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研究中的数字：苏真访谈录

人文研究中的数字：苏真访谈录[1]

苏真系美国芝加哥大学助理教授，其研究方向为美国现代与当代文化、美国亚裔以及跨太平洋文学文化。他对莫雷蒂的观点十分认同，与同行一道，不懈努力地推动数字人文研究的发展。尽管苏真从事数字人文研究的时间不长，但他已经赢得了较大影响力，在《边界2》（boundary 2）、《表征》（Representations）、《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等杂志上都有发表。我首次接触苏真关于种族、语言及权力平衡的计算研究是在一篇内部会议论文上——不过该论文还是突破了限制，被广泛传阅。苏真的研究在数字人文研究中仍属一个新的领域，为本系列访谈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本系列访谈将通过对话该领域前沿学者及对其人文研究的影响提出质疑的批评者，来展示迥异观点不可调和的一面，并揭示二者某些出人意料的共通之处。但从本质上而言，是要探讨数字与人文学科的交集，以及二者的结合对于科研与教学、美国高等教育及精英研究机构的象牙塔与公众之间日渐疏离的关系的影响。苏真在访谈中的视角是基于他对后殖民研究与少数族裔研究的专业见解，以及他对计量研究方法的认识。他运用该方法重新探讨了文化跨国主义、种族与表征、少数族裔话语的问题。其研究结果极大地挑战了学界对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认识，突破了所谓的数字人文研究仅针对已故的白人男性作者的局囿。这种拓展性的研究还涉及到建立一个权威的20世纪美国小说语料库，是一项极其耗费精力的工作。该语料库将有助于数字人文研究者们运用计算方法研究更多的文学作品。在我们的谈话中，苏真对数字工具和数字方法的热爱溢于言表。但他也时刻表现出一名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的理性。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专著《跨太平洋共同体》（Transpacific Community）。该书是他所受的后殖民研究学术训练的体现。苏真采用的研究方法不拘一格， 既有计算的、文化的、政治的，也有文档的。有时这些方法之间也会彼此冲突，但它们的结合为数字人文研究及其学术前景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

（以下访谈由梅丽莎·丁斯曼问，苏真答）

您是如何踏入这个我将在此大致称为“数字领域”的研究领域的？

我最初的兴趣点在于后殖民研究、种族与族裔研究，所受的学术训练也是这些方面的。我去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院，加入了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高莉·维斯瓦纳丹（Gauri Viswanathan）等人的研究。他们的研究结合了细读的理论问题及理论框架和文档材料及文档证据，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发现这种研究方法很有意思，好奇他们如何从历史的角度构绘他们所说的文化体系。例如：赛德通常称“东方主义”为一种模式或是系统。因此，我的博士论文和第一部专著遵循的基本上都是这种模式。我把它当作是在同后殖民研究对话。在从事第一部专著的写作过程中，我开始意识到这种方式在细读、甚至文档能提供什么样的证据这一层面的局限性。它们存在某些限制因素。我想要寻求更多的证据来支持更大范围内的文化系统性的观点。因此，我从事的数字研究实际上是我原来接受的学术训练和学术兴趣的一个分支。这种学术训练可谓“萨伊德式的”或是后殖民研究的。但是数字研究提供了新类型的证据，支持了这些领域的核心观点。

您的计算研究是始于什么时候？

那是在2012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工作的第二个年头，已经比泰德·安德伍德（Ted Underwood）、本·施密特（Ben Schmidt）等研究者晚了近15年。完成了核心训练和第一部专著后，我就感觉到自己有必要扩大研究领域，学习新的技能。这并不是说我已经掌握了细读理论或是文档分析，而是说我意识到自己到了该学习如何做一些新的事情的阶段了。

