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原标题｜ 植根中国大地的青年社会学学者发展特征及展望——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的分析
作者 ｜孙新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摘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需要青年社会学者植根中国大地。利用引证数据从性别与年龄、机构与地域、学科与议题、质性与量化、本土与海归等五大方面分析青年社会学学者的发展特征。研究发现：（1）两性占较为均衡，“75后”和“80后”人数相当；（2）学者主要就职于高校的社会学院系，且集中在北京、上海和武汉等城市；（3）学者分布于各个分支学科，但聚集于与现实经验结合紧密的分支学科；（4）研究议题多聚焦于独具中国特色的重大经济社会现象；（5）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但量化研究方法发展势头强劲，方法的交融愈加明显；（6）本土社会学博士为主，本土其他科学博士和海归社会学博士为辅。力图描绘中国青年社会学学者的群体肖像，透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发展特征。提出应重视对青年社会学学者的培养和支持、扶持较弱地区和学科、加强经验研究和理论创新、推进方法的交叉融合、优化人才评价机制等建议。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希望广大经济社会领域的理论工作者“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辟地阐释了时代与学科发展的关系，也给中国社会学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社会学长期以来都非常重视学科发展与中国实际的关系。吴文藻先生很早就提出，中国社会学一定是“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的社会学”。费孝通先生指出：“联系中国实际讲社会学和以社会学的研究来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建设，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主要内容”。社会学恢复重建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学正是在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和服务时代需要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当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更需要我国广大社会学学者植根中国大地、回应时代和社会的重大关切。这也是中国社会学学人的历史担当和时代使命。中国社会学经过重建后40多年的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由老中青三代共同构成的人才队伍体系。通过几代社会学学者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社会学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当前，老一代社会学者已经陆续退出教学和科研岗位，并将历史的接力棒交给了中青年社会学学者。其中，作为社会学新生代的青年社会学者逐渐成长为了我国社会学研究与教学的中坚力量。而且，他们普遍都接受了规范而又完整的社会学学术训练。可以说，中国社会学的新生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发展中肩负着重大使命，也直接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发展前景。本文认为，对作为社会学新生代的青年学者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聚焦于我国社会学新生代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青年社会学学者，以期通过他们来探究我国青年社会学学者的发展特征，并透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发展状况，以更好地促进青年社会学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良好发展。在学界，如何来分析和评价学者本来便是一个有存在争议的问题。而且，评价标准也较为多元，至少包括个人印象、群体共识、官方指标和引证数据等。正如有学者所指出，这些标准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不能用一个标准否定另一个标准，它们实际上是相互参照和互补的关系。引证研究在国外早已非常普遍。自20世纪中叶尤金·加菲尔德创立引文索引系统以来，应用引证分析方法评价科学研究成果和学术期刊成为了国际通用的文献计量评价方法。2000年初，我国的引证研究也开始兴起，至今已经积累了大量研究。整体来看，我国社会学界的引证研究较少，而且主要集中于对期刊、机构和研究概况的分析等方面。虽然引证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自我引证、互惠引证、权威引证、虚假引证等问题。但是，由于具有客观反馈性，弥补了人为定性评价的缺陷，因此引证分析成为了评价期刊的通用方法，也成为了很多学科研究学科发展和学者影响的重要视角。当然，引证数据不一定能全面反映学者的研究水平，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测量学者的影响力。目前，国内社会学界还未有运用引证数据对学者的分析，笔者也是初步尝试探索采用引证数据进行相关研究，且只是分析学者的一个侧面，对学者的全面评价还需参照个人印象、群体共识、官方指标等评判标准。如果力求全面分析我国青年社会学学者，就需要对所有青年社会学学者的引证数据和相关数据进行全面而又系统的搜集和分析。一方面，青年社会学学者的人数庞大而且难以搜集全面；另一方面，有关他们的引证数据和相关数据更是浩如烟海。故而，对所有青年社会学学者进行分析很难实现。