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并没有那么诡异和奇怪。

　　关外崛起的清人，因为原来信仰萨满教的原因，一直都有设竿祭天、在静室祭祀诸神牌位的传统，在每个重大日子里，这类仪式照例要隆重进行。日本学者石桥崇雄《清初祭天仪礼考》曾经根据满文档案，描述过入关前满族人这种祭祀的情况，其实，过程大体上也和汉族皇帝祭祀天地差不多，只是繁文缛节还要少一些而已。他根据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丙子年四月〈秘录〉登汗大位档》对祭天仪式进行了复原，大体上是这样的：夜中，大汗率群臣出德盛门，至堂子，向天帝神位焚香三度，由捧帛人、读祝官、进酒人高捧供品，跪向天帝神位焚帛祝文，在坛前贯注黄酒，献所祭之血食，宣扬神名号。

皇帝出宫祭天图（局部）

　　可是，到了天聪十年也就是一六三六年，随着皇太极称帝，国号改为大清国、年号改为崇德元年，已经有天下雄心的清代皇帝既然要想取代大明帝国，这时就不再仅仅是满族大汗，而是不得不面对汉族、蒙古族和满族三种族群，因此，这个时候他们一方面要凸显和维护原来满族传统中的文化元素，一方面又要把它转化为天下共遵的仪式，这样，原来满族贵族的堂子，渐渐就转化成类似汉人天子的天坛。这一年，在颁布“官员庶人等设立堂子致祭者永世停止”命令后，堂子变成了满族皇族的私人特权，随着满族的胜利而变得越发隆重。但是，到了顺治元年（1644）九月清人进入北京，这种仪式随着新的统治者进入汉族中国，便成了天下诸族的共同仪式和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满族人在东长安左门外的玉河桥东，也就是今天东郊民巷内修建了堂子，据后来吴长元的《宸垣识略》卷五说，堂子“街门北向，内门西向，正中为祭神殿，南向，前为拜天圜殿。殿南正中，设大内致祭立杆石座，次，稍后两翼分设各六行，行各六重；第一重为皇子致祭立杆石座，次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以次序列，北向。……凡每岁元旦及月朔，国有大事，则为祈为报，皆恭谐堂子行礼，大出入必告，凯旋则列纛而告，典至重也……其仪制，皇上礼服，乘礼舆，卤簿前导，祭时行三跪九拜礼”，而昭《啸亭杂录》卷八也记载：

　　岁正朔，皇上率宗室、王、公、满一品文武官诣堂子，行拜天礼。……实国家祈祷之虔，百神之所佑庇，与商、周之制若合符节，所以绵亿万载之基也。

　　这本是满族人的仪式，可是，当满族皇帝需要做一个“君临天下”的共主时，却接受了汉族传统祭祀作为正式规则，还要解释说，这“与商、周之制若合符节”，然后才“绵亿万载之基”。

　　然而，尾巴总是割不掉，堂子仍然暗示着满、汉之间的等级界限，在正月初一，皇帝率王公、满洲一品文武各官去祭祀，汉族人哪怕是位高权重的汉族大臣，也不能随同前往。此外，坤宁宫立杆祭天、祭马神，也都拒绝了汉族人参与。从思想史角度说，这一似乎界分满、汉的方式，却把堂子之祭这种原来自己族群的仪式，转换为满族皇家的私人性活动，把来自萨满教的这些活动隐秘化，因而成为族群的内部认同仪式。所以，一方面看上去似乎是提升堂子祭天的等级，却无意中把汉族传统祭天仪式当成了国家和全民的活动，而另一方面在仿效汉族传统的祭祀时，原本作为象征“国家”典制的仪式，却在这严分满汉的界限中，又退回到满族族群的自我认同之中。

　　这当然是今天我们的认识，那个时候朝鲜使者并不知道这一层意思。在朝鲜使者徐文重和闵鼎重看到这一奇特现象的康熙时代，堂子祭祀在正月初一凌晨已经成了一种固定节目，或者是皇家例行公事。据各种文献记载，这一天的萨满祭祀有二，一是在日出前三刻出门的元旦祭，一是在三更举行于坤宁宫的元旦祭，朝鲜使者看到天未明时皇帝匆匆而出的是前者。据文献记载和描述，这个正月初一皇帝祭天的堂子，中央正北面南是享殿，享殿正南中央，面北有八角形的亭式殿，与亭式殿相似的，还有尚锡亭。在享殿的北炕上，东有朝神，西有夕神，据说这是从坤宁宫迎请来的，但同时祭祀的还有佛陀（在西）、关帝（在东）和菩萨（在中）;至于亭式殿，又叫八角亭、拜天圜殿、圜殿八方亭等等，之所以建成这样形状，似乎与汉族祭天的圜丘之制一样，都是模拟天圆地方的，而在元旦的清晨，皇帝就在这里祭祀天，向苍穹行三跪九叩之礼，而这个殿内正中北向，又供奉有纽欢台吉、武笃本贝子两神，据说可能是来自蒙古语系的神灵;除了殿外北向松树神杆前祭天外，据说还要在尚锡神亭内正中，南向祭尚锡神。

