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作业 | 龙门石窟唐窟的年代研究成果及相关问题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崇峰教授开设的《佛教艺术和考古：南亚与中国》课程是本学期的通识核心课程之一。今天博雅哥为大家带来的是钱雨琨同学在这门课上写作的优秀作业《龙门石窟唐窟的年代研究成果及相关问题》。
钱雨琨同学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16级本科生。在这篇文章中，钱同学分别分析了丁明夷的《龙门石窟唐代造像的分期与类型》（1979）、温玉成的《龙门唐窟排年》（1992）和李崇峰的《龙门石窟唐代窟龛分期试论——以大型窟龛为例》（2013）这三篇有关龙门石窟唐窟年代文章的精当及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Vol.1166
优秀作业
龙门石窟唐窟的年代
研究成果及相关问题
钱雨琨 | 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大学2016级本科生
对龙门石窟唐代洞窟的年代研究，历代学者都曾做出过努力。这些努力又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对基础材料的调查、整理和刊布，比如自称“甘愿为研究人员当铺路石”的刘景龙，其和杨超杰主编出版了《龙门石窟总录》十二卷[1]，对龙门石窟各窟龛的形制及各壁面的内容做了较为详尽的文字叙述，并辅以实测图（包括平面、纵剖面、横剖面和各壁立面图）及照片图版。本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石窟考古报告，因此读者也不能苛求各窟中每一龛以及每一尊造像的实测，但本书在其叙述结构之内存在的一个较大缺陷是：对于大窟壁面（包括前室和主室）的小龛，文字著录部分中有较为详实的叙述，且能与图版部分一一对照，但却无法确知其在壁面上的具体位置，一方面由于图版照片的清晰度不足（当然，这应是当时出版条件的限制所致），另一方面，在各壁面的立面图中，没有对各小龛的位置做出准确标示，这一点，在如宾阳南洞这样的壁面满开小龛的大窟中，对读者的阅读和接受造成了障碍。又如刘景龙、李玉昆主编的《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2]，收录了各窟（包括小龛）的碑刻题记，从年代研究的角度看，其中的纪年题记以及功德主可与其他文献互参，具有年代价值的那一部分题记是十分宝贵的。此外，近年出版的《龙门石窟考古报告：东山擂鼓台区》[3]对该区九座洞窟做了详细的考古学记录，可以想见，在日后考古报告逐步出版的情况下，石窟的年代研究会更为精确。
对龙门石窟唐代洞窟年代研究做出的第二种努力，是基于上述基础材料的积累，做出的排年和分期研究。[4]典型的有丁明夷《龙门石窟唐代造像的分期与类型》（1979，以下简称丁文）[5]、温玉成《龙门唐窟排年》（1992，以下简称温文）[6]和李崇峰《龙门石窟唐代窟龛分期试论——以大型窟龛为例》（2013，以下简称李师文）[7]。下面分别从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等角度评述上列三文。
图为龙门石窟
首先是丁文。从研究方法来看，本文将造像分为“小像”和“大像”两部分来处理，此二者之间似缺少一个严格的界定，但这样的区分无疑是明智的，就以着双领下垂式大衣的结跏趺坐佛（在“小像”和“大像”两部分，均属第一型）为例，Ⅰ式“大像”的特点在Ⅲ式（如潜溪寺主尊大衣披覆座上，下垂作三角形），甚至Ⅳ式（胸臂间雕出V形纹样）“小像”中有体现，而有些特点（如宾阳北洞主尊束腰方座雕出力士托扛）则不见于“小像”。[8]因此，“小像”与“大像”分别排队无疑是合理的选择。