因此，笔者选择退而求其次，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以下简称CSSCI数据库），从其中选取引文频次较高的青年社会学者作为我国新生代社会学学者的代表，对他们加以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些新时代社会学学者代表是我国青年社会学学者中引文频次较高、学术影响较大的部分学者。尽管这些学者代表不一定能完全反映青年社会学学者的全貌，但是对于理解我国青年社会学者和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状况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他们的发展状况能够反映青年社会学学者和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特征；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志趣和学术影响力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笔者对青年社会学学者进行了范围划定，基于引证数据确定了100位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名单，在此基础上，分别从性别与年龄、机构与地域、学科与议题、质性与量化、本土与海归等五大方面进行具体分析。第一，性别和年龄是学者最基本的生理特征。分析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在性别和年龄上的分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新生代社会学学者的内部结构。第二，厘清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在机构与地域上的分布，可以更好地了解我国新生代社会学学者乃至社会学学科在地理空间上的差异，从而能够反映学科发展的均衡性。第三，分析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所在的分支学科和研究议题，有利于反映新生代社会学学者的研究志趣及其与中国实际的关系，也有利于反映分支学科的发展状况和学术影响力。同时，分析这些学者的研究议题，则能较好地说明新生代社会学学者是否植根中国大地和回应国内重大需求。第四，对比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可以反映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各种研究方法的使用范围和影响。第五，考察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获得博士学位的培养单位，不仅可以了解新生代青年社会学学者的学术背景，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考察我国社会学学科人才培养的状况。本文所使用的引证数据主要来自于CSSCI数据库。1998年，CSSCI数据库开始建设，已有20余年的历史。该数据库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研究和发布，自1998年建立以来，数据库定期更新，主要从来源文献检索和被引文献检索两个方面向用户提供信息。来源文献的检索项目包括论文作者（包括第一作者）、篇名（词）、关键词、期刊名称、作者机构等16项；被引文献的检索途径包括被引文作者（包括排除作者自引）、被引文献篇名、被引文献期刊等8项 。因此，利用来源文献检索可以查找一个学者自1998年以来发表的CSSCI来源期刊论文，也可以单独检索以第一作者发表的CSSCI来源期刊论文；利用被引文献检索可以查找一个学者发表的各种文献的引证数据，包括排除作者自引的引文频次据等。除此之外，本文还使用了中国知网数据库（以下简称CNKI数据库）以及学者所在单位网站公布的个人信息等作为补充数据。本文论题首先涉及三个重要变量，分别是高被引、青年学者、社会学学者。此外还包括其他变量。（1）引文频次。本文的引文频次是指一个学者的各种论著被其他人在CSSCI来源期刊发表的论文引用的次数，即引文频次。尽管自引数也能反映一个学者研究的连续性，也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但是引文频次更能说明学者的影响力。笔者的处理方法是选取我国青年社会学学者中引文频次排名前的100名学者作为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需要补充说明的是，CSSCI数据库被引文献检索中只能检索出学者作为第一作者的引文频次，在一定程度上，也更能凸显第一作者对中文论证的贡献。（2）青年学者。这个变量应该说在学界已有共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普遍将45周岁以下的学者视为青年学者，本文也采用这一标准。由于本文检索的数据截至到2020年，因此，本文统计的青年学者是1975年以后出生的学者。并且主要是从以下两种方式获得学者的出生年份：一是查找其所在单位网站上的个人简介；二是如果网站简介中没有年龄数据呈现，再通过发表论文查找，一般论文中会对作者出生年份进行标注。（3）社会学学者。本文的社会学学者是指在我国大陆的社会学院系、各级社科院社会学所和党校（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等社会学教学科研单位从事社会学教学科研的学者。尽管在社会院系工作的学者，其中不少学者获得的学位是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学位，但是他们在社会学院系工作一般都较好地与社会学进行了结合。笔者在检索过程中，将作为二级单位的社会学院系的全部学者都进行了检索，对于作为三级单位的系则主要检索社会学系和社会工作系的学者。此外，各级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研究所、党校和行政学院 的社会学教研部也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机构，也聚集了很多社会学学者。对于以上两类教学研究机构的学者，具体的检索办法是，登录这些单位的官网逐一查找青年社会学学者的名单，进而在CSSCI被引文献检索中检索其引文频次。对于没有学者名单的单位，首先在CNKI数据库的作者单位一栏输入“大学社会”、“社会科学院社会”、“党校社会”、“行政学院社会”等 来检索单篇论文被引数超过30次的学者，然后在CSSCI被引文献检索中检索他们的引文频次总数 。