　　可是，也许是朝鲜使者不太清楚，也许是朝鲜使者不愿意清楚。他们一直怀着某种偏见在揣测，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秘密，又为何匆匆而过？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朝鲜使者严璹（1716—1786）关于这一场景的记载。作为贺岁谢恩副使，他参与了正月初一大清帝国的贺岁仪式，也看到了皇帝匆匆而去的一幕，“皇帝乘黄屋轿，围以黄帐，出午门桥……黄屋轿过灯尽处，只以一双羊角灯挟轿行，黑暗中但闻数十马蹄落砖之声”。但是，他百思不得其解这是干什么，恰恰因为百思不得其解，所以好多朝鲜人都在想象中加上想象，在传闻中相信传闻。

　　想象和传闻，都受到感情和观念的影响，不免有所偏向和偏见，甚至连事后的回忆也像在哈哈镜中取像一样，会发生扭曲变形。由于朝鲜两班士人对于大清帝国的蔑视与歧视，使他们的想象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偏向于丑诋，而传闻也总是选择着不利于清朝的话头。在他们中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清帝的堂子之祭，原来是因为害怕和心虚，是暗中祭拜前明王朝的敌人邓将军，严氏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载了这个传闻：

　　或传皇帝每于元朝，先拜邓将军庙而归，不知邓将军何人？前此，我使或质于清人，则所答每云不晓。或云，非邓将军，乃刘提督，万历己未建州之战，刘自缢死，死为厉鬼，清太宗遗戒子孙庙享，必先宗庙……

　　这种说法好像一直在传，而且变本加厉地传，加油添醋地传，咸丰元年（1851）的权时亨，在正月初一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更在日记里记载了这样的想象，说这一天就是清朝皇帝祭拜刘（当）将军的日子：

　　刘当即大明末年死节人也。清初显圣于太和殿上，清祖恐之，以弓矢乱射，以枪剑搠之，并不动。清祖大怯，跪乞安妥于太庙。后，每元朝行展拜礼，必先于宗庙。其画像绘以遇害形，颈血淋漓。使人一见不觉惊倒。每皇上展谒，侍臣不得随入，惟皇上独入，焚香而低头，不敢仰视云。是晓皇帝从后门诣刘将军庙行礼，自内还宫。

　　不过，邓将军也罢，刘提督也罢，都是前朝也就是大明帝国的官员，尽管他们可能人很英勇、事很悲壮，可是作为胜利者的清代皇帝，怎么可能在正月初一先去悄悄地祭祀这些手下败将？尽管皇太极以来的清代皇室常常熟读《三国演义》，但也总不至于真的相信关公感动黄忠、张飞义释严颜之类的举动，会对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好处，更何况君临天下的皇帝，更没有必要为一梦中惊吓而定下先于天地的祭祀规矩，来自己安慰自己。可是，朝鲜人偏偏就相信这个传说。相信这个传说的心情不难理解，因为在这种传说背后，颇有一些朝鲜人贬损清帝国的意思在。朝鲜在清人入关以前，就因为被满族战败、被皇太极羞辱，因而上层士大夫一直对清朝怀着不满和敌意，所以他们才宁愿相信这样的故事。一个叫作徐长辅的朝鲜使者（1767—？）一方面对北京大发感慨，写《望都》诗曰：“……痛哭滩岁，北寇侵孔棘，天地尽腥秽，气数方晦塞，玉玺元无主，女真敢为贼。”一方面就在想象中羞辱清帝，当他又一次看到元旦清晨那一幕的时候，就说“堂子之说也，彼人讳之，盖尝闻之，则邓将军，皇明时为辽将战殁，而康熙年间最显灵。或言，皇明刘战殁，每见于今，于崇德帝以兵器迎之，故许以建庙，每岁正朔必先幸此庙，庙在玉河桥之东长安街之南云。”

　　到了道光年间，清朝与大明的那场战争已经过去了近两百年，努尔哈赤的后裔们在北京金銮殿上也已经坐了五六代了，尽管堂子祭天的来龙去脉，恐怕早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是，这种搀杂了偏见的想象，却还在朝鲜人那里弥漫。道光九年（1829）出使中国的姜时永（1788—？）虽然已经有些明白，记载说“（关于正月初一到堂子祭天）盖闻皇明时，有邓某为辽将，战殁，康熙时显灵，或言刘某战殁后，每现梦于崇德帝，以兵器迫之，故许以建庙。每正朝必先礼此。或云：堂子所以祈天之所，自建州已有此俗，故入燕后亦然云。以余所闻见，上二说皆吊诡不经，下一说为信。按：堂子在长安左门外，中有祭神殿及拜天圜殿，每元朝及月朔，国有大事则祈为报，大出入亦必告……”但是，他还是两说兼采，有些疑疑惑惑。而另一个叫做朴来谦（1780-？）的使节却坚信不疑，在说到有邓大人祭祀处时，就自信满满地下笔说：

