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哥说

这是本学期历史学系昝涛老师开设的通识核心课程“伊斯兰教与现代世界”的优秀读书报告。昝老师在第一堂课上就告诉我们：“不理解宗教就理解不了世界，伊斯兰的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也是这个国家的问题。”面对与我们不同的文明形态，与其毫不犹豫接受和相信主流文化对它的诠释及相伴而来的扭曲，不如力求在自己的理解中还原这个文明的真相。这也是昝老师开这门课的初衷——在文明的冲突在媒体上被夸大的同时，我们中国人应当如何面对伊斯兰？长期以来，伊斯兰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及价值体系，在不同的视角下呈现出不同的形象。在1975年横空出世的《报道伊斯兰》无疑震撼性地为西方提供了认识伊斯兰文明的新视角。

“报道”一词原为cover，不仅仅是报道，更有“遮蔽”的意涵。在各种媒体的报道中，文明的真相被遮蔽，留下的只是表层的偏见。本文不仅对书中的几个重要观点有所生发，还将其与《文明的冲突》相比较，体现了学术思想的碰撞沟通。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时刻警惕，被“报道”的不只是伊斯兰。

Vol.585

含英咀华

《报道伊斯兰》读书报告

李典易

国际关系学院

《报道伊斯兰》是已故的著名文学与文化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的名作。此书的副标题是“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这种方式被萨义德总结为“cover”，在英文中既有“报道”的含义，也指“掩饰”、“遮蔽”。作者首先批判了大量西方（尤其是美国）记者与学者对伊斯兰教形象的扭曲，接着以伊朗事件（即伊朗人质危机）为例，分析了这种扭曲的运作过程。最终，作者从知识与权力的角度，揭示“报道伊斯兰”背后的权力逻辑，提醒我们透过“知识”的表象，看清“诠释”的本质。

作者认为，我们从学院、政府与媒体上获知的、权威正统的伊斯兰报道，彼此之间都声气相通，而且比起西方世界中其他任何一种“报道”或诠释，其散布更为广泛，更具说服力与影响力。这种报道之所以会成功，主要因素在于创造报道的人物与机构的政治影响力，而未必是真实性或精确性。这种报道的目标与伊斯兰教本身的真确知识，关系微乎其微。结果获胜的不仅是一种特定的伊斯兰教知识，更是一种特定的诠释，从不接受挑战质疑，而且对非正统、追根究底的心灵提出的问题无动于衷。[1]

下面，笔者将从五个方面分享自己阅读此书后的思考与启发：①从历史的角度看待现实；②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作用需要重视；③“报道伊斯兰”VS“文明冲突论”；④放下血统、呼唤正义；⑤被“报道”的不只是伊斯兰。

图为《报道伊斯兰》第一版封面

伊斯兰世界在20世纪70年代从被人遗忘的角落一夜之间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伊朗也似乎从美国坚定的盟友摇身一变成为与美国有血海深仇的敌人。藉由媒体的报道，革命后的伊朗针对美国燃起一股无名的怒火，大部分记者与学者都将注意力集中于伊朗人民这种看似不可理喻的行为，却鲜有人反思伊朗反美背后的历史逻辑。关于人质危机的新闻报道给人一种“美国是受害者”的印象，但是反思历史，究竟谁是真正的受害者？

单就美国使馆人质被伊朗学生劫持而言，美国人是受害者，伊朗违背了1964年生效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2]不过，人们往往忽略了在此之前伊朗末代国王默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流亡美国的事实，伊朗人要求美国交还逃离伊朗正在美国治病的巴列维以交换人质。美国接纳了一位被伊朗人民推翻的前统治者，这本身就是对伊朗的干预和挑衅。实际上，美国深深地卷入了伊朗的内政斗争，只是美国媒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愿意认真处理伊朗人民对于逊王巴列维以及美国长期无条件支持逊王政策的怨恨。[3]1953年8月，试图实行石油国有化的伊朗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被美国暗中支持的军事政变推翻，这种侵犯伊朗主权的行径在新闻报道中可以被有意忽略，但它给伊朗人民留下的痛苦印记却难以磨灭。伊朗对于美国干涉其内政、垄断其石油资源的怨恨由来已久，积怨在人质事件中爆发，只是媒体以自身看似合理的“解释”来取代真实，却根本无意从历史的角度看待现实。