当然，除了以上两大来源外，还有不少社会学学者就职于人口研究所和非社会学院系等其他机构，由于难以将这些学者统计全面，笔者未将这部分学者纳入分析范围。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大部分学者的姓名具有唯一性，检索比较容易，但是仍存在较多学者重名的问题。笔者的处理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对于检索条目不多的学者，主要采取排除法，即排除掉那些不是该学者发表成果的引文频次，即可算出学者的引文频次；二是对于检索条目较多的学者，主要是采取通过知网检索出其发表的所有论文，再通过个人简介找到其出版的著作等，然后在CSSCI被引文献检索中通过被引文献篇名来检索单一论著的引文频次，再将所有引文频次相加即可得到该学者的所有引文频次。（4）其他变量。除了以上三个变量外，分析中还会涉及到学者的性别、年龄、工作单位、所在地域、所属学科、研究议题、毕业院校、研究方法等变量。其中学者的性别、年龄、工作单位、所在地域和毕业院校五个变量基本都可以从所在单位官网的个人简介中查到，或者从中国知网中检索。学者所属的二级学科或三级学科主要按照官网和论文中自我介绍的学科或研究方向进行归类，个别没有介绍的，笔者根据其发表论著的情况进行归类。研究议题主要是根据100位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每人最高被引论著的议题来进行确定。学者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由笔者根据其发表的期刊论文所使用的方法进行归类。本文使用的数据检索于2021年4-5月。CSSCI数据定期更新且有一定滞后性，这期间数据没有更新，所以检索期间的数据是固定的。此时，2020年的数据基本更新完毕，基本能够反映2021年之前的引证数据。
基于前文界定，本文的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是指CSSCI引文频次排名前100名且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社会学学者。通过检索，他们的引文频次都在88次以上。其中，引文频次超过200次的有27人，100-199次之间的有53人，100次以下的有20人。详见图1，其中引文频次超过200次的学者按照引文频次排序，其他学者按照姓氏拼音排序。姓名 | 年龄 | 单位 | 引文频次 | 姓名 | 年龄 | 单位 |
杨 华 | 80后 | 武汉大学 | 659 | 雷开春 | 70后 | 上海社会科学院 |
桂 华 | 80后 | 武汉大学 | 488 | 李国武 | 70后 | 中央财经大学 |
李祖佩 | 80后 | 华中农业大学 | 415 | 李永萍 | 80后 | 南开大学 |
陈家建 | 80后 | 南京大学 | 414 | 梁 波 | 70后 | 南昌大学 |
陈云松 | 70后 | 南京大学 | 412 | 梁 宏 | 70后 | 中山大学 |
孙秀林 | 70后 | 上海大学 | 412 | 刘成斌 | 70后 | 华中科技大学 |
黄晓春 | 80后 | 上海大学 | 411 | 刘建娥 | 70后 | 云南大学 |
赵晓峰 | 80后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 401 | 刘汶蓉 | 70后 | 上海社会科学院 |
邢成举 | 80后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 358 | 刘燕舞 | 80后 | 武汉大学 |
张文娟 | 70后 | 中国人民大学 | 350 | 卢云峰 | 70后 | 北京大学 |
吕德文 | 80后 | 武汉大学 | 335 | 吕 方 | 80后 | 华中师范大学 |
狄金华 | 80后 | 华中科技大学 | 330 | 吕 鹏 | 80后 | 中国社会科学院 |
陈 锋 | 80后 | 北京工业大学 | 286 | 马 磊 | 80后 | 上海大学 |
符 平 | 80后 | 华中师范大学 | 285 | 马良灿 | 70后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
王甫勤 | 80后 | 同济大学 | 268 | 彭远春 | 80后 | 中南大学 |
董海军 | 70后 | 中南大学 | 266 | 齐亚强 | 70后 | 中国人民大学 |
杨 敏 | 70后 | 武汉大学 | 263 | 卿石松 | 80后 | 华东师范大学 |
徐晓军 | 70后 | 华中师范大学 | 260 | 沈 可 | 80后 | 复旦大学 |
陶希东 | 70后 | 上海社会科学院 | 247 | 沈 毅 | 70后 | 河海大学 |
王德福 | 80后 | 武汉大学 | 246 | 沈奕斐 | 70后 | 复旦大学 |
吴 帆 | 70后 | 南开大学 | 237 | 施芸卿 | 80后 | 中国社会科学院 |
黄荣贵 | 80后 | 复旦大学 | 231 | 宋丽娜 | 80后 | 河南农业大学 |
唐文玉 | 70后 | 上海市委党校 | 214 | 宋 璐 | 70后 | 苏州大学 |
张 乐 | 70后 | 山东大学（威海） | 214 | 孙鹃娟 | 70后 | 中国人民大学 |
叶 敏 | 80后 | 华东理工大学 | 208 | 孙新华 | 80后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
夏柱智 | 80后 | 武汉大学 | 207 | 谭同学 | 70后 | 云南大学 |
宋月萍 | 70后 | 中国人民大学 | 204 | 唐有财 | 70后 | 华东理工大学 |
艾 云 | 70后 | 中央财经大学 |
| 田北海 | 70后 | 华中农业大学 |
陈 鹏 | 80后 | 北京师范大学 |
| 田 丰 | 70后 | 中国社会科学院 |
陈义媛 | 80后 | 中国农业大学 |
| 王建民 | 80后 | 中央财经大学 |
陈占江 | 80后 | 浙江师范大学 |
| 王 星 | 70后 | 南开大学 |
冯 猛 | 80后 | 上海师范大学 |
| 王玉君 | 70后 | 中国人民大学 |
冯 小 | 80后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
| 魏程琳 | 80后 | 同济大学 |
付 伟 | 80后 | 中国社会科学院 |
| 闻 翔 | 80后 | 中国人民大学 |
耿 羽 | 80后 | 福建社科院 |
| 尉建文 | 70后 | 北京师范大学 |
