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照片后，我和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筛选，筛选原则有两条。其一，涉及国民党官员的照片，统统销毁。其二，涉及少数民族地区负面形象的照片，比如大烟田，统统销毁。大概撕了两三百张照片。采写丨唐山 本文共8660字 略有删减
“学本先生有张骞凿空之精神，方使我辈有少文卧游之福分。” （“少文卧游”，指南朝宋画家宗炳，字少文，喜山水。晚年多病，只能静躺观图，以代壮游。）
这是顾颉刚先生在1941年，观“庄学本西康影展”后，留下的题词。
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山河破碎，神州陆沉。然而，一位只有初中二年级文化程度、自学摄影的年轻人挺身而出，他辗转边疆10年，留下近百万字记录，以及万余张照片，它们复归了“何以中国”的想象。
在今天，人们称庄学本是中国影像人类学的先驱、纪实摄影大师，但他当年走向西南时，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九一八事变”后，庄学本痛切感到，东北丢了，西南不能再丢。可西南在哪里，究竟什么样？当时几乎无人知晓。正如社会学家柯象峰所说：“我国边疆之研究，已较英法俄日本等国人士落后数十年，故吾国人对于我国本身之边疆状况，其认识程度且不逮远甚。”
军阀混战，土匪横行，生活艰苦，加上各种恐怖传说，都没能动摇庄学本的意志，他带回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西南形象。
此前，法国人方苏雅等也曾闯入西南，以殖民者的高傲，拍了一系列照片。片中人物一律目光呆滞、表情僵硬、衣着破烂，俨然是人类博物馆中的展品。
庄学本留下大量肖像照，60多年后，学者李媚写下她的感受：“庄学本的照片第一次让我们看到那个年代少数民族的精神风貌，看到了人的丰富，看到了优雅、美丽和尊严。”
庄学本很少写“爱国”，但他的影像记录却堂堂正正地讲述了中华民族，讲述了她多元一体的端庄与博大，以及屡经苦难，始终屹立的精神。
江山信美皆吾土。
令人无限唏嘘的是，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人类学者、摄影大师，庄学本却在1965年4月被“开除公职，清洗回乡，自谋生计”，以后10年无收入，靠典当家具度日。
1975年，庄学本被平反。可1984年去世时，悼词中“著名摄影师”一句竟被抹去，在旧版《中国摄影家辞典》中，“庄学本”条目下只有一句话。
上世纪末，庄学本被“重新发现”，他被尊为“中国摄影史上重要的大师级人物”。近日，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庄学本先生的《西行影记》（三卷本），值此之际，燕京书评专访了庄学本的长子庄文骏（退休前是北京市政工程局副总工程师）。
燕京书评：读过一些关于庄学本生平的文章，谈到他的幼年，均语焉不详，他的父亲有10多亩地，同时开私塾，为何庄学本连初中都没上完？庄文骏：我家是上海浦东人，属陆家嘴，但到陆家嘴，还有2公里，算城乡结合部。附近有3家造船厂，即江南造船厂、沪东造船厂和上海造船厂，所以邻居中，男人多是造船工人，女人只有两种职业——纱厂女工或烟厂女工。我爷爷庄鼎熙耕着三块地，每块4亩多一点，加起来大概有13亩，此外在家中开私塾，但只有几个学生。那时读书人才穿鞋，我爷爷是农民，只能穿草鞋，所以他说自己是“赤脚先生”。