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摊的复兴与反思：我们需要怎样的现代都市生活

“西部有城市按照当地规范，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摊位，一夜之间10万人就业。”

一夜间，曾经在灰色地带游走的“路边摊”复兴了，得到上下一致好评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争议，譬如：发展路边摊是否只是疫情后的权益之计？如何平衡城市卫生和经济发展？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进行有效管理？

这些争议和讨论有着深刻的、矛盾的现实根源。

一方面，现代城市的面貌治理坚守“整洁”的基本原则，我们也的确习惯了这种整洁的秩序，另一方面，被城市化裹挟前行的人们开始怀念曾经更有烟火气的生活区。

此时复兴的路边摊无疑拓宽并唤醒了我们对现代城市空间的认识与想象，而其背后隐含的拷问是：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现代都市生活？

这或许是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

路边摊与城市的关系是个历史性话题。

所谓的“城市”是先有了“市”再有“城”，路边的小摊正是市的基本形态。几千年前，世界上还没有“城市”时，就有人用小车拉着农产品聚到一起，摆摊交换，形成最早的“市”。

在中国，路边摊可以追溯到东汉之前，最出圈的人物便是跟着母亲摆摊卖手工草鞋、草席的少年刘备，到了古代商业最发达的宋朝，繁荣的路边摊生态更是构成了辉煌的城市图景。

但到了近现代，路边摊因其无序繁杂的特点逐渐被追求整洁秩序的城市所排斥，城市也巩固了更清晰的分区规划，如：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CBD……各地区、街区、街道也承载着不同的功能作用，这体现了现代城市规划者的设计理念：城市空间的商品化，在此意义上开启多样的区间功能。

然而，这种规划下的另一个事实却是：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可及范围内能获得的功能越来越单一，即在每个分区内能完成的活动是有限的。譬如，在住宅区我们能做的几乎只是睡觉休息，在商业区和工业区几乎只能工作，而购物等娱乐活动几乎只能去别处的大型超市、CBD商圈。

这种多样性的理念和单一化的倾向为何背离？

也许理解的起点在于城市多样性的层次。美国作家简·雅各布斯在其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谈到了这一点，她认为“多样性”指的并不只是城市总体功能的多样性，而是深入地区、街区、街道的多样性，是每一条街的多样性，关键在于居民生活可及范围内的多样性：

即使是对一个最具城市化的人来说，不管在街区外面有多少选择，他也得关心他所在的街道和地区的氛围；对于城市人的日常行动和生活而言，他们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所在街区。

回忆我们曾经拥有路边摊的生活：小区门口的早餐车、学校门口的夜市、地铁口的水果摊……

这些流动的摊贩带来的不只是烟火气，还有切实的生活便利，让我们感受到所生活、工作的街区的温暖与生机。即便是“占道经营”，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城市整洁有序的面貌，谁也无法否认路边摊为城市多样性所提供的可能。

但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却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这种可能。如雅各布斯批判的欧洲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即潜在的机械化、纯洁性和强烈的工具理性倾向，她认为城市有一套自己的秩序规范，可以实现自治，自治的基础就在于自然生发出的多样性。

而路边摊不正是城市发展多样性的重要动力吗？

当城市的空间被过分强调，城市中“人”的需求与权利也就相应被忽视。作为路边摊的经营者，也是城市的外来者、边缘人，围绕他们的争议始终是无法避开的问题。

近代城市发展经历了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过程。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打破了稳定的秩序，他们往往被认为是不安全因素，不仅争占本地人的生存空间和资源，还可能会滋生城市犯罪。这样的担忧并非恶意的歧视，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认为，在一个所有人认识所有人的环境里，人会倾向于约束自己的行为，因为可能会产生众叛亲离的严重后果，而在陌生的环境里，犯罪的人际成本就会降低，犯罪的几率也会提高。

国外一些社会学家们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观念——“破窗理论”——在现代城市中，即使是表面上最微小的秩序破坏也可能导致严重的罪行。但这是个值得商榷的判断，社会学者米切尔.邓奈尔反驳了该观点。

邓奈尔花了5年时间与街头工作者生活在一起，那些日复一日地在纽约最繁杂的街区做着不体面的工作的人，被视为城市安全的危险分子。但邓奈尔用长期沉浸式体验描绘了这些人的真实生活：他们诚实谋生、友好互助，并用法律赢得自己的权利，努力扭转人生。

邓奈尔更是据此真实经验写出了人类学著作《人行道王国》，他发现了那些看似混乱与陌生中实则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非正式社会”模式，并指出，那些被视为会引起混乱和犯罪的书摊贩、露宿者与乞讨者间其实存在着重要的“非正式社会结构”，能为街区生产秩序，创造价值：

非正式经济和社会生活非常有价值，同时也不必然在审美上令人不悦。

一个社会正确的应付方法不应是将自己创造出来的被遗弃者驱逐出公共空间，一个存在极度贫困问题的城市若要创造福祉，其重点就是能让边缘人有自主经营的机会。

而今，这一点越来越受到认同。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我们城市里的流动人口、边缘人群的组成也有了新的变化，不再只是从农村走向城市艰难求生的贫穷商贩，新一代流动人口也包括暂时滞留在某个城市里的年轻人，他们受过一定教育，摆摊也突破了“贫穷脏乱”的传统底层人印象，形成了新的路边摊气候：复古时尚物件、手作精美食物、小众艺术书……

这些年轻人来自各地，有着不同的身份背景，但有赖于良好的组织支持，他们能得到体面的摆摊空间和社会的广泛肯定，摆摊于他们来说是生活中的一次消遣和认识新朋友的机会，于逛摊者来说，则是都市生活里难得的艺文活动。

但结构性问题却没有变过，甚至越来越严重，不容忽视。尽管今天路边摊主的构成更多元丰富，组织管理的形式也有所提高，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在于那些在城市里缺乏生存空间和权利被忽视的边缘人。在文化层面，路边摊发展越来越体面文明，或将成为城市的风景线，但在经济层面，它仍然是很多底层人士的谋生方式。

如何看待这些流动人口？如何管理他们的谋生空间？仍然是对我们所有人的考验。

正如邓奈尔强调的那样，首先需要解决污名化和刻板印象的问题，对这些“他者”有真正的尊重和了解，唯有如此，才能进一步体认他们所建构出的“非正式社会体系”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与影响——各种生活于城市中的“陌生人”的日常生活组成了真正意义上和谐、安全且多元的城市。

不仅城市需要多样化，人也应该是多种层次自我的整合，人和人的关系更应该有多层次的发展空间和强链接。

然而，现代化城市正在削减这种发展可能。如齐美尔所认为的“城市性”——大都市的迅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与现代性有关的晕眩：陌生人、原子化、新颖性、片段性和碎片化。

这种“城市性”带来的是“附近”的消失。

《十三邀》中曾讨论过这个现象。

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是流动，而现代性的突出特征是令人晕眩的速度和变化。技术的数字化与时间的碎片化正共同取代多样性和流动性，进而消灭“附近”。

技术化和碎片化也造成了人的原子化，正如项飙所认为的，如今人们的新心态是只关注他自己的事情和世界的事情，却对附近的东西认知有断层。

人与人之间高度原子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松散。

一切都没有距离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淡，冷淡。每次来都是不同的快递小哥。这不是一种常规的关系。

问题的解决之道或许就在于夺回几乎已经消失的“附近”，以及重建关于“附近”的感知与关系。

因而，路边摊不仅建构出非正式经济与社会体系，还能建构“附近”，建构关系，缓解现代人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