龚为纲 | 80后 | 武汉大学 |
| 熊 波 | 80后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
管 健 | 70后 | 南开大学 |
| 熊春文 | 70后 | 中国农业大学 |
何海兵 | 70后 | 上海市委党校 |
| 荀丽丽 | 80后 | 中国社会科学院 |
何绍辉 | 80后 | 湖南社会科学院 |
| 杨 典 | 70后 | 中国社会科学院 |
洪岩璧 | 80后 | 东南大学 |
| 杨小柳 | 80后 | 中山大学 |
侯佳伟 | 80后 | 中山大学 |
| 叶 华 | 80后 | 中山大学 |
胡安宁 | 80后 | 复旦大学 |
| 袁 松 | 80后 | 浙江师范大学 |
黄家亮 | 80后 | 中国人民大学 |
| 悦中山 | 80后 | 西安交通大学 |
黄剑波 | 70后 | 华东师范大学 |
| 臧雷振 | 80后 | 中国农业大学 |
黄盈盈 | 70后 | 中国人民大学 |
| 曾守锤 | 70后 | 华东理工大学 |
黄晓星 | 80后 | 中山大学 |
| 郑广怀 | 80后 | 华中师范大学 |
纪莺莺 | 80后 | 上海大学 |
| 张春泥 | 80后 | 北京大学 |
焦长权 | 80后 | 北京师范大学 |
| 赵晔琴 | 70后 | 华东师范大学 |
焦开山 | 70后 | 中央民族大学 |
| 周利敏 | 70后 | 广州大学 |
景晓芬 | 70后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
| 周祝平 | 70后 | 中国人民大学 |
从性别分布来看，在这100位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中，男性和女性分别有74人和26人。女性学者在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中所占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一，远高于法学界的10%。这说明，较之于法学，社会学高被引青年学者中的两性占比较为均衡（详见图1）。从年龄分布来看，这些学者年龄最小的出生于1988年，最大的出生于1975年，他们大体可以分为“75后”和“80后”。从人数来看，“75后”与“80后”学者旗鼓相当，分别是45人和55人。除了引文频次在100-299之间的“75”后人数略超“80后”，在其他区间，“80后”人数都超过“75”后。特别是考虑到“80后”比“75后”进入学术界较晚，发表论著也较晚，这表明“80后”的学术影响比“75后”略占优势。这一情况与法学界的情况基本一致。
从机构分布来看，100位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就职于38个机构，其中有33所高校、4所社会科学院和1所党校，分别拥有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87位、11位、2位。可以看出，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主要集中在高校的社会学院系。具体来看，超过3人的机构共有15家，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这15个机构共有68位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占到总量的近三分之二。此外有2位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的机构有9家，分别是北京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市委党校、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南京大学、中南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云南大学。其他14个机构都只有1位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需要说明的是，以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为代表的社会学重镇也聚集了大量优秀的青年社会学学者，但数据显示的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较少，这主要是由下面两种原因导致的：一是很多青年社会学学者聚焦于基础性的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的引文频次本来较之于应用研究就少很多；二是很多青年社会学学者主要致力于在SSCI等英文刊物发表论文，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CSSCI引文频次。此外，不少学校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的人数与学校社会学科实力没有完全相称，在很大程度上也主要由这两个原因所致。但这丝毫不影响这些高校青年社会学学者及其所在机构在学界的学术影响力。从地域分布上看，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分布的不均衡性也较为明显。如表2所示，100位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主要分布在14个省市，但在北京、上海和武汉三地比较集中。在北京、上海和武汉三个城市中，北京的数量最多，共有28人；其次为上海，有22人；武汉排第三，有17人。三地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共有67人，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二。在这三地之外，陕西、广东、江苏三省也聚集了一批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分别有7人、6人、5人，共18人。即以上6个省市的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就占到总量的85%。如果从大的区域来看，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分布的不均衡性更明显。具体来看，京津地区有32人，长三角地区有29人，两湖地区有20人，华南地区有7人，西北地区有7人，西南地区有2人，其他地区有3人。而如果从东中西来看，东部有69人、中部有22人，西部有9人。由此可见，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不均衡现象。机构 | 学者 人数 | 所在地域及学者人数 | 机构 | 学者 人数 | 所在地域及学者人数 |
