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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材料为何不被视为“第五大发现”

一般而言，学界习惯将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文书、内阁档案并称为二十世纪古代文献的四大发现，这些新发现的文献不但大大推动了中国史研究的深入与拓展，同时催生出了研究方法的改变和新学科的成立，成为新史料引出新问题，进而推动学术进步的典型案例。但笔者常常联想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何与此四大发现几乎同时，在数量上亦不逊色的新出北朝隋唐的墓志未能被学者视为第五大发现，引起同样的轰动与瞩目。

其实从最初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工作而言，翻检罗振玉的年谱《永丰乡人行年录》（甘孺辑述）便不难留意，其对于新出北朝隋唐碑志的董理与其他四大发现几乎是交错进行的，从罗振玉本人的立场而言似亦未视之有高下之别。以笔者私见推测，其中的关节在于，新出碑志虽亦是宝贵的新史料，但仍被笼罩在传统金石学这门旧学问的樊篱之中，故新史料数量虽众，却构不成对原有学术体系的冲击。不像四大发现，不但提供了国人之前所未尝措意的史料门类，更重要的是得到国际汉学界的普遍关注，迅速成为“显学”，这极大地刺激了生长于衰世，本就意欲仿照西方建立现代学术体系，将“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移至中国那代学人的争竞之心。

事实上，若仔细检讨，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虽被奉为新史学的开山，但仅以“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证一端而言，并不难在传统的金石学中找到类似的潜流，王氏的杰出恐怕不在于方法上的高妙，而在于创获的重大，即通过科学缜密的考辨，验证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古史，进而提振民族信心所起到的作用自无可估量。反观民国时代最引起关注的两方石刻，《晋辟雍碑》是经学研究传统的附丽，而《王之涣墓志》是对诗人生平的填补，其问题意识的新旧与解决问题的小大，不言而喻。

因而，近一百年来新出碑志的发现虽然上数量上极为惊人，但总体而言，更多地是量的累积，而无质的突破，往往被视为传世文献的附庸与补充，并不能在本质上改写时代的图景。另一方面，石刻研究也谈不上是一门国际化的学问，大多数汉学家囿于种种原因，对此类材料关注无多，故亦不会生发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刺激。

中古石刻研究所面临的挑战

由于中古史研究的根本挑战之一便是传世文献数量的不足，所以对于新史料的敏感早已内化成了这门学科的自觉，特别是最近二十年来，随着基本建设的推展及盗墓等活动的猖獗，新出墓志的数量至少以每年数百方的数量增长。截止2000年以前，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两书共收入墓志5164方，但据笔者统计目前已刊布的唐代墓志达万方以上，即意味着最近十余年来，新见唐代墓志数量约有5000方左右，其发现的规模已远远超过了20世纪初。需要指出的是，新出墓志中的多数系盗掘，出土后往往去向不明。

喷涌而出的新史料自然不会缺乏学者的关注，因而石刻研究虽未必称得上是显学，但至少也可以跻身“不咸不淡”学问的行列，能不能运用新出石刻资料渐渐成为研究是否预流的标志之一。但自20世纪初困扰着这门学问的根本问题依然存在，即如何超越传统的金石学，使石刻研究不再仅仅停留在补史、证史的层面，真正使得新史料能引出新问题，而非仅仅是借助新史料生产“新论文”这种粗放式的学科增长。

若以此要求揆之，则不得不承认，中古石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面临的挑战至少有三。其一是过度“趋新”带来的研究水平的停滞不前。由于学界对于新史料的普遍看重，对于刊布新出石刻类论文的同行评审相对不那么严格，使得不少相关论文仅仅停留在刊布公私收藏的一两方新出墓志，并结合传世文献作简单比勘的水准。所以新出论文数量虽多，但真正深入而有发明者少，往往沦为抢发新材料的赛跑。另一方面，亦由于这种“趋新”的风气，使得很多新出石刻的学术价值尚未被充分挖掘，便已成为少人关注的旧史料，学者的目光又转移到最新刊布的部分。不但传世文集中存录的碑志乏人问津（其实这部分保存了唐代最重要的一批名臣将相的碑铭），二十世纪初发现的《鸳鸯七志斋藏石》、《千唐志斋藏志》等亦早已是明日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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