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世界文学研究的数字人文途径

会议开始，熊鹰老师介绍了讲演嘉宾苏真教授近期的研究成果。苏真教授早年从事中美跨太平洋文化交流网络的研究。在2016年出版的著作Transpacific Community: America, China,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a Cultural Netw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中，苏真教授分析了电报对文学形式的影响，显示出他对科技以及科技和文学互动关系的关心。近年来愈发关注如何用数字人文的方法研究种族、平等以及民族问题。苏真教授的最新著作 Redlining Culture: A Data History of Racial Inequality and Postwar Fic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就是其运用数字人文的方法对美国战后小说中的种族问题展开的研究。

格非教授在致辞中谈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陈大康教授早年在清华大学发表的以数学方法研究古典文学的报告，同时提到赵薇老师在清华攻读博士学位时以数字人文方法开展李劼人研究的经历。通过这两个事例，格非教授回顾了数字人文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强调了这一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表达了对数字人文未来如何进一步影响和改变比较文学和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期待。

在讲演环节，苏真教授首先指出，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基于大型数据集和数字文本语料库，采用计算和定量的方法来研究文学、历史和文化，旨在从大型语料库中识别出难以察觉的文化模式来实现新的学术突破。在过去的十年里，数据科学和机器学习已经彻底改变了几乎所有其他学科的发展形态，但在人文领域却始终进展缓慢。2013年至2020年间，包括苏真教授在内的众多学者对数字人文的目的和有用性展开了持续的讨论。这场论争主要围绕文学与艺术能否被量化、数字人文与传统人文的“细读”分析法是否兼容、数据和算法的伦理问题、人文研究“科学化”是否存在危险这四个核心话题展开。在苏真教授看来，目前，北美地区有关数字人文的争论已经结束，当下的任务是专注于实际的学术研究与成果产出。苏真教授以安德鲁·派博等人最新的数字人文研究成果为例，检视了卡萨诺瓦著名的理论专著《文学世界共和国》。卡萨诺瓦坚信，为了进入“文学世界共和国”， 来自“边缘”地区的作家会在他们的作品中更多地书写民族历史，表现民族和地方内容，而来自英、法、德国的作家则能更自由地表达普世性的主题。但派博等人的这项数字人文研究却表明，这一结论并不完全可靠。通过三种方法设定考察指标，对新世纪以来来自19个语种的小说语料数据进行建模和分析，结果表明，那些使用罗马尼亚语、捷克语、朝鲜语等小语种的作家并不会直接表现民族或地方主题，而有可能采用一种更隐晦、更具寓言式的方式来呈现民族内容。相反，美国已经成为直接书写民族性的文化中心。接着，苏真教授又以Hoyt Long的最新研究成果 The Values in Numbers: Reading Japanese Literature in a Global Information Age 为例，介绍了数字人文在东方主义这一世界文学研究课题中的具体应用。众所周知，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提出了东方主义是对他者模式化、体系化的描写。然而萨义德自身的研究，却只是依靠少数作品的细读来建立自身的理论。数字人文的方法希望通过数据统计得到的一系列表征，讨论这些具体的表征是如何将复杂的人性降低为一种漫画式的刻板印象，从而支持殖民主义话语的。Hoyt Long的研究对青空文库中1890年至1960年间的2000部日本小说以及人工选取的30部在殖民地创作的日语小说进行了统计，用文本挖掘揭示了相关关键词在“横组合轴”上的各类语境，以及在“纵聚合轴”上的非连接性关系的近义词，最后通过语义网格显示出关于日本人、中国人、韩国人等民族身份的意义集群。在苏真教授看来，数字人文的方法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到“东方主义”是怎样的一个系统。

最后，苏真教授从自己在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经验出发，针对可能存在的担忧或批评意见给出了回应。他认为，虽然数字人文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文学研究问题，但在部分研究实践上能够给予我们新的灵感和发现。同时，虽然数字人文始终存在着数据、模型、方法上的局限性，但它的目的并不是提供最终的、确定的分析与结论。相反，数字人文在提供新观点的同时，鼓励更多学者参与到扩展数据库和完善模型的工作中，在学科框架下实现不同学者间的共同合作。苏真教授还强调，数字人文的兴起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学研究方法的落伍与淘汰。在数字人文的研究实践中，计算分析与文本细读紧密结合，学者们在利用数据和计算机发现与分析大体量文献的同时，力图实现近距离阅读和远距离阅读之间的和谐。

在评议环节，赵薇老师指出，本次讲演选取了对中国读者来说比较新鲜的两个例子，着重讨论世界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两个主题，即“民族主义”和“东方主义”。她认为，苏真教授所举的第一个例子，与其说是反驳了卡萨诺瓦的假设，不如说是以文学建模的方式，为探索新的全球化背景下文学民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证据支持。研究通过返回细读，检验了实体模型的有效性，实际上是在计算批评的层面提出了寓言性可以被视为世界文学体系中文化资本不平衡分布的一个有效的指征类别，这既呼应了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观点，也有所推进。而在第二个例子中，Hoyt Long教授运用词向量手段，将赛义德的理论和人物角色理论嫁接，成功地架构起假设，在一个后殖民批评的框架中探讨了文学种族话语体系的语义分布问题。这两个实验的不足之处在于尚未在更大、更多样的语料水平上得到验证，还需要更多的数据加入，完成新一轮由数据到模型再到理论的阐释循环。

在互动环节，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贾立元老师基于数据库检索和阅读、研究小说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指出数字人文在降低文学研究中人力阅读成本上的贡献，并强调了建模分析和文本细读两种方法间的平衡。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袁先欣老师则对数字人文在经典文学之外的非主流作家及作品的研究，以及大体量的网络文学研究两方面的可能性做出了思考。最后，熊鹰老师提到，不同于苏真教授在讲演一开始所提到的“有关数字人文的争论在北美已经结束”的情况，数字人文的方法在中国仍处于起步阶段。如何在了解北美数字人文方法对批判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人文学科的实际情况，发展我们自身的数字人文研究，是我们未来应该考虑的问题。

（通讯员 日新书院 朱馨怡）

转载自：公众号 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2021-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