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被称作中国的付费自习室元年，这一年，考研报考人数突破340万，比去年高了50万，排除掉应届生扩招增长的、去试水的、选择非全的，这样的数据也不容小觑。

现在想想，15年可能是一个拐点，那一年经济增速至7％以下，进入高质量的增长阶段，根据统计数据，15年考研的人数增长率本来跌至谷底，而16年开始大步前进，众人曲线越过一个更为陡峭的山丘，才发现没有前例在等候。

在这个拐点上，新增就业岗位下降，考研和深造就越来越成为了莘莘学子们提升竞争力、抵御风险的途径，就业心态甚至下沉到学弟学妹们那，自打上大一那会就积极琢磨保研和考研，大家相互影响，卷起来了，到了大三，开黑吃鸡渐渐少了，外卖点多了，整个宿舍气氛开始变得紧张，心态好点的就当积攒人品，首战不过可以二战，二战不过可以三战，甚至家境较好的还可以四战，像曾国藩当年练兵出山也是屡败屡战，还能成为典故。除了应届生的增长带来的考研需求，二三战的人也为数据贡献良多。

大学生的不安和迷茫，以及考研中的艰苦，很大程度上是每年大学生应届生人数和新增就业岗位比例决定的，这个比例关系决定了大学生毕业第一份工作的起点，从大学扩招之初，这个比例关系是1比4，大学扩招已经过去二十年了，比例就不说了。

考研学生们的想法往往是避险，更别说这几年社畜的新闻频发，没有名校学历buff，大厂也不来非211校秋招，心里就更没底气了，想996都不一定能如愿吧，对于白领来说，利用产业后备军来延长劳动时间的这套办法比对付蓝领更有用处一些，自己的议价权就少了；那么去体制内谋差事，往往要从基层做起，在基层工资和级别挂钩，任务也往往压在新人头上；所以同学们别纠结了考研吧，辛苦半年，换三年安稳，等在象牙塔内挨过了周期再出来，这是趋势，虽然考上研了的理工科面对着的导师一样得叫老板。

考研潮背后的文凭通胀

学历文凭为什么重要？因为它非常高效率地给一个人的信用背书，这套信用被布迪厄称为“文化资本”，在髪国那种精英教育浓厚的地方，文化资本是一种无形资本，它更多来自家庭代际传递，它是一层光晕，让你的举止都显示出高级，但实际上拿文化资本的理论套别的地方，不一定灵，比如社会学家在日韩的实证研究表明，东亚社会学校课程设置和考核方式高度一致化使得继承的文化资本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有限，这反而导致了学历比教育本身更为重要，在东亚，多年的寒窗苦读去兑换一个敲门砖，但一旦进入商业社会，它就是一个通货，与所有通货一样，当供给不断增加而货物却有限时，价格就会飞升。

写《文凭社会》的柯林斯提出来“文凭的通货膨胀”这一概念，说的是社会获得高等学历的人越来越多，岗位对于学历的要求也水涨船高，比如柯林斯说在美国，现在高中文凭对找工作几乎已经没有用了——它的用处仅仅只是进入大学。在过去美国人能够以较低的文凭得到的职位，例如警员，现在要求应聘者拥有本科学历；而想成为警长则需要犯罪学或者刑事司法专业的硕士学位。

举一些贴近我们的一些例子，比如博士一走廊，硕士一礼堂，学士一操场，比如中学教师招聘已经开始要求名校博士学历；比如演员不知道哪天得是翟博士那样的（我的意思是这逆向助长了很多注水的学术行为）；比如某校今年十二月要招收图书管理员了，我看了一下，最低也必须是硕士文凭，像那种自学成才的湖南的师范生，肯定是不要的。

在美国这样的大环境里，学历的深造最开始是一种避险的手段，大家想象用更高的学历让自己脱颖而出，可是每个人都这么做，便意味着依靠学历的门槛进一步提高，那么学历也在进一步加速贬值。于是看美帝教育市场上，MBA的供给逻辑就这样：大佬在写作《文凭社会》时，本科学历的商务经理是很常见的，而现在这种职位多数都必须需要一个MBA学位（而这种现象在其他行业也普遍发生），越贬值，对MBA需求越是上窜，学工商管理的人越多，出来被管理的就越多。

根据研究，不同国家教育通胀的速度当然是有所不同，但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都不约而同地都走上了这条道路。