您的研究具有高度的计算性质，那么您是否愿意将其定性为“数字人文”研究？您在乎这样的标签吗？

我其实并不会用“数字”这一术语来形容自己的研究。我并不是要标新立异，而是觉得这个术语有些模糊。我会用“计量的”和“计算的”来形容我的研究中与数字相关的一些工作。我使用了大量数据——基本上是数字数据，运用实证方法对其建模、分析。这算是“数字人文”研究吗？如果将使用计算机进行的研究都笼统地称为数字人文研究的话，我想这就算是吧，算是数字人文研究的一种形式。我会将自己归为运用计算方法解答、探讨或是思索人文问题的研究者。我想，我的同行中大部分人都不会关心如何形容或是归类我们的研究工作。我们一般将自己定义为从事历史研究和批评研究的英语教授或是文学教授。如果将这定性为“数字”的话，对我们而言没有多大意义。所以，我其实并不在乎“数字人文”这个标签。

这种不在乎的态度是否与职位有关？如果您所处的不是英语文学研究的职位，而是数字人文研究的职位，您是否会更在意这个标签？

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因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受聘的都是数字人文研究的岗位。我对此有一种十分世俗的解读。通常，如果你觉得自己可以从这个标签中获得某种利益，你就会认同它。我的众多同行都已经在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因此，即便这个标签代表了什么荣誉，我们也不需要它。我们更愿意让自己的研究来自证其价值，而不是靠某个标签来成长、发展。我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你受聘的是数字人文研究的职位，并且想获得该领域的终身职位的话，数字人文研究者的身份可能会给你某种职业优势。我觉得我并不需要从这个新发展的领域获得什么职业上或是学术上的利益。因此，我并不在乎人们是否认为我与之相关。

尽管您不完全认同这个标签，您是否认为有某个特定的数字或是传媒领域对人文研究的贡献大于其他领域？如果有的话，为什么？

这个问题具有很大的争议性。我不会说某个领域的贡献大于其他领域，因为这相当于是说这个领域处于领导地位。不过我会说，应用计算研究和批评传媒研究在齐头并进。这一点令人振奋。我觉得目前这两个领域之间存在某种隔阂。研究者们纷纷站队，彼此充满敌意。在我看来，这种对立状态对二者而言终归是有利于学术发展的。两个领域不可或缺。我们需要有人运用技术从事新形式的文化研究，我们也需要人对这种研究和这些技术进行批判，二者缺一不可。两个领域的发展同步并非偶然，既有利于二者的成长，也有利于我们目前的研究，无论我们将之称为“数字人文”与否。

人们通常将数字研究（尤其是数字人文研究）视为提高21世纪高校中人文学科重要性的手段。在您看来，这种说法是否能公正地评价数字研究及其目的？这样做对人文学科是否有失公允？

你这个问题已经假定人文学科在某种程度上是不重要的，或者说是越来越不重要了。但我不接受这种说法。那些极度热衷数字人文研究的人可能会这样认为，即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在不断下降，数字人文研究将是其拯救者。我绝不会支持这种看法。我认为这种观点十分幼稚。人文学科中有智识、有思想的计算研究者都不认为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在日趋下降，也不觉得自己是在拯救它。因此，我不会这样来给自己和同行的工作定性。我想要消除这种观念。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对应用数字人文研究和整个人文学科都有失公允。

我们来讨论另一具有争议性的观点吧。该观点是由传媒研究学者理查德·格鲁森（Richard Grusin）在一篇题为《数字人文研究的黑暗一面》[2]的文章中提出的。格鲁森列举了数字人文研究的兴起与“新自由主义和高等教育企业化”的联系。您认为这样比较合理吗？数字人文研究对成果的追求是否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体现？

关于这个问题，我有很多话要说。格鲁森说得没错，我认同他的观点。我认识的大部分应用计算研究者都这样认为。这只是一个评论，我们不会就此争论什么。但是，我个人认为这种批评有些一概而论，过于抽象。我不大确定该如何看待这种批评本身。我更感兴趣的是它要求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如果这种批评是要所有利用计算机进行研究的人都中道而止，回归细读研究和历史主义，并只专注于此的话，我就不认同了。因为这样的话，前提就成了数字人文研究的问题在于我们获得了大量资金，我们使用的是计算机和数字，因此不会产生什么好成果。在这种逻辑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不会产生好的成果。这显然是错误的。如果这种批评是要提高我们的意识，是要教导我们，那么我对此表示赞同。我认为，我的同行们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都十分重视。不过，对我们而言，问题就变成了“我们该如何对待这种批评”。我们该如何开展对新自由主义和高等教育企业化而言都至关重要的科学的应用人文研究？我认为这是我们发展的方向。我们运用这些新自由主义中也会用到的新方法来批评性别不平等、种族不平等等问题。我不确定这些观点是否真的带有敌意。总之，这个领域中我认识的以及共过事的研究者们都知道这种批评，而且大体上都表示认同。但是，我们要做的是该如何利用这一批评实际产生新的知识。

