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烈士叫「滴拉」，滴水卷起的中国革命巨浪

“滴拉”，在我们河南话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鼻涕滴拉的状态，一个是跟在大人、大孩子后面的小尾巴。

我们这篇的主人公滴拉，出生在河南登封，一个叫“棉沟”的小村子。

这地方距离阳城很近，“禹都阳城”，熟悉历史的朋友，不会陌生，附近就是王城岗遗址和观星台，元代郭守敬搞“四海大测绘”的中心台，也是周公测影之处。

搁现在，搞个小饭店，在景区门口卖点旅游纪念品，就能发家致富；棉沟村正对着S49焦桐高速，地理位置极好，买个半挂，跑跑运输，来钱更快。有本事的话，搞个武术学校，自称附近某寺的俗家弟子，那简直是分分钟盆满钵满的节奏，在省会郑州买几套房子，开上豪车，都不是大问题。

可在滴拉出生的1920年，这家人穷得叮当响。当佃户苦熬苦干，起早贪黑，从无半点怨言，更不敢投机取巧，却依然穷困潦倒。

没办法，滴拉爹给地主当长工，滴拉娘当老妈子。到了7岁，滴拉也跟着娘，在人家打杂。整天鼻涕吸溜的，也没受过一天教育，吃得还不如人家的猫狗，营养不良，破衣烂衫，娘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这家人都以为他是个傻孩儿。

滴拉到这时候，还没有个名字，被人呼来喊去，就是一个字，“喂”！

有次，娘对滴拉说：

“你整天滴滴拉拉跟着我，干脆就叫‘滴拉’吧？”

滴拉是个苦孩子，没多久，他爹他娘——这对勤劳本分的劳动者夫妻，病饿而死。至死也没想不明白：为啥好人没好报，辛苦却换不来温饱，难道这就是命？

此后，滴拉当过羊倌，要过饭，扛过长工，甚至当过小和尚。旧社会处处充满了种种不幸和不平，不管滴拉怎么努力，怎么吃大苦，掏大力，人家嫌苦，嫌条件差，嫌收入低，都不愿干的活计，他也抢着去干，任劳任怨，而且决不偷奸耍滑，但一碗饱饭，一份尊重，仍是滴浪迈不过的坎儿，是他青少年时代的奢望，也是当时多数河南人民和普天下劳苦大众，曾经的奢望！

“水旱蝗汤”的河南，国民党反动政权治下的中原，是旧社会中国最好的观察剖面。

1937年，河南国统区57个县遭受了水灾，325万人衣食无着，濒临绝境。河南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毕业的邓拓，以“邓云特”的笔名写了本《中国救荒史》，对河南的荒政有相当独特的论断：

“每次巨灾之后，从未有补救之良术，不独致病之弱点未除，且反因

每一度巨创之后，元气愈伤，防灾之设备愈废，危机日益增剧。在此情景之下，周期之轮环愈速，以前期无数次累积所存之已有之‘病灶’为基础，再度表演，其规模遂更加扩大。”

邓拓的论断几乎成了神预言，次年蒋介石扒开花园口，黄河泛滥，接着就是1941年到1943年，河南省内水灾、旱灾、蝗灾交替降临。加之驻扎河南的国民党军汤恩伯部，不顾群众死活，祸害百姓所造成的人为灾祸，河南人民几无活路。

滴拉的家乡登封，被当时的河南省府列为19个“特重县份”之一。

1942年，春雨缺乏，麦仅收一成，夏旱秋禾多未播种，即种者变成焦枯，颗粒未见。大旱一年，井河干涸，47.6万亩庄稼绝收，饿死1.9万人，逃荒4万人（当时登封人口不过20万）。

1943年，又是大旱，更加雪上加霜的是5月21日，蝗虫从东南飞来，遮天蔽日，谷子、玉米尽食，秋后蝻大成蝗，麦苗又被食。

一位叫崔炎寿的登封籍大学生，此时在河南大学农学院读大四，剩最后一学期就要毕业了，但父亲却告诉他，必须休学帮助家人度过灾荒。

崔炎寿几乎要崩溃了，跪下来乞求：

“家里再坚持五个月，我就完成大学毕业任务啦！何必要叫我在这关键时候休学呢？”

