的先锋，谁让你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呢？
逆着当年中原大战的旧路，迎着陕西人民洋溢的热情，看着老陕们挤牙缝，拿出来的热粥、馒头、咸菜、饼干，罐头、毛巾、袜子、烟、酒、茶、糖、药品、绷带包、慰劳袋……
王志远和张宣武哭了，他们出潼关，过黄河，到了山西战场，此时军师长都没赶到，364旅就被二战区给派到娘子关附近堵漏。
国民党，不管是军队，还是党务、政府，不管是哪个山头，都有个至今犹在的顽疾，你懂的。
10月25日凌晨，364旅在平定县东回村首次接敌，这里距离昨日他们下火车的岩会，只有23.3公里。可问题是作战区域的军用地图，自始至终都没发下来过，对面日军的番号和兵力部署情况，也没人通报，反正就是各种稀里糊涂。
抗战前各路国军派系林立，军服装备各异，当然语言差异也大，所以到北方作战的南方军队，难免出状况。著名记者范长江就写过川军到山西，完全一抹黑！
连中央军和鬼子的服装都弄不清楚，某次遇敌人骑探，见骑大马，服黄呢外套，足穿大皮靴，佩长刀，疑为友军（中央军）长官，不见射击，殆其已近，哨兵被敌所杀，始知为敌骑。若干受伤士兵，见敌人坦克车冲过，误为我军汽车，频呼其停车，自报军队番号，要求搭车到后方，结果可想而知。
更要命的是364旅的装备也很差，张宣武说：
“步枪都是四川土造，射程很近，准确性极差，还极易发生故障，连续打个十来枪，就会拉不开枪机，或者退不出弹壳，而且大多没有刺刀。我们全旅只有两挺轻机枪，就这还是胡宗南为了拉拢、分化而以“私情”相赠的。全旅全师乃至全军，都没有一门山炮、野炮，更没有坦克、飞机，也没有反坦克和防空的高射兵器。”
唯一靠谱的，就是冯军祖传绝技——大刀片。
这里有个细节，成都著名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雕塑是背着大刀的，但张宣武却回忆说：
“川军一般没有大刀，而我们这个364旅原是西北军的旧部，西北军的士兵每人都有一把大刀。”
不过后面滕县保卫战的时候，124师370旅740团关键时刻，也是挥大刀片了，这也是41军的部队，和364旅同属田颂尧、孙震系统，也许是学的曾为本军教导旅的西北军做派？
娘子关之战，川军损失惨重，仅这个西北军的364旅，就打得没有一个完整的建制单位，只能整编合并为一个战斗团和一个空额团。战斗团继续作战，空额团赴后方接补新兵。张宣武的727团，就是硕果仅存的战斗团。
可想而知，北方籍贯的老兵和基层军官，几乎是损折损半数。川军在山西作战，自己的后勤跟不上，晋军的组织能力又极差，几乎就是无后方作战了，既没有地方补充粮秣弹药，也没有卫生部队接运过伤亡人员和进行救护医疗，重伤员大多数留置于当地百姓家中，甚至不得不遗弃于道路之上，任其自生自灭。
下面就是滕县保卫战了，从第二战区的山西调到第五战区的山东，关于这段历史，今人可能会觉得哭笑不得。
川军既然到山西抗战，山西理应做好后勤补给工作，可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却是个“九毛九”，心眼儿比蒋介石还小，觉得你们来是占我的便宜，搞不好替老蒋当枪使，正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所以我得防着你们，不能给你们任何补给，越早把你们撵走越好。
滕县保卫战敌我态势图
蒋介石作为“中央”也食言而肥，说好军委会补给川军的武器、装备与冬季被服，一拖再拖，再无下文。武器不说了，已到秋冬，川军的被服，每人仅有粗布单衣两套，绑腿一条，既窄且短的单被一床，小竹席一张，雨鞋两双，斗笠一顶。
武器难以杀敌，衣被难以御寒。没办法，寒透心的川军，被迫“自我补给”，说难听点就是明抢了！
这可气坏了阎锡山和蒋介石，老阎骂川军是“土匪”，下了逐客令。老蒋想把川军“支援”程潜的一战区，结果老程吓坏了，连忙表示，这样的“烂部队”千万别硬塞给我。老蒋不自己找原因，却痛骂娘希匹：
“把他们给我调回四川去，让他们回四川继续称王称帝，这些误国误民的军阀！”
倘如此，不但川军蒙羞，冯军拖油瓶过来的王志远、张宣武，都觉得难以在冯老总面前抬头了，看人家佟麟阁、赵登禹。
幸好五战区的李宗仁正无兵可用，川军再糟糕，也总比纸扎的稻草人强吧？我要了！
听到这话，蒋介石颇有醋意，早知道不便宜你了，小酸话脱口而出：
