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潮汕这片土地，并不缺少干货也不缺少谈资，但到了嘴边笔下就干涩得写不出来，大概来一两杯家乡自己酿的酒会比较有兴致哈哈。

我要说谁呢，就谈谈我外公外婆的故事吧。

外婆如今该是88岁了吧，外公已经去世三年，如果还活着应该是九十多了。我的外婆，传统的潮汕人，信奉天主教，在文化大革命时间，偷偷给被抓的传教士送去食物和水。最近去香港，还能和那边的教堂神父一起讨论教义和经文。外公的前妻很早就因病去世了，外婆是我外公的第二任妻子，当时算命的说我外婆最好嫁个结过婚的男人，才能大富大贵。不管怎么说，算命说得有点靠谱，外婆生下了6个孩子，两个儿子四个女儿都算很争气，就算没有飞黄腾达也是小康有余，比起当初住在潮汕的矮小平房里，着实好了不少。两人也是传统的相亲，父母牵线，觉得门当户对就办婚事了，这种婚配观念至今还很流行。

他们年轻时候的事我不太知道了，就算是我的妈妈，他们的三女儿对她们的事情也不甚知晓，毕竟过去太久了。只记得年轻时候外公是个屠夫，兼职种点菜种点树什么的，这在当初比那些务农为主的家庭，是一份很好的差事了，因此当时外公也有人追求的呢，当然，最后还是外婆胜出了。在他们年老时，这也成了外婆调侃外公的一个筹码。

外公年轻时候好胜，喜欢什么事情都冲在前面。那时候的潮汕村落对地域归属划分特别注重，哪个地方是哪个村子的，种菜过了哪个地界都很敏感，因此外公的村子，也是我从小长大的村子就和隔壁村子交恶，一度到聚众斗殴的程度。那是上世纪60年代，我妈那时候很小，她记得外公和其他村里人白天晚上交替值班，防止隔壁村偷放水灌田，还用啤酒瓶自制了燃烧弹，搞得战场似的。两个村子的生产队彼此敌视，最后上头来了人，矛盾表面上看似解决了。这些观念上的问题，现在依然存在，虽然现在荒废的土地那么多，没人喜欢种田了，但谁要是过界，或私用别村的土地，免不了又是吵架甚至动手。而外婆那时候就是个勤俭持家的好代表，白天干活，晚上既要做一堆家务，又要照看孩子，在当时不到四十平米的小平房里，挤下了一家8口人，我妈和她兄弟姐妹的童年便在那度过的。

文革的红色浪潮并没有过多的卷到潮汕这里来，批斗什么的也很少，这也算是潮汕至今的一个特色：不问政治，专心于自己的事，所以潮汕里不少成功的商人极少会去关心政治。对于外公外婆一家来说就是好好生产，有什么理论思想需要学习就去学习，照顾好家庭，就这样过了文革。

再然后就是改革开放了，那时候舅舅们已经开始开始外出务工，然后抓住当时的改革和发展浪潮，在家乡办起了厂，生活慢慢上了轨道，外婆外公也搬到了如今的五层大宅子，直到现在。九十年代末，外公的固执开始慢慢显现，他依然想要去种田养猪，大概是因为他是文盲，看不懂电视也看不下报纸，生活顿时变得格格不入吧。外婆上过学则好很多，时至今日她看各类电视节目依然津津有味。而已经过上了上层人生活的舅舅们，无疑对外公的行为是反对的，更别提外公还多次到他们合办的厂的空地上去种香蕉树。他们认为，外公的举动会被别人耻笑，大老板的爹还需要种菜种树补贴日子，这岂不是不孝？然后是一次又一次的争吵，甚至到了要断绝来往的地步。

到了我能记事的时候，年迈的外公每天骑着自行车在整个小镇上漫无目的地溜达。我不知道其他潮汕老人是不是这样子度过余光，年迈不识字，儿女孩子无须自己去带，自己只能每天找找当年的老同志，叙叙旧，晒晒太阳，甚至是闲逛过着一天又一天。长寿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成了一种折磨，看着老同志们一个个离开人世，自己能说话的人越来越少，儿女和自己不住在一起，见面也没什么话可聊，人大概是越变越沉默，越来越固执，争吵依然持续不断。

每年的春节大概是外公最开心的时候，不单是儿女聚在一起，而且自己在乡里，因为儿女的富有和自己的阅历成为了村子社里的代表，总可以戴上红胸花，坐在嘉宾席，出席各种村里的活动，潮汕这边的拜老爷或者迎老爷，外公总是走在前头的。而外婆是从来不去参与这些活动的，她人缘极好，更爱坐在家里和来访的客人一起聊聊天，喝杯功夫茶，叙叙旧。所以两个老人因外公粗俗的行为和固执的观念，也难免有些争吵。尤其在外公骑自行车外出出车祸后，跛腿了的外公依旧坚持要每天外出，这就成为了两人每天必有的流程：阻拦外公出门，外公强行要出门，阻拦成功，外公气呼呼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其实也做不了）；阻拦失败，外公外出，外婆跟着去或者让人跟着照看外公。后来舅舅就找了人，每天开车带外公出去溜溜，这样才算调和了下矛盾。

外婆外公的相处也一直很奇妙，外婆对外公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好话说，“死老人”是她对外公的别称，而外公耳背，很多时候会对外婆的话视而不见，多几遍才有反应，无疑让彼此沟通更困难。两个人自己在家，早上白粥加咸菜或鸡蛋，中午就简单一两样道菜，晚上把中午菜热一热继续吃。潮汕地区的老一辈以前大都挨过苦日子，都比较省吃俭用，不管经济条件多好家里伙食都不会浪费多。外公总爱吃肥猪肉，五花肉是他最爱，然后再喝一杯味道浓的功夫茶，就可以打瞌睡过一个下午，这样的生活节奏一直持续到他90岁。不久，外公得了小感冒，病虽小，但是老人岁数到了怎么都医不好，反而越来越严重，外公最终没捱过这场病。出殡那天，大家围着水晶棺材看着里面躺着的外公，做法的人让我们嚎哭，让死者听见，但都哭不出眼泪，倒是外婆听到我们的声音一直在旁边默默地抹眼泪，等到我们出去堂外，堂内只剩下一对彼此相伴几十年的夫妻。外婆就站在旁边，对着棺材里的外公边说话边抹眼泪。把外公送去火葬时，儿孙和乡里乡亲，还有舅舅他们的朋友们排成一列长龙，大概七八百米长，也应了外公生前喜欢风风光光的做法。而外婆在队伍送葬前就回家了，坐在客厅里看着送葬队伍浩浩荡荡从家门口经过，礼炮一响又一响。

现在独居的外婆生活如旧，除了多挂了一幅外公的照片在房间里，每周依然定期去教堂做礼拜，每天做祷告，每天午睡一会儿，起来看看电视。这些大概就是我对两个老人的印象，现在家人基本都在广州，过年回去，居住在小镇里的老人，大概是年轻一辈和小镇最大的联系了吧，不然，过年回去，还探望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