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茅盾偕夫人孔德沚参加在重庆举办的庆祝茅盾创作二十五年和五十大寿的活动。是日高朋满座，名流云集，颇具艺术气质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即席发表演说，其中有意提到他女儿的一句话：“昨天我九岁半的女儿问我：‘茅盾是不是充满了矛盾？’我说，‘不，茅盾一点儿也不矛盾。’”

二十多年前，读到茅盾回忆录里的这段记载，我一直在想，张道藩女儿的话和张道藩的话，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当时茅盾先生在答谢词里表了态，说，“张道藩先生说我没有矛盾，事实上不可能，中国知识分子脊背上不可免的都有历史的负担。比如今天，我就有了新的矛盾，我自幼体弱，家里向来以为我不会长命，父亲只活了三十多岁。我已经超过许多了……”

看来，童言无忌，张道藩女儿天真的心灵竟能感应到文学巨匠茅盾坎坎坷坷风云起伏的人生真谛！

我也一直在想，当年茅盾写完《幻灭》之后，为何要以“矛盾”为笔名？我们知道加草字头的“茅盾”是后来编辑《小说月报》的叶圣陶的主意，当时取这个笔名，仅仅是表示置身时代旋涡的一种矛盾心态？只是大革命失败后看不清前途的矛盾状态吗？在茅盾漫长的八十多年人生历程里，只是此际矛盾缠身吗？现在看来，一个“矛盾”笔名，张道藩女儿的一句“茅盾是不是充满了矛盾”，倒是一语成谶，其实在茅盾此前与此后的人生元素里，真是充满了矛盾，不如人意不如己意者十之八九，矛盾也始终伴随着茅盾。

上个世纪初，茅盾的父亲——乌镇青年沈永锡眼看自己的抱负无望，一切心愿便寄托在年仅六七岁的儿子沈德鸿(茅盾)身上，希望儿子将来走实业的道路。沈永锡三十多岁时得了不治之症，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便语重心长地关照妻子，要让儿子学工程，有了理工这个本领，出外到处可以谋生。就在茅盾十岁时，在那个火辣辣的秋天里，沈永锡带着对人世的无限留恋和对两个儿子的期望，离开乌镇观前街那座养育自己的老屋，去了极乐世界。但也许就在此时，茅盾的人生就开始出现了矛盾，他幼小的心灵里滋长的实在不是理工的种子，而是一代文豪的萌芽，父亲千方百计去钻研的数学在儿子那里却漠然得连方向也没有。小学毕业考中学时，茅盾算术题竟然完全答错！然而，对文学的异常敏感，让茅盾的文学天才在小学作文里崭露头角，从湖州到嘉兴、杭州的几年中学生活，留在茅盾记忆里的并不是父亲要求学理工做实业的遗嘱，而是诗赋小说、骈俪古文。至于后来考取北京大学预科，同样与父亲的遗嘱相抵牾，学的尽是古今中外文史哲！一九一六年八月那个初秋，沈永锡期待学工科做实业的儿子，却风尘仆仆地走进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一只脚踏进了新文学的营垒！

也许茅盾父亲会认可儿子这充满矛盾的人生选择，但曾含泪牢记丈夫遗训的茅盾母亲却想不通，两个儿子长大成人之际，她不胜唏嘘地说道，“你们父亲遗嘱要你们学工程，如今倒好，一个学工程四年，文凭快到手，又不肯学了。世界变化太大，你们父亲何曾料到。”

茅盾在父辈充满期待的矛盾里走上文坛，成为新文学战士，这一切茅盾父亲何曾料到，连茅盾也不一定预见到！所以，沈德鸿(茅盾)一开始就在矛盾里成长。

可是，几年后茅盾又从文坛转向了政治舞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岁月里，一大批有抱负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上海、北京等地悄悄地从事献身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一九二〇年十月的一天，浦江的金风伴着朗朗秋阳，让二十多岁的茅盾心情格外庄重和舒畅，他加入了正在筹建中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其中一员，与其他革命者一道承担起建党的使命。此时乃至此后一段时间，年轻的茅盾全身心地投入政治斗争，他发誓要努力去当一个政治家，实现他的理想。所以，一时间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工作成了他的“业余”事务，而政治活动则占据了茅盾智慧的全部空间。他冒着生命危险担当中共中央联络员，投入五卅斗争，置身广州政治中心，挥笔武汉三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前的茅盾可以说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是中国革命舞台上的一颗新星，后来成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以及中共创建史上的先驱者陈独秀、李达、瞿秋白、恽代英、肖楚女、向警予等等都曾是和茅盾在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和同事，这些风云人物曾叱咤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其中茅盾也是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