另外，丁文“收集的造象材料共六百余张，包括佛与菩萨两种。其中，有纪年者一百七十一张。这是我们进行造像排队与分期的主要依据。”[9]亦即本文以纪年龛像为主要依据进行造像排队。笔者观察到，这一点在“小像”的排队中践行地较“大像”更彻底，以“小像”结跏趺坐佛的排队为例，除一型Ⅲ式（3）、Ⅵ式（1）、（3）、二型Ⅰ式、Ⅲ式（2）、Ⅳ式（1）、三型Ⅱ式（2）这几个龛像无纪年外，其他均为纪年（至少记年号）龛；而在“大像”排队中，除万佛洞、奉先寺（即大卢舍那像龛）、惠简洞这三个纪年窟外，其余洞窟的佛、菩萨像的年代都难以确知。这其中有一个问题。本文在分型定式时，佛像的型一般以大衣披覆方式确定，而各式的特征只在“小像”的排队中做了说明（即本文表一），“大像”各式特征没有做总结，只举例进行介绍。笔者认为，“小像”的排队是科学的，作者应经历了以下工作流程①罗列所有的纪年龛像，②将其以时序排队，③比对时间上相邻近的两个（或一组）像，④当造像样式发生较大变化时用式别做出区分，⑤列表归纳各式的起讫时间和特点。反观“大像”，这样的流程似乎行不通了。“小像”各式的流行时间是令人信服的，如“佛 结跏趺坐类 一型 Ⅲ式 显庆年间出现，至总章年间无大变化”，但同样的表达用在“大像”上，如“佛 Ⅰ型（着双领下垂大衣——笔者注） Ⅱ式 高宗后期”，却让读者有些摸不着头脑，原因在于“大像”较“小像”在数量上本身就不足，而其中年代明确的又较少[10]。因此，笔者认为本文对“大像”的处理是较为粗疏的。
在分型定式的基础上，本文作者做了小结，总结了唐代造像的七种型，并归纳了一些佛、菩萨像的一些要素随时间的变化趋势，进而做了分期。实际上，笔者认为这里的分期是之前定式的二阶操作（对各式进行上述②～⑤的操作），即按时序排列各式，当式别之间特征差异较大时，用期别做出区分。至于本文末尾的“造像的类型”部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可以归入各期进行叙述，实际上无需单立一节。
图为龙门石窟
其次是温文。本文以大窟为线索，紧抓纪年题记在年代卡定方面的作用，得出了每个大窟的年代范围，并从早到晚进行排年。文末“结语”部分则在排年的基础上做了分期。本文可以视作丁文的延伸和李师文的铺垫，这体现在以下方面：
⑴本文将龙门唐窟分为大洞、小洞、小龛三类，并给出了明确的界定，“凡洞窟后室高宽深三个长度中有一项超过300厘米者，即列入大洞；凡三个长度中有二项超过100厘米者则列入小洞。除此之外，均列入小龛之中。”[11]上文提及丁文在“小像”与“大像”之间没有严格界定的问题，本文的这种界定被李师文基本沿用[12]。这样的界定不一定最合适，但在操作上是必要的。
⑵以大窟为中心，小窟、小龛附之，弥补了丁文对“大像”分析的不足。李师文同样采用这一方法，且所用的纪年题记基本不超出温文范围。[13]
⑶对洞窟的分析更为全面。丁文从题目即可看出以造像为中心，且只涉及佛、菩萨像，而本文则将研究面拓展至洞窟平面、造像题材与组合、个体造像（包括丁文未述及的弟子、神王、金刚像）特征、洞窟装饰等各方面，这一点同样被李师文沿用。
⑷运用基本的地层关系判断年代。在石窟寺考古领域内，最基本的年代信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上文多次提及的纪年材料，二是窟龛、造像之间的叠压、打破等基础的地层关系[14]。温文中提及的几类地层关系中，最常见的当属小龛打破大窟（包括前室和主室）的壁面。高宗以后各大窟的开窟活动与正壁造像活动在时间上多紧密相联，开窟为了造像是显然的，因此窟壁小龛的营造时间一般晚于大窟主像。这种关系贯穿温文全文。[15]这一点也见于李师文中。[16]
此外，温文提到的宾阳南洞和药方洞的几处地层关系值得关注。
①宾阳南洞“南壁西部有一大龛（即现编第159窟S52龛——笔者注），……从大龛龛楣部分可以明显看出，大龛所在的壁面要高出右胁侍菩萨所在的壁面约5～10厘米，这一情况表明大龛开凿的时间早于右胁侍像。”笔者认为这一分析不能成立（即使结论无误），观察S52与右胁侍菩萨像，两者之间不存在打破、避让这两种关系，组合、依附关系便更无从谈起，因此要想从地层上分析二者是不可能的。
②宾阳南洞“胁侍像（指左胁侍菩萨像——笔者注）所立的圆莲座上，有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四月八日昭觉寺僧善德造弥勒像记（见于现编第159窟N105龛——笔者注），证明该菩萨像的开凿不晚于显庆五年。”这是龙门石窟中极为难得的一例龛直接打破像（座）的关系。
