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大纲｜佛教艺术和考古：南亚与中国
Vol.726.1
课程大纲
佛教艺术和考古：南亚与中国课程大纲
博雅哥说
今天博雅哥为您推送的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崇峰老师开设的通识核心课程“佛教艺术和考古：南亚与中国”。本课程具体内容以时代为纲，拟从建筑、雕塑和绘画三重视角讲授古代天竺和中国佛教艺术的渊源与流变，打通南亚、中亚与中国三大地域的佛教文化，使选课学生加深对文明传统的理解，具备跨文化的视野，认识问题背后的历史渊源，为下一步的专业教育铺垫基础。
开课院系：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教师：李崇峰
学分：4
教师介绍
授课教师
李崇峰
李崇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印度、中亚和中国佛教考古与佛教艺术研究。1995年以来李崇峰教授先后主持过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和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等项目8 项，多次应邀参加印度、巴基斯坦、美国、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瑞典、日本、韩国、及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或发表演讲。
学历 ：
1991-1995: Department of Buddhist Studies, University of Delhi(德里大学佛教研究系) 哲学博士；
1985-1990: （中国）北京大学考古系历史学硕士；
1978-1982: （中国）辽宁师范学院外语系文学学士
任职简历 ：
2004- 北京大学佛教考古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6-2004: 北京大学佛教考古学副教授
1995-1996: 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 博士后
1987-1991: 敦煌研究院石窟考古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1982-1985: 敦煌文物研究所 翻译
主要专著：
《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再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中印佛教石窟寺比较研究----以塔庙窟为中心》（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中印佛教石窟寺比较研究----以塔庙窟为中心》，新竹：觉风佛教艺术文化基金会，2002年。
Chetiyagharas in Indian and Chinese Buddhist Caves: A Comparative Study (Ph. D Dissertation). Delhi：University of Delhi, 1995.
课程简介
作为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列的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广泛传播于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既对其政治、社会、文化和艺术传统产生过重大影响，也丰富了古代各族人们的精神生活。如中国从北魏开始，佛教即“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行。”（《魏书:释老志》）唐代长安城分设若干“坊”，每坊几乎都设佛寺， 负责对坊内百姓的精神束缚。又，中土传统上称佛教为象（像）教； “‘象教’，谓为形象以教人也。”（六臣注《文选》）因此，佛教雕塑与绘画是佛法传播的重要媒介或手段。
《佛教艺术和考古：南亚与中国》是为全校本科生开设的选修课，拟从考古与艺术学科交叉的角度解读南亚（包括中亚）与中国的佛教文化遗产。佛教考古的对象，主要包括地面佛寺遗址、石窟寺遗迹和佛教遗物；而佛教艺术史研究的重点，则偏重后两项，即石窟雕塑、壁画及单体造像。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主要从佛教考古角度讲授，兼及艺术史研究方法。
学习目的
一般说来，传统文化包括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两大部分。为完善北京大学“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本科教育体系，引导学生思考人生意义,把握人类文明及传统，我们以宗教文化为背景，开设这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通过教师讲授和学生对经典著作的研读，与同学一道探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本源。
课程具体内容以时代为纲，拟从建筑、雕塑和绘画三重视角讲授古代天竺和中国佛教艺术的渊源与流变，打通南亚、中亚与中国三大地域的佛教文化，使选课学生加深对文明传统的理解，具备跨文化的视野，认识问题背后的历史渊源，为下一步的专业教育铺垫基础。
课程大纲
本课程内容分作4单元18讲，教师讲授20次，组织学生讨论2-3次。通常每周讲授一讲内容，部分章节会在讲授及讨论过程中有所调整。所列参考书目，“必读”部分要求选课同学在课下阅读，“浏览”部分建议学生大略翻看一下，“选读”部分仅供有兴趣的同学进一步参阅。
佛教起源与原始造像
第1讲 绪论
作为“象教”，本讲向大家讲述佛教的产生、发展和原始佛教造像。同时介绍学习古代天竺与中国佛教艺术和考古的目的，并提示本课程的一些重点内容和考核要求。
阅读书目
1. ［东晋］法显撰《法显传》，章巽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26-147 页。（必读）
2. É. Lamotte, 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 des origines à ľére Śaka, Louvain:Bibliothèque du Muséon, 1958/ É. Lamotte,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fromthe origins to the Śaka era, Louvain-la-Nueve: Institut Orientaliste deľ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1988.（浏览）
3.