中国人民大学 | 9 | 北京（28）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 6 | 陕西（7） |
中国社会科学院 | 6 | 西安交通大学 | 1 |
北京师范大学 | 3 | 中山大学 | 5 | 广东（6） |
中国农业大学 | 3 | 广州大学 | 1 |
中央财经大学 | 3 | 南京大学 | 2 | 江苏（5） |
北京大学 | 2 | 东南大学 | 1 |
北京工业大学 | 1 | 河海大学 | 1 |
中央民族大学 | 1 | 苏州大学 | 1 |
上海大学 | 4 | 上海（22） | 南开大学 | 4 | 天津（4） |
复旦大学 | 4 | 中南大学 | 2 | 湖南（3） |
华东理工大学 | 3 |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 1 |
华东师范大学 | 3 | 浙江师范大学 | 2 | 浙江（2） |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 | 3 | 云南大学 | 2 | 云南（2） |
同济大学 | 2 |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 | 1 | 福建（1） |
上海市委党校 | 2 | 山东大学（威海） | 1 | 山东（1） |
上海师范大学 | 1 | 南昌大学 | 1 | 江西（1） |
武汉大学 | 8 | 湖北（17） | 河南农业大学 | 1 | 河南（1） |
华中师范大学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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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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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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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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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支学科。目前，我国社会学经过40余年的发展，几乎在所有二级学科甚至三级学科都已经聚集了很多研究者。那么，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在各个分支学科又是怎样的分布呢？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的学科在引文频次上本来就存在很大差异。一般而言，经验研究的引文频次会高于理论研究。因此，这100位青年社会学学者所属学科的分布状况也只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发展状况。具体情况参见表3。二级学科 | 三级学科 | 高被引人数 | 二级学科 | 高被引人数 |
应用社会学 | 农村社会学 | 9 | 人口学 | 16 |
城市社会学 | 8 | 政治社会学 | 9 |
分层社会学 | 7 | 经济社会学 | 8 |
农业社会学 | 6 | 组织社会学 | 7 |
家庭社会学 | 5 | 社会心理学 | 3 |
青年社会学 | 4 | 社会人类学 | 3 |
环境社会学 | 3 | 发展社会学 | 2 |
社会工作 | 2 | 社会学方法 | 2 |
社会保障 | 1 | 社会学理论 | 1 |
法律社会学 | 1 | 社会学史 | 1 |
宗教社会学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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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社会学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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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 48 | 总计 | 52 |
首先，从社会学的二级学科来看，100位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的研究方向分别属于11个二级学科，主要包括应用社会学、人口学、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发展社会学、社会学方法、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史。在100人中，有48人的研究方向都是应用社会学，将近占到总量的一半，其余52人的研究方向分属10个二级学科。这说明应用社会学构成了当前我国社会学发展的主要方向。具体来看，在应用社会学内部共有12个三级学科有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其中，农村社会学方向的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最多，有9人；城市社会学、分层社会学、农业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四个方向的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都超过5人；青年社会学、环境社会学和社会工作方向的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都在2人以上；社会保障、法律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性别社会学四个方向的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均只有1人。