您刚才所谈已经涉及我们下一个问题的内容，是关于数字人文项目的资金问题。可以说要组建一个实力雄厚的数字人文研究团队需要大量资金。一般而言，这些资金都从何获得？在大规模削减支出的背景下，高校愿意资助数字人文项目吗？抑或是主要依靠外部资金来源？

回答这个问题时我得十分谨慎，因为很容易就招致新自由主义的指责。首先，捐赠人、校友、高校、联邦拨款机构、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y）、美国国家人文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等对资助数字人文研究或是人文研究中的计算研究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不过我想说明的是，我知道这种情况可能会被冠以“新自由主义”之名，因为数字人文研究参与推动了研究知识的科学化。我对资金并非来者不拒。只是对我而言，问题在于对数字人文研究的资金提出批评的人是否意在让我们退回资金，从而在该领域无所作为。我相信我们能够利用这些精力和资金开展一些有益于社会的重要工作。这也是我们致力实现的。我们所处的环境并不理想。我承认，哲学、古典文学等院系获得的资助减少了，这部分资金又有一部分被拨发给了数字人文类的研究。但是就此说我们不应该接受这笔资金来开展哲学性质或批评性质的计算研究就大错特错了。资金问题也不完全是由高校的财力决定的。实际上，内布拉斯加和弗罗里达这样的州立大学反而建立了更多的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因此，在我看来，认为数字人文研究只是财力雄厚的私立大学的专利的观念也有误。数字人文研究获得的支持更多的是来自州立大学。但有一点要指出来的是，这样做确实影响了一些小规模的人文学院和社区大学。所以说，确实存在某种贫富的动态变化。但这和你想象的不同。引领资助的实际上是那些被归为研究型的州立学校。

财力和资金分化的问题我们暂且谈到这里。数字人文研究还涉及另一种分化，即研究者中既有会编码的，也有不会编码的。您是否认为编程是数字人文研究的一项必备技能？如果是的话，文科学生是否都应该具备这项技能？

编码与否取决于你的项目。如果你设计的项目是要对媒体进行批评，是评论和阐释性质的，那么你就不需要知道如何编码。如果你的项目具有计算的性质，我想学会编码会让你受益无穷。就人文学者编码这个问题，我有几点想要谈谈。首先，如果想要分析或引用数据的话，仅是雇用统计科学或计算机科学的某个人，或是与之合作是不可取的。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有悖人文研究的精神，因为你并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这就好比你聘请某个人去替你研究文档。要开展批评性的应用数字人文研究，你应该学会如何编码。这并不是因为编码是一项实用技能，而是因为人文研究一贯要求研究者理解研究资料，以及这些资料是如何形成的。其次，我的同行中没有人说过编码应该取代外语，成为一项必备技能。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所认识的研究者中从没有人说过这样的话。编码与学习外语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异。就我个人而言，我从事的研究的一部分是比较文学研究，是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我花费了七年时间学习中文，而且我认为每个学生都应该学习一门外语。编码是一种不同类型的语言习得，但是我认为除了外语之外，我们还可以学习编码。目前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在使用这种语言。因此，我觉得抵制学习编码的做法有问题。我们应该鼓励学生尽可能学习多种语言，既要学习自然语言，也要学习人工语言，越多越好。因为这样可以提高我们的研究能力。我们希望学生能够理解世界是如何运转的。如果世界有90%是由计算机和技术控制的，那么就智力而言，学习编码也不会是一件坏事。

