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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 | 许子东:张爱玲笔下的女儿性、妻性和母性

许子东 书城杂志 2023-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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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许子东

原刊于《书城杂志》2023年6月号


任何一个词的意义都在于它的对立词。女性的对立词是什么?“女性”的对立词是“女人”。西蒙娜·德·波伏瓦说,“女性是生理上的存在”。当然这话现在都得留余地。但什么叫女人?“女人”是社会造成的。我见过一对姐弟走在路上,发现一只蟑螂。弟弟很害怕,“哇”地叫了起来,姐姐上去一下踩掉了,结果两个人都受到了批评。弟弟被批评,你是个男人,看到个小虫就哇哇叫,像话吗?姐姐被批评,你是个女孩子,看到虫踩上去,还像不像个女孩子?经过了无数类似这样的训练,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女性就渐渐变成了温柔的、贤惠的、美丽的女人,女人是一个社会存在。这显然超出了我今天的话题,还是先回到鲁迅定义的“女儿性”。

 《许子东细读张爱玲》

 许子东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张爱玲笔下的“女儿性”,主要出现在《倾城之恋》《第一炉香》《金锁记》《小团圆》。其中,最突出的有两个例子。


《倾城之恋》白流苏


小说《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在娘家受了欺负,离了婚,老公又死了,钱又被嫂嫂用掉了。所以这时,她作为女儿,去求母亲帮忙。“女儿性”在这里体现得最直接。老太太睡在那里,女儿求妈妈同情、帮忙,但她妈妈装着不理她,过了一会儿才对白流苏说了一番话,大概的意思是,你是有家、有老公的,应该到男方家里去等着继承财产……这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倾城之恋》所有的故事都基于这一点。设想,要是白老太太很尽母亲的责任,安慰白流苏说,你放心,谁也不能欺负你,等等。白流苏还有跟范柳原进行“恋爱战争”的动力吗?可是现在她没办法,妈妈不肯帮助她。

 《倾城之恋》

 张爱玲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父亲不是缺席的,就是负面的。这可能是因为大部分作家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按照鲁迅的说法“从小康人家堕入困境”。他们成为作家后,都把母亲看作是启蒙老师,作品中的母亲也都是正面形象。而父亲呢?除了冰心的父亲和朱自清的《背影》,有几个现代作家说自己爸爸好的?但是妈妈呢?有哪个作家写自己母亲不好的,写生活上自己走投无路,母亲很冷酷地把他排斥掉的?
但白流苏就碰到一个。被母亲拒绝以后,白流苏上楼,到阁楼上去照镜子。镜子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有各种用途。她这一次照镜子就在阁楼上看着自己,说自己胸比较小,但脸是永远都不见长大的娃娃脸,是男人最喜欢的。总而言之,白流苏是在用一些男性的眼光打量自己,并由此建立了重上男女战场的决心。这是比较浅的一种读法。
要是再参考一些法国的女性主义理论家的文章,说女性对自己的认同有一种女性的标准。那么,白流苏在镜子里看到的不只是男人的眼光,她“阴阴的,不怀好意的一笑”,有了信心,重新出征,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妻性”。这里我还要加一个字“拼”,拼“妻性”。
按鲁迅的说法,“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被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而已集·小杂感》)。“妻性”在张爱玲笔下也是被逼成的。就像《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她已经二十八岁了,母亲不能保护她,老公也死了,她还要重新上“战场”,重新拼。对于二十八岁这个年龄,张爱玲后来特别做了解释,她心里想的白流苏其实三十出头,但是不敢这么写,怕读者不接受。她脑子里想的是那个年代上海的一般市民,觉得二十八岁这个年龄,差不多是一个人最后可以出去打拼的阶段了。

 《而已集》

 鲁迅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我们来看看白流苏怎么拼“妻性”。人家给她妹妹介绍男朋友,她抢去跳舞,还留下了联系方式。接下来就跟着范柳原,坐了船的头等舱,来到香港,住进浅水湾的酒店。到了香港,海景房有了,跳舞,吃饭,走到花园散步。外面夜色灯光,鸟语花香,如此背景下,差不多应该接吻了吧。可范柳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夏志清说他是一个花花公子,有钱,形象也好,但他不愿意“胜之不武”,要学习五四文人。于是,范柳原把白流苏拉到一座荒凉的山上,在一堵断墙那里开始背《诗经》。他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地老天荒,直到世界毁灭那一天,我们还能见出一点真情。这些话把白流苏讲得一头雾水。
白流苏的拼“妻性”,目标非常明确,碰到一个有钱的男人,要跟他结婚,把他改造成长期饭票。《倾城之恋》这部小说魅力经久不息,也最受读者欢迎,一方面是因为它是张爱玲作品里唯一有好的结局的,还因为它实现了一个愿望,先小人后君子。白流苏一开始摆明了,没路可走,被迫出来拼。当天晚上,白流苏回到酒店,范柳原夸她说,你低头的样子很好看。后来她就一直低头,范柳原看到了,又说她一直低头,脖子会起皱纹的,她就生气了。她幻想着自己月光下低头的美貌,范柳原却在旁边嘲笑她。白流苏生气回到了房间,这里出现一段非常关键的独白,有文学史意义。