　　其事极秘，无人知者云尔。或曰：邓大人即大明名将，而战亡后灵应甚著，故塑像而祀之，皇驾亦必躬临云。或云：邓大人即明将刘某云。或云塑像无须，而祭时不用灯烛，深夜行事云。

　　其实，这个时候的汉文文献中已经很清楚地记载了“堂子”的事情，可是，邓将军的故事在朝鲜士人那里却还是越传越广，不由得你不分说。

　　也许是因为已经传到了满族人自己的耳朵里，所以震钧《天咫偶闻》卷二就只好解释：“堂子，在东长安门外，翰林院之东，即古之国社也，所以祀土谷而诸神在焉。中植神杆以为社主，诸王亦皆有陪祭之位。神杆，即‘大社惟松、东社惟柏’之制。满洲地近朝鲜，此实三代之遗礼，箕子之所传也。俗人不知，辄谓祀明邓子龙。不知子龙盖于太祖有旧，相传开国初太祖常微服至辽东，以觇其形势，为逻者所疑，子龙知非常人，阴送出境。太祖笃于旧谊，陪祀于社，亦崇德报功之令典，非专为祀邓而设也。”可是，尽管他反复强调这是神圣的“三代之遗礼”，甚至也拉了朝鲜人尊崇的“箕子”作依仗，还对疑惑不已的邓将军作了解释，无奈朝鲜人还是不信，总是朝另一方面去想象。

　　堂子的传说远不止朝鲜使者听说的邓将军那些故事，大凡越神秘，猜测就越多，后来的版本中，连喇嘛都扯了进去。本来，堂子之祭来自萨满，喇嘛只是常常被请去持铙击鼓，入关后的宫中大祭，甚至会动用喇嘛数百人。传说中早年有一个喇嘛，清人凡出师，必然要请他率诸喇嘛奏乐缭绕，被太宗尊为“护法大照高明国师”。在关键的萨尔浒一战前，清太宗曾经担心，明朝军队人数众多，而且得到朝鲜军队支持，两面夹攻，而自己兵力单弱，所以颇有恐惧之意。然而在祭堂子的时候，这个国师却对太宗说，“此行必获全胜，覆朱明之宗社，肇长白之宏基，即其滥觞也。”太宗半信半疑间，又问：“何以知之？”国师便指木杆上的纹路，说：“此纹全直，且作南向之势，故知破竹迎刃，所向无前。又，其下有一纹，颠倒错乱，即敌人之象，故知明师当一败涂地也。”果然最终清军大胜，因而后来的堂子祭礼便愈发隆重。

　　清朝堂子里的木杆，并不是殷商时代的龟甲，通常并不用木杆的裂纹来占吉凶，这个故事大概是后人的想象。这不奇怪，历史只要一翻过当下这一页，后人的解释就从时间的后门溜进去，把历史变成记忆，再把记忆变成想象。

　　前面引用震钧《天咫偶闻》的话说，堂子里面立神杆，是三代的遗礼，还引用了出自《尚书·无逸》中的古话“大社唯松，东社唯柏”来证明。可是，我总怀疑，这多少有些欲盖弥彰，也多少有些攀龙附凤，本来清代皇帝承袭自己的古礼，不必比附汉族祖先的旧传统，然而在中国这个汉族文化传统笼罩一切的空间里，当了管汉人的皇帝，尽管出自满族，也得比附汉传统，虽然来自近世女真风俗，却也要强说于史有据，用现在的话讲叫作“寻求合法性”（Search Legitimacy）。可是，随着清王朝的衰落，到了可以公开自己的反满立场的晚清，那些固执的汉族民族主义者就不干了，他们坚决地说：

　　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辫发璎珞，非弁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徒以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崇饰观听，斯乃不得已而为之，而即以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若言同种，则非使满人为汉种，乃适使汉人为满种也。（康）长素固言，大同公理非今日即可全行。然则，今日固为民族主义之时代，而可混淆满汉以同薰莸于一器哉！时方据乱，而言太平，何自悖其三世之说也？

　　有趣的是，当朝鲜人渐渐接受有关“堂子”的历史事实的时候，汉族人却渐渐回到有关“堂子”的历史想象，激烈的民族情绪，使得汉族人和朝鲜人好像“交换场地”似的，这边厢就有人又捡起“堂子祭祀邓将军”的旧说，来嘲讽清皇帝，说他们是“借堂子之俗祭，偿大明之旧将，以阴间之赎罪，祈清帝之平安”，倒把原来似乎已经渐渐清楚的事情置之一旁，对于历史和想象之间这种吊诡现象，不知道究竟应当如何分说才好。

二〇〇六年十月

本文选自《书城》杂志2006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