其次，在其他10个二级学科中，人口学方向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最多，有16人；此外，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和组织社会学三个方向也都非常突出，总人数分别有9人、8人、7人。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超高2人的还有社会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发展社会学和社会学方法（计算社会学）。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史两个方向均只有1位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总体来看，与现实经验和热点问题结合较为紧密或存在学科交叉的应用社会学、人口学、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等二级学科的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较多，而且引文频次较高，社会学方法、社会学理论、社会学史等学科的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较少。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文化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比较社会学、社会地理学等二级学科还没有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这也说明社会学在二级学科的发展上还存在不少短板。（2）研究议题。这些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都在关注什么研究议题，哪些研究议题更容易被引用，这些议题是不是国内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对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的所有论著进行分析。但这个工作量无疑非常巨大。本文采取的办法是，选取每位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引文频次最高的一篇论著，并根据论著的核心议题归为一类研究议题。这100个高被引论著包括1篇博士论文、2本著作和来自31个期刊上发表的97篇的学术论文。其中，引文频次最高的为236次，最低的为8次，83篇都超过20次。这些高被引论文引文频次总计4717次，平均47.17次，占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被引数的26.4%。笔者认为，这些论著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关注的研究议题。
这100篇论著涉及39个研究议题，具体如图3所示。首先，从研究议题的文章数量来看，16个研究议题只有1篇论著在关注，其他23个议题至少都有2篇论著关注，其中农民工、项目制、养老、城市治理和四个议题都有5篇以上的高被引论文关注，农民工有15篇论著关注。其次，从研究议题的引文频次来看，超过100次的研究议题有18个，由高到低依次是农民工、城市治理、项目制、土地财政、乡村治理、社会分层、农民维权、精准扶贫、养老问题、业主维权、城镇化、乡镇政权、性别问题、现代农业、环境问题、社会组织、社会关系、合作社，其中农民工议题引文频次高达559次。此外，从研究议题的具体内容来看，这些研究议题基本都是我国近年来发生的重大经济社会现象，其中大部分问题都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现象，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亟需社会学学者进行研究和回应的重大议题。这充分说明，我国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真正在植根中国大地，积极回应了国内重大需求，而不是主要受制于西方学术界所设置的研究议题。在我国社会学界，关于研究方法的争论一直未有停息过。争论的核心是质性研究方法与量化研究方法孰优孰劣。笔者认为，这种争论难有结论，方法本身无所谓好坏，只存在是否真正使用恰当，能否做出真正的好研究。而在评判研究方法的应用范围和影响力方面，引文频次是一个较为客观的标准。
图4显示，58%的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进行学术研究，而且从学科分布来看，他们几乎分布在除人口学和分层社会学之外的所有学科。但是，也有29%的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主要使用量化研究方法，其中有23%的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集中在人口学和分层社会学两大学科。此外，还有13%的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在研究中灵活运用两种研究方法，他们所属的学科分布广泛。这也说明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寻求两种方法的交叉交融。总体来看，当前在社会学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中占据主导的研究方法仍是质性研究方法，但是量化研究方法在近年来发展强劲，除了人口学和分层社会学，其影响范围也已扩展至各个学科。两种研究方法的发展态势也说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日益科学化、本土化和多元化。从这100位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的简历来看，他们全部获得了博士学位。其中，既有社会学学科培养的博士，又有其他学科培养的博士；既有国内培养的博士，又有海外培养的博士。