我们换个话题，来谈谈技术领域——包括数字人文领域在内——一个十分普遍的问题，即女性和少数族裔边缘化这一不容忽视的问题。我知道，您的研究涉及该问题，探讨了数字人文领域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中女性和少数族裔数量较少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您在这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

我想说，事情从一开始就糟糕透了，让人无法接受，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从事应用研究的同行们都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对此难以容忍。如果有人认为数字人文研究者们对该问题置若罔闻或是漠不关心的话，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之中，这个领域由白人男性主导，产生的研究结果也带有某种性质，这反过来又降低了其对少数族裔和女性研究者的吸引力。包括泰德·安德伍德、安德鲁·派博（Andrew Piper）、马克·埃尔基－休伊特（Mark Algee-Hewitt）、霍伊特·朗（Hoyt Long）和我自己在内的一些研究者基本上都认为，该领域可以通过合作和教学实现多元化。我们在芝加哥大学开设的“人文研究中的编程入门”这门课上，女生和少数族裔学生实际上占多数。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维持这些学生的兴趣。在教学层面上，少数族裔学生和女生的兴趣水平相当高。因此，我对此还是十分乐观的。在合作层面上，有不少女性和少数族裔研究者都对数字人文研究的未来充满信心，但是他们不愿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接受新的学术训练上。从短期来看，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培养具有不同背景的学生，并且开始各种合作。实际上，我的一个项目可以为该问题提供一种长远的解决方案。我们正在同堪萨斯大学负责黑人文学史项目的玛丽爱玛·格拉哈姆（Maryemma Graham）合作，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一个美国小说数据库。格拉哈姆是一名研究美国黑人文学的杰出学者。她满腔热情地同我们合作，扩充了数据库中种族研究的语料，扩大了研究的范围。因此，我认同关于女性和少数族裔边缘化的批评，它促使我们增加合作。但是如果这种评论是要指责我们的工作毫无意义或是一无是处，那我就不认同了。这种说法既狭隘，又有失公允，而且实际上还会打击女性和少数族裔学习编码的积极性。“这个领域具有种族歧视的性质，离它远点”这样的话语实际上剥夺了学生选择的权利。如果你希望这个领域日臻完善的话，你应该鼓励具有不同背景的学生加入其中。

您能否谈谈您的计算研究与少数族裔文学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可以。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质疑者批评的没错，数字人文研究过于关注白人男性文学，例如在英国维多利亚文学研究方面。目前的问题在于20世纪文学项目的数据库还在筹建过程中。我的研究以及我建立的语料库所针对的正是这一问题。不过，我也只是在不久前才获得这些数据，开始探索各种可能性。实际上，我认为计算的方法非常适于种族和性别批评。尤其是如果你想要探索不平等和权力差异，实证研究——大规模的研究——能够真正使这些受权力制约和不平等的叙事具体化。例如，“百分之一”[3]的标语实际上是一种量化描述。也正因为此，我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非常强大。计算的方法完全可以用于社会批评和权力批评。

在最后几个问题里，我想谈谈公众与学术的关系。首先，在您看来，公众是如何理解“数字人文”这一术语的？或者更宽泛地说，如果他们了解的话，他们是如何看待人文学科中的数字研究的？

我想说的是，公众对它的了解可能主要还是通过媒体获得的。但是这也很不幸，因为数字人文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人文学科转型的一种象征。公众围绕数字人文研究的讨论十分单一。因为，媒体撰稿人对数字人文研究的态度只有两种，要么宣称它是人文学科的拯救者，要么指责它会危害人文科学。这两种态度都没有真实全面地反映学界的发展变化。这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报纸上关于解构主义的文章幼稚、过分简化的描述类似。令我烦恼的是，学界也开始附和媒体的观点。我觉得那些批评数字人文研究的人不一定都真正理解包括安德鲁·派博、玛丽莎·嘉玛（Marissa Gemma）和我自己在内的研究者所做的工作。他们实际上是在对媒体报道，而非该领域的研究工作做出反应。公众认为数字人文研究代表了人文学科的现状。如果学者们也将其视为自己支持技术和计算机与否的象征，那么这将会是极其危险的。

