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8月的一天，总参谋部向叶剑英元帅呈递了一份报告，请示关于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第四部部长王诤中将的丧事安排。总参谋部考虑到叶帅的身体状况，在报告上并没有提出请他主持追悼会的要求。叶帅看着报告，心中一阵难过，思绪万千，提笔批了五个大字：“叶剑英主持”。

8月19日下午，王诤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叶帅亲自主持，王震副总理致悼词，评价王诤“是中央苏区和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创建者，我国电子工业的开拓者和卓越领导人”，“为发展我国电子技术和尖端科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又红又专的领导干部”。人们回想起硝烟滚滚的革命战争年代，正是因为王诤领导的通信工作，一份份电报才能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及时传达至各战略区，人民军队才能灵活机动、纵横驰骋，解放全中国。毛泽东曾高度赞誉王诤的功劳，称他为“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直到今天，提起王诤，人们自然会想到人民军队的通信工作，反之亦然。

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

王诤原名吴人鉴，1909年5月16日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戴溪乡天井桥村。他从小就聪明机智，勤奋好学，1928年进入黄埔军校第6期学习，后被分配到国民党军担任无线电台报务员。1930年12月30日，在中央红军第一次反“围剿”中，他被红军所俘。以服务工农大众为性质、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影响了吴人鉴，他毅然加入红军，并改名王诤，踏上革命征程。

红军初创时期，唯有在深山密林、几省交界处才能生存，经济落后、消息闭塞，给联络、作战带来许多困难。1931年1月6日，王诤等人以一部半电台为基础，架台工作，由此开启了红军无线通信事业。王诤历任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队长、中央军委无线电总队队长等职，从1934年1月开始至1950年5月，一直担任中央军委三局（通信联络局）局长。他深刻认识到，通信工作“起着军队神经系统的作用”，带领技术人员，利用陆续缴获的无线电设备，不断拓展通信范围，使中央红军的通信神经蔓延至党中央，触及国民党统治当局。在夹缝中生存的红军从中受益匪浅，发展壮大。

起初的一部半电台并不能组织通信联络，王诤便抄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电讯。毛泽东、朱德等党和红军领导人拿到王诤送来的新闻稿，喜出望外，如获至宝，从中了解到许多重大的国际国内形势。王诤并没有满足于此，增加人员抄收外国通讯社的英文电讯，经过翻译、编辑，定名为《参考消息》，这即是现在新华社《参考消息》的初创。同时，以抄收的新闻稿为素材，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文字新闻广播电台，定名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广播电台，即红色中华通讯社。新闻台在王诤的指导下不断发展，1937年1月更名为“新华通讯社”，成为党向外界发声的重要工具。

◆青年时期的王诤。

1931年5月，红一方面军缴获1台100瓦电台后，王诤就开始着手与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建立无线通信。每天天黑后，他组织人员将发射天线架到一个小山顶上，不断地守听呼叫，黎明时分撤收。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9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守听耳机里终于出现了上海中央台微弱清晰的信号。王诤等人异常兴奋，很快向上海中央台发出一份密码电报。从此，党中央与中央苏区正式建立无线联络，中共中央的决议、指示、情报能及时下达，中央苏区的斗争实际、建设情况也能快速上报，成为全国党和红军通信网的重要一环。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说：“由于无线电的存在，纵使我们在农村环境中，但我们在政治上却不是孤立的……纵使革命在各个农村是被分割的，而经过无线电，也就能形成集中的指导了。”

红军武器装备陈旧落后，作战回旋空间有限，面对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知彼”是作战胜利的基础。从“半部电台”开始，王诤就监听国民党军的情报动向，首开人民军队无线电技术侦察的先河，在作战保障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1931年4月，20万国民党大军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将关乎全局的反攻第一仗，指向由富田出动之国民党军王金珏第28师和第47师1个旅。红一方面军主力立刻开赴东固附近地区，准备伏击王金珏部。然而，王金珏部心虚胆怯，迟迟不敢脱离阵地。不少焦急难耐的红军战士出现了急躁情绪，要求赶快发动进攻。此战关系重大，若非确有把握，绝不应贸然进攻。红军持重待机20多天，上下都焦急万分。正在此时，王诤于5月12日18时，侦收到王金珏部电台发送给留守处的电报，内容是：“我们现住富田，明晨出发”，“向东固去”。战机突现，王诤立刻将这份重要情报报送给总部。毛泽东、朱德十分高兴，立刻调兵遣将，设置伏击圈。16日，国民党军果然落入红军伏击圈，其第28师大部和第47师一部被歼。红军乘胜追击，连续发动白沙、中村、广昌、建宁战斗，横扫700里，歼敌3万余人，畅快淋漓地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1年11月7日，红色中华通讯社在江西瑞金叶坪首次播发新闻的电台旧址。