爷爷有二男四女，其中两个女儿早夭。在当时，养活6口人，这点儿收入远远不够。父亲在寻源学塾读了2年书。学塾算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不是私塾，也不是初中，他自己在简历上写的就是学塾。后来家里没钱了，我父亲就退学了，15岁进洋行打工。刚开始，在上海远东测绘洋行、上海台维斯公正洋行当练习生。1928年，大概19岁时，他在上海四有保寿公司当职员。父亲不怎么讲他年轻时的事，母亲告诉我，父亲年轻时喜欢踢足球，此外酒量大，上海黄酒，一次能喝半脸盆。庄文骏：是的。1927年，北伐军进上海，很多年轻人都加入了国民党，据《真报》1948年刊登的报道，“庄君身长六尺，体格健强，未出游前，曾任沪浦东保卫团员”，其实他从1930年起便不与国民党往来，连党证都搞丢了。他好像当过区委员，说明他有一定社会活动能力。我父亲为什么不与国民党往来了？1930年，他参加了“全国步行团”，是华侨谢愤生倡导，成员有娄君侠、徐荫棠、梁达新、姜锡杰和庄学本，那时他已自学摄影，常读《半农谈影》，还有《天鹏》《柯达杂志》等。我小时候，书架上还放着这些书和杂志。“全国步行团”的口号是：“凭我两条腿，行遍全中国，百闻不如一见，前进！前进！前进！”计划从上海步行到东北。刚出上海，父亲就意识到，当时的社会情况和自己想象的完全不同。“全国步行团”到了北京，正赶上直奉大战，警察不允许他们再往前走。这次旅行让父亲对国民党寒了心，再也不参加任何活动了。回来后，他去南京工作，先后在南京大同地产公司、万国储蓄会工作。这两家公司的级别比较高，可能因此结识了马鹤天（早年留学日本，曾任甘肃教育厅厅长，是国民党中西部问题专家）。燕京书评：您父亲学历不高，为什么能进这么好的公司呢？庄文骏：这我说不好，可能是他的文笔比较好吧，您可以看他后来的那些书，对照他的日记，内容基本一样，说明他平时写日记就够出版的水平。在“全国步行团”中，他负责摄影，也写东西，我小时候见过他们当年的油印小报。此外，父亲画画也很好，他后来去西南考察，看当地人的头饰很漂亮，就先用笔画出来，然后再拍照。他跟谁学的画？好像也没跟谁学过，就是自己喜欢。我小时候，母亲一次织毛背心，织得很好，根据的是父亲画的图纸。那图纸真规矩，在今天，也能拿到学校去，当教科书图样。父亲到南京后，公司附近有一家照相馆，为了学手艺，他白天上班，晚上去照相馆帮忙，这时他靠摄影已经有了一点稿费收入了。我怎么知道的呢？因为稿费都寄给我爷爷，他专门有个领稿费用的名章。我小时候淘气，把名章搞坏了。爷爷很生气，要打我，我妈妈不同意，那时上海已沦陷，父亲去了内地，爷爷已好久没有领到稿费了。我妈妈说：“将来也用不上了，再刻一个就是。”后来，我把爷爷的名章磨平，重刻了一个。小时候，家里还有洗影药、定影药、搪瓷盘等，后来父亲给我一台小相机，我自己用过那些洗影药、定影药，都是柯达牌的，就记得盖子特紧。燕京书评：庄学本先生当时工作稳定，收入不错，干吗要去西南？庄文骏：当时教育就是这样，一上学，天天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949年前，我上小学时也如此。东三省沦陷后，对青年人的刺激很大，我父亲一样位卑未敢忘忧国。当时英国人一直觊觎西藏，父亲想，千万不能再把西藏丢了，所以天天梦想入藏。1933年10月30日，58岁的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圆寂，国民党设致祭专使行署，由黄慕松带队，入藏吊唁。行署总参赞刘朴忱等人认识我父亲，同意带他入藏，我父亲觉得机会来了，就把一切都放下了。