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小溪 | 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观照——评《电影批评：阐释与建构》

石小溪中国图书评论 2024-02-05

《电影批评：阐释与建构》，陈旭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

专栏

书评空间

作者：石小溪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导读】在电影工业化发展与互联网赋权的影响下，电影批评从昔时的象牙塔走向了寻常民众间，批评者、批评方式、批评语态与传播平台前所未有的丰富与多元。随着网络批评与“微批评”影响力的不断攀升，在网络渠道发布的学术批评也获得了空前的关注。为了完整呈现中国电影批评在历史变迁中发生的演进，探寻学者引领互联网时代电影批评的最佳方式，陈旭光推出《电影批评：阐释与建构》一书。它以艺术批评史和媒介发展史的双重视野展开对电影批评的历史与现实的观照与阐释，提出了兼具理论深度和实践前瞻性的思考与见解，触碰到有效的学术增长点。

【关键词】电影批评史艺术批评史 “互联网+” 媒介变迁

作为活跃于中国影视文化批评界的重要学者，陈旭光在结合时代发展新变提出“电影工业美学”“想象力消费”等前沿理论观念的同时，也将研究视野投向了电影批评的学术史。《电影批评：阐释与建构》一书顺应了近年来电影史研究对艺术史整体视域下的跨门类对话、媒介转向以及主体性等议题的关注。它在艺术批评史与媒介发展史的双重历史视域之下阐释电影批评的演进历程，凸显出各艺术门类之间的理论关联与交互作用，强调了媒介变迁对于电影批评话语与功能的影响，在一种“整体观”[1]中表明了自身明确地为本土电影发展建言献策的立场和建构新批评标准的正当性。该书还努力贯通电影批评史、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为中国电影批评史的研究新添了重要的成果结晶。

有效的学术增长点：

双重历史视域下的理论创新

在20世纪初成为“第七艺术”的电影虽然相对年轻，却是最被大众熟知和接受的艺术形式之一。艺术批评史与电影批评史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后者作为前者的有机组成部分存在）。艺术批评史的“整体观”为电影批评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与坐标系，使之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各种批评思想与批评观念的变迁及其背后的社会根源。将20世纪的中国电影批评史放置在20世纪艺术批评史的“整体观”内，能够更加立体地理解中国电影批评汇入世界电影批评乃至世界艺术批评史总体格局的进程，更加全面地“探析中西艺术思想的碰撞交汇与艺术观念现代性演进的踪迹”[2]，更加清晰地辨明中国电影社会批评、艺术批评、文化批评、产业批评在东西文化大撞击以及西方理论与本土文化的博弈中的话语策略与主体立场。演进，意味着选择与割舍；争锋，意味着观念分歧与价值判断。《电影批评：阐释与建构》用宏观的历史视野来呈现电影批评范式变迁中的演进与争锋，以一种动态、综合的总体观来阐释变化与应对现实，展现出理性与开放的思想格局。

此外，一个时期的电影批评与同时期的文学批评、美术批评、戏剧批评等其他艺术门类的批评文本共享着相似的理论资源和社会文化背景。艺术批评史的整体视域既为电影批评的研究增加了学理层面的比较维度，还为《电影批评：阐释与建构》的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论。例如，该书受到文学理论和艺术学理论的启发，借鉴了艺术批评的“世界或现实”“创作主体”“语言与形式”“心理接受”四要素体系，为电影批评延展出“社会—历史批评”“创作主体批评”“文本—形式批评”“接受批评”等多元化的分析路径。这些方法的使用不仅丰富了电影的解读空间，而且扩展了电影批评史的学术视野与理论广度。

媒介发展史视角的融入则使该书具备了更强的现实价值。电影是一种以媒介为载体的艺术。在电影成为艺术之前，它首先是一种新型的媒介。作为媒介的电影无法脱离其储存介质独立存在，电影批评也很难从承载批评的媒介中剥离。媒介的更迭不仅影响着电影批评的物质形态与传播方式，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它的文化功能与意识形态生产方式。如陈旭光所言：“现代大众传播媒介改变了或构成了20世纪中国人最基本的生存状态，甚至在文化领域里取得了一种举足轻重的话语权即领导权的地位。”[2]为了呈现电影批评从纸媒时代到网媒时代在范式特征、媒介特性和传播效果上的异同，该书结合具体批评文本分析了新时期到20世纪末艺术批评、文化批评、作者论批评、类型批评的演变历程与话语策略，讨论了新世纪以来的产业批评、电影工业美学批评的理论脉络与范式建构，并将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批评和微批评置于与其他几大类别电影批评并重的位置。由于不同形式媒介的发展、角力与合谋影响与印证着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状况与意识形态生产方式变化，通过梳理与评述媒介发展影响下的电影批评范式的更迭与观念的转变，该书揭示出作为一种知识的中国电影批评话语与社会之间的双重建构关系。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电影批评：阐释与建构》的双重历史思维触碰到某种有效的学术增长点，为中国的电影批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现实观照：直面与引领

