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结束后，毛泽东感慨万千，对身边的人说：“我们用了二十八年办了一件大事 ，把三座大山搬掉了，也就是头上的问题解决了，下一步要解决脚下的问题了。解决脚下的问题任务还很重，建设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要花大的气力。”此时，摆在新中国、毛泽东面前的任务极为迫切，对内既要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的残余军事力量，解放全中国，又要尽力恢复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对外要争取一个好的国际环境，尤其是要争取同苏联建立友好同盟关系。毛泽东在开国大典后的九十二天里，也就是1950年前，思深虑远，全神贯注的就是这些最伟大、最艰巨的工作。

军事大迂回

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后，毛泽东就规划向全国进军的路线。二野向西进军，解放四川、贵州、西康；四野渡江后，占领两湖，10月即可尾随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11月或12月解放广东和广西。在与国民党多年的军事交锋中，毛泽东感觉唯有白崇禧及桂系军队颇有战斗力。针对他们狡猾善跑的特点，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指示四野：

“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二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迫至昆明歼灭之。” 

这种“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的战术，在中外战争史上也是一大奇观。四野和二野四兵团分东、西、中三路，于9月中旬分别向广东、湘西、湘南挺进。在衡宝战役中，白崇禧的精锐主力四个师被歼灭。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发起广东战役。10月14日解放广州。在湘南、广州解放后，毛泽东又作了统筹的兵力部署。10月31日，他致电林彪并告邓子恢、叶剑英、陈赓及刘伯承、邓小平：

“（一）我们已占领广州及广东的大部，广州、香港、澳门之间的海上残敌尚未肃清，陈赓兵团即将入桂作战，内外敌人可能窥伺广州。白崇禧匪部如被程子华、陈赓切断逃往云南、安南（即越南，作者注）的道路，有东窜入粤可能。因此在广西问题彻底解决以前，邓华兵团（两个师）必须全力镇守广州（主力）、韶州（一部）之线，不要进攻雷州半岛，更不要攻海南岛。华南分局决定邓华兵团迅速离开广州南进的计划是不妥当的。必须等候广西问题解决之后，从广西调出四野一个至两个军到广州、韶州线，邓华兵团方能南进。

（二）全国国防重点是以天津、上海、广州三点为中心的三个区域。二野入云、贵、川、康后，三野只能防守华东，置重点于沪、杭、宁区域，以有力一部准备取台湾，没有余力兼顾华北。现在华北只有杨成武三个军及其他六个二等师位于京、津、山海关一线，一旦有事，颇感兵力不足。除令一野以杨得志兵团（三个军十万人）位于宝鸡、天水、平凉区域，有事可随时调动外，四野在广西问题解决后，拟以五个军位于两广，担任广州为中心之两广国防；以三个军位于河南，准备随时增援华北；其余各军，位于湘、鄂、赣三省并以主力位于铁道线上，可以向南北机动。在目前三个月至五个月内，四野除完成各省剿匪任务外，如能做到（甲）解决广西问题，（乙）修通粤汉、湘桂两路（这是极重要的），（丙）利用铁路运输完成上述国防部署，就是完美无缺的。

（三）陈赓、程子华须同时向柳州、南宁动作，方能完成围歼白匪任务。现敌鲁道源兵团似正准备由桂林以南转入柳州地区，估计是准备去云南的。而我陈赓部刚才解决粤敌，须休息若干天方能行动。程陈两部何时可以开始入桂作战，望告。

（四）据有经验者称：由百色入云南的道路上瘴气（恶心疾病）为害，不利行军。因此，陈赓部在解决广西问题后，应准备循柳州、贵阳道路入滇，不一定走百色。”

人民解放军分成三路挥师入桂，切断桂系军队退往云南、雷州半岛、桂南和越南的各条道路，分而围之，各个歼灭。至12月14日，共歼灭国民党军十七万三千人，广西全境宣告解放，毛泽东关于广西境内全歼白崇禧的战略目标，得以圆满实现。

按照蒋介石如意算盘，胡宗南部撤往西南，试图在西南站稳脚跟，然后卷土重来，再与共产党一决雌雄。此时，解放西南已变得刻不容缓，毛泽东精心部署西南防务，一是以秦岭为第一道防线，二是沿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为第二道防线。构成针对胡宗南的两道防线，形成川陕边的守备重点。为防不测之虞，还在川东和贵州布防。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首都30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中国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纪元。图为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的景象。前排左二起：李济深、毛泽东；后排左二起：彭真、黄炎培。

