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差点冤杀刘志丹，后写信要官，毛主席怒批：开除公职永不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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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英雄刘志丹的革命历程十分坎坷，多次被降职，但屡仆屡起，愈挫愈奋。
当时的西北有两支红军，一支是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后来改编为了红26军；一支是谢子长、阎红彦领导的陕北红军，后来改编为了红27军。
陕甘红军与陕北红军分属不同的领导系统。
陕甘红军受陕甘边特委领导，而陕甘边特委受陕西省委领导，陕西省委直接归党中央领导。
陕北红军则受陕北特委领导，陕北特委受中共北方局领导，中共北方局又归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直接领导。
由于所属的系统不同，很长一段时间内，陕北红军和陕甘红军很不对付，谢子长的人还缴过刘志丹部属的械。
谢子长在去世前的不久，才认识到了刘志丹的做法是对的，两人关系好起来了。1935年2月5日，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了联席会议，史称“周家硷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红26、27军及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其他武装力量。
这次会上，对于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人选问题，刘志丹竭力推举谢子长出任。但谢子长坚辞不受，最后他以北方代表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身份决定由刘志丹任军委主席，自己担任了副主席。
周家硷会议的重要成果，是达成了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在领导机构和军事指挥上的统一。
半个月后，即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因伤情恶化而不幸逝世，时年38岁。
谢子长逝世后，高岗接任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成为仅次于刘志丹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第2号人物。为统一军事指挥，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由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全权指挥西北地区的所有红军、游击队的作战行动。
此后，红26军、红27军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连战连捷，历时近8个月先后歼敌正规军5000余人、民团地主武装30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攻克了6座县城，开辟了大片游击区，将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辖区达到23个县，人口约100万。
同时，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军事力量空前壮大。
至此，西北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谁知，刘志丹等人来不及享受胜利的喜悦，就遭遇了肃反，差点丢了性命。
这个时候，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河北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朱理治到了陕北苏区，同时，上海临时中央局也派遣来了聂洪钧。时任西北工委组织部长的郭洪涛，一直认为刘志丹等人身上存在“右倾取消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等问题，并多次向上级反映过。
于是，朱理治、聂洪钧就和郭洪涛搞在了一起。他们一面派人去陕甘边反“右倾取消主义”，一面动了肃反的念头。
肃反是需要有力量保障的，他们不敢保证刘志丹带出来的红26军会支持他们。就在这时，突然出现的一件事完全改变了局面：从鄂豫皖苏区出发长征的红25军来到了陕北。
红25军领导人初来乍到，不太了解陕北的情况，就听了朱理治、聂洪钧就和郭洪涛的一面之词，表态支持肃反。
红25军参谋长戴季英，对之更是积极性很高。
戴季英生于1906年，湖北红安人。他的革命资历很深，1927年就参加领导了黄麻起义，曾任红25军政委兼74师政委。
担任红25军政委兼74师政委期间，戴季英积极落实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发来的“消灭内部敌人”“加紧肃反”等指示，把第74师主力22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党团干部捆起来后，拷打其中的一个连指导员，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问不出口供时，戴季英叫警卫员拉出去杀了。
时任红25军副军长兼第74师师长的徐海东急了，说:“政委，一点儿口供都没有，为什么杀人家？”戴季英答：“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最终，49个人都被杀了。多年后徐海东忆及此事，仍痛心疾首。
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平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26军、红27军会合了。
此时，曾热衷于“肃反”工作的红25军参谋长戴季英，担任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
有了兵强马壮的红25军的支持，骇人听闻的西北肃反就开始了，先后在前线和后方机关逮捕了包括刘志丹、高岗、张秀山、刘景范、马文瑞、惠子俊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并将红26军营以上、陕甘边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以关押。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党中央和毛主席果断派出王首道等代表中央去瓦窑堡接管了接管戴季英控制的保卫局，并停止肃反。毛主席还叮嘱王首道等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经过仔细调查，纠正了肃反时期强加给刘志丹等的“罪名”，并且很快释放了被捕的刘志丹等人，恢复了他们的工作。
毛主席严厉批评了戴季英，戴季英进行辩解。周恩来也忍不住了，他怒斥戴季英道：“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戴季英是个很复杂的人，他打仗有一套，对战士们也非常好。红军时期，在飘忽不定的游击战争中，部队每到一地，戴季英总是亲自召开会议，了解干部、战士的思想和执行纪律的情况，注重在斗争中选拔积极分子、发展党员，经常深入基层同战士谈心。作战时，他总是身先士卒，率先冲杀。当时部队缺粮严重，他和战士们一样忍饥挨饿。警卫员悄悄寻来一点大米给他熬一小碗稀饭，他一口不尝，让警卫员将稀饭全部送给了伤病员……
抗日战争中，戴季英表现更是可圈可点。抗战爆发后，他被中央派往大别山，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高敬亭）。1939年6月高敬亭被错误处决后，戴季英曾任代理司令员。其后的两年中，戴季英率新四军第四支队与日寇作战大小数百次，重创日军。
解放战争期间，戴季英更是屡建新功。
建国初期，戴季英担任了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开封，当时是河南省的省会城市。
但戴季英觉得自己大材小用了，对组织上给自己安排的职务很不满意。他认为，自己20年代就是党的省级干部了，资格老，功劳大，如今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理应属自己的。
因此，戴季英倚老卖老，居功自傲，很蔑视当时的河南省委班子，多次公开发表与省委意见相左的言论。
1951年底，胆大妄为的戴季英竟然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对河南省委领导进行了攻击，要求让自己做中央委员、河南省委书记。
毛主席看了戴季英的要官信后，大为震怒，怒不可遏地说：“戴季英已经不可救药了。”于是当即给中央办公厅批示：“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
1952年2月12日，戴季英被开除党籍，失去了工作岗位，回家反省。从此，戴季英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生活在郑州的河南省委家属院内。
1955年10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主席在做结论时说道：“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
戴季英在晚年接受采访时，对于过去的“肃反”错误，仍然表示不接受。
1997年11月29日，戴季英在河南省郑州病逝，享年91岁。（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