父亲说：“人七天不吃饭就饿死啦！怎能熬过半年哩？”

全家人在父亲屋里抱头大哭，逼得崔炎寿不得不休学两年，在登封县立师范学校任教，养活一家老小。他也因此为我们记录下来了，那个特殊时代里的别样镜像。

“卖儿卖女、卖妻子的也不少，成大批贩卖的是中岳庙路北。有一家开饭店的张银吾，我每次从城里往中岳庙上课，路过他的门前，总是看见他门里坐一群大闺女，都是从长葛、洧川（今属尉氏）、鄢陵、扶沟这一带领来的。去的时候，只要打点烧饼，背一满钱搭，一两个烧饼就能换一个大闺女，换得够一二十个人啦，就领回家来住十天八天，叫她们吃饱喝足，变一变脸上的饥饿之色。然后带着往陕西省找婆家，这个找婆家给说媒不同，是买主先看人，看中那个人再谈价钱，交了钱就带人，女人自己是没权选择的，没有同意不同意的权力，因此有不少十七八岁大闺女嫁一个五十多岁小老头，还有更老的老头，可是闺女们本人要求也不高，她们最大的愿望是饿不死。卖掉以后，回家来打点烧饼背起来，再去换人。就这样周而复始，来往贩卖，经手的人从中赚钱。”

“有次在中岳庙西边，过了迎山头的麦地里，躺下一个妇女，麦子不到一尺高，什么也遮不住，妇女身边有个刚生下不久的小孩，可能是没人接生，胞衣还未脱掉，自己生下孩子后不会收拾，孩子不会哭，大人连哼也不会哼，裤子也不穿，横躺在麦地里，过往的人没有过问。大热天，又过一星期，我去上课时，大人孩子都干巴巴的，也没有盖什么东西。”

可乡贤们和国民党，在干什么呢？

崔炎寿说：“在这样大灾之年，饿死了那么多人，但在本县还没有一

个开明士绅地主，把自己平日的存粮，拿出来放赈行善的。政府出面开仓放粮的，也是凤毛麟角。”

汤恩伯嫡系13军的军部，当时就在登封，他们在干什么？

另一位登封老人任铁松，正好补了一笔：

“十三军驻登封县，军部占据大金店王会麟家。所属部队剥削人民，到处抓丁拉伕，补充兵额，有人被害迄今生死下落不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并在中岳庙、卢店、大冶、告成等一带地区，强征民工、木材等，破坏农田园林，挖战壕、筑堡垒构筑防卫阵地，危害百姓，苦不堪言。际此国难临头，军长张雪中坐守大金店军部，陪姨太太、小姐以及属僚要员，当地士绅们，终日酒足饭饱，下象棋、打麻将、玩扑克、看军部剧团的京剧娱乐消遣。

特别是在1942年秋（民国三十一年），久旱不雨，飞蝗蔽天，庄稼绝收，农民饿死大半。在这严重灾荒之时，张雪中的三姨太生得男孩，喜出望外，命京剧一台，日夜锣鼓喧天演戏，山珍海味，大摆筵席。全军排级以上干部，每人赏赐红鸡蛋十个。收得金玉绸缎贵重礼品，琳琅满目，这是张雪中军长奢华庆贺，挥金如土的事实。”

张雪中是黄埔一期生，汤恩伯一手提拔起来的嫡系心腹。

想想与此同时，在华北敌后，同样的大灾袭来，我们的人民军队，比如黄河以北的八路军129师在干什么？

捡树叶子、挖野菜，都必须远离村落，到十里开外的地方去，不许跟老百姓争吃的，更别说从毛主席、周副主席，全党全军开展大生产运动，129师的刘师长、邓政委，哪一个没有自己的生产任务和灭蝗指标？

大灾之年，我党我军，想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

1944年4月，日军南渡黄河，发动“大陆交通线战役”，兵锋直指河南，汤恩伯的军队首当其冲，却溃不成军。

5月5日，日军开始进攻登封，13军一触即溃，溃逃时奸淫抢掠，县长崔棠提前就跑了。次日，鬼子的崛江中队占据县城。

日寇所到之处，无恶不作，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为了继续西侵南下，他们还强抓民工两万多名，准备修筑登封机场。这里成为一座人间地狱，饥饿劳累而死都是捡便宜，随意打杀，甚至虐杀喂狼狗，更是家常便饭。