根据毛泽东的部署，二野以大迂回动作，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国民党西南防线的后侧，而一野作出大举入川的姿态，有意吸引胡宗南部主力。11月1日，二野第五、第三兵团在四野一部的配合下，快速行动，一举突破湘黔防线，于15日解放贵阳，21日占领遵义，四川境内之敌已无路可逃。刘伯承、邓小平等向中央请示，乘胜解放和占领重庆。11月28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但如你们认为罗广文被歼后，重庆已无多兵防守，势必早日逃走，不如迅速占领重庆，较为有利。”11月30日，二野主力部队解放重庆。接着，卢汉、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等分别通电起义，云南和西康两省和平解放。随即二野和跨越秦岭南下的一野第十八兵团共同发起成都战役，12月27日，成都解放。

至此，正如毛泽东在致友人的信中所说：“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各地大约几个月内即可完成军事占领。”毛泽东对西藏问题已有明确的指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同时指出，要利用一切可能，力争和平解放西藏。12月18日，已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还在关注着海南岛的解放，致电林彪：

“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击而不要依靠后援。因为潮水需十二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二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载运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力攻进，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之危险。”12月31日，1949年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又致电林彪，同意四野的渡海作战方针，明确指出：“努力争取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

学经济工作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毛泽东明确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争取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国民党留给共产党的是一副烂摊子。农业减产，工业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众多。就是在最富庶的上海和浙江，生产和生活主要资源的煤仅够用一个星期，棉花和粮食的存量不足维持一个月。蒋介石溃败前的掠夺和劫运，更使资金和物资严重匮乏。美国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陶涵在其新著《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说：

“上海及江南若干工厂和兵器厂，也开始把最好的设备拆卸，运往台湾。”

新生的政权面临强大的经济压力，各种流言纷起，一些人说：“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别有用心的人甚至扬言，“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大米、棉花和煤炭），”就能将共产党挤出大城市。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果断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狠狠打击投机资本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不法行为。11月25日，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将从全国各地紧急调集的粮食、棉纱和煤炭，在京、津、沪等大城市敞开抛售，使暴涨的物价顿时下跌，同时收紧银根，征收税款。这步棋果然奏效，投机商因此而资金周转失灵，囤积物资贬值。原想以“两白一黑”挤走共产党的如意算盘，不仅失算，而且输得干干净净。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社会制度和政权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而具体体现的组织形式就是人民代表大会。10月11日，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书记饶漱石发来上海市松江县人民代表会议经验的汇报电，毛泽东阅后“极为欣慰”，立即复电表示祝贺，指示：“这是一件大事”，“华东各地省委、区党委、地委负责同志，亲自出席若干县，取得经验，以利推广。”后来，他在批发各中央局的电文中，都对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有过明确细致的指示。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精诚合作，亲密无间。图为1950年6月，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京举行时，毛泽东和陈叔通（右二）、民建领导人黄炎培（右一）进入会场。

新政甫定，各项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财政预算。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就财政预算，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在各项财政费用中，军费是大头，“要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就此而言，所谓财政预算，“实际上还是一个战争预算。”这种局面应该得以改善，他说：“如果后年能将军队从五百七十万减到三百万甚至二百五十万就好多了。‘飞鸟尽，良弓变’，变为生产的，不是‘良弓藏’。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他还提出：“所有人员，从中央到地方，在业务以外都要进行生产。”为此，毛泽东发了专门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这样“借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节省一部分国家的开支。”

早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就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没有人民的福利，没有国家的富强。”中共最早接管工业当数东北，毛泽东对东北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尤为关注。鞍钢恢复生产后，他十分高兴，派李富春前来祝贺，并让其代表中共中央给鞍钢赠送“为工业中国而斗争”的锦旗。毛泽东出访苏联时，东北工业部被特准派了多人随行。在与苏联签订的帮助中国建设的众多工程项目中，鞍钢列于榜首。毛泽东访苏归来经过沈阳，就东北工业的发展专门作了报告，据时在东北工业部工作的袁宝华回忆：

“这一次我们都去听了，毛泽东着重提出了要建设东北工业基地，东北要出产品，出经验，出人才。当时全国经济秩序非常混乱，帝国主义封锁，资本家捣乱，上海的物价一天要涨几次。为了使东北的经济不受关内物价不稳的影响，毛主席指示，东北的货币和关内的货币不统一，关内用人民币，东北还是东北币。这样东北建设有个稳定的环境，就保证了东北能够出产品，出经济，出人才。”