原来范柳原是讲究精神恋爱的。她倒也赞成,因为精神恋爱的结果永远是结婚,而肉体之爱往往就停顿在某一阶段,很少结婚的希望,精神恋爱只有一个毛病:在恋爱过程中,女人往往听不懂男人的话。然而那倒也没有多大关系。后来总还是结婚、找房子、置家具、雇佣人——那些事上,女人可比男人在行得多。

这段话是五四女性人物觉悟的倒退,却是女性主义现代文学的一个进步。把白流苏和莎菲女士、子君来比,境界好像是低了。当时的男性作家觉得,要跟女性谈恋爱,对方玉洁冰清,睁大着美丽的眼睛,听得懂雪莱、拜伦。相比之下,白流苏假装低头,肚子里在盘算买房子的事情。但之前的男作家,无论是鲁迅,还是茅盾、郁达夫,谁都没有看见女性低着头在拼“妻性”的这份委屈。他们的眼里闪烁着启蒙的光芒,抱着救国救民的胸怀,女性在他们的眼里是被拯救的人民的象征。所以五四的爱情小说,第一位的是爱情,第二是教育,第三是启蒙,把男女的关系比作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比作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关系,已经形成了一个模式。从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到茅盾的《创造》等,基本都是这样。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精选》(第三版)

 严家炎等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但有两个女作家把这个模式打破了,用了不同的方法。丁玲的打破方法是,听男性说话的时候,没听见他说话,“我是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两个小东西(指嘴角)”(《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是强调女性意识的一种打破。第二种打破就是张爱玲的方式,一种现实的方式。今天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过去了几十年、一百年,张爱玲写的又都是家庭里细细碎碎的事情,还会有这么多人痴迷她的作品?这是因为张爱玲有清醒的认识,她不是写超人,她是写常人;她不是写斗争,她是写和谐;等等。

 《莎菲女士的日记》

 丁玲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所以,白流苏的拼“妻性”拼得很辛苦,夜半三更跑到海边听男朋友讲《诗经》,可这样辛苦地谈完以后还不起作用。触及实际问题的时候,范柳原很清醒,他说,我知道你不爱我,我为什么要花钱娶一个不爱我的人。香港有一次演话剧《新倾城之恋》,结束后导演安排我和刘绍铭、李欧梵在台上回答问题。台下的观众大部分是中学女老师,她们的核心问题是白流苏为什么喜欢范柳原。对这个问题,我在《许子东细读张爱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这本书里有很详细的分析,白流苏的目的非常明确,不拘手段,步步为营;而范柳原有男人的通病,他只注重过程,却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到最后就像一场足球比赛,范柳原占尽优势,结果白流苏最后关头进了两个球,赢了,我称之为“以弱胜强”的很好的社会学案例,这就是女人的拼“妻性”。
但进一步的问题是,当白流苏在为“妻性”打拼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包含了对母性的某种未来的规划?换句话说,她要得到范柳原,不只是为了想要这个男人,而且是她想的房子,以及再接下来的东西。所以她的“妻性”上,是不是像鲁迅说的,已经有了做母亲、建立家庭的潜意识?张爱玲早期写的《私语》,讲她对她母亲的看法,母亲是一个漂亮的、潇洒的、现代的女性,可是女儿隐隐责怪她母亲没有尽职。我开始读张爱玲时,被这个现象迷惑。张爱玲的父亲是一个抽鸦片、讨小老婆、没啥用的男人;她母亲倒是懂法文,去欧洲,教女儿弹钢琴,接触新文化。照理说张爱玲应该投向母亲的怀抱,痛责父亲,尤其父亲还不爱她,打她,她最后是从父亲家逃出来的。可是,仔细去看张爱玲写的文章,她对父亲充满原谅,甚至留恋,对母亲则苛刻挑剔,一直有隐隐对她母亲审判的态度。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详细展开。


