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年轻人与折叠的城中村

广州城中村存在的现实意义：生活成本的下降让所有低收入群体都沾了光。

聚酯纤维的绿色方巾搭在付朝春左手，恰好盖住针头。他说打吊瓶冷，搭块毛巾会暖和些，我不确定这是否有效，毛巾是干的，很薄。

其他输液的人都没这么做，但谁也没对付朝春的举动做评价，甚至都不看他一眼。

这是12月第一个周末，广州最大的城中村——石牌村里的一家私人诊所。但从外观上看，这更像一家药店。付朝春坐在店铺一边的木沙发上，可以盯着巷子里的行人发呆，也可以沉浸在手机屏幕里。他选择了后者。

没有人会对诊所里的事做任何评价，甚至不会看里面一眼。城中村里的年轻人是来讨生活的，不在乎谁比谁更寂寞。把自己过好，是实现城市梦的唯一办法。

沿着诊所小巷继续往南，运气好能找到瑞藻家塾，现在是老人活动中心，里面是土生土长的石牌村老太太，她们悠闲地谈天说地，没有后顾之忧，一边忙着数落自己的亲戚，一边帮着判定那些家长里短的对与错。他们是付朝春这样的年轻人、用房租供养着的村民，村民和租客没有交集，她们只盼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

这是广州极尽繁华的核心区，被高校、医院和摩天大楼包围。石牌村成了广州的都市传说，承载广漂未来，实现原住民进入富人阶层的梦想。

这是城乡二元的交叉点，是城中村帝国的样板模型。

“五条人？没听过，干嘛的？”付朝春不知道五条人（乐队）在走红以前，阿茂和仁科在石牌村住了好多年，不过他知道丁磊（网易创始人）在这里住过。这些故事，让住在石牌村的年轻人引以为傲。

“当然想像他们一样走红、有钱，但我觉得不大可能。”这是他闯荡江湖的第四年。一年前他来到广州，二话不说住进了石牌村，然后在太平洋数码城B座的旧址里，谋了一个餐馆后厨的岗位。

石牌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宋朝，因为珠江潮汐不定，董、池、潘三个姓氏的人选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安居（石牌村口的地铁站叫岗顶），他们善于打造和贩卖石器，故得名石牌。

 建国前的石牌村地图。/资料图片

在现代广州，石牌的知名度和历史毫无关系，石牌村走红是因为太平洋电脑城，这里相当于北京的中关村、深圳的华强北。村里的租客，大多都是围绕电子产品打转的IT人士。

只是在过去20年里，人们从实体交易转向了在线交易，那些靠卖电子产品的人怎么也没想到，最初就是他们把实体电脑卖给改变人们生活的人。

电脑城完成了历史使命，人流红利不能放过，城市还要升级。喧闹了20多年的太平洋数码广场B座，从数码宅男的圣地麦加，变身美食城。这种转型符合广州美食之都的定义。

付朝春在过去的一年，从石牌村出来，钻进了太平洋美食城一家餐厅的后厨。他说会电脑是技术，炒菜做饭同样是技术。

 城中村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美食”，抚慰着那些思乡游子的味蕾。

不过可能因为油烟太大，他最近越觉眼睛刺痛，尽管石牌村口就是三甲医院，但他感觉那里看病会很贵，所以选择村里的小诊所里解决。

穿着洗到变薄的白大褂给他确了诊，说是眼结膜感染，这个诊断花掉他300元，尽管结膜炎极少需要输液，但他觉得这样好得快，不会耽误工作。“因为不努力就吃不上饭，不回到岗位上，就要自己花钱买饭吃”。

300元是他半个月的房租（含水电），与他合租的另外4个人，是他广西梧州同乡，他们结伴来广州找工作。“在广州一个月能挣5000块钱左右，比梧州两三千的工资高很多，虽然最后都莫名其妙地花掉了，但在广州，我爱怎么花钱没有人管。”

3000元租金的房子，大概有30多平方，在以逼仄著称的城中村来说，这样的面积几近奢华。

但分摊到付朝春的空间，实际上只有6个平方，这就是石牌村的生活逻辑，成本是唯一考量标尺，在成本面前，智慧与美貌没有意义，贫穷不会以仁慈的面孔出现。

在石牌村0.7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3200多栋出租屋被170多条小巷连接起来，这里有超过6万人居住，是这个星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印度孟买的两倍。

他们大多是来广州谋生的年轻人，脑子里装满了经济发展初期那种“要致富别怕苦，要兴旺别怕脏”的信条，对于城市中漫天的灰霾，堵车和城市垃圾，他们也感到骄傲。

这些年轻人对生活那股硬撑和劲头，不经意就托起了原住民的移民和富豪之梦。

如果不会迷路的话，从诊所出来走5分钟，就能看到江孔殷题字的瑞藻家塾（曾经也叫瑞澡堂，是妈祖庙），他是康有为的学生，参与了公车上书。江的儿子江誉球，便是粤剧界奇才“南海十三郎”，同名电影在豆瓣评分9.2。

