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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来自伊丽莎白·洛塔斯的TED演讲：记忆的虚构。

她是美国的认知心理学家和记忆专家，专门研究人们的“错误记忆”，即那些存在于人们记忆中，却实际上没发生过的事，或者是人们记忆中做的事与现实完全不同。

她说：“我们的记忆有点像维基百科页面：你可以登录编辑它，但是别人也可以这样做。”

“错误记忆”曾让很多无辜的人沦为阶下囚，伊丽莎白列举了多个这样的案例，希望“错误记忆”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她还试图利用“错误记忆”的积极方面，来对人们的行为做出改变：例如帮助肥胖儿童植入关于食物的“错误记忆”，以达到减肥的效果……

可这遭到很多道德层面的抨击。到底该不该使用“错误记忆”来影响人的行为？

附上演讲视频，原文请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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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你们讲个我以前经手过的一个案子。这个案子里有一个人叫斯蒂夫·提塔斯。

提塔斯以前是饭店经理。他31岁，住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和一个叫格雷琴的姑娘订了婚，马上就要结婚了，她就是他一生的挚爱。一天晚上，这对情侣外出去饭店吃一顿浪漫晚餐回来的时候，他们被警车拦下了。知道吗？提塔斯的车有点类似当天晚上强奸了一位搭便车的女性的罪犯开的车。而提塔斯有点像那个罪犯。

所以警察给提塔斯拍了照，放到了罪犯相册里。警察后来把他的照片给那个受害者看，她指着提塔斯的照片，说：“他最像。”警察和检察官继续进行审问，斯蒂夫·提塔斯被当成强奸犯告上法庭，受害者站在法庭上说，“我绝对肯定就是他。”提塔斯就这样被宣告有罪。他申明自己是无辜的，他的家庭对着陪审团声嘶力竭，他的未婚妻倒在地上痛哭，提塔斯被带进了监狱。

那么这样的时候你能做什么？你能做什么？所以，提塔斯从此完全失去对法律体系的信任。可是他有了个想法。他联系当地的报纸，一个搞调查的杂志对他的案子很有兴趣，而且这个杂志实际上找到了真的罪犯，这人最终供认自己的犯罪事实，而且他还和其他的50起强奸案有关，案件都发生在那个地区。法官得知这个消息以后，释放了提塔斯。

好吧，这个案子到这里就该结束了吧？真的是应该结束了。提塔斯应该觉得这是多么糟糕的一年呀。一年的指控、提审，但是都结束了。

但是事情没有就此结束。提塔斯的生活变得更加苦涩。他失业了，无法重新回去上班。他失去了未婚妻，她无法忍受他一直以来的愤怒。他失去了所有存款。所以他决定提起诉讼，状告那些警察和对那些需要对他的遭遇负责的人。

我是从那时开始介入这个案子的，想搞清楚受害人怎么会那么坚定地从“这个人最像” 到“我绝对确信就是他”。

那么提塔斯呢，把时间都花在他的案子上，他只要醒着就想这事儿。就在要开庭的前几天，他早上醒来，突然疼痛不已，结果死于精神压力引起的心肌梗死。那时他才35岁。

我之所以介入提塔斯的案子，是因为我是个研究心理学的科学家。我研究记忆，已经研究有几十年了。如果我在飞机上遇到谁 － 恰巧是去苏格兰的 － 如果我在飞机上遇到谁 － 我们会互相打招呼，“你是做什么的？做什么的？”我就说，“我是研究记忆的。”他们一般都会告诉我，他们很难记住别人的名字呀，他们有个亲戚得了痴呆症呀，或者一些和记忆有关的问题。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我不研究人的遗忘，正相反，我研究的是人的记忆。当他们记着根本没有发生的事儿，或者记着与他们做的根本不同的事儿，我研究的就是错误记忆。

不幸的是，斯蒂夫·提塔斯不是唯一一个被别人的错误记忆所害的人。在美国的一项课题中，这个课题集中了300个无辜的人们，300个被宣判有罪的无辜者。他们因此而在监狱度过了10年，20年，30年，现在的DNA检测证明他们是无辜的。 当对这些案子进行分析后，其中四分之三的案子归结于错误的记忆，目击者的错误记忆。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给无辜者定罪的那些陪审团成员，给提塔斯定罪的那些陪审团成员，他们都相信记忆可以作为记录装置。就是人记住了一些信息，然后唤起这些信息，重放这些信息来回答警察的提问和鉴别嫌犯照片。