1934年春，我父亲和刘朴忱他们坐船先到重庆，在那儿等黄慕松，黄慕松是坐飞机到的，他坚决不同意我父亲入藏。黄说：“中央党部安排人随队入藏，我没同意；四川某军长安排人随队入藏，我也没同意；你来找我，我更没法同意。”我父亲以《申报》《良友》《中华画报》特约记者身份求黄慕松，承诺入藏费用自理，黄慕松不客气地说：三家报社算什么？又没介绍信。当时西藏情况复杂，社会上有许多关于土登嘉措死因的传言，黄慕松不信任“身份来历不明”的我父亲。父亲被晾在四川，实在没辙，只好求他在南京的熟人马鹤天。马鹤天是开发西北协会的发起者，我父亲本想打电报去求，可电报费太贵，只好写信。收到信后，马鹤天立刻召开会议，将我父亲临时招入协会，并给了一个“开发西北协会调查西北专员”的证明。这事做得很正式，当年会议记录还在，我看到了。有了证明，西藏依然不让进，我父亲只好转向俄洛，今天叫果洛（果洛藏族自治州，今青海的8个地级行政区之一）。在《羌戎考察记》中，我父亲写道：“俄洛，番语称‘廓洛克’或者‘果洛’，即‘歪头’、‘强项’之意，喻为不服王法。俄洛人在传闻中很原始和粗犷，所以被诬为‘野番’。而且俄洛地方外人不能深入，因此在地图上还是一块没有探测过的‘白地’，数千年来置于化外，它的辖区始终是一个悬案。因此，常引起川、康、藏、青四省之争。”当时果洛地区常用的溜索，溜索就是碗口粗的篾缆，横跨两岸，有的是单索，有的是双索。两岸的羌民就凭着这跟索子作为交通工具，牛羊粮食也在这上面往来。
庄文骏：我父亲是长子，长子定了，长辈不好管。我父亲去时，我刚出生，我其实是第三个孩子，但前两个没成活，我成了长子。第一次见父亲，我已10岁。我父亲入川时，只带了两三百元，倒有两台好相机，一台是禄来的Rolleiflex，另一台是蔡司超级小伊康，是父亲从工资里省出来的，买它们的钱当时能买一幢带小院的房子。在今天，这两台相机也是名牌。庄文骏：果洛当年的规矩是，皇粮可以抢，洋人也可以抢。我父亲一行到阿坝时，当地汉人都劝他，说从没见哪个汉人活着进去，还能走这出来。进去后，他们装盐的箱子被盗，2个月没咸味，头发都变白了。当地卖煮熟的牛羊肉，都是没盐的，盐在当地很贵。四张肖像照片分别是古尔沟的藏民、古尔沟的藏族妇女、黑水的藏族姑娘、喜好装饰的藏族上层妇女。
当年拍肖像照比现在麻烦，刚开始，当地人害怕照相，担心魂儿被勾走。我父亲白天照，晚上洗印出来，送给人家一张。这下大家感兴趣了，拍照时表情也自然了。每天我父亲都要用完10多个胶卷，最多时，一天拍上百张，胶卷钱、相纸钱就不得了。我父亲性格温和，不难和当地人打成一片。在《羌戎考察记》中，他写道：“我分辨不出他们是戎是羌，只有随着俗称，认他们为‘蛮子’。因为第一次和异族人会面，觉得很有趣味去注意他们的行动。最后才感到自己的错误，他们何尝是‘蛮子’、是异族，不过是隔离较远的乡下兄弟而已。”嘉绒少女：这是嘉绒贵族少女的头饰，她们以红珊瑚珠盘成头饰，身穿花衣，腰缠花册，耳戴珊瑚银环，为当时贵族盛行的一种装束。图中少女正在弹口弦，奏时用线扯动竹簧，发声清越。在路上，我父亲看到一名当地人带着一个小孩，走在后面，小孩才七八岁，我父亲觉得可怜，就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这一让，引起当地人的轰动，我父亲还没到阿坝，墨桑土司已听说了这件事。我父亲到阿坝后，恰好一支从甘肃过境的军阀鲁大昌与当地人发生纠纷，鲁大昌的军队鸣枪示威。墨桑土司请我父亲调解，我父亲就给鲁大昌写了一封信。没几天，鲁大昌的军队竟然撤走了，是不是这封信的作用，我父亲也不知道。毕竟我父亲只有空头衔，人家可以不搭理，当然，地方军阀也不愿负面信息传到南京。