顺便说，鬼子建立的登封伪县政府，所属机构和基层政权的负责人，基本都是国民党员和沦陷前县、镇两级政府的要员。

伪县长王先觉，前登封县三青团副区队长；民政司法科长耿新五，国民党员、前县建设科长；教育科长傅子淼，国民党员，前县督学；建设交际科长郭少玉，国民党员，前县政府收发主任；财政科长张光甫，国民党员、前县师范教员；办公室秘书张暮黄，国民党员，前嵩阳小学教员。

嵩阳乡乡长郜和宪，国民党员，前联保主任；唐庄镇镇长张冠英，国民党员，前区长；卢店镇镇长蔡子书，国民党员，戏班班主；大冶镇镇长杨保安，国民党员，前副区长；告成镇镇长李甫安，国民党员，商人；东金店镇镇长高文豪，国民党员，前国民兵团队长；石道镇镇长苏子堂，国民党员，前保长。

可谓是“日本政权，国民党的官”，所以干起祸国殃民的勾当，绝对轻车熟路。

苦熬苦盼，终于太行山下来了咱八路军，以皮定均司令员、徐子荣政委为首的豫西抗日独立支队，渡过黄河，来到豫西。9月28日到达登封境内，没两天，赶着中秋前夜（30日）就踹了机场，解放了全部被抓民工。

不到三个月，皮定均硬是以千余人的部队，在民风强悍、地方武装林立的豫西站稳了脚跟，创建了以嵩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打鬼子、除汉奸，又纪律严明，还领导广大贫苦农民，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开展“倒地”运动，帮大家赎回在灾荒期间贱卖出的土地。

别说贫苦农民支持八路军了，就连地主乡绅也交口称赞，重建的不单是秩序，更是人心啊！

解放后，皮定均参加人代会，会后给一群学生围住，要他介绍开辟豫西根据地的经过。皮司令没有谈军事方面，曾经的得意之作，反而只简单讲了一段：

“当时饥荒，八路军也很困难，粮食已经减半，但还是从上到下，每人再省下二两粮食，救济驻地群众，和受灾群众一起挖野菜，等渡过了这段饥荒，根据地就建立起来了。”

人心有杆秤，只有是个正经人，自然选择CP党，当然作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的公知们，自然跟国民党臭味相投，这个你懂的。

不久，登封县抗日民主政府和人民武装建立了，滴拉参加了五区区干队。在训练和作战中，非常积极勇敢。

然而，革命哪会一帆风顺？

滴拉参加民兵不久，1945年5月1日夜，他所在的五区和一区区干队，还有登封县独立团（又名“七大队”），痛打汉奸蔡子书的伪自卫团后，在颍南游击区的隔子沟宿营。

由于连打胜仗，人困马乏，麻痹大意，宿营后，大家脱衣而眠，岗哨也只放了一个。而且作为游击区，群众基础也不算好，一个不留神，村里跑出个汉奸暗探，向鬼子告了密。日伪军三百多人，在汉奸带路下，星夜赶来，迅速发动了偷袭。要不是大队长，老八路贾生银带着侦察班，拼死掩护主力和群众转移，以全部牺牲为代价，换来主力大部突围，后果不堪设想！

饶是如此，两个区的区干队也牺牲了3名烈士，12名战士被俘，这其中也有英勇负伤的滴拉。还有不少村干部被抓走了，日伪军顺便还抓走了260多名村民，牵走一百多头大牲口。

滴拉在狱中，受尽摧残和折磨，始终坚贞不屈，后来我们的武工队摸进城里，搭人梯把这些同志解救出来，大家重回部队，继续战斗，直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登封和周围几个县的独立团，都编入了豫西支队，进而南下中原解放区，整编为中原野战军1纵1旅，滴拉在1团1营3连当班长。