A. ［唐］玄奘撰《大唐西域记》，季羡林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B. 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年。
C. Najime Nakamura（中村 元），Indian Buddhism: a survey with bibliographical notes,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rivate Limited,1987.（选读）
2
僧伽蓝渊源与流变
第2讲 天竺精舍营造
“僧伽蓝，旧译云村，此应讹也。正言僧伽罗磨，云众园也。”（玄应《众经音义》）“伽蓝”，应为saṃghārāma 之略译或简称。僧伽蓝或伽蓝，原指僧众所居之园林，一般用来称僧人栖止之佛寺。至于精舍，“非以舍之精妙名为精舍，由有精练行者之所居，故谓之精舍也。”（慧苑《新译大方广佛花严经音义》引《艺文类聚》）即佛寺之别称，但其原语不一。
释迦牟尼接受竹林精舍（Veḷuvanārāma）作为比丘栖身之处，是早期佛教寺院制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对于地面佛寺（僧伽蓝）在公元前六世纪的创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佛像出现后，曾被广泛安置于精舍或僧伽蓝之中， 迄今所见各种大型佛教造像多出其遗址。
阅读书目
1. ［唐］义净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王邦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第102-131页。（必读）
2. Sukumar Dutt, Buddhist Monks and Monasteries of India: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Indian cultur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62.（浏览）
3.
A. ［唐］义净撰《南海寄归内法传》，王邦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B. John Marshall and Alfred Foucher, The Monuments of Sāñchī,Calcutta: Manager of Publications/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1940.
C. Debala Mitra, Buddhist Monuments, Calcutta: Sahitya Samsad, 1971.
D. A.Ghosh, Nalanda, 6th ed., New Delhi: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1986.
E. Chongfeng Li, “Jetavanārāma and Early Saṃghārāmas of China”, in: Buddhist Monasteries of South Asia and China, ed. Sanjay Garg, New Delhi: Manohar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2017: 157-209.（选读）
图为古印度佛教著名寺院竹林精舍，梵文为Veḷuvanārāma
第3讲 罽宾僧伽蓝类型
法国沙畹认为古印度佛教圣地有二：一在辛头河流域，一在恒河流域。中夏巡礼之僧俗多先历辛头，后赴恒河；有不少巡礼之人，如宋云、惠生之徒者，且不远赴中印度，而以弗楼沙国或呾叉尸罗（Taksaçila）为终点也。迦湿弥罗与弗楼沙、竺刹尸罗（呾叉尸罗）、犍陀卫（乾陀罗）及乌苌等地，应为中国史书所记之罽宾。
魏晋南北朝时期，“罽宾多出圣达”（《出三藏记集》），当时中土与罽宾的往还非常频繁。作为供养礼忏和栖止禅修的中心，《法显传》所记僧伽蓝与《洛阳伽蓝记》所述塔寺的布局如何?
阅读书目
1. ［魏］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周祖谟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99-237页。（必读）
2. John Marshall, Taxila: an illustrated account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carried out at Taxila under the order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betweenthe years 1913 and 1934,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3 vols.（浏览）
3.
A. ［东晋］法显撰《法显传》，章巽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 26-53 页。
B. Domenico Faccenna, Butkara I (Swāt, Pakistan) 1956-1962, 5 parts, Rome: IsMEO, 1980.
C. Pierfrancesco Callieri, Saidu Sharif I(Swat, Pakistan) 1, The Buddhist Sacred Area; The Monastery, Rome: IsMEO,1989.
D. Domenico Faccenna, Saidu Sharif I (Swat, Pakistan) 2, The BuddhistSacred Area; The Stūpa Terrace, Text, Rome: IsMEO, 1995.