墨桑土司非常高兴，让我父亲和他的儿子结为兄弟，并派8名藏兵沿途保护，还给我父亲制作了一顶白帐篷。我父亲特别佩服那些藏兵，夜里直接躺在雪地里睡觉，此前我父亲也露营，可阿坝太冷了，即使睡帐篷，早晨醒来，被子上也都是一层碎冰。庄文骏：盐箱是在果洛丢的，出了阿坝边界，不归墨桑土司管，与当地土司交接后，藏兵只能返回。这么一个土司、一个土司交接，才能前行，否则会遭野兽、土匪等袭击。拜见康干土司的母亲时，出了意外，对方拒绝接见，也不派“乌拉”（藏语差役）驮行李。原来，上一个土司的仆役交接时，急着回家，就说：“这个汉人挺凶的，你们看着办。”果洛人最不怕“凶”，你凶我就不搭理你。好在随行翻译索囊仁青（汉名杨青云）有经验，当年他已近50岁，当过袍哥，还给汉学家葛维汉当过翻译，葛维汉把他推荐给我父亲。索囊仁青拜见康干土司的母亲，只和她谈佛法，说：“拜不拜见您，是我的礼数；派不派乌拉，是您的礼数。”康干土司的母亲态度有所缓和，表示愿花钱再买一份我父亲送来的礼物。我父亲说，礼物从来不卖，可以再送一份。最终，康干土司的母亲接纳了我父亲，这是他的旅行中，最危险的一次。在康干，我父亲还给土司夫人拍了照片，他写道：“穿皮裘，竟体蔽珊瑚珠，戴珊瑚冠，后飘缎带，上缀琥珀珊瑚，大者如拳细者如珠，珠光宝气灼灼射人，总其价值约在万金，华贵诚不亚于江南之贵妇人……”土司夫人特地为我父亲搭了一顶红色帐篷，充当暗房。晚上时，当地人挤在帐篷中，暗房无光，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但他们就是想看看。进入果洛这里是纯牧区，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几乎与世隔绝。1934年秋，庄学本由阿坝进入果洛，一路没有投宿之处，要自带帐篷、生活用品，由牲口驮着走。傍晚，选择地势平坦的地方设帐歇宿，埋锅造饭，清晨拔帐而去。1949年后这里已划归青海省，成立了果洛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民日夜兼程，赶了350公里送还捡到的三脚架燕京书评：您父亲的这些照片中，蕴含着一种深沉的爱，不把当地人视为异己。
庄文骏：我父亲觉得，汉、藏、蒙古、壮、彝等，归根结底，是同一个民族，大家是远房亲戚。考察中，他有时就住在当地人家中。在《羌戎考察记》里，他写道：“我们如以20世纪的新眼光，去观察未开化的旧同胞，以其‘披发衣皮’、‘膻食幕居’，自觉其野蛮可怕。然相处既久，就知其快乐有趣，古风盎然，反觉其精神高洁，可敬可亲。有自诋同胞为‘野番’者，实为大谬。”在旅行中，索囊仁青对我父亲的帮助非常大，我父亲写道：“在我们决定了到廓落克（即果洛）路线的时候，他（指索囊仁青）决然的宣示执鞭相从，果然，在以后几个月中，经过不少的艰难困苦，他并没有二心，直到我们这一次旅行告终，这是戎人忠实美德的表现。”考察结束后，从果洛返回时，我父亲发现相机的三角架丢了，只好请当地工匠重做一个木制三脚架。没想到，果洛的藏民日夜兼程，赶了350公里路，将捡到的三脚架送来。通过6个月的考察，我父亲得出结论：“廓落克（即果洛）经记者环游后，证实内部并不如一般想象的危险，野蛮。”放牧的藏族少女牧民居无定处，赶着牛羊，时常向水草丰美的草地迁移燕京书评：1935年，庄学本先生再次得到入藏机会，为什么没成功？庄文骏：当时国民政府组织了一个300人的仪仗队，护送驻锡内地12年的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回藏。