表4显示出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博士培养单位的情况。培养单位 | 人数 | 培养单位 | 人数 |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 19 |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 1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 7 |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 1 |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 7 |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 1 |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 6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 1 |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 5 |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 1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 4 |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 1 |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 3 | 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1 |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 3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 1 |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 3 | 香港中文大学 | 3 |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 3 | 香港城市大学 | 2 |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 3 | 香港科技大学 | 2 |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 2 | 香港大学 | 1 |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 2 | 香港理工大学 | 1 |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 2 | 美国哈佛大学 | 1 |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 2 | 美国普度大学西拉法叶分校 | 1 |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 3 |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 1 |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 2 | 美国康奈尔大学 | 1 |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 2 | 英国牛津大学 | 1 |
从培养单位的国内外分布情况来看，这100位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只有5位在海外攻读博士学位，有4位毕业于美国，1位毕业于英国。其他95位学者中，有9位博士毕业于香港地区高校，86位博士毕业于国内高校。这充分说明我国本土博士在中文引证上占据了绝对优势。这主要是因为海归博士更加擅长于英文写作，加之，近年来国内高校又普遍重视英文发表，因此他们主要进行英文写作和发表。不过，我们还应看到仍有5位海归博士在中文发表上非常突出。从国内培养情况来看，国内培养的86位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中有15位是由其他学科培养的博士，其中管理学博士7人、经济学博士4人、政治学博士2人、心理学博士1人、法学博士1人。具体来看，国内的社会学院系是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的主要培养单位，共有80位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在国内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其中71位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在中国内地的15个社会学博士点获得博士学位。其中培养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超过5人的共5家单位，分别是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他们共培养了44位有一定影响力的青年社会学学者，占到中国内地社会学博士点培养数量的62%。其中，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较为突出，共培养了19位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其他10家单位培养的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都在2-4位，共计27人。整体来说，我国本土化学者人数较多，这也为学者植根中国大地开展教学与科研活动提供可能。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与“中国经验”的产生为中国社会学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也给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提出了现实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发展进程中，青年社会学学者肩负着重要使命。