E. Chongfeng Li,“Site-plan of the Buddhist Saṁghārāma at Sahrī-Bahlol, Gandhāra”, in: FromLocal to Global: Papers in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ed. Kamal Sheel et al,Delhi: Buddhist World Press, 2017: 421-447.（选读）
第4讲 北朝伽蓝布局
中国的佛教寺院制度传自印度，以供奉舍利的浮图（塔）为中心建置。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塔通常含有佛寺之意，汉文史料中也多有建塔即建寺的记载，但北魏杨衒之记录洛阳地面佛寺时还是采用了外来术语“伽蓝”。
迄今内地发现的地面佛寺，以云冈石窟西部冈上发掘出土的寺址为最早，应是天竺僧伽蓝在内地营造的最初尝试。稍后兴建的洛阳永宁寺,在这种布局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堪称中国境内第一座汉化佛寺。
阅读书目
1. 宿白《东汉魏晋南北朝佛寺布局初探》，载：宿白著《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年，第 230-247 页。（必读）
2. [魏]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周祖谟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 （浏览）
3.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年。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教遗址的勘探与发掘》，刊：《考古》2010年第7期，第31-42页。
C.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河北临漳邺城遗址核桃园一号建筑基址发掘报告》,刊：《考古学报》2016年第4期，第 563-591页。
D. 李崇峰《从犍陀罗到平城：以寺院布局为中心》，载：李崇峰著《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267-312页。
E. 李裕群《隋唐以前中国佛教寺院的空间布局及其演变》，刊：《边疆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集刊》第一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年，第287-311页。（选读）
图为大同云冈石窟
第5讲 隋唐佛寺之汉化
除“舍宅为寺”外，辟地新建的独立型地面佛寺，由于少受或不受固有地物限制，在规划设计上可以充分体现佛教经律及信徒各种宗教行为的需求，受到了“四众”和供养者的青睐，是南北朝后期以降流行的形式。
迄隋唐，各地盛行营造多院落式大型佛教寺院，尤其唐代“国家大寺”，规模宏大，布局复杂。如长安城内大庄严寺占据一坊之地，“复殿重廊，连甍比栋，幽房秘宇”，除中心佛塔外还应包括众多别院，应是完全汉化了的僧伽蓝。
阅读书目
1. 宿白《试论唐代长安佛教寺院的等级问题》等三篇，载：宿白著《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年，第248-285页。（必读）
2.
A. ［唐］道宣撰《关中创立戒坛图经》，载：《大正藏》第45卷，第807a-819a页。
B. 道宣撰《中天竺舍卫国祇洹寺图经》，载：《大正藏》第45卷,第882a-896b页。（浏览）
3.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寺与西明寺》，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年。
B.安家瑶《唐长安西明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刊：《唐研究》第 6 卷（2000 年），第337-352页。
C. 龚国强《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年。
D. 钟晓青《初唐佛教图经中的佛寺布局构想》，载：当代中国建筑史家十书《钟晓青中国古代建筑史论文集》， 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13 年，第233-248页。
E. 萧默《敦煌建筑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年。（选读）
3
石窟寺起源与发展
第6讲 天竺石窟类型
作为早期僧人禅观和信徒供养、礼忏之处，石窟寺既是对一般地面佛寺的模仿，也可视作同时期砖木结构或泥笆草庐之寺的石化形式，这点在印度石窟群中反映得颇为显著。
根据洞窟形制和使用性质的不同，印度的佛教石窟可以大体分作僧众栖止禅修生活用窟和信徒供养礼忏佛事用窟两类；前者以僧坊窟（lēṇa）为主，后者主要指塔庙窟（chētiyaghara）。至于石窟寺与地面佛寺之关系，我们主要讲述一下lēṇa与vihāra和chētiyaghara与stūpa的关系。
阅读书目
1. 李崇峰《中印佛教石窟寺比较研究：以塔庙窟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1-8、25-62页。（必读）
2. Seshabhatta Nagaraju, Buddhist Architecture of Western India (c. 250 B.C.~c. A.D. 300), Delhi: Agam Kala Publication, 1981: 68-71.（浏览）
3.
A. James Fergusson and James Burgess, The Cave Temples of India, London:W. H. Allen & Co., 1880.
B. Jas. Burgess, Report on the Buddhist CaveTemples and Their Inscriptions; supplementary to the volume on “The CaveTemples of India”,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Western India, vol. IV, 1883.
C. Percy Brown, Indian Architecture: Buddhist and Hindu periods, 3rd rev & enl.ed., Bombay: Taraporevala Sons & Co, 1956.
D. Vidya Dehejia, Early BuddhistRock Temples: a chronological study,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72.
