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李星星”的背后，隐藏着多少对女性默认的枷锁

最近，南风窗一篇名为《涉嫌性侵未成年女儿三年，揭开这位总裁父亲的“画皮”》的文章在朋友圈迅速扩散，激起了群怒。

据这篇报道，跨国公司高管鲍毓明从2015年开始，对其14岁的养女李星星进行性侵和精神控制，他逼迫星星在家观看恋童癖的相关色情片，对她说：“你看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国外也是这么做的。”

而在这篇报道中，被踹烂的床单、胶带与成人用品、只有一个好友的微信、自杀期间的朋友圈，勾勒出一个让人心碎的晦暗牢笼。

这位披着慈爱面庞的“父亲”反复对星星强调：“我是对你最好的人”，“你喜欢爸爸，爸爸也喜欢你。”让人不战而栗的是，在星星尝试自杀失败后，派出所敦促鲍毓明写了一封保证书，而这位“父亲”写道：“给我现在的女儿，和未来的妻子。”

让人感到愤怒的不仅仅是戴着假面的养父，更有案件中其他人的看法和态度。

警察对报案的星星说：“别总说强暴强暴”，其他人劝说她：“鲍毓明收入不错，应该嫁给他”……

这样的言论，将受害者遭受的苦痛一笔勾销，实则是更残忍的精神强暴。在鲍毓明眼里，星星只是私人财产和泄欲的工具，而这种工具性，却在不少男性眼中异常自然。

这种理所当然的氛围让人感到惊异和愤怒。

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提出一个预设：对于厌女症的男性来说，只有两类女性：一类是他的母亲、妻子，另一类就是可供玩乐的其他女性。他们利用性来主导女人，以证明自己是“统治者”、“被崇拜者”。

女性成为了一种符号，丝袜、高跟鞋、超短裙成为了女性身体的衍生。许多女性都曾在闲鱼上碰到这样的情况——陌生男性发来消息，问自己“有没有旧丝袜卖”。在这样一场交易中,女性的物品承载了一种下流的意淫、一种投射想象。

在韩国，对女性身体的侵犯则更是无孔不入。普通的矿泉水、棒球帽、打火机、钟表上，都可能拥有藏匿的摄像头，公厕更是危机四伏——一不小心，陌生人就能逮住机会围观自己的私密生活。而每一次凝视，都变成赤裸裸的伤害：美国民权机构调查显示，韩国有50%的被偷拍者因隐私被公布，而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于是，愤怒的韩国女性手举横幅，走上街头，高呼：“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

这样的抗议，起效了吗？

也许韩国爆发的“n号房”事件便是最无力的答案。加害者通过威胁、精神控制女性，将其变为性奴役的对象。女孩们自残重要部位、性虐待的视频就这样被聊天室的26万名付费会员共享。“一起强奸吧？”对n号房内的男性来说，宛若是“吃了吗？”这样的简单问候。

星星的经历引发热议后，她的母亲也受到了很多指责：怎么会放心，将自己的女儿单独交给一个相识不到一年的男性？

网友列出条条款款为星星母亲辩护：鲍毓明名校毕业，律师身份，表现得对孩子关怀备至，且两人已经想要“组成家庭”……

鲍毓明的衣冠楚楚自然蒙骗了星星母亲，然而她的疏漏，也揭露了儿童性侵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教会孩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却没有想到伤害有时候就发生在眼皮底下。

在2018年被媒体曝光的317起儿童性侵案中，被熟人性侵的比例占到66.25%——这些“熟人”，很可能时被害未成年人的老师、亲戚、邻居或者父母单位的同事等等。而更令人痛心的是，有调查表明，儿童性侵案的官方认定隐案率是1:7。即每一起被揭露的儿童性侵案背后，必有七起不为人知的相同案件。