网络时代的电影批评

随着新世纪之后互联网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介入程度的不断加深，电影全产业链生态都在与互联网结合过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新的电影批评主体应运而生。互联网赋权下的普通大众不仅拥有了“人人皆是自媒体”的发声条件，还能积极使用网络影评、“微影评”、弹幕等方式参与对都市公共文化空间的打造。当曾经“沉默的大多数”变成“喧哗的大多数”，关于影视观众的研究也得到拓展，“不但容纳了现代性、大众消费以及都市生活等问题，也提出了媒介公民的问题”[3]。现代大众传媒与新的媒介公民对都市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学术前沿对媒介公民与新批评主体的关注，影响着《电影批评：阐释与建构》的内容架构与立场选择。在总结20世纪中国电影批评范式的发展历程与特征之外，该书将研究重点放在了与互联网同体共生的当下。它采取因势利导的态度，正视大众传媒作为强势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尊重各种以新媒体为载体的各种新批评形态，运用“新口碑时代”一词来概括与肯定“互联网+”背景下网络批评社会影响力的提升以及口碑与票房逐渐成正相关趋向的变化。

在关于艺术批评与时代关系的问题上，陈旭光十分认可约翰·拉塞尔在《现代艺术的意义》中所表达的与时俱进的立场——艺术的批评以及人们对于自我的认识都应随着艺术的更新而更新。[4]从既成事实来看，电影自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本体的疆界得到了极大扩展。面对批评对象所发生的巨变，电影批评的标准也理应进行调整。但调整的方法与尺度在何处？该书回到电影与社会的关系之中寻找答案。陈旭光依循韦勒克与沃伦在《文学理论》中对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所展开的区分思路，将互联网介入后对电影产生的影响分为互为因果关系的“内”和“外”两个方面[5]，进而指出“互联网+”背景下电影发生的内部与外部变革：内部主要表现为电影的生产理念与本体之变，外部是指“媒介文化革命”后的数字化生存现实、“网络社区”的形成与社会阶层的重组。通过梳理与总结外部环境的变化对电影批评形态与价值取向的影响，该书试图建构一种能够超越静止与单一的总体批评观念。因为不同的电影批评形态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功用不一，但它们都对某一类别的影片产生出必不可缺的价值，加之电影又是兼具艺术性、思想性与商品性的文化产品，是各种复杂生产系统和观念的复合体，电影研究也具有跨学科的特性。因此，只有用一种综合与多元的电影批评方法才能够将各种各有所长的批评类别都纳入其中。作为多种电影批评形式集大成者的电影工业美学批评，便是这一批评观念的具体体现。

电影工业美学自2017年由陈旭光提出以来，得到了学界与业界的积极回应。这不仅是因为它重新找回了理论与实践的勾连，为中国电影走向工业升级提供了整体分析思路与具体指导策略，更是因为它的综合包容立场以及构建出的整体发展框架与理论体系，标志着当前时代的思想水准。如张江所言：“一个时代理论的统合，必须汇集多种理论的优长和精华而实现，单一的、偏执的、割裂传统和相邻理论的学说，很难成为旗帜。这是一个相互淘汰的留存的过程。”[6]该书在梳理与阐释了不同电影批评范式的历史发展与理论优长的基础上，建构出富有理论创见的电影工业美学批评作为电影批评观念的总结，也让自身更易成为电影批评理论的导向性旗帜，在电影批评的学术史研究中留下痕迹。

总之，《电影批评：阐释与建构》对20世纪以来电影批评的历史研究、发展评述与观念建构，映射了一种历史与现实、客观与主观的整体观。它对静止与偏执的价值立场的超越，对产业实践和新批评形式的支持，反映出理论家的身份转变——从批判学派的文化启蒙者变为更加客观理性的历史记录者与极具理论抱负的“现实定义者”[7]。该书采用的艺术批评史和媒介发展史的双重历史视域，不仅触碰到电影批评研究的学术增长点，还观照到电影工业升级的现实需求，为中国电影批评的学术研究乃至中国电影的现实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批评阐释与理论护航。

注释：

[1]在陈旭光看来，艺术批评史的写作有三个整体观：其一是艺术门类或学科的“整体观”；其二是电影（艺术）批评方法“整体观”；其三是20世纪艺术史“整体观”暨艺术批评史“整体观”。参见陈旭光.“整体观”与20世纪中国艺术批评史暨电影批评史分期研究[J].文化艺术研究,2020(3):103.

[2]陈旭光.传媒变革与艺术批评：从20世纪到互联网时代[A].陈旭光.电影批评：阐释与建构[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导论第7页.

[3][德]托马斯·埃尔塞瑟.作为媒介考古的新电影史（上）[J].陈卓轩,孙红云译.世界电影,2020(2):4.

[4][美]约翰·拉塞尔.现代艺术的意义[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1-2.

[5]“内”是指对电影叙事和美学形态的影响，“外”是对电影的传播与再生产的方式（包括互联网打分、预售、众筹等）的影响。参见陈旭光.互联网时代的微批评与网络批评[A].陈旭光.电影批评：阐释与建构[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265.

[6]张江.文学理论的未来[J].社会科学辑刊,2015(6):181.

[7]在知识社会学看来，一种理论的终极正当化的限度与“现实定义者”即“司政者”的理论雄心和理论创见是正相关的。参见[美]彼得·L.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M].吴肃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5.

[基金项目：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基金青年项目“互联网+背景下中国电影产业链创新模式研究”（ZB22BZ034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电影批评转型及其问题研究（1978—2000）”（63212027）。]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2年12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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