E. 佐藤宗太郎『インドの 石窟寺』，東京：東京書籍，1985 年。（选读）
第7讲 阿旃陀--印度石窟寺之典范
阿旃陀（Ajaṇṭā，一译阿姜塔）石窟，开凿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奥兰伽巴德市东北106公里处的新月形溪谷崖壁。唐代高僧玄奘 637 年前后游历此地， 称之“阿折罗伽蓝”，并在《大唐西域记》中做了较详细的记录。
阿旃陀石窟，是集建筑、雕刻、绘画三者为一体的佛教艺术。鉴于其卓越的文化遗产价值，阿旃陀已于 1983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阅读书目
1.［唐］玄奘撰《大唐西域记》，季羡林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 第891-897页。（必读）
2. A. Ghosh, ed., Ajanta Murals, New Delhi: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1967.（浏览）
3.
A. G. Yazdani, Ajanta: the colour and monochrome reproductions of theAjanta frescoes based on photograph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art I, 1930; part II, 1933, part III, 1946, part IV, 1955.
B. 宫治昭『アジヤンタ-窟院』，东京：株式会社讲谈社，1981.
C. Dieter Schlingloff, Ajanta-Handbuch der Malereien I (Handbook of the Painting I): ErzählendeWandmalereien-Narative Wallpaintings in drei Bänden, 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 2000/ Dieter Schlingloff, Ajanta-Handbook of thePaintings I, Narrative Wall-paintings, 3 vols., New Delhi: Aryan BooksInternational, 2013.
D. Walter M. Spink, Ajanta: History and Development;Vol. I: The End of the Golden Age, 2005; Vol. II: Arguments about Ajanta,Patterns and Patronage, 2006; Vol. III: The Arrival of the Uninvited, 2005;Vol. IV: Ajanta, Year by Year, 2008; Vol. V: Ajanta, Caves by Caves, 2007; Vol.VI: Ajanta, Painting & Sculpture, 2008, Leiden: E. J. Brill, 2005-2008.
E. 李崇峰《阿旃陀石窟参观记》，载：李崇峰著《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5-104页。（选读）
图为阿旃陀石窟，梵文名为Ajaṇṭā
第8讲 巴米杨石窟年代
巴米杨（Bāmiyān）石窟，开凿在阿富汗喀布尔市西北230公里的兴都库什山脉西段巴米杨溪谷的北侧崖壁上。公元 628 年（或 630 年），玄奘游历梵衍那国（巴米杨）并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述了两大立佛及巨型“涅槃卧像”。这应是现存有关巴米杨石窟的最早记载。
从洞窟形制和残存壁画推断，巴米杨石窟以佛殿窟为主，与天竺早期流行的以塔庙窟为中心有别，反映出当地在佛教信仰上已发生了变化。巴米杨石窟最著名者是前述两大立佛，分别编号为第155 窟和第 620 窟，它们是断定巴米杨石窟年代的重要遗迹。
阅读书目
1. ［唐］玄奘撰《大唐西域记》，季羡林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129-135页。（必读）
2. D. Klimburg-Salter, The Kingdom of Bāmiyān: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 of theHindu Kush, Naples: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Rome: Istituto Italiano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89: 77-92.（浏览）
3.
A. André Godard, Y. Godard, and Joseph Hackin, Les antiquités bouddhiquesde Bāmiyān, Mémoires de la Délé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çaise enAfghanistan II, Paris et Bruxelles: Les Éditions G. van Oest, 1928.
B. JosephHackin and Jean Carl, Nouvelles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à Bāmiyān,Mémoires de la Délé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çaise en Afghanistan III, Pariset Bruxelles: Les Éditions G.van Oest, 1933.
C. 樋口隆康編『バーミヤーン:アフガニスタンにおける仏教石窟寺院の美術考古学的調查1970-1978年；京都大學中央アシア學術調查報告』第I卷図版篇（壁画）,第II卷図版篇（石窟構造），第III卷本文篇，第IV卷英文/実测図篇，京都： 同朋舍，1983-84年.
