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丨陈美月评陆正兰《流行音乐传播符号学》

人类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符号宇宙中，任何情感与意义的表达都离不开符号，音乐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同样需要借助符号来表意。流行音乐是音乐文化符号传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符号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音乐符号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发展起来，主要集中在古典音乐传播深厚的欧洲，但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发现，流行音乐包含的文化传播因素比纯音乐要复杂得多，传统的音乐符号学研究模式不能完全解释当代流行音乐复杂的生产传播机制及社会文化影响力，流行音乐应当有自己的符号学研究方法。随着传媒技术的不断发展，国内外学界也越来越重视流行音乐的传播符号学研究，力求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流行音乐传播符号学理论体系。

陆正兰教授多年来潜心研究音乐理论相关问题，著有《歌词学》、《歌词与性别：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等著作，也翻译了《音乐媒介符号:音乐符号学文集》、《音乐符号》等书籍。陆正兰教授指出，“流行音乐的传播符号学”是国际音乐学届不断努力的方向，但是不论在国内外，现在都还没有系统的流行音乐传播符号学研究理论体系。

陆正兰教授的《流行音乐传播符号学》一书从符号学角度探讨音乐，根据美国符号学家莫里斯提出的符形学、符义学和符用学三分法，分别讨论了流行音乐文本的符形构成、流行音乐的符号意义传播以及流行音乐社会影响的符用学机制，将符号学原理与当代流行音乐发展中的一些重要传播机制结合起来研究，分析了当前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文化传播现象。

《流行音乐传播符号学》主要分为四大部分，导论部分依次从音乐符号学研究、传播符号学研究、音乐传播符号学研究，到流行音乐传播符号学研究，层层推进，引出本书的重点研究目的与思路；上篇部分着重讲述“符形学：流行音乐的文本结构研究”；中篇部分着重讲述“符义学：流行音乐的意义传播研究”；下篇着重讲述“符用学：音乐的社会使用研究”。

《流行音乐传播符号学》上篇是站在符形学的角度，对流行音乐的文本进行结构研究。符号文本都具有组合轴和聚合轴两个展开向度，音乐符号文本也是这样，任何符号表意活动都是在这个双轴关系中开展的，每一种文本最终都是双轴选择后的结果。陆正兰教授先从音乐符号特殊的双轴关系分析了流行音乐文本的构成。流行音乐文本的复杂性表现在它的复合媒介性上，不同的歌词、配器、歌手的演唱风格会影响一首作品的最终意义效果。陆正兰教授从实用符号意义和非实用符号意义角度分析音乐文本的符号意义，着重描写了流行音乐文本的艺术性、实用性和使用性。从体裁规约性来分析流行音乐文本的“非指称化”，歌的指称距离是所有语言表意体裁中最长的。陆正兰教授提到“体裁指称距离”，在解释模式上，歌词也期待接收者按体裁规定的方式得到解释。

陆正兰教授从内外呼应来分析流行音乐文本的交流格局，“我对你说”是歌曲最基本的呼应。从重复与变异来分析流行音乐文本中的“刺点”，重复在艺术上的意义和在传播学中的意义完全不同，在传播学中重复是一种冗杂，而在艺术中却是审美的关键之处。文本中的重复会产生刺点，文本外的重复可能形成互文增殖，文化社群对某个比喻集体地重复使用还可以达到意义累积变成象征的效果。从仪式和社群效应的角度分析流行音乐文本的演示性，说明演示性文本具有身体性、意动品质和可干预性，以及演示主体的社群效应。

《流行音乐传播符号学》中篇是站在符义学的角度，着重研究流行音乐的意义传播。陆正兰教授介绍了传播模式理论的发展，从最开始的线性传播模式，到循环互动模式，再到系统传播模式，都注重转播行为、信息、过程和效果，而音乐传播注重的是意义的表达，人与人的互动交流。理想的音乐传播是要从作曲、作词、配器、录制、剪辑、制作、发行到演出，每个环节都充分发挥主体性，达到意图循环。陆正兰教授从符号的意义解释来对流行音乐与纯音乐作区分，提出纯音乐符号是否表意的问题。从音乐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以及音乐的意指过程和意义解释方面来回答，音乐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有对象意义和解释项意义，只是和其他任何表意方式不同而已。