拜会斯大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就予以承认并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当毛泽东从机要秘书手中接过这一苏联照会时，情不自禁地与之热烈握手，可见其兴奋的心情。11月8日，他在致斯大林的电报里说：“政府成立第二天即获得苏联的无条件承认，并很快获得各新民主国家的同样的承认，这件事给了我们以有利的地位。”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前往莫斯科的专列，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出国。16日12时（莫斯科时间），专列抵达莫斯科。毛泽东访苏有着很强的目的性，要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间的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重点处理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而雅尔塔协定是苏、美、英三国背着中国签订的，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赴苏联访问抵达莫斯科。图为毛泽东、斯大林在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招待会上。

下午6时，毛泽东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谈。毛泽东说：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时间，以便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局势。中国这些重大问题能否解决，取决于是否有和平的前途，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了解，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障国际和平，而且能够保障二十至二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 

斯大林回答：中国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的战争威胁。日本还没有站稳脚跟，它对战争没有准备好；美国尽管叫喊战争，但它最怕战争；欧洲各国被战争吓怕了。实际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不仅能够保障五至十年的和平，而且能够保障二十至二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

紧接着，毛泽东提出敏感的中苏条约问题。斯大林说：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并作出决定。需要弄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一九四五年缔结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还是应当声明对它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作相应的修改。但他又说：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这就意味着这个条约的签订是取得了美、英同意的。即使对某一条款的修改，也会在法律上给美、英以口实，他们会提出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条款的问题。因此认为，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这个条约，也就是说，苏联在形式上保留在旅顺口驻军的权利，但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撤退驻在那里的苏联部队。至于中长铁路，可以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根据中国方面的愿望修改协定的有关条款。

根据雅尔塔协定，千岛群岛交给苏联，南库页岛及其邻近岛屿交还苏联，大连成为自由港，苏联恢复租用旅顺为其海军基地，中国的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共同管理。按照斯大林的说法，即便是部分地修改条约，“也会在法律上给美、英以口实”，何况要废除这个条约，而另外签订一个新约呢？如若那样，雅尔塔协定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的归属问题也自然受到牵连。

毛泽东表示：我们采取的行动，必须符合公众最大的利益。这个问题要好好考虑一下。唯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政府订的，国民党政府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了存在的意义。毛泽东还提出希望苏联给予中国贷款，并就解放台湾缺少海军、空军，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斯大林痛快地答应了给予中国贷款，但却婉拒援助海军空军。他说：提供援助是不成问题的，但援助的形式必须考虑。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提供进行干涉的口实。 

斯大林之所以不愿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最大的顾虑是怕得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从而损及苏联的国家利益。可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是毛泽东访苏的主要使命，他当然不愿放弃。12月22日，毛泽东让陪同的苏方专家组组长柯瓦廖夫转告斯大林，希望在与斯大林的第二次会谈中，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拟请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完成协定签字手续。柯瓦廖夫将毛泽东上述的谈话记录及时地转交给斯大林。

第二次会谈于24日举行，时间长达五个半小时，气氛融洽，据毛泽东于次日致中共中央电：“一面吃饭，一面谈话，极为酣畅。……谈了很多问题。”可斯大林就是避口不谈中苏条约。毛泽东有意问起周恩来是否应来莫斯科时，斯大林回答得很干脆，他说：“政府主席即已来此，内阁总理又来，则在对外观感上可能有不利影响”，所以“还是认为恩来以不来为宜”。毛泽东让周恩来来，是要具体处理签订新的条约及一些协定的技术性问题，而斯大林予以否定，显然还是不愿另定新的中苏条约。

自从这天开始，斯大林虽是每天都来电话询问毛泽东的生活，可就是不见毛泽东。毛泽东再也忍不住了，这天，柯瓦廖夫和苏联翻译费德林前来看望。毛泽东气冲冲地说：“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我现在的任务是三个：吃饭、拉屎、睡觉。”毛泽东有意通过他们，向斯大林传递他对不签订新约的不满。

事有凑巧，这时，缅甸、印度等国都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认为这是个好的时机，他致电刘少奇、周恩来，让将这一消息“公开发表”，以此刺激斯大林。加之媒体已有很长时间不见毛泽东的消息，英国通讯社揣测说，斯大林已把毛泽东软禁了起来，消息很快扩散开来。斯大林有意辟谣，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代毛泽东起草了份答塔斯社记者问，主要回答访苏的日程，其中就有：“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俩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斯大林终于让步了，同意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1950年1月2日晚11时，毛泽东以十分欣喜的心情，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说：“斯大林同志已同意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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