D.塔尔济著《阿富汗巴米扬:2002-2006 年法国的最新考古发掘》，段晴译，载：李崇峰主编《犍陀罗与中国》，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 年，第？-？页。
E. Michael Petzet ed., Giant Buddhasof Bamiyan: safeguarding the remains, Monuments and Sites Series No. XIX,Berlin: ICOMOS-Hendrik Bäßler, 2009.（选读）
第9讲 克孜尔中心柱窟图像志
古龟兹的佛教石窟寺，以克孜尔石窟位置重要，类型齐备，内容丰富，延续长久，堪称代表。根据洞窟形制及性质，克孜尔石窟主要分作四种类型，即中心柱窟、大像窟、僧房窟和方形窟。
中心柱窟（包括大像窟）应是早期信徒进行供养礼忏、从事佛事活动的主要场所。鉴于窟内塑像与壁画的经营位置相对固定，克孜尔中心柱窟似有统一的圣像设计（iconological scheme）或规范的图像志（Iconography）。
阅读书目
1. 李崇峰《克孜尔部分中心柱窟与<长阿含经>等佛典》，载：李崇峰著《佛教考古 从印度到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99-264页。（必读）
2. Albert Grünwedel, Altbuddhistische Kultstätten in Chinesisch-Turkistan: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von 1906 bis 1907 bei Kuča, Qarašahrund in der oase Turfan, Berlin: 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 1912: 5-6.（浏览）
3.
A. 宿白《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的类型与年代》，载：宿白著《中国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1-38页。
B. 马世长《克孜尔中心柱窟主室券顶与后室的壁画》，载：马世长著《中国佛教石窟考古文集》，新竹：觉风佛教艺术文化基金会，2001 年，第35-121页。
C. 姚士宏《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主室正壁塑绘题材》，载：《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年，第 178-186 页。
D. 宮治 昭『涅槃と彌勒の図像学--インドから中央アジアヘ--』,東京:吉川弘文館，1992 年，第 411-524 页。
E. 李崇峰《龟兹与犍陀罗的造像组合、题材及布局》，载：李崇峰著《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241-264页。（选读）
第10讲 云冈石窟--汉化石窟寺之创举
作为新疆以东最大的石窟群，“武州山石窟寺”（云冈石窟）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及技艺在平城创造的。虽然云冈石窟受到了早于它的凉州石窟的影响，但在窟龛形制、造像组合及形象特征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且呈现出一系列汉化趋势。
平城是北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故而，武州山石窟寺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新样式，即“云冈模式”，很自然地成为北魏版图内各地兴建石窟寺所参考的典型。
阅读书目
1. 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等五篇，载：宿白著《中国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年，第52-152页。 （必读）
2. 陈垣《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398-409页。（浏览）
3.
A. 梁思成、林徽音、刘敦桢《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三、四期合刊本（1934 年），第171-218页。
B. 汤用彤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 年。
C.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查報告』，東方文化研究所調查，昭和十三年--昭和二十年,16 卷,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1-1956 年/『雲岡石窟續補;第十八洞實測圖: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の佛教窟院』,調查時間 昭和十三年--昭和二十年，實測/製圖 水野清一、田中重雄，解說日比野丈夫，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5年。
D. James O. Caswell, Written and Unwritten: a new historyof the Buddhist caves at Yungang,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Press, 1988.
E. 阎文儒《云冈石窟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选读）
图为洛阳龙门石窟
第11讲 龙门石窟唐代窟龛分期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魏王李泰为生母长孙皇后在宾阳南洞雕造佛像，是李唐皇室在龙门开窟造像之始。龙门石窟的标志性造像--大卢舍那像龛，是“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之所建”、“皇后武氏助脂粉钱”完成。武周时期，皇室、显贵在龙门的开窟造像活动达到鼎盛。龙门石窟唐代窟龛约占现存全部窟龛总数的 2/3,是研究唐代政治、宗教、文化、艺术以及社会生活诸方面珍贵的实物材料。
阅读书目
1. 李崇峰《龙门石窟唐代窟龛分期试论》，载：李崇峰著《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442-528 页。（必读）
2. 温玉成《龙门唐窟排年》，载：《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172-216页。（浏览）
3.
A. Édouard Chavannes,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Paris: Leroux/ Publications de ľEcole française ďExtréme-Orient, tome XIII,XIX, 1909-15.
