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张闻天相识并共事于1933年1月中旬，在涉身严酷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张闻天越来越真诚地服膺毛泽东，最早从右倾中央突围出来，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积极的准备。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取博古而代之，当选为总书记。由此如张闻天所说：“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1943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自此由张闻天到毛泽东，真正顺利地完成了名义领袖向实际领袖的过渡。

 “担架上的阴谋”

红军长征中的最高决策者是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张闻天、毛泽东和王稼祥随“中央队”行动。此时，毛泽东的恶性疟疾还未痊愈，王稼祥负伤也未痊愈。他们三人，毛、王两人由担架抬着，张闻天骑着马与他们二人同行。“最高三人团”被恶劣的军事形势所困扰，根本顾及不到毛、张、王三人。他们一路行军一路交谈。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诙谐地把这称之为“担架上的阴谋”，他说：“在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和王稼祥互相越来越了解，并有机会分析在江西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便倒向了毛的一边。后来，毛泽东认为在击败李德和博古的斗争中，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洛甫（即张闻天）几个月来一直在向毛泽东靠拢。他们夏天在云石山的多次谈话已使洛甫相信毛是正确的。”“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见，他们认为应该尽早要求召开会议，以解决军事领导权的问题。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注定要失败了。”

1934年12月12日，张闻天来到毛泽东住处，向他通报红军在突破四道封锁线后的严重伤亡情况。毛泽东认为红军应改变行军方向，必须取消向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作战意图，因为敌人已经在那里布置好了包围圈，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次日，在湖南省通道县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的紧急会议上，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这一建议，主张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改向贵州进军。

李德、博古却不能正视这一正确意见，仍然固执己见，命令红军继续与二、六军团会合。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在有关红军行动方针的问题上，张闻天与毛泽东意见一致，并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再次否定李德、博古的意见。

◆黎平会议旧址。

李德，一个刚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德国人，指导以农村为依存地，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红军，所凭借的就是那几本军事教材，而博古惟一的长处就是多读了几本马列的书，独独缺乏的就是战争的历练、战争的经验。他在军事上的惟有依靠李德，除却不懂军事外，其更深的寓意是把李德当作“钟馗”，以此更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威。年青气盛的博古和钦差大臣的李德，当然不会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意见被否定，红军的行动方针的争论仍在继续中，这也就必然影响到红军的出路和前途。

与此同时，张闻天也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红军继续交由博古、李德指挥是否妥当。12月20日，行军至黄平一片茂密的橘林时，张闻天和王稼祥利用休息的时候，交流了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两人都对红军的前途与命运担忧。张闻天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将此话告诉了彭德怀，这话很快又在刘伯承等几位红军领导人中传开来，大家都认为张闻天的意见是对的，毛泽东是到了出来指挥红军的时候了。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张闻天在会上继续反对博古、李德的意见，赞同毛泽东的主张。针对李德无视中革军委集体领导的现象，会议作出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对博古、李德的独断专行作出了限制。在向遵义的行军途中，又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张闻天在这之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据延安时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师哲回忆：“我回到延安以后，毛泽东常给我讲‘党史’，其中说过这样的话：‘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是颇有影响的人物，这不只是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还有他本身的因素。因而，在长征路上，我以很大耐心，隐忍着种种的痛苦去接近他，苦口婆心地开导他，说服他，陈述自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毛泽东认为，只要能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猴场会议室内景。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博古首先作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了反对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又称“反报告”。这个“反报告”的主要内容，多是毛泽东的主要观点。以张闻天在党内可与周恩来比肩的地位，他的这份“反报告”的分量是可想而知的。“反报告”旗帜鲜明地否定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用事实列举和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

接着，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王稼祥、周恩来、朱德都在发言中批评李德、博古的军事领导的错误。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朱德、周恩来仍是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是党内委派的军事上的最高负责者，在政治局常委中，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议推选张闻天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后来在《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中，这样评价这次划时代的会议，他说：“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第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北上南下之争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会师后，张国焘自恃所率四方面军人多势众且武器装备好，听不进中央北上的正确意见，而要坚持他的南下方针，可要实际执行南下方针，他又多少有所顾忌，因为，红一方面军高层多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四方面军中只有他一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没有能力决定整个红军的走向。于是，他以“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为由，提出“充实总司令部”的要求，其实质就是向中央要权。张闻天和毛泽东也考虑到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组织问题”，确实需要调整。张闻天曾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提出将自己的总书记一职让于张国焘，毛泽东则坚决不同意，据张闻天夫人、时任红一方面军中央队秘书刘英回忆：“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