《第一炉香》葛薇龙


“女儿性”还有一个例子是《第一炉香》,里面的女儿也找母爱,但是“母亲”完全不尽责,因此也改变了女儿的生活道路。《第一炉香》里,薇龙生活困难去投靠她的姑妈。在现实生活当中,张爱玲最亲的亲人就是她的姑妈,比父母还要亲。她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在散文里说,她的姑妈家是天长地久,是她最寄托的。在小说中,姑妈嫁给一个有钱的老板,为了他的钱,熬了这么多年,老公死掉了,钱都留给她了。姑妈徐娘半老,跟不同男人来往。以我们人之常情,身边毕竟来了一个有血缘关系的侄女,完全可以对她好一点,留她在身边,等等。但这次,不像白流苏碰到了一个不尽责的母亲,葛薇龙碰到的“母亲”过分尽责,把薇龙变成一个“接班人”,一个“长三堂子”里的“讨人”。 

 《私语》

 张爱玲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这部小说的重要性是什么?这里要讲到文学史,要稍微扯开一点。
在鲁迅之前,晚清时期大部分所谓的“爱情文学”,其实叫“青楼小说”。那时,一个男的如果要找女的,只有三个基本途径:第一,相亲找老婆,见都不用见,只要付“定金”;第二,去风月场,花钱购买性服务;第三,谈恋爱,但那基本没有希望,因为缺乏社交媒介,没有机会。所以,唯一的办法,还是要到风月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用了三句话概括这批文学作品。第一类,《花月痕》等,是“溢美”,把风月场中的女子和进去的男子都理想化。这些男人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理想的爱人,但在这样的场合他们能找到,而且每个人都会写诗,爱情也是长久的、非常伟大的。第二类是“溢恶”,如《九尾龟》之类,关于这一点,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里有详细的介绍、分析。第三类,就是“近真”的《海上花列传》。
张爱玲晚年花了很多时间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是把《海上花列传》翻译成英文,第二是要把《海上花列传》翻成国语。《海上花列传》这部小说里没有主要人物,琐琐碎碎,零零乱乱,分不出好人坏人,从中我看到了近年兴起的、我称之为“碎碎念细密写实主义”的来源,例如《繁花》《一句顶一万句》等。这种写法,现代文学中很少,萧红的《生死场》算一个;当代文学中却已经变成一个潮流,去年得奖的《潮汐图》,贾平凹的《古炉》《秦腔》都是这个写法。这种写法,直接传承自晚清的《官场现形记》和《海上花列传》。
我读完《海上花列传》,忍不住想,这部小说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呢?张爱玲翻译这本书,到底出于什么想法?张爱玲好像看到了我的疑问,在整个书结尾的时候她写了一篇长文章《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其中有最明显的两句话。第一,从小说里看,她们进到上海的风月场,是有一定选择的,其选择不比当时的妇女婚姻状况要少。第二,她们后来离开青楼,也是拼“妻性”。她们的典型故事是当了红牌,就有男人留住她,两人互相忠诚,女的不会再接别的客,男的也不能找别的青楼女子。
我什么时候感到《第一炉香》有意思呢?是我对当代文学中类似的现象解释不通时。

电影《第一炉香》剧照

张贤亮的《绿化树》是讲一个右派劳改释放犯,得到一个女性劳动者拯救的故事。这个模式来自中国历来的文人落难,风尘女子相救。但问题是,马缨花怎么算风尘女子?小说里面最有名的一个情节,马缨花给“我”一个实面馍馍,“我”拿到馍馍以后,看到馍馍上面有指纹,是箩不是箕,眼泪就掉在了馍馍上面,“心底,却升起了威尔第《安魂曲》的宏大规律,尤其是《拯救我吧》那部分更回旋不已”。但马缨花很实在,就说了一句话,“放宽心,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这基本上是中国版的最实在的爱情宣言。
但我后来仔细再读,发现马缨花同时跟三四个男人有来往。有一个长得很猥琐的仓库保管员,定期会送吃的过来;还有一个很英俊的小伙子,跟章永璘打了一架;马缨花自己还带着一个小孩,我们不知道小孩的爸爸是谁……这样一个女子,救了一个被迫害的右派,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家都喜欢的小说核心情节。
这么整理一条文学史线索,不难发现,当中起中转关头作用的就是《第一炉香》。许鞍华导演的电影《第一炉香》比较正气,比较忽略“长三堂子”的概念。电影里,俞飞鸿饰演的姑妈和乔琪乔暧昧,跟他的爸爸是旧情人,和司徒协是老相好,还勾引了一个大学生,她要应付整个场面,照理说可以拍出很多像法国颓废沙龙的戏份,可是导演把它拍得非常光明,小说的颓废情调也就没有了。反过来,拼“妻性”的风险性也被降低了。因此,我们最终看到的是一个“恋爱脑”女主角碰到了渣男的故事。

