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糖摄廊 经授权刊发
1987年，当布罗茨基获得世界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一定会想起多年以前自己被押上审判台的那个遥远的冬季……那时马孔多……不，俄罗斯还是苏联，在铁桶一般的统治下，一个热衷写诗的青年在尝试了一个又一个艰苦又劳而无功的工作后，决定不再劳动了，干脆躺下写诗：1964年的2月的苏联还是异常寒冷的冬季，布罗茨基被警察逮捕。但他很清楚这次逮捕与自己是否犯法无关，与自己的诗歌无关。唯一有可以追寻的线索是，2个月前的《列宁格勒晚报》上刊登的那篇文章《文学寄生虫》。这篇文章看上去只是对某种“不劳而获”的群体的泛泛而论的谴责和批判，但只有布罗茨基明白，他们终于找到借口而对自己实施惩罚了！这里要先说出另外一个人，就是列宁格勒工学院的总务主任，名字叫列尔涅尔。总务主任，当然不是教师系列，按照苏联当时大学的体制，他也不是教务主任之类相对专业一点的职位，但又比一般处室地位高，是介于校长、书记与处室之间的特殊位置，相当于大总管之类。这样的人往往权术玩得精湛、处世八面玲珑，而且善于观风听雨。早在1963年的春天，他就仿佛有如神助，敏感地嗅到了异乎寻常的意识形态新的味道，他很清楚，自1961年柏林墙的修建，赫鲁晓夫的底牌就亮了出来——那就是彻底与西方划清界限，他在“秘密报告”中说的那些音犹在耳的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如果说在短短几年的所谓“解冻时期”匆匆结束后，大多数人还处于一种余味尚存的错觉之中的话，那么这个教务总长却明显地感觉到了斯大林主义即将死灰复燃。这时，那些在他的学校活跃的一些年轻学生就进入了他的观察视野，并发现了所谓新动向，他发现学生们创办的墙报居然还在介绍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想，这就是典型的“反动倾向”，于是他秘密地向上进行了举报……这样的结果是学生受到严厉的处分，墙报被迫关停，而这个教务总张顺利地当上了列宁格勒所谓纠察队队长，协助警方维持文化秩序，还兼任了社会侦查员和社会公诉人。（注：所谓社会公诉人这个概念与法律上的公诉人是不同的，这涉及到战后苏联的所谓“荣誉法庭”，这实际上是远离真正法庭的法外法庭，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苏布的荣誉——大家各自脑补吧）这位纠察队队长上任之后，为了表现忠诚，就给赫鲁晓夫写信，建议他要纯洁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要号召人民揭露一切反对苏维埃思想的人和事，要和一切异己分子做最坚决的斗争……现在我们不知道赫鲁晓夫是否收到过这封信，也不太清楚他的反应。但纠察队队长自己就先行动起来。在他看到那些“反动”学生受到惩罚之后，突然就觉得自己的工作有了成效，于是就有有了扩大战果的冲动和欲望。那受到惩罚的学生主要有三个，一个是莱茵、一个叫奈曼、一个叫博贝舍夫，他们都是诗歌爱好者，而经常和他们在一起的，就是那个诗名更大的布罗茨基，但布罗茨基不在他们大学上学，严格地说他根本就没有上过大学，自16岁辍学之后就开始闯荡人生，打过无数的工，工作之余就写诗，在当地有更大的名气：这是布罗茨基《朝圣者》中的诗句，这些诗句已经在青年当中广为流传。当列尔涅尔找来这些诗歌之后，发现其“反动性”大大超过了那些学生，而且他知道，因为这些诗歌，布罗茨基已经被克格勃拘留过一次，但克格勃˙都找不到布罗茨基在诗歌之外有任何实际参与的反动行为，且诗歌里的反动倾向也并不明显，就只好把他放了！列尔涅尔可不愿意这么就放弃了。他打听到，就在一年多前，布罗茨基被他上班的地质勘探队解雇且一年都没有上班了，这就让他联系到了苏联法律中特殊的一个治罪条款“不劳而获罪”！这对于纠察队长来说简直如获至宝！于是他亲自策划了那篇在《列宁格勒晚报》上的《文学寄生虫》一文，并让地区检察官看见这篇文章，建议地区检察院起诉布罗茨基！于是检察官科斯塔科夫就给列宁格勒作家协会建议对布罗茨基进行社会法庭审判，作家协会此时不但不去保护诗人，反而积极地响应这个建议，他们也不会思考，检察官都不便直接动用法律进行简单的制裁而只是给作家协会一个建议，他们有什么资格和权力去惩戒一个诗人！