池国英蹒跚着从自己房子里走向家塾，她是整个石牌村移动速度最慢的群体之一，他们不赶时间，不用为钱发愁，他们是石牌村村民，这些房屋真正的主人。

 石牌村一角。

家塾里还有五六位同伴，年纪最大的95岁，池国英以79岁的年纪在这里排名最年轻。饶是如此，她最近几年也在村里迷过两次路。

“你看到玻璃罩子里的天后宫龙亭了吗？以前逢年过节，或者村里有什么喜庆的事，就会请龙亭出来，敲锣打鼓在村里沿街庆贺。”池国英说石牌村在她小时候，里面道路宽阔，普通的巷子都有清渠流过，路面至少有三条石板宽。“后来大家有钱了，就斗谁家楼起得高、起得大，先是填了清渠，后来连石板路的巷子也被霸占了，这让龙亭现在只能在村里几条主要的巷子里穿行”。

 石牌村里的这个紫檀龙亭于1807年制作，2002年做过一次修补。

池国英还记得几十年前，每天早上天刚亮，她就要到村子东边的菜地里割西洋菜。那片菜地，如今是石牌东路和暨南大学。

“变化太大了 ，我们这些老太婆，现在都不敢说认全了村里的路，我自己也只熟悉我们池姓的这一片。”实际上，就连送餐的外卖员，用一年时间也未必能摸清里面的道路。

石牌村自古以来，就由池、董、潘三大姓氏构成，其中池姓所在的区域叫朝阳，另外两个姓分别占据西南角的龙躍（跃）和东边的凤凰。

真正的石牌村民，实际上也并不在乎这些改变，只要他们愿意，随时都可以离开那些不见天日的街角巷尾。

 阳光普照是村里最大的奢望吧。

千禧年后，为配合广州城市化建设，石牌村的大部分青壮年村民，都搬到了一街之隔的珠江新城安置房，安置标准依据村里发行的“购房股”为标准。2004年，有村民以380元/股的价格向同村人买了100多股，每股可以兑换一平方。

如今，珠江新城的房价基本上10万元/平方米起跳。池国英也不在乎这些数字，对那种白领、中产和所谓的富豪生活无感，“我们这些老人不想跟着年轻人住，招后生嫌，住过去容易，搬出来就难了，倒不如直接不去”。

与其说是不适宜现代化生活，倒不如说池国英她们依旧留恋着村里固有的习俗和传统。“现在每年正月十五，我们还是会扛着龙亭在主干道走一圈；七月中旬，也会请神出来保佑我们”。池国英说这种传统的风俗只有广州这些老村子才有，这也是杨箕和猎德（广州另外两个知名的城中村，已经完成现代化改造）拆迁的时候，要守住祠堂的原因。”

 石牌村另一个活动中心所挂的牌匾。

秋日的午后，家塾里五六个老人闲适地聊天，挂在墙上的电视声音放得很大，但她们还能清晰捕捉到对方喉结里发出来的声音，即便其中一个已经95岁。

这种悠闲，来自于一墙之隔、那些疲于奔命的年轻人。

瑞藻家塾那块被历史气息附着的石刻下，贴了两个告示，一个是石牌村2020年高考优秀考生名单，列表里有18人，成绩最好的被北京体育大学录取了；另一个喜讯是他们收到了温州池氏宗亲的邀请，参加宗祠落成庆典大礼，想去的池姓宗亲可以随意报名，但要收取500元作为礼金。

富人终究是富人，毕竟房租仍然是人民币。

付朝春没看过这些信息，他家里穷，16岁初中毕业之后就开始打工，温州是他唯一去过的地方，那是花都工厂给他的一个培训机会。他没想到自己的房租，供养着另一个城市、另一个人的子女远赴他乡的读书梦。

他也想不到自己住的城中村竟然与温州也有联系，在付朝春眼里，这些信息不重要，他需要的是吃饭、挣钱、活下去。

这是石牌村租客为数不多的共识，这种共识来源于周边飞速发展的城市建设，石牌村被商业世界包围，这个世界里没有公共草地，没有公共运动场，只有电脑城、美食城、购物城。

 数万人的村落，形成了一种内化的经济循环，但无论如何循环，仍有大量资金流向本地村民。

甚至几百米外的国家五星购物中心太古汇、广州最高级的购物商场之一，付朝春也仅仅只是去过，去呼吸一下商场里的香味——城中村里没有的味道，而且是免费的。商品的标价对他来说，显示的是阶层而不是价格。

他不知道自己每个月600元的房租，只够一辆车在那儿停37.5小时。

不过他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样的人生设定，“我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上班之外只有宅，宅就不会受到外界的刺激，而我，也早就习惯了寂寞，现在的年轻人，都习惯了寂寞。”这样的定义从何而来在这一刻并不重要了，这种表述，会让他自觉是普通的大多数，这样便不显孤独。

 石牌村一角。

这就广州城中村存在的现实意义：生活成本的下降让所有低收入群体都沾了光。

尽管城中村的每一寸空间和时间都被折算成了人民币，生活中的很多东西也是可以被改变的，但在城中村的年轻人，不会忘记最初到这个城市来所怀揣的梦想。

瑞藻家塾最靠里的影壁上，有个巨大的“神”字，那是整个石牌村最大的字，几乎和太古汇广场上，巴宝莉的圣诞装饰一样大。

 （文中付朝春、池国英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