数十年的心理学研究显示这不一定是对的。我们的记忆具有可塑性的，也是可重塑的。 记忆有点像维基百科页面：你可以登录编辑它，但是别人也可以这样做。我刚开始研究这个可塑性记忆是在70年代。我做了实验，向受试者展示模拟的犯罪事件和事故。

我然后问他们都记住了什么。在一项研究中，我们给受试者展示模拟的事故，然后我们问他们，他们相撞的时候车速有多快。然后我们问其他的人，如果他们重撞在一起时，车速有多快。如果我们用“重撞”这个词儿来引导他们时，受试者更倾向于告诉我们车速是非常快的。不仅如此，用“重撞”来诱导问题时，人们更倾向于告诉我们，他们在事故现场看到了破碎的玻璃。

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破碎的玻璃。在另一项研究中，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模拟事故，一辆车正经过一个有“停车”牌的十字路口。如果我们暗示受试者那是个“让路”牌的时候，很多受试者会说他们记得十字路口有“让路”牌，而不是“停车”牌。

你会说，嗯，这只是拍摄下来的模拟现场，受试者没有什么精神压力。如果在真实的现场会有同样的错误吗？那可是真正紧张的时刻。我们最近发表了一个几个月前的研究课题，正好可以回答你的这个问题。这项研究不同以往的地方在于，我们见了有过紧张压力体验的受试者。这项研究的受试者是美军军方人士，他们经历了残酷的训练 来体验被活捉成为战犯的场面。这个训练的其中一部分就是，这些士兵遭到长达30分钟的刑讯逼供和严刑拷打。后来他们必须努力辨别出是谁对他们施加了暴行。当我们向他们建议审讯人可能另有其人时，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不出真正的审讯人。他们经常指认出完全不相近的人。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当你向人们提供错误信息，误导他们经历过的事情时，你完全可以破坏、搅乱甚至改变他们的记忆。

大千世界，错误的信息无处不在。我们得到错误的信息，不仅是因为我们遇到误导性提问，而且也可能是我们与其他人交谈时被有意无意地灌输了错误信息，也可能是我们看到了与我们经历有关的媒体报道。这一切都有可能扭曲我们的记忆。

90年代，我们观察到一个更为极端的记忆问题。一些患者因为一个单纯的问题去看医生，也许是因为抑郁或者饮食失调。 但当他们结束治疗时，往往会产生完全不同的问题。 那些关于残酷暴行的极端记忆，有些像是邪教仪式，有些带有非常奇怪、非常特殊的成分。一个结束了心理治疗的妇女坚信自己经受了数年的残忍的性侵害，使她不幸怀孕，孩子从她的肚子里被夺走。可是她身上根本就没有任何伤疤，也没有任何体征来支持她的观点。

当我研究这些案例时，我想知道这些奇特的记忆是从何而来呢？我发现很多这样奇怪的情况都源于患者的一些心理治疗。我不禁想到，这些问题可能跟他们所进行的心理治疗有关 － 比如想象力训练、比如解梦、比如催眠疗法或者无意接触到的错误信息，这些是不是都会使患者产生一些非常奇怪的不正确的记忆呢？ 因此我设计了一些实验，使用心理治疗中会采用的步骤来研究这些丰富的错误记忆是如何产生的。

我们最初的一个研究是，我们对受试者提出建议，这个方法借鉴了我们在案例里看到的一些心理治疗法。我们用我们的建议植入一个错误的记忆，那就是：当你还五六岁的时候，你在一个购物中心走丢了，你害怕得哭了，最终，你在一个长者的帮助下找到了家人。我们成功地给大约四分之一的受试者植入了这个错误记忆。你会说，好吧，可是这个不是在心理压力下的测试呀。