6月，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亲任总司令，指挥30万国民党军突然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红军没有料到国民党军新的进攻会来得这么快，各部处于分散状态，正在休息和补充，若不及时反应，后果不堪设想。6月30日，王诤领导的总部电台截获蒋介石发出的急电，红军才得悉国民党军将向赣南地区大举进攻。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急电主力部队，迅速收拢，千里回师赣南兴国地区。完成战略集中后的红军，“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歼敌3万余人，再次粉碎了国民党军“围剿”。战后，毛泽东接见无线侦听有功人员，称赞：“你收到的那份蒋介石的电报，对这次战役很有价值。”

王诤领导的无线电工作，不断拓展业务范围，培养通信人才，进而保证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这说明红军通信工作以过硬的素质，适应并推动了红军向大兵团高机动作战方式的转变。1933年，中央苏区庆祝“八一”建军节，专门表彰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的有功人员，王诤与陈毅、张云逸、萧克、罗炳辉等34人被授予红星奖章。毛泽东对王诤的功绩十分肯定。1939年4月，他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回顾人民军队通信工作时，说王诤是“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

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红军长征开始后，脱离了相对稳定的根据地，进入大范围回旋、远程机动的状态。面对陌生的群众、复杂的地形及几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中央红军要保持高度集中的指挥，协调一致的行动，无线电通信尤为重要。毛泽东曾下令，“应用一切有效办法收集洋油，除高级指挥机关依特许动用少些外，全数供给电台用，收集时数量少的送电台，多则送供给机关保存”。战士们每攻下一个城镇，也都懂得先搜集电池，以供给电台。一直到全国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大多在陌生地域开展斗争，整体处于“形散”状态。正是王诤领导通信工作勇于创新、屡克难题，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集中指挥，如同“千里眼顺风耳”一般，凝聚了中国革命的“神”。

1934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王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离开中央苏区后，陌生的通信保障需求和环境，给王诤带来许多料想不到的挑战。部队绝大部分时间在行军，无线电分队只有在大家休息和宿营时才能停下来架设天线，难以保持不间断的无线电通信。10月25日，红1军团专门致电军委，批评军委电台延误收发报时间。为了克服难题，王诤苦思冥想，大胆创新，首创交替前进通信方式：随军委总部行动的两个无线电分队，每天交替前进，始终保持一个分队处于工作状态。这样，各军团电台不论何时呼叫，总部电台都可随时应答。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无线电通信示意图。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开始参与作战指挥，他机动灵活的指挥方式给通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毛泽东经常要直接通到某一个师，甚至通到某一个团。但无论多么紧急、多么困难，王诤都能想方设法地办到，情况紧急时，还经常亲自上机作业。在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最紧张的2个月内，仅军委与各军团间即收发电报280多份，军委三局无一延误。另外，由王诤首创并传授予通信战士的无线电侦听技术，成了红军对抗国民党军的高科技“秘密武器”。翻阅对比红军、国民党军留下的电报即可发现，军委经常会向各部队通报敌情，其内容与国民党军的作战部署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更换了“匪”、“我”称呼而已。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政治局把“完成与2、6军团的通信联络”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布置下来，周恩来指示王诤一定将其完成。王诤亲自上机，从以前联络过的信号波长内反复寻找。经过半个月搜索，他凭借过硬的技术素质，终于从一个熟悉的通信手法中辨认出红2、6军团的电台，沟通了联络，为促进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提供了条件。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王诤亲自上机工作，经过艰苦搜寻，终于与红二、六军团电台沟通了联络。