此时我父亲在果洛等地的考察记录在《良友》等媒体上连载，引起轰动，1935年，他还在南京办了个人影展，因此“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行署”聘他当摄影师。为隆重欢迎九世班禅莅临拉卜楞寺，藏民七八万人在广阔的甘家滩草原上先期搭了数百顶花白帐房，使此处成为一座临时帐篷之城然而，英帝国担心班禅归藏后，会影响他们的西藏的既得利益，便重重阻挠，加上“西安事变”“七七事变”先后爆发，国民政府无暇关注西藏，九世班禅于1937年在青海玉树圆寂。“护送班禅归藏”的过程中，我父亲又拍了很多照片，包括后来很著名的女土司德钦汪姆像。我父亲写道：“他们（指当地人）有忠厚的性格、强壮的体魄、聪明的头脑、秀丽的面庞，如果政府能施以相当的教化，他们就可以恢复过去的光荣。”在玉树，我父亲得知京沪失陷，有家已不能回。1938年1月，他报考了航空机械学校，准备奔赴抗战一线，却未被录取。此后，我父亲又几次进入康定、昭觉城、巴塘等地考察。在大凉山，父亲遇到了土匪，给了二斤盐、二十转线的买路钱，侥幸脱身。亲朋吊丧时，青年男子结队在村前呼吼跳跃，表示隆重欢迎彝族丧事礼仪。人死后火葬，做灵牌，骨灰装入陶罐埋在田野或送至高山岩洞中。隔数年后，家庭生活富裕时举行“作帛”（或称做白），以示追悼，是彝族中最费钱的一种宗教仪式。作帛时请巫师毕摩诵经招魂，远近亲朋皆来吊丧。青年男子结队在村前呼吼跳跃，甚至挥刀鸣枪，表示隆重欢迎。一连数日，宰杀牛、羊、猪数头或数十头，作牺牲献给亡灵庄文骏：1938年，刘文辉主持的西康政府（原省级行政区，省会曾设于康定、雅安等，1939年正式建省，1955年9月撤销）聘我父亲当顾问。我父亲常年在山区考察，后来办了“西康影展”，吸引了20多万观众。蒋宋孔陈中，蒋没来，宋派了秘书来，孔祥熙和二陈（陈立夫、陈果夫）都来了。顾颉刚先生也来看展，还介绍我父亲加入中国边疆学会，但还是没能入藏。1942年到1945年，藏族资本家建康藏贸易公司，为实现入藏的愿望，我父亲加入该公司，常驻印度加尔各答，负责采购西药、布匹等，但印度政府拒绝签发护照，我父亲第四次入藏的希望又破灭了。庄文骏：我10岁后才见过他，他很关心我的学习，抗战后，他回到上海，见我的小学设施陈旧，便找朋友，将附近一家倒闭的奶粉厂的地皮买下来，建成一所小学，这所小学至今还在。父亲的同事在文章中说，父亲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就我所知，他不太爱开玩笑，有事说事，人缘很好。1949年11月，在吴波（后曾任财政部部长）介绍下，我父亲到了北京，在民族出版社的《民族画报》编辑部工作，先后得到毛主席、朱德总司令接见。我父亲与名记者、时任民族出版社社长的萨空了关系很好，萨空了升职后，新任社长对我父亲却很不满意。刚开始，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直到“文革”时，我偷偷去看大字报，才知有人认为：“庄学本是萨空了的人。”并说萨空了有5个死党，我父亲是其一。刚开始整我父亲时，我父亲曾感到很奇怪，问萨空了怎么办，萨空了说你能有什么事？有人动你，你告诉我。然而，等“开除公职、清洗回乡”的通知下达时，萨空了也没办法了，是上面批下来的。至于怎么批下来的，他也不知道。庄文骏：我父亲后半辈子一直在想这个理由，还是没想明白，见过孔祥熙、陈立夫的人太多了，这就犯罪了？我父亲回上海浦东，去街道报到，工作人员很奇怪，说：你就这点儿事？你怎么不参加个民主党派呢？庄文骏：没有任何收入。当时我结婚还刚100天，父亲突然被开除公职，我母亲说，这下咱家可把人家姑娘给骗了。那时我刚毕业，收入也就55元，每月寄回去30元。后来我也有孩子了，每月只能寄25元。