我们以及其他的研究人员成功地植入过 一些错误的记忆，错误得非常离谱也非常纠结的记忆。在田纳西的一项研究中，科研人员植入的错误记忆是，你小的时候差点淹死过，是一个救生员救了你。加拿大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植入的错误记忆是你小的时候曾经被凶恶的动物攻击过。近一半的受试者之后有了这样的错误记忆。在意大利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植入的错误记忆是你小时候目睹过恶魔附身。

在这里我想说，看起来我们是在伤害受试者，却打着科学的旗号。其实，我们的研究都要经过科研道德委员会的层层审批的。经审批，委员会认为，对那些会有短暂不适感的受试者的研究工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记忆的过程和记忆的破坏，那些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问题。

令我惊奇的是，我发表的研究开始引起了一些著名理疗师的反对。他们给我制造了很多麻烦，敌对主要来自于一些心情压抑的记忆治疗师。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攻击。敌对也来自那些认为自己被无端牵扯进来的患者。我有的时候不得不带着保镖去做演讲嘉宾。人们写信投诉，要勒令我辞职。可能最糟糕的还有，我曾经认为一位妇女根本就是无辜的。可是她长大的女儿偏认为她的妈妈曾经性侵过她，仅仅凭着那些压抑的记忆。

这个女儿甚至把她的所谓的故事搬上了银幕，曝光给公众。我非常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所以我开始了调查，最终的调查结果让我相信这位妈妈是无辜的。 我发表文章来揭露真相，后来那位女儿把我告上法庭。即使我没有提及她的姓名，她仍然状告我诽谤和侵犯隐私。这个案子经过了五年的时间，我不得不经历大量的令人厌恶的诉讼。 

最终，最终，案子终于结束了，我得以回到我的工作岗位。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成为一直令人不安的趋势的一部分，那就是科学家仅仅因为在有争议的公共事务中提出自己的观点而遭诉讼。

我回到工作岗位时，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我给你植入一个错误记忆后，它会有后续影响吗？它会改变你将来的想法和将来的行为吗？我们给你植入错误记忆，你因此就像孩子吃错了东西一样生病，就像吃错了坏鸡蛋、腌菜、草莓冰激凌一样生病。我们发现一旦我们植入了错误记忆，人们就不那么喜欢在野餐的时候吃那些食物了。错误记忆不一定就是不好的，不愉快的。

如果我们植入一个温暖、温馨的记忆，记忆里面有美味的芦笋的话，我们就会让人们更喜欢吃芦笋。所以这些研究表明，你可以植入错误记忆，而记忆有后续反应。 一旦形成了这个记忆，它会长久地影响你的行为。

那么，通过植入记忆来影响行为的这种能力很明显会带来一些严肃的道德问题。比如，我们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这样的意识技术？我们应该不应该禁止它的使用？在伦理上，治疗师不能给患者植入错误的记忆，即使这有助于帮助患者。但是这不能阻止一些家长为了他们超重和肥胖的孩子去尝试这种治疗。我建议公开使用这种疗法时，又引起了舆论大哗。“看看她，她主张让父母跟孩子撒谎。”

我的意思是，从另一个角度想这个问题，你是宁可有一个肥胖的、有糖尿病的、短命的问题众多的孩子，还是想要一个有一点小小错误记忆的孩子？我知道我会怎么给我的孩子选。

也许是我的工作让我和别人不大一样。很多人珍视他们的记忆，知道那些代表他的身份，代表他们是谁，从哪儿来。我明白这些。我也是那么认为的。但从我的工作中我知道，一个人的记忆中到底有多少是虚构的。这么几十年的工作确实让我学到些东西，那就是：即使有人告诉过你，而且是胸有成竹地告诉你，即使他们描述了很多细节，即使他们满怀激情地描述，那也不等于它真的就发生过。

我们无法从真实的记忆中识别错误记忆。 我们需要独立的佐证。这样的发现使我能够忍受每天发生的记忆错误，那些来自朋友家人的记忆错误。这样的发现本来可以挽救斯蒂夫•塔提斯，那个被无端夺走生命的人。这一切仅仅源于一个错误的记忆。

但同时，我们需要记住，我们需要做好事。那些记忆就像自由一样，是很脆弱的。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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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长问：

你发现过记忆的谎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