让我们继续放宽历史的视野——被劫持过的也不只是美国自家的使节。1828年，当时统治伊朗的恺加王朝在与俄国的战争中失利，双方签订了《土库曼恰依和约》，对俄国人的仇恨情绪笼罩着首都德黑兰。12月，俄国派亚历山大•格里鲍耶多夫为特别公使到德黑兰，他袒护盗窃伊朗王宫金银财宝并逃往俄国公使馆避难的国库总监米尔扎•雅古勃，还公然要求伊朗政府将居住在德黑兰的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妇女送交俄国使馆。格里鲍耶多夫的行为激怒了德黑兰市民，1829年2月11日，俄国使馆受到冲击，格里鲍耶多夫等37名使馆人员被杀。[4]难道伊朗人就是一群时刻准备对外国使节下手的暴民？萨义德的话一针见血：“19世纪‘投降协定’的背景显然能解释伊朗人民对于所有‘外国魔鬼’——尤其是外交官员——格外强烈的反感，美国不是伊朗人民唯一的目标。”[5]近代以来，作为文明古国的伊朗（波斯）有着被俄国、英国、美国等外部强权干预、占领与殖民的历史，伊朗人民的反抗与斗争持续不断，将“伊朗事件”放在历史的视角下来审视，显然远比简单地妖魔化更能得到合理、有说服力的解释。

作者在分析伊斯兰教形象被扭曲的原因时，将注意力集中在记者与学者之上，认为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将伊斯兰教妖魔化，学者则不能够客观地展现伊斯兰世界的全貌，而是根据个人的好恶、迎合政府的意图，刻意将伊斯兰教扁平化、同质化，划分出“我们”与“他们”的鲜明界限。不过，笔者在阅读时发现另一个造成伊斯兰教形象被扭曲的原因，在书中有所提及但未引起作者足够的重视：电视节目主持人自身的素养和态度，以及他们对出席节目嘉宾的刻意引导，同样会对伊斯兰教形象的报道产生影响。

书中提及的两种主持人形成鲜明对比：一位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今日秀”节目的主持人罗伯特·阿柏奈西，他在节目中质疑两位以色列嘉宾指称苏联、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伊朗“激进的”穆斯林之间有“利益的契合”的说法，礼貌地质疑两人的说法听起来很像以色列某种“抹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形象”的企图，使两人貌似有理有据的主张露出了马脚。[6]与之相对的是美国公共电视网PBS“麦克尼尔／雷勒报道”节目中的两位主持人，在节目中来宾紧密地围桌而坐，两名主持人咄咄逼人、控制全局，他们有选择地提供讨论话题，节目中的问题总是针对如何处理危机，不会去试图了解在非白种人、非欧洲人的世界中，新的地平线已经在各地区展开；对于地缘政治、教派纷争、伊斯兰复兴与权力平衡，几乎都是不假思索地诉诸现时既有的观点。[7]主持人迥异的表现，自然使两个电视节目的质量与水平高下立判。

笔者认为，首先不能过于夸大主持人的作用，因为嘉宾、话题等很多因素都很可能不由主持人决定，电视节目的内容也必然受到诸多限制。然而，主持人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因为他们主导节目的进程，嘉宾的见解在他们的引导之下传达给观众；如果主持人坚持公正的原则，有较高的职业素养和操守，就会觉察到嘉宾的见解是否客观；但如果主持人对节目主题有先入为主的印象，自身怀有深刻的偏见，那么他们很可能忽视嘉宾的公正见解，而刻意夸大符合自己意图的观点。作者在书中曾提及这一现象但并未加以深究，笔者认为应提高对这一现象的重视程度，充分地评估主持人水平高下、是否怀有偏见对于电视节目客观性、公正性的影响。

主流媒体也许只为我们展现了伊斯兰文明某些有限的侧面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刊登于1993年《外交事务》期刊的夏季号，当时立刻引发高度注意与热烈反应；1996年同名专著出版。2001年“9·11”事件发生，亨廷顿的预言似乎得以证实；然而在萨义德看来，亨廷顿事实上是个意识形态空想家，一心要将“文明”与“认同”扭曲成已然定型、封闭的体系。亨廷顿的观点剥夺了赋予人类历史生机的无数潮流与逆流，也无视于数百年来的人类历史不仅有宗教战争与帝国征战，更有相互交流、增益与分享。“文明冲突论”全然忽略了历史隐而不显的这一部分，只急于以荒谬可笑、狭隘简化的方式来凸显文明的斗争。[8]