然而，时局的发展常常出人意料，一九二七年七月七日茅盾发表了《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之后便转入地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一心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展抱负的茅盾百感交集，愁云密布！苦苦奋斗了几年的政治积累，随着蒋介石的上台一笔勾销而一片空白，并以“政治要犯”的罪名上了蒋介石的通缉黑名单。矛盾，一种无法排遣的矛盾，笼罩着转入地下的茅盾的整个心灵。在政治道路上刺刀见红的时光里，在庐山云遮雾罩的那些日子里，茅盾深度思考了时代，思考了社会，思考了政治，自然不会不想到自己也曾是一位新文学斗士。一九二七年八月底(或九月初)，上海那些闷热的日子里，茅盾开始悄悄地换一种方式投身社会，拿起笔，在上海福民医院妻子的病榻前写起《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从而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茅盾——出现在世人面前。政治上的一路坎坷偏偏成就了茅盾自幼的文学之梦。然而，这种“转折—成功”之路对茅盾来说并不是愉快的，那些矛盾重重的时日在当事人心头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他曾说：“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我在武汉又经历了较前更深更广的生活，不但看到了更多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那时候，我又看到有不少人们思想上实在有矛盾，甚至言行也有矛盾，却又总自以为自己没有矛盾，常常侃侃而谈，教训别人……于是我取了‘矛盾’二字作为笔名。”或许在今天的许多读者看来，一个文学大师更有流芳百世的意义，但是假如当年大革命失败后茅盾没有一个健康的心态，沉沦在世事的矛盾之中，或是惑于脱离现实的想象，恐怕二十世纪的中国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文学大师。

然而，以写作为生的茅盾，并没有忘情政治。当波澜平息之后，随着蒋政权在北伐之后的逐渐巩固，他的共产主义基本信仰和基本价值观反而更加坚定了。但是矛盾仍然没有消失，相反，茅盾在此后的文学生活中依然是充满矛盾。他写完反映大革命风云的《蚀》三部曲之后又写了《虹》《子夜》等反映当下社会生活的作品，然而当他意识到要制作史诗般的宏大历史画卷时，抗战的烽火却已燃起，茅盾不得不结束三十年代前五六年的安定生活和创作丰收期，奔波于大江南北，这时候的创作开始转向当下的抗战题材，写出了《走上岗位》和《锻炼》等篇什，为抗战文学留下一抹印痕。但是稍有空闲，未能忘情史诗心愿的茅盾仍要回过头去写《霜叶红似二月花》，记录二十世纪初叶江南社会的世态人心。所以，如果将茅盾小说题材排列起来，足以见出一番宏大的史诗般的叙事理想，但是也不难看出其中矛盾和仓促的痕迹。比如《霜叶红似二月花》，巨构稍见端绪，便匆忙收场，这部作品茅盾晚年仍想动笔续写，可惜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子夜》的宏伟构想也只实现了都市部分，一些可伸展的线索却因杂事羁绊而未能铺开，而试图反映抗日全景的《走上岗位》《锻炼》也只是刚刚撩开帷幕一角。可以说，全景式反映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的宏伟构想与作品能充分展开之矛盾，构成了茅盾的文学世界。

抗战爆发后，社会动荡，多年走南闯北居无定所的茅盾萌生了寻觅一处安定环境施展个人抱负的想法。当时在杜重远、萨空了等进步人士的鼓动下，他选择西北边陲的新疆作为自己贡献才华的平台。一九三九年的初春，茅盾携家人和学者张仲实风尘仆仆赶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督办盛世才的热情让初到新疆的茅盾十分感动，他到处演讲，作报告，写文章，为新疆的反帝、亲苏、和平、清廉、建设、平民等六大政策喝彩，要为新疆的发展尽一份力。但他很快发现自己的热忱完全是一厢情愿，阴鸷的盛世才有他自己的算盘，茅盾的一腔热忱终于变成了心灰意冷，他真心诚意想为新疆的文化建设作一点贡献，却引来谤书盈箧。当时中共人士授计茅盾“多观察，少说话，多做事，少出风头”，无奈之中的茅盾在矛盾中积极防御，兴冲冲而来却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他将一双儿女“坚壁清野，”拒绝在新疆社会读书做事，自己开始擘画如何脱离这度日如年的生活——尽管作为新疆的一个厅局高官，盛世才给茅盾派了四个服务员和一个司职联络的副官长，但享受这种优厚待遇的茅盾此时却如坐针毡，一刻都不想呆下去。身处这种充满矛盾的生活境遇，茅盾运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将矛盾的负面指数不断地化解，终于在一九四〇年五月五日那天逃离新疆。茅盾后来写道，“九时，飞机离开跑道冲向了蓝天，我望着舷窗外起伏的天山山峦，一阵难以描述的轻松感充溢了全身！是啊，应该让我那绷紧的神经松弛松弛了，我们总算逃出了迪化”。