③药方洞“南力士的战裙和北力士的飘带均与南北立柱连为一体，这说明立柱和力士像是同期完工的”[17]；“由力士像右腰间伸出的飘带旁，后人利用其弯曲的空间部位刻出了永徽年间的四个小龛，其中一则题记是‘永徽四年八月十日王师亮为兄造阿弥陀佛一区’，证明力士像的开凿年代不晚于永徽四年。”[18]这里涉及两种关系：组合关系、依附关系。
⑸将龙门唐窟分为四期，李师文的结论与之基本一致，仅在二、三期分界的时间上有不到五年的分歧。
笔者认为，温文有一大弱点：型式分析的主观性较强。如述及腾兰洞的年代时，作者提到了“（该）窟前室东壁上有一小龛，内造一佛二菩萨像，其造像形制是典型的永徽小龛。”[19]然而对于“永徽小龛”的形制特点，作者并没有做出归纳。这一弱点在李师文中有彻底的改观。
图为《龙门石窟窟龛编号图册》
最后来看李师文。由于本文以细致的类型分析为基础，因而篇幅最长。笔者认为，从分型定式的角度来看，本文几乎已做到极致，从最基础的工作来看，本文竭力避免分型定式中的主观因素，结合前人研究（尤其是对佛教法衣的研究），在造像定名（如“神王”、“金刚力士”的定名，“迦叶”、“阿难”的定名等）、法衣（如“大衣作右袒式披覆”、“钩钮式”、“偏衫式”等）描述方面都极为客观。结合笔者的阅读，本文或许有少数地方需要做一定的更正：
⑴药方洞现编号为1387号窟，李师书似据《龙门石窟窟龛编号图册》之“龙门石窟编号与旧称对照表”误为1381号[20]。此据《编号图册》图[21]及《龙门石窟总录》[22]。
⑵惠简洞金刚力士一栏似应填“×”，不应留空。
⑶造像题材、组合分列导致当造像题材为B型时，组合也只能为B型，这一点似不太符合分类原则，将组合置于题材的下一级或可解决这一问题。
⑷少数几项的分型定式标准仍较模糊，如Aⅰ式力士“体型较小、单薄但不失健壮；肋骨、双乳、腹肌明显，胸部较鼓，臂、腿肌肉发达”[23]，Aⅱ式力士则“体态雄健有力；胸部隆起，腹部凸显，臂肌略呈块状凸起”[24]。作为未到现场的读者，仅凭文中所插线图及少量已发表的相关洞窟照片，笔者难以理解其间的差别。
⑸有些单项在分型定式的过程中，排除了某些特征可能具有的时代属性。如Bⅱ、Bⅲ式左侧弟子的判识性差异是大衣和内衣下摆是否外张，是的属Bⅲ，否的属Bⅱ，然而此二者均双手“于胸前合十”或“托持一物”，这样做的结果是，不论各窟左侧弟子定式的结果如何，双手“于胸前合十”与“托持一物”绝无年代指示意义，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
从宏观上来看，李师文有两点值得我们思考：
①基于这样繁复的型式分析，我们可以获得什么？笔者认为通过本文表一，我们决不能得出类似以下这样的结论：驡上洞（第三期，序号24）造像的完成时间早于宝塔洞（第三期，序号27）。属于两期之间过渡时期的洞窟难分早晚，如赵上洞（第二期，序号14）和普上洞（第三期，序号15），甚至火上洞（第四期，序号31）相比高平郡王洞（第三期，序号28），除了左侧菩萨不着掩腋外，几无较晚的特征，因此要比对它们的年代先后也是困难的。
②“龙门唐代各期窟龛的主要特点及年代”一节对各期的历史（尤其是佛教史）背景做了细致的梳理，指出了各期间的显著区别，然而窟龛形制、造像特征与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是什么使圣旨一下，就能在佛事和佛教艺术上得到体现？这个问题似乎是我们应该关照的。因为对历史背景的铺陈，其目的一定是探求造像变化的原因。
图为《龙门石窟唐代窟龛形式与组合》[25]
注释：
[1] 刘景龙、杨超杰《龙门石窟总录》（共十二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2] 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3] 龙门石窟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龙门石窟考古报告：东山擂鼓台区》，北京：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18年。
[4] 日人水野清一、长广敏雄曾在昭和十一年（1936）调查龙门石窟，对各洞窟做出了一定的年代推定；日人曾布川宽曾做过龙门石窟唐代洞窟的分期研究。此二种研究早于上述这些基础材料的刊布，由于笔者精力所限，未能详阅，这里从略。