来到队伍上的滴拉，指导员说这个名字意思不好，咱人穷也得有个好名字，好名字并不只属于有钱有势的老爷们和穿长衫的先生们，咱穷人也要起个好名字，起个响亮的名字。

一滴水也能激起千层浪，你就叫“滴浪”吧？

“一滴水也能激起千层浪”，一颗星也能照亮浩瀚夜空，一扇窗也能让世界看见我的梦。

前提只是一个舞台，或言之一个机遇。

那时那党，为无数个滴浪，创造了这样的舞台，提供了这样的机遇。辉煌浩荡的中国革命，如同千层巨浪，是无数个滴拉卷起的改天换日的梦想，无数个滴拉将以自己的生命之光，为亿万中国人民，为子孙后代，照亮前行的光明坦途。

在中原突围中，皮旅担任掩护任务，24天转战两千余里，大小战斗21次，部队给养困难，生活十分艰苦，滴浪脚上的血泡连成一片，但他从不叫苦叫累，不仅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前进，还经常帮助战友们背枪，大家笑称他是“双枪将军”。

滴浪却笑着说：“环境虽苦心里甜，今日苦能换明日甜。为了打败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再苦再也要干，脑袋掉了心也甘！”

登封所属的豫西，当年匪患成灾，土匪、匪军无缝对接，步枪、烟枪枪枪要命。而被我党我军改变了人生轨迹的无数个滴浪，参加了革命，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满怀阶级仇恨，他明白了谁是造成苦难的总根子，谁是中国人民，就像他这样穷苦人的死敌，明白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道理，也就成为了我党的忠诚党员，我军的钢铁战士。

我手头没有找到滴浪同志的一张照片，但皮定均日记中，却有对无数个滴浪，此时形象的描绘：

“他们的军帽大多破烂，露出蓬草似的长发，有的搞片大树叶戴在头上，遮遮强烈的阳光；他们的身上不只是衣衫褴褛简直是衣不蔽体，有的没有袖子，有的缺了下摆，长裤变成短裤；他们从衣服上撕下来的布片，都一层又一层裹在脚上，一双脚就像两个巨大的布锤子，上面凝满了血渍和污泥；他们眼窝深陷，眼珠布满了血丝，面孔又黑又瘦。但是，就是这样的人创造了惊人的奇迹！他们是真正经过千锤百炼的钢铁战士。”

当年《新华日报》刊载此胜利突围消息时，以《谨向皮定均将军所部致敬》为题发表社论：“我中原军区皮定均将军所部，突破蒋军重围，历尽千辛万苦，于七月二十日胜利到达苏皖解放区某地。证明了CP党军队是消灭不了的，人民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时隔23年，二十八画生同志告诉皮定均：

“如果怕苦怕死，革命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就要有像你们中原突围那样冲锋陷阵的拼命精神！”

“皮旅”突围成功，滴浪也经受了战斗考验，由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优秀的人民战士，还入了党。

滴浪所在的部队，从中原到华中，后归建太行，一路改了无数次番号，最终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61军181师。相继参加了两淮、涟水保卫战，孟良崮战役，临汾攻坚战，晋中大捷。

滴浪始终英勇顽强，冲锋在前，起到了党员的表率作用。他所在的1团改为109团，再改为541团，这个团在晋中大捷中，痛歼日本鬼子改编的“十总队”，缴获了大批日式军马刀，后来在咸阳阻击战中，大展神威，在肉搏战中，砍死、砍翻不少恶贯满盈的马家军。

1949年4月22日，总攻太原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滴浪所在的3连担任攻城先锋，滴浪带领他的4班，坚决要求承担突击任务。但连里经过民主评议后，决定由2班担任突击班。滴浪急了，一再要求以个人身份，参加突击班。

营长、教导员拗不过，就让滴浪担任突击班的红旗手，他听了高兴地跳起来，表示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要把红旗扛上太原城！

熟悉军史的朋友们都知道，战旗是引路的航标，是移动的阵地，是胜利的象征，是荣誉的化身，在拿下敌人的阵地前，冲锋在前的旗手，不仅是自己部队前进的方向，也是敌人火力重点关注的目标，因为事关双方胜负与生死。

4月23日凌晨5:30，总攻开始。滴浪高擎红旗，肩挎冲锋枪，冒着弹雨，穿过硝烟，踏着碎石浮土疾进，突击班的两个战斗小组，都紧跟着冲了上去。无数明碉暗堡，被他们摧毁，甩在身后，人民解放军的红旗高扬在太原城头的大东门上。