歌词在流行音乐中起到重要的定调作用，歌词决定歌的性质，不同性质的歌则有不同的流程要求。对于音乐的传播而言，伴随文本如歌手、专辑封面、同台歌星等经常起到比歌曲文本更大的作用，但歌曲接受者本人却很难意识到。流行音乐的伴随文本可分为副文本、型文本、前文本、解释文本、链文本、先后文本等，陆正兰教授提到，如果过分关注伴随文本，则可能造成喧宾夺主，甚至让伴随文本成为意义的全部所在，这在文化符号学中称为“伴随文本过执”。

歌星认同和粉丝经济是流行音乐的符号中介，歌星的名字是一个特殊的符号，即象征符号。当社会性地一再重复使用某个符号，就会不断增加该符号的语用理据性，当理据性增加到一种程度，就称之为一个象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歌星完全是歌迷构建起来供他们消费的，他们以某种崇拜和希求心理，赋予了歌手超强文化价值，而歌星则满足歌迷们摆脱庸常无奇生活的心理诉求。歌星在歌曲中演绎的情感世界，在媒体中展现的某种身份、生活方式、态度，都是在试图激起歌迷们的某种共鸣，由此产生了陆正兰教授提出的“象征趋同”。在流行音乐的传播过程中，音乐会脱离原存在的物质载体或语境载体，出现“歌不附体”现象。歌曲文本自身蕴含的意义生产能力促进了“歌不附体”现象普遍化，促进歌曲的流行。歌曲是以块茎式传播，这是因为歌曲的每一次传唱都会产生新的意义解读，歌曲的内在流传意图决定了这一特性，达到无限衍义的效果。随着新兴科技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介的种类也不断扩展。MV作为一种音乐媒介，有着其他媒介无法替代的表意能力，不仅仅是听觉媒介，还融入了视觉媒介，增加了媒介的助推能力。新媒介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对社会文化新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流行音乐传播符号学》下篇是站在符用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社会使用。将音乐符号的双重分节分为音乐符号形式和音乐符号对象两个层面，音乐符号的双重分节能够帮助符号意义的传达，也是社会秩序保障的重要原则。音乐符号的分节不仅是简单地将音乐风格或者类型进行分类，还是一种理解文化的重要手段。现在的流行音乐不再受传统音乐的时空限制，已无处不在。音乐传播空间作为音乐文本的伴随文本来说，对其有着很深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其他一般的伴随文本。音乐与空间的结合基于三种空间变异，空间的文化化、空间的媒介化以及空间的功能化。陆正兰教授讨论了在音乐-空间文本中，音乐意义更重要还是空间意义更重要，陆教授用四种亚型来进行讨论，第一种以空间为主，音乐为辅；第二种以音乐为主，空间为辅；第三种音乐与空间互渗；第四种是音乐与空间互构形式。

陆教授讲到流行音乐的异质符号编码会产生音乐的再媒体化和音乐符号的修辞间性。流行音乐具有性别性，在所有艺术门类中，歌唱是最具有影响力的性别实践活动，歌曲的文化传播实践对性别建构有着特殊的意义，进一步分析了歌曲中概念对喻的标出性偏边和标出性翻转，将时尚与流传做出区分，分析了流行音乐的文化代际和文化反哺。在新媒体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流行音乐符号域也不断扩展，民歌也不断向流行音乐靠拢。

《流行音乐传播符号学》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陆正兰教授将歌曲的受众称为“歌众”，将其与“听众”“观众”“读者”区别开来。流行音乐是一种大众参与实践的文化样式，和其他艺术门类的单向发送不同，流行音乐的传播有两层主体：一是发送主体，而是再发送主体。歌者是发送主体，演唱曲目进入了听者的耳朵，歌众接受歌曲时进行传唱，成为了再发送主体，自己也参与到了这种“实践”中，这与其他艺术形式都是不同的。

音乐是表意的，只是和其他任何表意方式不同而已。音乐的符号文本非常特殊，同一首乐曲至少可以有乐谱文本，音乐现场表演文本和试听媒体文本这三种文本形态。流行音乐的生产和传播过程有着特殊机制，它包含五个基本环节：歌词、音乐、演唱、传播和接受。流行音乐文本作为比纯音乐更复杂的音乐文本，除了再现音乐文本本身的构成意义的文本，还可以向前后扩展：形成流行音乐文本之前体现创作者意图意义的文本，和在流行音乐文本构成之后体现传播接受者的认知与效果意义的接受文本。

中国流行音乐对中国文化的传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文化产业不断商业化的背景下，歌曲的包装和流传也变得商业化，但是中国歌曲是由中国文字写成，是本地文化产品，是中国性的艺术。中国流行音乐将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空间中，继续发挥其特殊的文化符号意义传播功能。

本文原载于《符号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