A.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龍門石窟の研究》，東京：座右寶刊行會，1941年。
B. 曾布川寬《龍門石窟における唐代造像の研究》，《東方學報》第60冊，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8年，第199-397頁。
[5] 丁明夷《龙门石窟唐代造像的分期与类型》，《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第519-546页。
[6] 温玉成《龙门唐窟排年》，《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172-216页。
[7] 李崇峰《龙门石窟唐代窟龛分期试论——以大型窟龛为例》，《石窟寺研究》第四辑，2013年，第58-150页。后收入氏著《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42-528页。此据氏著。
[8] 丁先生有言：“大像与小像，在同种、类、型的造像之间，时间上大体是平行的”，同[5]，第532页。又有言：“从对造像形式的分析看，大、小像造像形式的变化线索基本一致。在佛座、服式等方面，是大像的变化在前，小像受其影响。”同[5]，第534页。结合丁文表五，时间上的同步性似乎没有很好地体现。
[9] 同[5]，第520页。
[10] 况且“（造像年代）只是记录了这些洞窟营造完成的时间，并不是开窟的时间”。同[5]，第534页。
[11] 同[6]，第173页。
[12] 同[7]，第444页，注[3]。其中，大窟的界定（“洞窟进深、面阔或高在3米以上、保存较为完好的窟龛”）与温文稍有不同。
[13] 然而，笔者难以理解温先生为何叙及一系列与行文关系不甚密切的小窟龛，如“高宗前期诸小洞”中的刘子道洞，“正壁起低坛，坛上造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像”，这样的正壁起坛、一铺五身的洞窟在行文中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同[6]，第185页。
[14] 在陕西以东的中原北方石窟寺中，除造像的重妆（典型的如云冈第5窟主尊）会造成叠压关系外，一般打破关系较为常见，另外还有组合、避让和依附等关系，可参考：彭明浩《云冈石窟的营造工程》，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
[15] 但在使用这一类地层关系时，丁文的一句话是我们应该谨记的“大像中，仅万佛洞、奉先寺、惠简洞有造像年代可考。但这也只是记录了这些洞窟营造完成的时间，并不是开窟的时间。大窟的营造，要经历若干年，它的造像形式就可能发生某种变化。一般来说，大像的形式早于大窟营造的年代。”同[5]，第534页。准确来说，此句对我们开展学术工作的意义在于，分析大窟时，结论应下得弱些。
[16] 李师论赵客师洞主尊造像应完工于显庆五年（660）之前，原因是“从龙门石窟开窟时正壁与侧壁龛像的经营程序来看，侧壁龛像的开凿通常晚于正壁龛像。”同[7]，第499页。按，李师用了“经营顺序”一词，其前提应是洞窟正壁和侧壁在营造伊始就有统一规划，这一点笔者十分留意，但在三文的阅读过程中，似没有很好的材料支撑这一点。
[17] 同[6]，第178页。
[18] 同[17]。
[19] 同[6]，第181页。
[20] 龙门石窟研究所、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龙门石窟窟龛编号图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
[21] 同[20]，“西山立面图10”。
[22] 同[1]（第捌卷）。
[23] 同[7]，第480页。
[24] 同[23]。
[25] 同[7]，附表一
诗瑜 编辑 / 姚远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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