青年女作家林奕含在2017年上吊自杀，直到她离世之后，大众才了解到她曾经遭受的痛苦——她将自己被老师性侵的经历写成小说，和着血泪悲壮地控诉。

小说中的老师李国华和鲍毓明一样，给人温文尔雅的印象，甚至，他们为自己施暴所找的借口都极其类似——李国华说：“这是老师爱你的方式。你喜欢老师，老师喜欢你，我们没有做不对的事情。”

房思琪不喜欢与老师发生性关系，她觉得这样不正常，觉得自己脏掉了。然而，另一方面，她却无法隐藏自己作为学生对老师的崇拜。她难以对老师的行为作出解释，为了让自己不被痛苦的想法撕裂，只能被迫接受这样的爱情，强迫自己“去爱上老师。”

在很多熟人性侵的案件中，强势的一方拥有混淆大众视听的资源、名声、权力。他们借由自己在受害者心中的权威地位，不惜采用威逼、诱骗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是一种有恃无恐的欲望发泄，这是一场处心积虑的权力游戏。

受害者困在熟人打造的牢笼里，因为对权威的恐惧，对侵害的无知，同时还被社会上对“性”的污名、耻辱所裹挟，变得躲无可躲，逃无可逃。

这正如林奕含所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

很多人在看到李星星的遭遇后，觉得悲愤、心痛。

14岁的星星因为下体疼痛在网上求助，第一次从“医生奶奶”那里，得知“强暴”这个词，并在“医生奶奶”的建议下报警。她没有相关的性知识，如果没有向这位医生求助，她可能直至成年都不知道自己遭遇了侵害，更罔论去报警、进一步保护自己。

而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有这样一段情节：思琪对妈妈说：“我们的家教好像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性教育。”妈妈诧异地看着她，回答：“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所谓教育不就是这样吗？”

如果，女孩们能够提前接受正确的性教育，是不是可以第一时间意识到自己被侵犯？甚至，可以在更早一些时候对来自异性的身体接触大声说“不”？

性教育的缺失让人痛心，正如林奕含所说：“在这个故事中父母将永远缺席，他们旷课了，却自以为是还没开学”。

曾经有一篇报道，母亲无意中撞见女儿将用过的情趣用品藏在床底，便在下一次女儿紧锁房门时愤怒地拿起子拆门。女儿觉得颜面扫地，与母亲争吵，闹着要搬出去住。最后，两人甚至闹上了法庭。

对于性教育，鸵鸟埋沙式的逃避或是将其视为为洪水猛兽的做法都是没有用的。

家长、学校、社会闻“性”色变的后果是：男孩从暴力的情色片中学会把女性身体看作泄欲物品，女孩谈“性”觉得羞耻、尴尬，不知道如何诉说自己的欲望，遭到侵害后选择沉默地舔舐伤口。

反观性教育发达的荷兰，孩子从4岁开始就接受性教育课程，11岁的时候，孩子就能讨论性别意识、性取向、避孕措施，而不觉得尴尬。

性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孩子们需要在成长过程中了解自己的身体，知道它随着发育有了怎样的变化，这变化代表了什么。

我们应该让孩子们了解：如何尊重彼此的身体界限和身体自主权，如何在遇到侵犯时尽可能地保护自己。坦诚地谈论“性”，不仅是未成年人，也是众多成年人需要学习的课题。

星星的经历引发了广泛的同情，有越来越多曾有相似经历的人开始声援、支持、保护她。她们说：“姐姐们不需要你回报什么，这是姐姐们欠你的，因为我们不够勇敢。”这种沉痛的共鸣包裹成了一个共同体，和着血泪打出一个温柔的小小保护圈。我们赞扬星星的勇气，并且应该尽力保护她免受二次伤害。

但我们要做的也许远远不止于此。

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也许还有许许多多的“李星星们”不被人知晓，不被人看见，对于这些受害者，绝不仅仅是喊一句“女孩要学会自救”就能轻易解决。

它牵涉到家长、学校、社会的每一个层面，事关每一个有良心的你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