 《第一炉香》

 张爱玲著

 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



简单来说,想做女儿的,母亲不帮忙,“女儿性”就无法发挥。像白流苏这样二十八岁最后一击,都已经是不容易了。因此家中的“女儿性”没有办法发挥,出去就是“妻性”。张爱玲比较扫兴,不写一些美丽家庭、甜美爱情,让读者看到了寻求“妻性”过程中的打拼,所以叫拼“妻性”。拼“妻性”以后有家了,做母亲了,女性的命运是不是就变好了呢?


《金锁记》曹七巧


刚才我们说到,张爱玲一直在暗暗审判她的母亲。在她的文学作品中,这种审判最成功的就是《金锁记》,傅雷也最称赞《金锁记》。我一直觉得《金锁记》好,句子好,情节设计好,但是我还是没把握它的核心。
中国的小说在五四之前是很明显有几大类的:写政治争斗的有《三国演义》;描述官民冲突、忠勇侠义的有《水浒传》;解析世情男女的有《红楼梦》,甚至包括《海上花列传》;神魔奇幻的有很多,《西游记》之类。非常值得庆幸的是,当代文学发展到新时期,发展到今天,中国的文学又出现这四种派别,互联网上也有“当代四大名著”之说。“三国范儿”的有《白鹿原》,逐鹿中原。“水浒范儿”的竞争最多,我们看到官民关系的《活着》《平凡的世界》,写土匪有莫言的《红高粱》,甚至金庸的小说都可以归为忠勇侠义。第三类世情男女,《长恨歌》《繁花》《一句顶一万句》《废都》。神魔奇幻的当然就是《三体》了。

 《长恨歌》

 王安忆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



那中国的小说什么时候不存在四大类?那就是五四以后,尤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五四以后基本上只留下一派,就是批判写实。“鲁郭茅,巴老曹”,他们的基本写作方向是一致的,手法也是一致的,目的也是一致的。鲁迅写得最好,鲁迅这座山挡住了后面很多座山,但张爱玲是一条河。张爱玲可以勉强归在之前很繁荣,后面也一直在发展的世情男女这条线索。也就是说,张爱玲的作品和五四的主流似乎不在一条道上。我对此持相反观点。张爱玲有很多作品,是不考虑民族的危机的,她觉得那些不是她写的东西。但是有意无意当中,张爱玲有两个地方触及我们现代文学的主流。《金锁记》的曹七巧是其中一个。
晚清文学的主流基本可以概括成“士见官欺民”,知识分子见到官府在欺压民众,《老残游记》是其中最好的例子。鲁迅把这个问题复杂化了,他笔下的知识分子可以分成四五类,不都是抗争的。有像狂人这样抗争的;也有像《祝福》里的“我”,看到祥林嫂被害,没有做什么事情帮她,所以小说到最后充满了主人公的忏悔内疚;第三种,就是《孔乙己》,读书人活得比老百姓还惨,被众人批评。《孔乙己》既批判科举制度,更批判世人的凉薄,周围这些人都是劳苦大众,包括叙述者他们对孔乙己的这种凉薄,这个词很难用别的词来代替。还有一种人物,《阿Q正传》的最后,阿Q被抓,看到前面审他的官,不自觉地跪了下去。这时候,旁边有一个穿长衫的人,用鄙夷的神情说“奴隶性”。《阿Q正传》写的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不成功,小说中穿长衫的这个人后来就参与了对阿Q的审判。换句话说,鲁迅写知识分子不仅是抗议的,不仅是沉默的,不仅是自己也混得不好的,还有做帮凶的。