扩招的机制

也正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们做了许多实证调研，证实了高技能需要通过高教育的说法获得本身是有问题的，教育水平的攀升远远实际上超过了工作技能升级带来的需求，也就是说社会存在“教育过剩”，（这种本意是好的，但同时加剧了文凭通胀，其实仔细想想，凯恩斯主义在经济上何尝不是这样？），为什么说高技能需要通过高教育的说法获得本身是有问题的？

一个人的教育水平的提升可能会稳固他的社会经济地位，但这并不是通过提升工作技能来实现的。事实上，工作技能更多是在工作岗位中通过非正式方式习得的，对于文科来说更明显，就像现在很多人抱怨在大学里很难学到实际的东西，并且大部分学校的财政也赶不上工业界、企业界日新月异的发展，但这个时候作为教育体制代表的老教授就跳出来告诉你“君子固穷”、“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云云，校园内外都充满了欢乐的空气。

这种回应中在今天无疑是虚弱。很大程度上，文凭通货膨胀之所以产生的重要原因就是公立大学扩招，而公立大学如果学生能获得财政补助，不管是直接补助还是通过低息贷款，这都是一种隐藏的转移支付。即使是在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不受欢迎的地方，例如美国，教育的神话背后也有大量的财政拨款。如同柯林斯在《文凭社会》里提到的，“因为要养活小学、中学和高等学府里的数百万教师及行政人员”，“背后也隐藏的凯恩斯主义也许能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巨轮不会沉没。”

但笔者说了，这本意是好的，其实结果是为了底层能接受更多的教育，不管是欧美也好，内卷东亚也好，一旦要把公立教育的负担甩掉，其成本会转移到中下层，后果类似中学的减负。所以日益激烈的考研竞争程度，本身和资本主义内生的东西有关，是凯恩斯主义缓和矛盾的结果，我们要不断与文凭赛跑，却也是现阶段生产力下我们需要承受的。

另外一点，柯林斯指出，在学历通胀的背景之下，那些受教育程度比普通工人更高的人，也并不见得比普通工人创造更高的价值。所以我们进入下一个命题：

知识阶层无产化

在学历通胀的背景之下，我们这里要捋一捋知识阶层无产化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等收入者热衷于投资教育是传统艺能，就是“知识分子”=“非工人阶级”OR“非农民阶级”的观念，长期以来深入人心。放到古代封建社会，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那会绝大部分人口都是文盲，读书也是中小地主或以上的事，几千年来，脑体分工和阶级分化就是保持一致的。所以现在中等阶层的人热衷投资教育，也是旧观念的延续，至少是要拿他作为维系自己阶层再生产的手段，所以中等阶层让子女读大学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社会的进步又需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造成了教育的扩招，造成了文凭的通货膨胀，以及社会对学历要求水涨船高，大家都得获得更多证书才行，中等阶层蓦然回首发现，呵，见鬼，读大学不一定跑得过通胀，咱玩的就是心跳，于是越来越想把孩子读研或者送国外镀金拉回来提升优势，中等阶层不断地追加教育投资，不断把学历的水放上来。

恰好这代爱投资教育的焦虑的中等人，他们年轻的时候，赶上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资本的扩张为他们提供大量中层岗位，他们乐享其成，他们自己还蹲的坑里，又想子女能至少维持住再生产，而九零后、九五后们拜互联网和教育水平所赐本身视野比上代人更开阔，但在劳动力市场上相对受教育的父辈们就没那么称心如意。于是各行各业的底层都聚集着一些比父辈们更有知识的、受教育水平更高的青年。

工作没那么称心如意——或许我们可以理解，十年前舆论对啃老一族大为鄙薄，让人想到当年对网瘾少年们的雷电法王伺候，但现在已经少见有那一代家长再抨击网瘾，因为移动互联网让他们也上瘾了，这事就划水过去了，啃老也一样，是阈值提升了，别说投资教育的钱中等人舍得拿，六个钱包也拿得出，而子女啃老是对焦虑的家长的消极应对，也就是说，坑你们蹲了，房地产最开始的红利被你们这一代掳去，现在我书也读完了，只想躺平。

而考研潮背后，是经济，是学历通货膨胀，是知识阶层无产化，它的另一面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知识化，没准用不了多久，脑和臀都会接在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