这次事与愿违的矛盾经历，让茅盾更深刻地认识到人性在这个世界的表现。盛世才这个当时也还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因擅于操弄权术，从一个南京政府的小职员蹿升为封疆大吏，其过程不足三四年。这种未经打磨而迅速发达的官员，往往心理有些变态，会变得阴鸷、凶狠、虚伪。所以，即使经历过广州风云、武汉剧变的茅盾，也还是第一次见识这样的性格，熟读古书的茅盾也深叹现实太丰富了，历史的镜鉴也只是充其一二而已。

从新疆之行事与愿违的矛盾旋涡里脱身之后，茅盾的生命线路图里，依然矛盾绕缠。他向往延安，可是到了延安却又奉命要离开延安，这让他依依不舍。几年之后，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向来颇有谦让风度的茅盾不愿在胜利之日居功求赏——尽管他为中国革命立下汗马功劳，尽管他的三位 51 29963 51 15533 0 0 1736 0 0:00:17 0:00:08 0:00:09 2944 51 29963 51 15533 0 0 1494 0 0:00:20 0:00:10 0:00:10 2715 51 29963 51 15533 0 0 1480 0 0:00:20 0:00:10 0:00:10 3413人为新中国诞生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但他依然萌生了“功成身退”之念，与夫人商量去西湖边写他熟悉的小说。然而，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中共领导们坚决不肯让茅盾隐退，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做工作，让他出任文化部长。于是他有条件地又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情，担当起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长。既居高位，茅盾在不想当又不能不当的矛盾中不得不卷入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现实政治与理想操守之间的抵牾，让这位文化部长在重叠嶂的矛盾中左右难措。批《红楼梦》，反右，大跃进，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让他一直处于矛盾的旋涡之中，有时身不由己说违心话，有时躲不了还得参加批斗会，有时还须主持一些不想主持却不得不主持的会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矛盾让作家茅盾的内心常常无法安宁。这些时代烙印极深的矛盾，在如今许多研究者看来实不该回避，应该挺身而出捍卫真理，怎么可以在批判朋友(如丁玲)的会议上发言呢？我想，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文学史的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恐怕首先要着眼于某种实际的历史语境，苛责前人比较容易，可是那种正气凛然的讥抨往往把问题简单化了，就像指斥古代大诗人屈原、杜甫的忠君思想一样并无实际意义。我们有过意气风发的岁月，也经历过百般磨难，那些纷纭复杂的矛盾中混合着整整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激情、迷惘和梦魇，如今那些真实的历史场景还留在人们记忆中吗？如何记取往昔的教训，认识历史的局限和个人的局限，如何透过生活的迷踪去寻绎大师心灵的轨迹，这都需要付诸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事实上不存在想象的历史场景。想象是另外一回事。

茅盾一生都生活在矛盾之中——想当职业革命家却成了左翼作家的翘楚；想书写史诗般的壮丽画卷却终竟壮志未酬；想去新疆一展才智却事与愿违；想在延安汇入时代洪流却因周恩来一纸电报，携妻赶赴重庆去和国民党打交道；革命成功后想去西湖购屋写作，却被推上共和国文化部长的高位……当然，还有一个时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作为新文化战士的茅盾倡导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却和自小订亲的妻子相守一生。茅盾的确生活在时代、社会、人生的矛盾里，不如意者十八九，但他的政治操守，文品、人品却始终和着时代节拍，没有在一堆矛盾中迷失过。他是怀抱积极人生态度的智者。

尽管张道藩的女儿童言无忌，茅盾自己也认为小孩子说到了点子上，可事实上不仅茅盾如此，其他的人呢，情形各不相同而已。论人论事，不能凭想象，想象是另外一回事。

本文选自《书城》杂志2007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