“文明冲突论”之所以广受追捧，有其特定的原因与逻辑。穆斯林在遭遇一个再现为“西方文明”的巨大实体时不断失败，其自我认同因此有增强的倾向；有鉴于此，西方内部的煽动家也猛烈抨击中世纪的狂热思想与残酷暴政。对几乎每一位穆斯林而言，强调伊斯兰认同本身就是一种近乎无限的反抗行为，也是生存所必需。战争似乎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结果，亨廷顿宿命论式的“文明冲突论”因此特具吸引力。[9]

然而，从“报道伊斯兰”的视角来分析，“文明冲突论”站不住脚。亨廷顿试图宣扬的是某个特定文明与西方的水火不容，尽管双方有千年来的和平交流历史与未来继续对话的可能性。在亨廷顿看来，伊斯兰教是任何一个西方人的头号大敌，就好像每个穆斯林与西方人都是密不透风的文化认同容器，且注定要永无休止地进行自我复制。[10]亨廷顿对伊斯兰教的诠释将精力耗费在其与西方相互冲突的狭隘观点上，刻意忽视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复杂多样、忽视两者之间除冲突之外的关系。

亨廷顿笔下的伊斯兰文明是一种“好战的文明”，[11]这种诠释是对伊斯兰教的刻意扭曲。我们在关注西方国家发生恐怖袭击时，不应忘记谁是真正的好战者，谁曾在冷战结束以来对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伊斯兰世界多国动武，谁在最近轰炸叙利亚，谁长期支持以色列非法占领穆斯林的领土。亨廷顿无意澄清事实的来龙去脉，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将“伊斯兰文明”塑造成咄咄逼人的进攻者，美国与西方却变成可怜兮兮的受害者。

亨廷顿之所以会提出“文明冲突论”，根本原因在于冷战衍生出的政策、研究甚至心态，至今仍主导超级强权与其他地区的关系。[12]“文明冲突论”背后是冷战思维在作祟。冷战结束了，“邪恶帝国”苏联崩溃了，还有没有哪个国家敢于和美国对抗？被冷战思维所束缚的学者与政客习惯性地在世界上寻找新的“敌人”，于是炮制出所谓“邪恶轴心”、“好战的伊斯兰文明”；他们的真正用意是以一个貌似客观的标准来区隔“我们”与“他们”，让西方世界重新集结在同一面旗帜之下，展现“我们”无可匹敌的力量；至于“他们”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敌人，诠释的成分远多于事实。

图为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书影

五

西方与伊斯兰教的二元对立是否真的存在？是否每一个穆斯林对西方都心怀怨恨、每一个西方人对穆斯林都充满误解？萨义德自己就是这个问题最好的答案。中国当代著名穆斯林作家张承志曾写道：“长久以来，人们都以为E.萨依德（即爱德华·萨义德）是个穆斯林，因为它是殖民主义东方话语体系的克星、是巴勒斯坦人民主权的辩护者、是第三世界的理论旗手。而事实上萨依德虽出生在耶路撒冷，却并非出生在穆斯林家庭。不是血统的动机、是凛然的大义使他毕生为异类、包括为穆斯林世界呼吁与阐释。他是一个高尚的灵魂，既扫荡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更讨伐着横行的霸权主义。每当我独自咀嚼其中意味，都陷入强烈的激动。”[13]

萨义德自己也在书中写道：“我本人既没有宗教信仰，也不具备伊斯兰教背景，但我自认为可以了解那些宣称自己具有某种信仰的人。”[14]萨义德反对盲目地给特定群体贴上“西方”、“伊斯兰”、“基督徒”、“穆斯林”的标签，这些标签背后隐含的是简化与强制，人为地划分敌对阵营。萨义德虽然不是穆斯林，从小接受西方教育，长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但他并没有因为自身的血统、宗教信仰等原因而向其他学者那样对伊斯兰教怀有偏见；他的作品和主张使亨廷顿等学者蓄意划分的“西方”——“伊斯兰教”二元对立阵营不攻自破，他设身处地地思考伊斯兰教所遭遇的问题，毫不留情地指出西方种种不义之举。因此，萨义德以自身经历提醒我们：跳出血统、地域、宗教信仰等窠臼，放弃盲目自大、故步自封与“非此即彼”的偏见，用心了解、倾听不同群体的主张，探求被表象掩盖的事实，呼唤被强权绑架的正义。