 《狂人日记:鲁迅小说集》

 鲁迅著

 南海出版社2017年版



同时,鲁迅写的官要比晚清少得多,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没有时间涉及。但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晚清小说的主人公大都是官员,一九四二年以后小说的主人公又有官员,一直到今天为止,知识分子、农民和官员都是小说中中国社会的基本三角关系。但是唯独五四到延安这一段,除了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作家不写官员,偶然有《华威先生》,但是屈指可数,对官员进行淡化处理。
在一百年的文学史上,鲁迅这一代是对民众,特别是对农民,批评得最严肃、最苛刻的一个时代。例子大家最清楚了,《阿Q正传》在整个文学史上是一个转折点,主人公从一个纯粹的无辜的被欺负者,变成了一个被人欺负,但也欺负别人的人。
所以我认为,张爱玲和五四文学的主流有关。《金锁记》里,七巧的人生分为上下两段。她的前半段就是被侮辱、被损害者,她是穷苦人家的女儿,家里人贪财,把她卖给有钱人家,老公却是个残疾。虽然七巧脾气不好,但她就是个弱者,她的“女儿性”被漠视了,她的“妻性”打拼得辛酸艰苦。她跟她的小叔子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他的肉都是软的,用抱怨她老公的话来和小叔子调情,是非常辛酸、酸苦的。可是她成功了。她从“女儿性”的失败,“妻性”的打拼,最后变成了一个掌握权威的“母性”。她是一个母亲,有钱了,掌握了全部的权力,开始欺负别人。她欺负谁?她没人好欺负,只能欺负自己的子女。

 《金锁记》

 张爱玲著

 哈尔滨出版社2005年版



鲁迅在《灯下漫笔》最有名的一段话,把中国历史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接下来,鲁迅引了一大段《左传》里面的话:“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最妙的是,鲁迅说到了最后一等,没有人来伺候他了,但别担心,他有老婆,有孩子;孩子长大之后,还会有他的老婆,他的孩子。
张爱玲的《金锁记》为鲁迅这段论述加了一个漫长的注解。七巧没有人可以迫害。于是,她把她的小脚放在她儿子的脖子上,拿小脚拍打着儿子的脸,大概意思是,养大了,现在不孝敬了。儿子说当然不会,一边给她烧鸦片,一边把他跟媳妇在床事上的细节告诉她。七巧听了以后还在打麻将的时候,跟家里人、亲戚分享。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都难找到这么一段“颓废”(李欧梵语)的画面。这就是她对她儿子的控制。

曹七巧

张爱玲为《金锁记》所作插画


而且连鲁迅都想象不到的是,张爱玲提供了一种情况,曹七巧对儿子女儿的控制用的是不同的方法。对儿子,是要什么给什么。要女人给他找老婆,老婆死了就再找一个;要鸦片马上给烟让他烧,就这样活生生地把姜长白折腾成一个鸦片鬼。七巧对女儿姜长安正好相反,要什么就不给什么。要放脚偏要叫她裹脚,要读书就去学校捣乱,要找男朋友,就把男朋友叫到家里来——小说里,七巧把童世舫叫过来,对他说长安“再抽两筒就下来了”,把这个留洋知识分子吓跑了。
没有一个作家像张爱玲这样来反省“母性”。我总结了张爱玲反省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控制。第二个层次是索取感恩。对父母、对伟大的事物表示感恩是一种美德,但是倒过来要求感恩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很多人恐怕都在家里听到过这样的声音,“要不是为了你们,我早就怎么怎么了”。这句话翻译出来就是,要不是为了“母性”,“妻性”就可以充分发展。听的人会很感动,现实人生也正是这样。但是索取感恩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让人觉得天生就欠了债,要无限地回报。第三个层次,也是最吊诡的一个,她描写母亲和女儿之间有性方面的竞争。《小团圆》里的一段情节,教授送了八百块钱给女儿,女儿很高兴地跟妈妈说,教授送给我一笔钱。妈妈把钱留下,过两天赌钱输掉了,女儿就跟妈妈绝交了。这段情节在后来的《雷峰塔》里写得很详细,原来是女儿把钱拿回去的时候,妈妈断定她和教授有染,中间还描写了她在洗澡,她妈妈冲进来,打量她的身材,女儿觉得受了很大的屈辱。

 《小团圆》

 张爱玲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产生了很多问号。首先,中国人不会忌讳到连妈妈都不能看自己身体?第二,妈妈这样打探女儿,这个情节和张爱玲本人到底有什么关系?香港大学的黄心村教授做了很多资料考察,在《缘起香港:张爱玲的异乡和世界》一书里挖掘出许多史料和照片。此外,这本书也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张爱玲写作之前,香港这段生活给她带来什么实际的影响?
我差不多就讲到这里,简单来说“女儿性”就是被爱、可爱,“妻性”是要打拼的,“母性”我们都说是伟大的,但仔细想想“母性”也是动物性的一种,动物都有“母性”。所以其实,“女儿性”“妻性”和“母性”,三种都很伟大。

    

本文根据作者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九日在北大书店的讲座整理而成,刊发前经作者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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