B. 丁明夷《龙门石窟唐代造像的分期与类型》，刊：《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第519-546页。
C. 曾布川 寬「龍門石窟における唐代造像の研究」，刊『東方學報』，第 60 冊，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8 年：第199-397页/颜娟英汉译本，载：《艺术学》第七期（1992 年），第163-234页；第八期（1993 年），第 99-140页。
D. 阎文儒、常青《龙门石窟研究》，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年。
E. Amy McNair （倪雅梅 ）， Donors of Longmen: faith, politics andpatronage of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t sculpture, Honolulu: University ofHawaii Press, 2007.（选读）
第12讲 印度石窟中国化
虽然佛教艺术起源于古代天竺，但它后来不断向外传播。每传至一地，便与当地的文化传统相结合。结果，一种具有该民族特征的新风格或新样式随之产生。这种现象明显地反映在石窟寺的演化上。
印度摩诃剌侘的塔庙、僧坊及方形窟，乃世界佛教石雕建筑之原型；古龟兹境内的石窟，可以看作是摩诃剌侘与中原北方佛教石窟的媒介形式；而中原北方石窟寺，则是中国化了的印度石雕建筑。这三大地域里石雕建筑的兴凿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佛教石窟寺发展史的缩影。
阅读书目
1. 李崇峰《印度石窟寺中国化的初步考察》，载：李崇峰著《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 559-609 页。（必读）
2. 周绍良主编《梵宫：中国佛教建筑艺术》，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年。（浏览）
3.
A. James Fergusson and James Burgess, The Cave Temples of India, London:W. H. Allen & Co., 1880.
B. 阎文儒《中国石窟艺术总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年。
C. 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年。
D. 李裕群《古代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E. 李崇峰《因岩结构与邻岩构宇:中印石窟寺外观初探》，刊：《石窟寺研究》第八辑，第1-60页。（选读）
4
雕塑、绘画与技法
第13讲 犍陀罗与秣菟罗
在探讨佛像起源和从事佛教艺术的研究中，犍陀罗艺术（Gandhāran art）与秣菟罗艺术（Mathurā art）是我们常常遇到的两个术语。它们既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流派（school），又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样式（style），皆因地而名。两地雕造的佛像，主要用于安置同时期的地面佛寺。
阅读书目
1. 李崇峰《犍陀罗、秣菟罗与中土早期佛像》，载：李崇峰著《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37-782页。 （必读）
2. R. C. Sharma, Buddhist Art: Mathurā school, New Delhi: Wiley EasternLimited & New Age International Limited, 1995: 161-219.（浏览）
3.
A. Alfred Foucher, L’Art gréco-bouddhique du Gandhâra: étude sur lesorigines de ľinfluence classique dans ľart bouddhique de ľInde et deľExtréme-Orient, Tome I, 1905; Tome II, 1, 1918; Tome II, 2, 1922; Tome II, 3, 1951, Paris: E. Leroux/ Imprimerie Nationale, 1905-51.
B. A. K.Coomaraswamy, History of Indian and Indonesian Art, New York: E. Weyhe/London: E. Goldston, 1927.
C. John Marshall, Buddhist Art of Gandhara: thestory of the early school; its birth, growth and decline, London: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60: 33-112.
D. 高田 修『佛像の起源』東京：岩波書店，1967年.
E. Ganhara - Das buddhistische Erbe Pakistans. Legenden,Klöster und Paradiese, Unter der Schirmherrschaft der UNESCO, Bonn:Kunst- und Ausstellungshall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Mainz: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2008.（选读）
第14讲 《画经》与《造像量度经》
古代天竺绘画与雕塑一直重视造型和技法。唐许嵩《建康实录》所记“天竺遗法”，应主要用于南北朝以降中土佛寺壁画的创作。这种绘画技法,在印度《毗湿奴最上法往世书》（Shri Viṣṇudharmottara Purāṇa）第35-43说品，即《画经》（Citrasūtra）中有详细记载 。
至于《造像量度经》，传说是释迦牟尼为舍利弗详细解说自己身体尺度的记录。故而，清工布查布《<造像量度经>引》曰：“自汉以来，凡欲造佛像者，皆取西来像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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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工布查布《佛说造像量度经解》，载：《大正藏》第 21 卷，第 938b-956b 页。（必读）
2. Priyabala Shah, ed. and trans., Shri Viṣṇudharmottara Purāṇa (A Text onAncient Arts), Ahmedabad: The New Order Book Co., 1990: 145-168.（浏览）
3.
A. ［唐］许嵩《建康实录》，张忱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
B. Charles Willemen, Defining the Image: measurements in image-making,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2006.
C. 逸見梅榮『印度に於けろ禮拝像の形式研究』，東洋文庫論叢，東京：東洋文庫，1935 年.
D. AbanindranathTagore, Some Notes on Indian Artistic Anatomy and Sadanga or the Six Limbsof Painting, 1914,rep., Indian Society of Oriental Art, 1968.