1936年10月22日，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党和红军虽然人数减少，但政治影响力陡然上升。张学良、杨虎城乃至蒋介石都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以求联合。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建立起来，延安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高度分散，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一时间，联络对象繁多、沟通频繁，任务骤增。王诤以过人的洞察力、着眼全局的眼光，从布局、人才、器材等方面着手推进通信事业，快速而广泛地铺展开通信网络，为偏居西北一隅的党中央联络各方、运筹帷幄提供了技术支持。

1936年12月18日，三局随军委进驻延安后，王诤就率领三局以延安为中心，开始迅速铺开各条通信网络，构建起6个无线电通信网：1个新闻广播网，2个中共中央联络网，3个军委联络网。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逐步变成全国抗战的主战场。党中央、中央军委要联络的单位几乎遍及全国。王诤组织三局对80余个联络对象按性质分类，进一步调整无线电通信布局，组成8个无线电通信网：中共中央联络网，主要联络党的分局、省委等；中央军委联络网，主要联络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各军区等；情报联络网，主要沟通各根据地以及敌占区、大后方情报台；新华社联络网，联络各新华社通讯处、分社；以及军委战报联络网、保安部队联络网、留守兵团联络网、边区商业情报网等专用通信网。

◆三局通信材料厂自制的通讯器材。

网络铺得越来越大，人才、器材需求也越来越多。同时，国民党当局也逐步断绝供给，封锁了延安边区，通信工作面临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王诤依托延安通信学校加强人才培养，选调教员、配置器材，并亲自到校上课。仅1937年底至1938年11月，延安即培养了无线电技术人才近200名。此后，王诤始终关注这项工作，逐步指导构建起院校培养、在职培训结合的全军通信干部培训体制，培养了大量优秀的通信人才。1979年7月，在纪念王诤逝世一周年时，与他一同加入红军的刘寅同志赞誉他：“五十春秋业绩，四海遍桃李”。在器材保障方面，1938年6月，王诤根据中央指示，组织筹建起延安通信材料厂。材料厂在王诤的领导下，克服原材料、技术资料的严重匮乏，就地取材、开展技术攻关，逐步具备了修理、仿制、自制通信器材的能力。1940年7月7日，王诤带着自制的收发报机向毛泽东、朱德汇报演示。毛泽东十分高兴，挥笔题词：“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讯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

从长征到全国抗日战争时期，是党和人民军队由衰落走向强大的重要时期。王诤领导的通信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适应了形势的急剧变化和人民武装的快速壮大。1940年1月1日，由王诤主持创办的《通信战士》杂志发刊，毛泽东亲自题写了刊名。《通信战士》创刊一周年时，毛泽东又欣然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这是对人民军队通信工作最好的评价，也是给王诤最好的褒奖。

中央委员+电台=党中央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形势快速变化、复杂深刻。国民党当局一方面打出“和谈”牌以迷惑政局，另一方面加紧调动军队，策划内战。共产党对时局有清醒的认识，在努力争取和平的同时，积极调整战略布局，准备还击国民党军可能发动的进攻。

从1945年8月开始，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争取主动，王诤组织一部分通信干部，由延安分赴晋绥、晋察冀、东北、华东、华中、华南等解放区工作，收缴日伪军通信装备器材，招收知识青年，抓紧办工厂造电台，办学校培养人才，为全军做好作战通信保障准备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资源。其中，重点是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战略作用十分重要。8月11日，为先机控制东北，中央军委命令华北、山东地区的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李运昌等部迅速向东北进发，参加对日反攻作战。考虑到任务紧急、部队分散，王诤认真思考后请示中央军委批准，先利用延安广播电台广播，继而发送电报，以求迅捷。上述部队从新闻广播中得到命令后，立即行动，进军神速。当李运昌从机要电报渠道得到正式命令时，其先头部队早已抵达沈阳。9月25日，为贯彻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王诤提出《关于东北通信工作的布置与请示》，获得中央批准。随后，东北地区的军委三局干部领导通信人员，按照王诤的布置，接收日伪军的通信工业，搜集军用通信器材；建立制造电机、有线电和无线电通信装备、各种规格电池的工业部门；开设电料公司，与苏联沟通贸易关系；争取大批技术人才，壮大通信部门。这些工作不仅促进了东北通信工作，更为全国解放战争提供了通信资源保障。