“你还能指挥地方部队？”
台儿庄战役中的李宗仁
1938年3月14日，滕县保卫战开始。
山东有个滕县，广西也有个藤县，有些朋友会弄混。
当时守滕县的川军，虽然番号看起来有三个师和一个旅，其实每个师，旅部只有一个警卫连、一个通信连（排）和一个卫生队，此外没有任何战斗部队。122师师长王铭章调兵遣将，也只凑了十个步兵连和一个迫击炮连。
饶是如此，王铭章仍掷地有声：
“以川军薄弱的兵力和窳劣的武器，担当津浦线上保卫徐州第一线的重大任务，力量不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身为军人，牺牲原为天职，现在只有牺牲一切以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不如此，则无以对国家，更不足以赎川军二十年内战之罪过！”
可唯一靠谱的守城武器，就是汤恩伯支援的手榴弹，能做到城防守兵每人屁股底下都有一箱50颗，还有就是大刀片了。
四天半108小时的血战下来，川军付出的代价，张宣武说死伤五千多人，突围出来五百到七百人之间。王铭章和他的参谋长赵渭滨，在突围出西城门外壕附近时牺牲。
打完此战，王铭章烈士殉国，负责滕县守备的364旅旅长王志远，递补122师师长。身负重伤，差点没把性命交代在这里的张宣武，被背下火线，突出重围，养伤一年归队后，晋升364旅旅长。
王铭章烈士
国民革命军122师，这支西北军出身的川军部队，抗战期间娘子关打响川军抗日第一枪，又在滕县保卫战一战扬名，靠着大刀片和手榴弹，打出了中国人的骨气。其后历经随枣、大洪山、襄樊、谷城和老河口诸役，最终由湖北开往河南漯河受降，1945年10月24日，奉刘峙命令向西平、泌阳一带人民地方武装开展“扫荡”，算是最早投入内战的国民党部队。
泌阳是张宣武的老家，这一片也是当年中原大战，这支西北军部队的作战区域，不知已经晋升师长的张宣武，是否还会想起15年前，老长官张维玺的谆谆教诲？
当年他们最痛恨蒋介石，可如今却成了蒋介石打内战的急先锋。
顺便说说张宣武的晋升，张是我们河大的老学长，也是冯军中，甚至算是国军中比较少见的大学生，抗战期间非常能打，所以带职到陆军大学首期将官班进修一年，迅速在各种考试中脱颖而出。张的军事教育基础，只有半年的西北军兰州军官军士教导团，而其他人，多数都是保定、黄埔和各省讲武堂毕业的，甚至还有30多人是国外军官学校或陆海军大学学习过的。
可以说在134名学员中，张宣武的军事教育底子最差。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学历最低，第一学历还是个非全日制的职教生。人家黄埔前几期，虽然也不咋样，其实大家都是军士短训班，但人家好歹是正规军校，文凭杠杠的。最终毕业考试成绩，张名列第三。该班前五名，由蒋介石亲授奖状和中正剑，从此戴上“绿帽子（又叫绿头巾）”，虽无“黄（埔）马褂”，也是天子门生，准嫡系待遇了。于是一毕业，就被任命为122师参谋长，两个月后升任师长，挤走了老长官王志远。
当上天子门生的张宣武，对蒋校长是很卖力的，122师一直是后娘养的，人数少、装备差，但上了内战战场，却拼血本不含糊。
中年张宣武
1946年1月10日，国共签署停战协定，规定双方军队自1月13日午夜起，在各自位置上停止军事行动。可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却在12日晚7点电令122师：
“在停战令生故之前，排除万难，抢占所有名城要点。查河南全省只有一个光山县城尚在共军手中，该师务于停战令生效前，夺取光山县城。如因距离较远、时间条件有困准，即使延至停战令生效后，亦必须达成任务而后止。”
刘峙当年在中原大战中，正是张宣武对面之敌的总指挥，可如今张宣武二话不说，在停战令生效后8小时的14日上午，占领光山县城，胜利完成任务，得到蒋介石的嘉奖。
但是好日子很快就过去了，上了淮海战场，张宣武的顶头上司就是大名鼎鼎的孙飞将元良公，这样一个烂货全凭着关系上去，做了16兵团司令官，拖着122师一起覆灭在青龙集、陈官庄。
史料上说，张宣武没讲，风雪交加，一晚上他的师，就能冻死饿死三百余人。好在张宣武和孙元良都逃出来了，可这支历经冯军—陕军—川军—中央化的“小强部队”，是彻底完了！
接着就没啥悬念了，孙震也觉得这个侄子是废物点心，非拉着张宣武给孙家军站台，重建部队后，升其为副军长，等于替孙震主持工作。