E. 金克木《略论印度美学思想》，载金克木著《梵佛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29-147页。（选读）
图为工布查布翻译的《造像量度经》一书的书影
第15讲 造像组合与壁画布局
地面佛寺与石窟寺的主体像设，是“四众”和世俗信徒供养及礼忏的重要对象。印度佛教艺术中的造像组合基本是一铺三身，中国从北魏晚期开始流行一铺五身，唐代更盛行一铺七身像甚至一铺九身像。
南齐谢赫阐述“画有六法”：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六传移模写。（《古画品録》）其中，“经营位置”是讲布局，考虑画面结构，适当布置题材，即对整幅画面的设计。唐代地面佛寺和石窟寺中流行的大幅经变，应是我们理解“经营位置”，即壁画布局的较好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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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张彦远著《历代名画记》卷三。明万历初年王世贞郧阳原刻《王氏画苑》本。（必读）
2. 李崇峰《经变初探》，载：《考古、历史与艺术:杨泓先生八秩华诞颂寿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 年，第240-277页。（浏览）
3.
A. 松本榮一『燉煌畫の研究:圖像篇』，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7年，第1-213頁。
B. 阎文儒《经变的起源种类和所反映佛教上宗派的关系》，刊：《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宗教学号），第220-232页。
C.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经变篇》，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
D.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年，第76-81页。
E. 李崇峰《金刚力士勾稽》， 载：李崇峰著《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799-808页。（选读）
第16讲 题材与粉本
作为象教，佛教艺术的创作既重视“相法”（lakṣaṇa）或“量度法” （pratimālakṣaṇa），也认真看待“粉本”或“画样”（ākṛti）。现以千手眼大悲像（俗称千手千眼观音）为例，讲述佛教造像中题材与“粉本”或“画样”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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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崇峰《千手眼大悲像的初步考察：以大足宝顶为例》，刊：《石窟寺研究》第六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年，第348-375页。（必读）
2. 刘建华《唐代证圣元年千手千眼大悲菩萨石雕立像》，载：《2005 年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469-476页。（浏览）
3.
A. 松本榮一『燉煌畫の研究:圖像篇』，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7年，第650-681頁。
B. 小林太市郎「唐代の大悲觀音」，載:『佛教藝術の研究』，東京：談交社，1974 年，第17-184 页。
C. 刘玉权《榆林窟第 3 窟<千手经变>研究》，刊：《敦煌研究》1987年第4期，第13-18、77页。
D. 彭金章《千眼照见 千手护持-- 敦煌密教经变研究之三》，刊：《敦煌研究》1996年第1期，第11-31页。
E. 颜娟英《大足石窟宋代复数大悲观音像初探》，载：《2005 年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434-448页。 （选读）
第17讲 造型与技法
中国东晋南北朝与印度笈多帝国，两者在时间上大体相当。随着佛教在此土发展，古代中国与天竺之间在佛教艺术领域的交流颇为频繁。中土高僧西行求法与天竺和狮子国僧人及画家接踵来华，必然会把当时西域、南海的佛教雕塑与绘画技艺同时带入此土。故而，南北朝佛教雕塑与绘画受笈多艺术影响颇多，反映在雕塑造型（modeling）和绘画技法（technique）方面尤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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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向达《莫高、榆林二窟杂考》，载：向达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393-416页。（必读）
2. David L. Snellgrove, ed., The Image of the Buddha, Tokyo/ New Delhi:Kodansha & UNESCO, 1978: 91-123, 204-226.（浏览）
3.
A. 李崇峰《犍陀罗、秣菟罗与中土早期佛像》,载：李崇峰著《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37-782页。B. Ingrid Aall, “The (Ajanta) Murals: Their Art,” in: Ajanta Murals, ed. A.Ghosh, New Delhi: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1967: 40-52.
C. Albertvon Le Coq und Ernst Waldschmidt, 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Mittelasien, VII, Neue Bildwerke III, Berlin: Dietrich Reimer und ErnstVohsen, 1932: 24-27.