图为萨义德另一本书《东方学》封面

六

“也许，对世界上十数亿穆斯林来说，日日的风刀霜剑，就是电视机起劲送来的坏消息。一切偏见、误导、歧视、谎言，都在电视等媒体上千百倍地扩大，助纣为虐，加入着新帝国主义对人心的践踏。”[15]如果我们用萨义德提供的“诠释”视角看待世界、看待知识与新闻报道，很容易发现张承志所言的“偏见、误导、歧视、谎言”，并不是针对伊斯兰的“专利”，其他很多事物也都如此，只是程度有所不同。

一部德国电影《再见，列宁》虽然未涉及伊斯兰教，但更加直观、深刻，也更巧妙地揭示了“报道”这一自觉行为对现实的扭曲。电影讲述的是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青年亚历克斯照顾在长期昏迷后苏醒并卧病在床的母亲克里斯蒂娜；母亲作为前政权的忠实拥护者，在柏林墙倒塌前就陷入昏迷，因心脏病而不能承受东德剧变这一事实的惊吓。亚历克斯通过播放过去的录像带、让邻居模仿东德剧变前的言行，甚至拍摄假新闻来掩盖东德的新变化，从而让母亲感觉东德的剧变并未发生，一切都是过去的老样子。这部电影无疑是对东德现实的讽刺，但当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亚历克斯为母亲“恢复”旧日东德的种种努力，便惊讶于真相是如此容易被掩饰；不仅已有的新闻报道千遍一律、毫无新意，就连新出现的事物同样可以通过“报道”摇身一变，成为符合新闻制作者意图的、展现给特定观众并让他们毫无异议地全盘接受的所谓“新闻”。在电影中，甚至柏林墙倒塌、大量东德人涌入西德都能够被“报道”为“西德难民逃亡东德”，新闻对事实的扭曲可见一斑。

其实，这正符合萨义德在书中的观点：“新闻与其说是被动的已知事实，不如说是源自一套复杂的过程，经过通常是深思熟虑的选择与表达。”[16]我们作为新闻的接收者，“对真实的感知，不仅倚赖我们为自身塑造的诠释与意义，还倚赖我们接收的诠释与意义。因为接收的诠释是社会生活整体的一部分。”[17]我们时时刻刻在关注新闻，却往往忽视了新闻是对真实的“诠释”，甚至被新闻所蒙蔽而不自知。萨义德的书从伊斯兰教切入，揭示了新闻运作的普遍规律，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深思。

图为爱德华·萨义德

七

“当意见变形为现实时，新闻也就摇身一变化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萨义德提醒我们，要透过新闻报道的表象看到极有可能被扭曲的真实，要意识到知识背后发挥作用的是权力。萨义德对于“报道伊斯兰”现象能否改善并不乐观，事实也证明了他的看法，越来越多抹黑伊斯兰教的信息不仅频频见诸传统媒体，还在新媒体上博人眼球。我们面对形形色色、鱼龙混杂的新闻报道，需要时刻牢记萨义德的箴言：“除非我们能够从人性与政治的面向，将知识理解为某种必须去争取的事物，而且知识效力对象是人类和平共存与社会群体，而不是特定的种族、国家、阶级或宗教，否则我们的前景仍将黯淡无光。”[18]

注释：

[1] [美]萨义德著.报道伊斯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216.

[2] 贾兵兵著.国际公法 和平时期的解释与适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245.

[3] [美]萨义德著.报道伊斯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48.

[4] [伊朗]阿布杜尔礼萨•胡尚格•马赫德维著;元文琪译.伊朗外交四百五十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96-197.

[5] [美]萨义德著.报道伊斯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32.

[6] [美]萨义德著.报道伊斯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13.

[7] [美]萨义德著.报道伊斯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26-127.

[8] [美]萨义德著.报道伊斯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233.

[9] [美]萨义德著.报道伊斯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99.

[10] [美]萨义德著.报道伊斯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57.

[11]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233.

[12] [美]萨义德著.报道伊斯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37.

[13] 张承志著.聋子的耳朵[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205.

[14] [美]萨义德著.报道伊斯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59.

[15] 张承志著.聋子的耳朵[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63-64.

[16] [美]萨义德著.报道伊斯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64-65.

[17] [美]萨义德著.报道伊斯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60.

[18] [美]萨义德著.报道伊斯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205.

参考文献：

1.[美]萨义德著.报道伊斯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2.[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3.张承志著.聋子的耳朵[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

4.[伊朗]阿布杜尔礼萨·胡尚格·马赫德维著;元文琪译.伊朗外交四百五十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思岐 编辑  /  东宇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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