1949年12月，孙震从成都逃往台湾，临行提拔张宣武当了中将军长，张也不废话，宣布起义了。
秦汉（孙仲汉）与其父孙元良
张宣武说：
“重建的十六兵团的干部，都是从淮海战场死里逃生的人，他们对于解放军的战斗力都是领教过的，都不愿也不敢再同解放军交锋了，而我本人也不愿再与人民为敌，准备起义。”
这是实话，被解放军打怕了，打服了，才不愿在与人民为敌，但二十八画生同志在四年前，总结得更好，更有预见性：
“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今天这话，结合当前的形势，更具现实意义。
尾 声
张宣武的起义部队，由四川调到华东军区整编，并入我第九兵团，随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零下30度的寒冬里，爬冰卧雪，在长津湖之战中，以惨烈代价打垮了美军王牌陆战一师。
晚年张宣武
我的老学长张宣武，建国后定居济南，历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和省政协委员、省民革主委等职，1984年病逝。
王志远被挤走后，心灰意冷，随即退役，回河南老家做纸张、布匹生意，解放后定居开封，参加民革工作，1980年病逝。
老学长韩儒林
韩儒林考上北大后，又去欧洲留学，师从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回国后毕生从事蒙元史和边疆史研究。1949年，拒绝“中研院史语所”的赴台邀请，迎接解放，1958年入党。历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等职，1983年去世。
老学长侯镜如
侯镜如先入党，后脱党，在国民党军中官至兵团司令、“绥靖”公署主任。解放战争后期，利用自己的威望和职务促成了多次起义，建国后加入民革，历任政协副主席、黄埔同学会会长，1994年去世。母校河南大学，至今仍有“侯镜如奖学金”，来自他的捐赠。
顺便吐槽下这位老学长，侯镜如和张宣武同为本县考出来的学霸，又是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前后期同学，侯在校学习时间更长，还是本校“中州大学”时代的第一批大学生，但作为英语科的看家本领如何呢？
改开之后，社会流行学外语，侯家的孩子问老爹，您那时候在河大，貌似是专业学英语的吧？水平如何，现在还记得多少？广播里学外语的节目，您能听懂吗？
老侯笑曰：都还给河大和老师了，唯一记得就是一段英语绕口令，是是yes，不是no，来是come，去是go！
张维玺在中原大战后，毅然下野隐居。抗战期间，受国民政府军委会指派，策反孙良诚，不料事与愿违，遂忧愤成疾，抑郁而终。抗战之初，他的五弟参加了八路军，这就是威震鲁西北的张维翰。
跟从彭总指挥西北战事的赵寿山（最左）
田颂尧和孙蔚如、李宗仁，后来都成为我党的好朋友，赵寿山则秘密入党，率部起义，成为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为解放西北做出贡献。
刘郁芬和孙良诚，则是反复小人，沦落为可耻汉奸，下场都不怎么样。
又：今天是抗战胜利纪念日，写张宣武的三八枪弹伤的时候，就想到我的岳祖父，他是1945年打蒙阴下来的营连干部，鬼子三八步枪弹的胸肺部贯穿伤，很巧他也姓张。
八路的条件比当年的冯军条件还差得多，缺医少药，一看这么重的伤，部队又要连续作战，就给老乡一些钱，把伤员留下来。能看出基本是不抱任何希望了。结果老乡愣是给救活了，可老部队去东北了，没办法就近交到冀鲁豫军区，调河防指挥部，最后去黄委会了。今年老爷子九十九了，也没有老部队来找过他。
夏天带儿子去看他老人家，能看到鬼子留在他身上的伤痕，我就跟儿子说：记住太姥爷这个伤口，你太爷爷腿上也有一个，这是日本鬼子，给咱家的“记号”！
此外，还得道个歉，不好意思，上周带孩子去胶东旅游，空窗了一期，这期写长点，一万多字，以飨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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