但这样的事情就真实地发生了，社会公诉人、检察官都躲在了背后，而作家协会就成为了最直接的迫害者！但苏联作家们这个时候体现出了巨大的行动能力，他们请来女诗人阿赫马托娃一起商量对策，希望能够让布罗茨基免于起诉，甚至想出让布罗茨基患有精神病的理由来逃脱惩罚，而且真的请来精神病医生给出诊断证明。而阿赫玛托娃还给苏联作家协会负责人以及其他主流诗人写信，告诉他们这个青年诗人的病情正在加重……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经过几番抗争之后，布罗茨基还是被正式逮捕了！但这个法庭显然十分诡异。由于负责起诉的检察官沉默不语，法庭上不是控辩双方进行法律较量，而是由法官直接和布罗茨基以及律师进行质证，法庭交锋直接在被告人和主审法官之间进行，这也算是一种法庭奇葩了，而且这样的交锋很容易激怒法官，判决的结果就可想而知。布罗茨基（中间低头认罪者）因为写诗在苏联遭遇法庭审判的情景。可怕的是，当时的主审法官恰恰是一个蛮不讲理的女法官，叫萨维里耶娃，她是当地以粗鄙、简单和蛮横著名的法官，就在这场审判中，她竟然不让记录，就算是在当时苏联的法律体系中，都是完全违法的。幸亏有一个伟大的女性，也是一位诗人名叫微格多洛娃，她不顾法官的警告，全程记录下了那次审判的过程。很显然，这样的审判不像是对被审判者的质询，反而像给了诗人一个发表思想的舞台，进而检察官的沉默似乎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在无声地加重了这个发表仪式的分量！谢天谢地，当时苏联没有废除律师制度，布罗茨基的律师是一个良知与辩护技巧都很出色的人，她的名字也应该被记住：托波诺娃。她的辩护大意是这样的：青年诗人布罗茨基没有不良青年人常见的恶习，他不抽烟不酗酒，不滋事不耍流氓，他不靠劳动以外的收入生活，他有工作，虽然时常间断，但在这些间断的时间内不停地写作和翻译，以超人的脑力劳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他靠自己的微薄收入维持着简单的生活，他不但不是寄生虫、不是不劳而获，相反，他为我们社会创造的精神价值，远远超过他获取的价值。她向法庭出示了他的诗歌作品，并出示了精神病医生的诊断证明。显然这样让法庭不能当庭宣判！法官只得宣布让布罗茨基接受法医的精神鉴定！这实际上就是法官玩儿的花招，法医完全在法庭的掌控之下，布罗茨基不得不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忍受最残忍的折磨。20天以后，饱受折磨的布罗茨基被法医“鉴定”为正常人：没有精神疾病，具有工作能力！这个横幅，表明了两层意思，一层是说明这已经不是法院审判而是社会公审，属于批斗性质；另一层是罪名已经先于审判定下来：不劳而获、寄生虫！不仅如此，法院还专门组织了旁听群体，那些并不知道诗人也不读诗的工人被带来坐满了旁听席，也似乎成为了法庭上的压场力量。但法庭审判还是纠结于工作与不工作的问题，法庭请来了6个证人，这6人都不认识布罗茨基，是由列尔涅尔选派出来的鹦鹉，他们除了简单重复晚报上的文章之外别无新意，但都无一例外地指称布的诗歌反对苏联！自愿为布罗茨基作证的有三位作家，诗人戈鲁吉宁、翻译家艾特金特和阿德莫尼，他们在法庭无畏地强调了布罗茨基创作的可贵以及价值，并让所有人都知道，诗歌创作是脑力的大量耗费，也需要过人的天赋和大量的知识储备，这根本不是懒惰之人可以完成的伟大工作，他在具体工作和劳动的间歇写出这样的诗歌作品，不但是艰辛的劳动，也为我们社会提供了高品质的精神财富，他的这种崇高的劳动不但无罪更是有功……事后，法院向三个证人所在在单位递送的秘密函件，说他们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没有党性原则，必须予以处理等等！尽管有律师强有力的辩护，有证人提供的真是证据，但法官还是做出了预先定好的判决：1972年，布罗茨基被驱逐出境，他离开了自己祖国去了奥地利维也纳，然后又经由伦敦到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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