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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高考分数线公布已过去一段时间，各大高校的招录工作也已接近尾声，此前各省市的文理状元们也都已花落各家。高考状元年年有，往年“寒门出贵子”的旧调今年却被一位北京的高中生悄然打破。

他叫熊轩昂，2017年的北京高考文科状元，不出意外已经被清华大学录取。

除了“外交官子女”身份的事实胜于雄辩，他的采访视频更是句句扎心。采访中他提到：“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你像我这种，属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衣食无忧，家长也都是知识分子。而且还生在北京这种大城市，所以在教育资源上享受到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很多外地孩子或农村孩子所完全享受不到的。这种东西决定了我在学习的时候，确实是能比他们走很多捷径。”于是不少人感慨，当你说着“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时候，有人已经住在罗马了。

一提“寒门状元”，有一所学校几乎避无可避——衡水中学。

对“寒门状元”的期待最盛的时候，是人们对衡水模式最为推崇的时候，而这个时期到现在其实也没有完全过去。

衡水模式，也称衡水现象，是衡水中学适应当前高考制度而形成的一种应试教育模式。2011年的高考，该校的成绩近乎疯狂，除包揽河北省文理科第一名，还有7人、6人分别进入省文理科前10名，在省前200名中，衡水中学的学生占了近一半。此后年年，衡中都在争议中稳步前行，升学率居高不下，高分段令人发指。与之相对应的，是衡水地区在河北省的经济排名。在2017年河北11个地级以上城市GDP排名中，诞生状元的衡水GDP总量倒数第一，人均GDP倒数第三。

这几乎是“寒门出贵子”的现实翻版，一如他露骨的标语和宣言——“考过高富帅 战胜官二代”“没有高考，他们这些贫穷的孩子就很可能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人生”。许多的高校一边鄙视着这样的应试教育，一边忙着考察学习，都是基于对“高考可以改变命运”这一论调的相信。

但是，“衡水模式”所代表的“寒门出贵子”的现实是模糊的，衡水的经济实力不完全等同于衡水学生的经济实力，尤其是在“衡水模式”远近闻名后，河北各地乃至北京的学生纷至沓来，“贵子”依旧会出，是否出自“寒门”却让人不得不存疑。

那么，更为确切的现实是什么呢？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James Lee）、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梁晨及其团队曾合作研究了一个命题：中国长达150年里的精英究竟出自哪些家庭。他们通过建立强大的精英数据库，得出的结论是：

1865—1905年，即清政府废除科举之前，超过70%的教育精英是官员子弟，来自全国各地的“绅士”阶层；

1906—1952年，超过60%的教育精英是地方专业人士和商人子弟，尤其是江南和珠三角地区；

1953—1993年，约超过40%的教育精英是来自全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子弟；

1994—2014年，超过50%的教育精英来自各地区的有产家庭，与特定的重点高中。

诚然，特定的时代背景，加上社会稳定和政治需要，教育推动阶层流动一度成为现实并且大放异彩，比如1953——1993这个阶段的数据，但在社会逐渐趋于稳定之后，教育中的阶级再次凸显出来，优质的教育资源仍然掌握在少部分人手里。

除此之外，检索近几年各大网站报道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高考状元毕业情况，也都主要毕业于省重点中学。

数据虽然不意味着一切，但比之“衡水模式”带来的抽象而模糊的现实却更令人信服。

讨论“寒门出状元”正确与否，关键不在于存不存在寒门状元的实例，死磕个例并没有意义，而是要看我们对于这样命题的成立究竟可以抱有多高的期待。

残酷的是，我们抱的期待过高了。在我们对高考公平深以为然的时候，似乎已经忘记了“寒门子弟高中状元”这样的故事模板之所以能广为传颂，恰是因为确实稀缺且困难，实质上是一种悲壮的幸存者偏差。

幸存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是指只看到经过某种筛选而产生的结果，而没有意识到筛选的过程，因此忽略了被筛选掉的关键信息。它是一种常见的逻辑谬误，举个例子，假设你问“某某专业就业是否很差？”该专业混得好的人就会跳出来说自己在这个领域发展得很好，说不定还要骂一句“没有差专业，只有差学生”该专业混得很差的人可能会不好意思回答问题，因为害怕被喷“没有差专业，只有差学生。”于是你能听到的声音，只是成功者发出的那一种，失败者却只能越来越沉默。