本文从性别与年龄、机构与地域、学科与议题、质性与量化、本土与海归等五大方面对100位高被引青年社会学者的发展特征进行描述与分析，并通过分析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进一步了解我国青年社会学学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发展特征。通过以上发展特征的分析，我们大体可以描绘出青年社会学学者代表的群体肖像。第一，两性占较为均衡，“75后”和“80后”人数相当；第二，主要就职于高校的社会学院系，且集中在北京、上海和武汉等少数城市；第三，分布于各个分支学科，但聚集于与现实经验结合紧密的分支学科；第四，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将研究议题聚焦于独具中国特色的重大经济社会现象；第五，质性研究方法构成了主要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发展势头强劲，且两种方法的交叉越来越明显；第六，以国内培养的社会学博士为主、国内其他学科培养的博士和海归社会学博士为辅。青年社会学者代表的发展特征也折射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诸多成就。第一，我国社会学已经储备了一大批具有较强学术潜力和较大学术影响的青年社会学学者；第二，我国高校的社会学科发展较为突出，且在全国遍地开花；第三，我国社会学的各个分支学科都有发展，特别是与现实联系密切的分支学科表现突出；第四，我国社会学真正做到了植根中国大地、深耕中国经验，在回应国内重大需求中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第五，中国社会学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也日益科学化和多元化；第六，国内社会学的培养能力非常突出，同时也积极引进海外和其他学科培养的博士参与学科发展。同时，从分析中也可以看出我国青年社会学者和社会学学科发展中还存在两点不足之处：第一，青年社会学学者和社会学学科发展在研究机构和地域分布上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第二，社会学理论、历史社会学等偏冷门的分支学科发展不足，青年社会学者对很多冷门但又非常基础的研究议题关注不够。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青年社会学学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发展，建议如下：第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发展中应更加重视对青年社会学者的培养和支持，并充分发挥青年社会学学者的中坚作用；第二，在进一步支持社会学优势机构和地域的同时，应更加注重对弱势机构和地区社会学学科的扶持，真正使社会学学科遍地开花；第三，加强对冷门分支学科的扶持力度，引导更多青年社会学学者关注那些冷门而又基础的研究议题；第四，进一步鼓励青年社会学学者深耕中国经验并基于中国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第五，进一步推进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和交融，并在中国经验的研究中检验和完善社会学研究方法；第六，在加大对海外人才的引进同时，也应重视本土培养的青年人才，打造更加平等、包容的人才评价机制。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主要使用CSSCI数据进行分析，无法反映主要发表外文论著的社会学学者的状况。另外，本文由于涉及的面过广、需要检索的数据过多，加之，社会学在引证研究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方法有限，因此，在实际研究中难免存在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补充。长期以来，我国不少青年社会学学者主要致力于在SSCI和SCI来源期刊发表英文论文。毫无疑问，他们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当然不应忽视外文外表和国际影响。但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更应重视中文发表。不少研究发现，自然科学界对SCI等外文论文的盲目追求，不仅导致国内科研成果的大量外流，而且导致大量自然科学家“被国外的评价指标牵着走，看不到国家的发展需求并研究解决问题”。在外文发表上，自然科学况且如此，更何况具有鲜明区域性和时代性的社会学。郑杭生先生曾指出：“在学术话语方面出现了盲目‘与国际接轨’的倾向，是否接受和使用西方学术的新话语是对一个学者学术能力进行评定的尺度，也成为对其学术观点是否正确、合理和具有权威性进行鉴别的尺度。这种倾向严重抑制了我们学术话语生产、创新和确信的能力。”。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也强调，要“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几代社会学学人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中坚持植根中国大地，已经取得显著成绩。当前，以“75”后和“80”后学者为主体的第三代社会学者已经构成社会学的中坚力量。因此，第三代社会学者在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发展中至关重要。当今，身处社会大变革的伟大时代，只要广大青年社会学者持续植根中国大地、不断深耕中国经验，在回应国内重大需求中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相信青年社会学学者一定大有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也一定大有可为。作者：孙新华
来源：社会学吧（ID：sociologybar)
编辑：天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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