您的回答似乎向我们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与学术的问题。这正好也是我要问的下一个问题。诸多学者和媒体撰稿人都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公众知识分子潮流减退的年代。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Nicholas Kristof）去年在《纽约时报》上就表达了此类观点。您认为数字研究的作用何在？数字人文研究（或是人文研究中的数字）是否就是学术与公众之间所亟需的桥梁？对于一门学科而言，这是否有些期望过高？

首先，我想要说明的是在公共写作或是参与公共事务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摆脱非好即坏的思维。有些人认为公共写作削减了学术价值，是一种迎合公众的行为。我不认同这种看法。在我看来，巧妙地通过报纸和媒体撰稿人将学术传播给更多的受众是有益的。其次，我确实认为，尤其是在文学研究领域，我们同公众的交流太少，他们对我们的了解不足、有误。人文研究或是文学研究同公众的关系疏远，但是可以改进的。我相信我们能够逐步改进这种关系，而且这样做也是值得的。实际上，我同安德鲁·派博已经开展了一个名为“计算与文化”的公众写作项目，向公众普及我们的学术研究。我们已经成功遴选了一些优秀文章，发表在《评论》、《新共和》等杂志上。《大西洋月刊》也即将刊出我们的文章。编辑们对这种结合了学术批评和量化证据的公共写作倍感兴趣，态度十分开明，这也出乎我们的意料。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在迎合公众。但是，我发现公众基本上都具有一定的智慧和判断力，与之对话本身并非一件坏事。我们并不认为这项工作的意义只是为了与公众对话。但是，我们觉得学术研究的兴趣可以更广泛些。我们是在将与文化相关的复杂观点传播给更广泛的受众，与更多的人对话。而让更多的人加入这种对话并非坏事。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弗兰科·莫雷蒂在接受采访时十分敏锐地指出，我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是围绕数字人文研究的未来的。也许这是我对数字人文研究前景乐观的体现，也许这也反映了媒体和该领域对未来的某种期盼。然而，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想让您回顾过去，谈谈数字人文研究到目前为止取得的成就。

我在这个领域算是比较年轻的研究者，并不喜欢“回头看”。我觉得对别人说“看，我的领域取得了这些成就，它真了不起”，以此来为某个领域辩解，这样做是有问题的。如果你所在的领域取得的成果不足以证明其价值，那么你就任重而道远了。一再重申“看看我们所做过的”是潜在的软弱和缺乏安全感的表现。回顾过去当然是可以的，但在努力推动一个领域发展的过程中，利用回顾过往成果来为自己辩解的话，就存在问题了。如果外界不能立即认同我们的工作和成果的话，我们就更需加倍努力。因此，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自己更多地是着眼未来。数字人文研究是否能长久地发展下去还尚未确定。所以我们不应该抱有“看看我们所做过的”心理来对待批评，而应该回归书本和电脑，加倍努力地工作，直到我们无需再回答这样的问题来证明数字人文研究的意义。   

责任编辑  |  陆晓芳

作者简介

梅丽莎·丁斯曼(Melissa Dinsman)，美国圣母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视觉研究数据管理中心博士后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主义文学与传播美学。

苏真(Richard Jean So)，美国芝加哥大学英文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现代与当代文化和文学、美国亚裔以及跨太平洋文学文化、数字人文。

译者简介

向俊，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中国科学院大学外语系讲师。

注  释：

[1] “The Digital in the Humanities: An Interview with Richard Jean So, Melissa Dinsman interviews Richard Jean So,”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the-digital-in-the-humanities-an-interview-with-richard-jean-so/#!, accessed on July 14 2018. Translated and reprinted in Chinese with permission of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2] “The Dark Side of the Digital Humanities—Part 2” by Richard Grusin, https://www.c21uwm.com/2013/01/09/dark-side-of-the-digital-humanities-part-2/, 访问于2018年7月14日。

[3] “The one percent,” 指美国在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方面居于顶层的社会阶层。——译者注

转载请联系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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