◆王诤（左起）与王子纲、刘寅开创了中国工农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

有了东北工作的经验，王诤进一步思考全军通信建设问题。1946年4月，他向中央军委上报了中央战略通信网布置意见书，建议组建北方和南方战略指挥通信中心，负责同各根据地、各战区、各兵团、国统区各机密台、各通讯分社等进行联络，并能就近指导各单位的通信业务。这项举措很好地适应了人民解放军迅速发展的需求，全军通信工作取得快速发展。至6月底，国民党军发动全面进攻之时，人民解放军已组建27个纵队（师）、6个旅，4个二级军区，33个三级军区，102个军分区，45个隶属于军区的独立师（旅），大都成立了通信科或调配了专职通信干部，为人民解放军打破国民党军进攻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保障。

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转入对陕北、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3月19日，中央撤出延安。29日至30日的枣林沟会议上，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率中共中央精干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转移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之后，又在晋西北组成了中央后方委员会。

中央的工作区域分为三个，全党全军的指挥联络不能分散，必须保持高度集中。由此，王诤潜心思考，对通信联络工作做了周密、细致的布置和安排，构建起战略无线电通信联络网。其整体架构是：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配机动灵活的移动小电台；在中央后委所在地临县，以大功率电台建立固定通信基地；在中央工委所在地（5月，中央工委到达平山县）建立辅助的固定通信基地。这种设计别具匠心，陕北前敌委员会和各野战军使用的都是小型移动电台，直接通联方便快捷；如若不能直通，则经中央后委和中央工委驻地的固定通信基地转报，保证了通信的稳定与灵活。毛泽东对此十分满意，他说，解放战争胜利后，要给王诤颁发一枚最大的奖章。周恩来将这种通信方式概括为“中央委员+电台=党中央”。

◆（左起）王诤担任延安电讯工程专科学校校长时与李克农、廖承志、杨尚昆合影。

王诤在这一时期所做的通信工作部署，带动全军通信工作取得了大发展。1937年8月，八路军出师抗日之时，仅有电台34部，无线电通信工作人员196名。至1948年8月，人民解放军仅关内各战略区通信干部数量即已达6260余人，发报台807座，收报台472座，有线电总机2000部，电话单机13975部，长途线路28200公里。通信工作的快速发展，有力地保证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胜利。三大战役期间，军委总台电报量由每月90万字增至140万字，特急电报数量激增，毛泽东看过的电报达千余份，亲自起草发出的达400余份。人民军队通信工作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辅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偏远山区即能洞察全局，指挥千军万马由东北的深山密林到海南的天涯海角，决胜千里，解放全中国。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2月初，王诤率领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电信接管部入城，接管了国民党政府的电信部门。5月30日，中央军委电信总局成立，王诤兼任局长，开始着手建立新中国人民通信事业。

 “活着就要为党工作，不工作是最大的痛苦”

通信兵是保障兵种，不是直接杀敌的战斗兵种；王诤也不同于其他将领，始终战斗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作为这个战场的常胜将军，王诤具备出色的学习能力、技术素养，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以及十足的干劲儿。他向来注重做好“一点一滴的实际工作”，提倡“抱着老老实实的态度，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决定了他在和平时期能够承担起更多繁重而光荣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尤其是电子工业、尖端科技更是基础薄弱，亟待起步。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和平的环境和统一的国家资源，令王诤充满信心，他如饥似渴地工作着，感叹道：“活着就要为党工作，不工作是最大的痛苦”。他总是身兼多职，历任电信总局局长，邮电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军委通信部部长兼电信工业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主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等职，领导发展我国邮电事业和电信工业、推进我军通信建设、开辟航天事业、开创电子工业，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大功绩。