此时，距总攻开始，仅10分钟时间！

垂死挣扎的敌人，不甘心覆灭，随即展开反扑。滴浪率领自己的4班，屡次打退胆敢靠近红旗的匪军。战后统计，仅缴获一项，就有7挺轻机枪，13支步枪，5支冲锋枪和1支驳壳枪。

太原解放后，华北军区党委将一面“登城先锋”锦旗授予3连，并报经中央军委批准，授予滴浪“特等功臣”的光荣称号。

不知道今年国庆阅兵，滴浪的“登城先锋连”军旗，是否也在受阅军车上？

然而，我们的滴拉同志，没有看到新中国诞生的那天，更没有看到他所努力创造的这个人民共和国70华诞的那天。

1949年9月2日，副排长滴浪，牺牲在摧毁胡宗南匪帮秦岭防线的战斗中，年仅29岁。再过没多久，他就能听到天安门城楼，那声穿透时空的呐喊了。

滴浪没有孩子，也没有后人，所以我那晚看到他的事迹后，一口气写下了初稿。想对他，也对我自己，更对我们这些躺在他福荫里的后人们，有个交代。

写滴拉烈士文章的时候，我发现181师还牺牲了位排长潘兆里烈士，应该就是滴拉烈士的战友，他们都牺牲在秦岭骡马湾（今陕西太白县罗马湾），一看籍贯是“浙江温州”人，也许是一位解放战士？不然，皮旅有温州人的概率太低了。

可能是到年龄了，看不得牺牲，看到就心里咯噔一下，就想知道他的家人如何？特别是这样的解放战士，温州是1949年5月解放的，潘烈士是1947年5月入伍，不知道烈士家人，拿到《革命烈士通知书》了吗？享受到军烈属待遇了吗？

很巧的是我岳祖父跟潘烈士同名，鲁中军区一团的老八路，今年99岁高龄。1945年3月8日解放蒙阴之战中，身负重伤，当时也是一名干部。抬下战场后，部队转移，他被交给地方，侥幸活下来，却找不到老部队了，于是被移交给冀鲁豫军区的黄河河防指挥部，最终来到黄委会。如今在郑州开枝散叶，已是四代同堂。

所以，想到潘兆里烈士，想到王滴浪烈士，想到我曾经写过的无数位无名烈士，也想到我的祖父，我心里酸酸的。活生生一个人，精彩的人生，就这样戛然而止，化作烈士名录上的短短一行。

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他们中很多人都没有后代，甚至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来，但是每一个在新中国出生长大的人们，都是他们的后代，因为我们享受着他们用生命换来的福荫。

我们的国从何来？他们的死为何争？

不明就里，不辨忠奸，亡国灭种，殷鉴不远！

所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需要一些沉重与责任，需要一些高尚与主义，需要让所有后来者，铭记先行者用尸山血海，奠基的幸福，重塑的国魂，找回的尊严。

为了无数滴浪这样的英烈，不被轻易辜负，不被湮埋在时光里，我来写，您来转，行吗？

又：实在不好意思，国庆之后，忙着出差，前天晚上刚从石家庄回来，今天下午又要奔赴武汉。作为自由职业者，谋生太难，一日不做，一日无食，稍有疲沓，一个月的饭辙就没了，儿子的辅导班连学费都成了困难。这个月就是如此状况，所以这篇难产至今，好在挤睡眠，查史料，赶稿子，终于出来了。

拖延至今，言之未尽，还望大家谅解。

至于不少朋友留言，希望我写的某些主题，我只能说抱歉，一方面生活压力太大，我实在没时间“扩容”；另一方面作为科班出身的宋史学人，和曾经的纪录片撰稿，我更喜欢“竭泽而渔”的同时，挖掘新视角、新史料和更多的“无名英雄”。

就像潘兆里烈士，除了一纸烈士名录，我再没有发现他的任何人生轨迹。

就像王滴浪烈士，同为郑州人，我竟然不知他的英名。

此外还有无数，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甚至墓碑都没有的烈士。

我虽不才，只要饿不死，有生之年，我想多为他们写点东西。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