经过的人知道，一个人在单位挨斗，如果家里人再对他冷眼，他多半会自杀。不论如何，我也要对父亲好一点。我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收入，家里我的两个妹妹还在上学，父亲只好变卖家产，条桌、老式木床等，全都卖了，那两台相机，他一直没卖。回浦东后，我父亲就中风了。他原来字写得不错，后来写申诉材料给周总理，右手已不听使唤，只好用左手写，所以歪七扭八。后来萨空了说，他每年能看见这些申诉材料，但上边不发话，他管也没用。就这样，我父亲整整熬了10年。燕京书评：1975年，您父亲就被平反了，那时“四人帮”还没被抓起来。庄文骏：此前我去拜访萨空了，说到我父亲，萨空了生气地说：“你父亲能有什么问题？搞你父亲，目的是为了搞我。”他说近期“气候”成熟了一点，也许能解决父亲的问题。这时，我父亲想到北京来，我把我的工作证寄给了他。今天人不知道，当时买进京火车票必须有单位介绍信，否则不卖。我把自己在北京的工作证寄给父亲，才能买票。父亲回北京后，民族出版社的一位领导来看望，探口风说，可以给父亲办退职手续。我父亲说，我没犯任何错，为什么是退职？我该办的是退休手续。出版社没这个权力，只好先拖着。两星期后，萨空了来视察，临走时不经意地问：庄学本的事办得怎么样了？出版社说了难处，萨空了不是一把手，不好当场表态。好在，当时的一把手立刻拍板：抓紧解决。一星期后，退休证书寄到我家。我一看，不对啊，怎么是中央统战部的退休证？我父亲是民族委员会的人，没在统战部上过一天班。后来才知道，退休待遇由上海发放，说是民族委员会的退休干部，上海可以不理睬，说是中央统战部的退休干部，上海不敢不接。10年中，我父亲欠了朋友很多钱，总得还人家吧，可我们实在没钱。后来单位给了1000元困难补助，还是吴波专门打招呼才下来的。我对父亲说：咱们别再申请了，吴波是财政部常务副部长，每天批上亿的单，让人家为这1000元打招呼，太难为人家了，咱们认了吧。燕京书评：被开除公职后，您父亲的那些照片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呢？庄文骏：我父亲的照片都放在单位。开除公职后，这些照片用袋子装着，上面打着红叉。平反后，这些照片被发还，本有1万多张，剩下大概有4000多张。拿到照片后，我和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筛选，筛选原则有两条。其二，涉及少数民族地区负面形象的照片，比如大烟田，统统销毁。庄文骏：这有什么可惜的？保命要紧。这中间还出了一个误会，提到我父亲当年的“西康影展”，所有史料，乃至当时媒体报道，都说20多万观众来参观。我跟父亲说：“20万人太多了吧，别再惹出点儿事，说来了10万观众算了。”父亲没吭声，我认为他默认了，以后材料都说是10万人，结果，如今相关文章出现了“20万人”和“10万人”两种说法。是我把大家弄乱了。燕京书评：这些照片太珍贵了，为何庄学本先生后来都捐出去了？庄文骏：我父亲对身外之物看得很淡，当年拍这些照片是为了国家，如今捐出去，也是为了国家。我又不懂摄影，这些照片对我没用，我也同意全捐。除了被毁掉的，剩下的都捐出去了。燕京书评：奉献这么多，悼词中“著名摄影家”却被抹去，有点不合适。庄文骏：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没在悼词中看见“著名摄影家”这几个字，据说是级别不够。我父亲是白区来的干部，不能和红区来的干部享受同等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