D. 万庚育《敦煌壁画中的技法之一——晕染》，刊：《敦煌研究》第3期（总第5期），1985 年，28-36页。
E. 郑昶《中国画学全史》，上海：中华书局，1929 年，第70-74页。（选读）
图为李崇峰老师的著作《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
第18讲 罽宾道上的佛教遗迹
汤用彤认为：“佛教为异域宗教，根据自在传译。故印度中国之交通道路,，其通塞改易，均与我国佛教有关系。”汉唐时期中国与天竺的陆路交通，唐道宣在《释迦方志》中记述有东、中、北三道和“陀历道”。其中“陀历道”，即西汉以来的罽宾道，其路线与今喀喇昆仑公路/Karakoram Highway 基本一致。
东汉明帝遣使西行求法，秦景等人往还天竺皆取悬度道（罽宾道）。这反映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即重此道。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罽宾道仍是中土通往中亚和南亚的重要陆路，当时传译、求法之僧及商旅和使节多选此道。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修筑喀喇昆仑公路时，沿途发现了许多石刻题记和大量佛教岩画。
阅读书目
1. [唐]道宣撰《释迦方志》，范祥雍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 （必读）
2. Ahmad Hasan Dani, Human Records on Karakorum Highway, Lahore: Sang-e-Meel Publications, 1995.（浏览）
3.
A. Ahmad Hasan Dani, Chilas: the city of Nanga Pravat (Dyamar), Islamabad,1983.
B. Karl Jettmar, ed., Antiquities of Northern Pakistan: Reports andStudies (ANP), 3 vols., Mainz: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1989-1994.
C. MaYong, “The Chinese Inscription of the ‘Da Wei’ Envoy on the ‘Sacred Rock ofHunza’”, in: Pakistan Archaeology, No. 10-22 (1974-1986), 203-221./Antiquities of Northern Pakistan: Reports and Studies, Volume 1 RockInscriptions in the Indus Valley, Karl Jettmar, ed., Mainz: Verlag Philipp vonZabern, 1989: 139-157./ 马雍《巴基斯坦北部所见“大魏”使者的岩刻题记》，载：马雍著《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年， 第129-137页。
D. Harald Hauptmann, ed., Materialien zur Archäologie derNordgebiete Pakistans (MANP), band 1-11, Mainz: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1994-2013.
E. 李崇峰《西行求法与罽宾道》，载：李崇峰著《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707-736页。 （选读）
指定书目
1. [东晋]法显撰《法显传》,章巽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2. [魏]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周祖谟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
3. [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
4. *[唐]玄奘撰《大唐西域记》,季羡林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
5. [唐]道宣撰《续高僧传》,郭绍林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
6. [唐]义净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王邦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
7. *[唐]义净撰《南海寄归内法传》,王邦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8. [唐]张彦远撰《历代名画记》。明万历初年王世贞郧阳原刻《王氏画苑》本。
9. 李崇峰《佛教考古 从印度到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10.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年。
11.*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年。
12.*宿白《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年。
13.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 年。
14.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
15.*James Fergusson and James Burgess, The Cave Temples of India, London: W.H. Allen & Co., 1880.
16.A. Ghose ed., Ajanta Murals, New Delhi: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1967.17.É. Lamotte, 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 des origines à ľére Śaka, Louvain:
Bibliothèque du Muséon, 1958/ É. Lamotte,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from the origins to the Śaka era, Louvain-la-Nueve: Institut Orientaliste deľ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1988.
18.*John Marshall, Taxila: an illustrated account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carried out at Taxila under the order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between theyears 1913 and 1934,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3 vols.
19.Debala Mitra, Buddhist Monuments, Calcutta: Sahitya Samsad, 1971.
20.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查報告』,東方文化研究所調查,昭和十三年--昭和二十年,16 卷,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1-1956 年/『雲岡石窟續補;第十八洞實測圖: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の佛教窟院』,調查時間 昭和十三年--昭和二十年,實測/製圖 水野清一、田中重雄,解說 日比野丈夫,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5 年。
教学方式
1. 出勤率=10%；点名缺课一次者扣 3 分，缺课三次以上者不予评定成绩。
2. 期中读书报告=40%（从参考文献*里选一本做读书报告,第 10 周提交）。
3. 期末小论文=50%（课程结束后一周内提交）。
注：读书报告和小论文的基本要求：内容必须是自己读书或学习心得，注意引文规范。其中，读书报告应在1000-3000 字；小论文系在读书或讨论课的基础上撰写，字数在2000-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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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浩 编辑 / 杨光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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