“寒门状元”比一般的幸存者更甚，因为他们的故事是公众选择的结果。人们喜欢听到逆境之中奋斗多年终获成功的励志故事，不愿意看到忙忙碌碌最终却收获失利苦果的现实，于是，我们选择性忽视那些寒门之中没有成功的大多数子弟，他们的身影被隐藏在某几个寒门状元的光芒之后。

人们选择性忽视的，不止那些失利的寒门学子，还有那些成功了的中产家庭、富足家庭的子女。而这两个群体，往往才是高考中的大多数。

熊轩昂之所以能引起争议，恰是他把这种现实不容拒绝地摆到大家面前，告诉你有些差距确实存在，努力跨越很难，甚至是，不可能。

这样的差距是如何形成的呢？

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论提供给我们一个解释视角。

文化资本，是布尔迪厄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扩大化划分的三大形态之一，另外两个则是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简单来讲，“经济资本”即钱，“社会资本”即关系地位。“文化资本”又分成身体形态、客观形态和制度形态三种形式。身体形态文化资本表现为个人的审美趣味、学识教养、风度技能等，客观形态文化资本如藏书、文献、乐器、科学仪器，制度形态文化资本最典型的是文凭和资格证书。

高考状元之所以是熊轩昂，而不是暴发户或是省长的儿子，是这三者结合的结果，其中起最大作用的是文化资本。

我们可以在熊轩昂的身上一一对照。

因为“中产阶级家庭衣食无忧”，所以不用为生计所苦，不用像许多《变形记》中的农村孩子一样照顾弟弟妹妹，可以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发展自身中。

因为“父母是外交官”“知识分子”，所以能看到教育的重要性，对教育重视，敢于也有能力投入，有良好的家庭氛围，良好的成长环境。

因为“生在北京这种大城市”，天然的教育资源聚集地，所以更容易培养出良好的学习方法与爱好，而不是一味用题海战术。

是的，每个行动者所掌握的资本总量和资本结构界定了个人生活的可能性与机遇，同时，资本也被用来再生产，再生产经济资本，也再生产社会阶级结构。特别是文化资本，由于文化资本采取了教育、修养、品位等形式，身世显赫、经济富裕的家庭，必然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与金钱，这也使得不同出身背景的人从最初就产生了文化资本占有上的不平等。虽然不是全部，但很多时候社会层级变成了ctrl+c和ctrl+v，意在推动阶层流动的教育，心有余而力不足。

重要的从来不是中产阶级到底代表了一个多大群体的数字，而是中产阶级的文化资本所造就的软实力的差异。简单讲，即便考的分数一样，但是一比气质你就输了。

那穷人家的孩子还能抱有怎样的期待呢？

高考状元是熊轩昂，而不是暴发户子弟，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意义。

据某网站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教师和公务员家庭最盛产状元。他们并不是阶层的顶端，但是他们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有稳定的时间、精力，价值观更传统，更在乎子女的教育。

所以，不是阶层越高，财富越多，越能培养出精英。两者虽有关系，却不是完全对等的。重要的不是你有多少资本，而是你愿意为教育投入多少资本。教育投资虽有能力所限，但很多时候真正影响教育投资的，还不到能力所限的地步，而是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与眼光的深浅。

或许我们努力的意义，就是成为一个有眼光、有能力的家长。而很多时候，眼光比能力更为重要。

参考文献：

1.搜狐教育：颠覆|高考状元熊轩昂：知识不一定能改变命运 

作者 50 30469 50 15290 0 0 1834 0 0:00:16 0:00:08 0:00:08 3502：曹泽宇 | 文章来源：LinkedIn（LinkedIn-China）

2.霍老爷《北京状元：一个精英的养成，家庭因素究竟有多大》   学术那些事儿

3.网站：http://jzb.com/bbs/thread-900389-1-1.html

家长帮——2010年河北11个地级以上城市GDP排名（衡水让人崩溃的数据）

4.《中国青年研究》陈彤旭《高考状元的特征分析———以三家网站高考报道栏目为例》 

5.《黑龙江高教研究》陈卓《灰姑娘马加爵与高考状元———从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的视角分析》

博士论文，陈治国《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