王诤自1949年10月至1953年4月在邮电部任职，对于全国电信事业建设，他早有考虑。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期间，他就提出1个公用通信网（即国家电信网）和2个专用通信网（即军队和铁道）的设想。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邮电网络支离破碎，25%的县没有邮政局，90%的县没有电信设施。在他的领导下，人民邮电事业以体制改革、人员改造、网络建设、电信科技研究等为重点，稳步铺开，全面推进，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第一次构建起国家统一管理经营的邮电通信网。至1952年底，北京至各大行政区的干线全线联通，初步建成国内长途有线通信网，沟通了两条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干线，建成北京国际收信台和国内、国际发信台。同时，王诤积极联系人员和设备，帮助铁路系统建立了短波无线电话网和机要无线电通信网，为铁路安全稳定的运输调度提供了保证。

◆王诤（第2排左4）视察电子对抗部队。

人民解放军转入和平时期建设后，亟需向现代国家型的国防军转变，筹建军事专用通信线路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1950年5月，军委三局升格为中央军委通信部，王诤任部长。在成立大会上，王诤高兴地说：“我们长期以来希望中央军委与各级军区之间能沟通有线电通信，现在终于获得了建设的权力。”8月，王诤在全军架设军用报线会议上，明确了总体目标、建设任务和工程时限，会后，建设任务很快下达全军实施。至1951年1月，全军第一个军用有线电通信网基本建成，沟通了总部领导机关与各大军区及沿干线的省军区的有线联络。

另外，通过抗美援朝战争，王诤进一步推动了我军通信工作在战术和技术上的结合。志愿军多为夜间作战，傍晚下达作战命令，凌晨发起攻击，对通信的及时性、稳定性要求极高。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一针见血指出：朝鲜战场，一是打后勤，一是打通信。王诤结合反馈的情况，认识到现代战争无线通信必须触及基本作战单元，即将无线电装备直接配发到连。为此，他积极组织南京无线电厂研制生产了“71型2瓦背负式电台”，并将其配发到志愿军连队，大大提高了部队作战通信保障能力。

1955年9月27日，王诤被授予中将军衔，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4月，王诤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主任。1957年11月，他又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肩负起参与组织导弹研制、创建我国航天事业的重任。研制尖端武器，虽然有苏联的大力援助，但王诤力主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后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最终确定为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方针。自力更生意味着困难重重，王诤在与苏联专家据理力争的同时，八方求援组织专用设备的生产加工。他请求李富春签发了致有关省市委第一书记的函件，安排专用设备的加工；派得力干部到对外贸易部当秘书，专门负责设备进口订购；多次登门到国家计委、工业部门求援，加工试制高精度设备。终于，1960年11月5日，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枚地对地导弹。王诤的敬业精神得到了国内外、新老知识分子的肯定和尊重。1991年，92岁的苏联顾问卡尔波夫应邀参加中国航天事业35周年庆典，他到北京后提出第一个要见的人就是王诤。得知王诤已经逝世后，他专程到八宝山向王诤的灵位献了花，缅怀这个共同奋斗过的战友。

◆王诤同志风云数十载，鞠躬尽瘁，为党为人民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1963年3月25日，王诤被任命为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王诤关注的许多电子工业项目都属有待探索的先进领域，具有相当的难度。他多方调研、忘我工作，组织相关单位做了大量工作，在新型电子原材料、半导体、短波无线电通信、自动化防空系统等许多领域取得突破，直追世界先进水平。例如发展半导体器件，他组织20多个研究所和工厂进行技术攻关，仅1年多时间，就实现了6种半导体电台定型投产。这项成果不仅推动解放军野战装备小型化，还有力促进我国半导体技术的发展，为小型半导体计算机、小型太阳能电池、红外激光乃至发射卫星提供了技术基础。一些老同志感慨道：“如果没有王诤同志在1963年这一具有远见的战略性决策及其坚决的贯彻执行……我们在这一技术领域的落后，将不只是10年、20年。”

王诤还极富远见地推动了我军电子对抗事业的建立发展。1977年4月，王诤兼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并兼总参电子对抗部（即第四部）部长。1978年初，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王诤仍坚持参加了全军第一次大规模电子对抗演习。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同前来探望的王震副总理谈论的，还是他日夜挂念的电子对抗事业。1978年8月13日，王诤与世长辞，走完了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享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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