张国焘担任了红军总政委后，虽然勉勉强强带领四方面军北上，可到了毛儿盖后，他又变卦了，继续向中央要权，提出了一个四方面军十几个干部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的名单，并摆出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一、四方面军陡然处于极为恶劣的关系，中央三令五申的两军团结北上的指示，早就被他置之脑后。

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从全局考虑，着眼于一、四方面军共同团结北上，于沙窝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并由张闻天起草《沙窝会议决议》，有力而策略地批评了张国焘的“西进”和“南下”的错误方针。同时，也部分地满足了张国焘的要求，补选陈昌浩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周纯全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

◆沙窝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张国焘一再向中央讨价还价的“组织问题”，说穿了，就是要让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中央政治局占据多数，以取得决策的话语权。因此，他对沙窝会议的组织调整，仍然不是十分满意。毛泽东和张闻天都洞察到张国焘的心机，就是要扩大四方面军在政治局的席位，以多数来控制中共中央。这当然是张国焘的一厢情愿。

沙窝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路军。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三十军为右路军，随中共中央行动，由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率领，在毛儿盖集结后，向班佑、巴西地区挺进；四方面军的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为左路军，由张国焘、朱德率领，在马塘、卓克基集结后，再向阿坝地区挺进，由阿坝东进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后，两军共同向甘南进军。

红军兵分两路后，张国焘并没按照中央既定的行军路线，而是坚持他的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的行军路线。这是条危险之途，无论是天时还是地利，都是险象环生。中共中央得知这一决定后，立即致电张国焘，耐心地予以说服，希望张国焘能放弃这条错误的路线，可适得其反，张国焘仍是固执己见，一意孤行。

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就行军路线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坚持认为，红军应向东发展，目前左路军应尽快向右路军靠拢。张国焘没有参加毛儿盖会议，但是，中央通过多种方式向他转达会议精神，要求他率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望东进。”张国焘根本不理会中央的要求，要么按兵不动，要么欲行又止，要么却步不前。他的思想根源仍是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坚持自己的南下路线。

◆毛泽东与张国焘。

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就地休整，可怎么也等不来左路军。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仍然宽容忍让，不急不躁，电文交加，予以开导，劝告直至命令。张国焘根本听不进去，反以“噶曲河水涨，上下三十里均无徒涉点”为借口，不向右路军靠拢，要向阿坝转移，并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要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

毛泽东、张闻天对张国焘的电文从未间断，词恳情切，一片至诚，可并没打动张国焘。9月9日，张国焘径自给陈昌浩发来电报，继续鼓吹“乘势南下”，甚至令他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份密电送交时，陈昌浩正在会上作报告，最先被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阅知，叶剑英顿觉事关重大，立即乘机来到中央驻地，将电文交予毛泽东阅读。毛泽东读后，立即同张闻天等讨论，他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再费口舌说服张国焘北上，不仅毫无结果，甚至会导致两军分裂的结局。

他们立即果断地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部队经两天的急行军，于9月11日到达甘肃南部边境迭部县的俄界。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三番五次致电张国焘，希望他们放弃南下。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指出：“张国焘抵抗中央决议是不对的。”张闻天作总结发言，更明确地指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并说张国焘“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结果不幸而言中，张国焘真的另立中央，直至叛党而去。

独立自主之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斯大林针对中共中央所提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惟恐得罪蒋介石，而使苏联在与希特勒作战时失去东面屏障，即派王明飞回中国，以督促中共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维护好与国民党的关系。王明于1937年11月29日飞到延安，仅隔十天，即12月9日，便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提议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意图推翻洛川会议的一系列正确的意见和主张，这便是史称的“十二月会议”。

毛泽东曾说过：“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作者注）考虑的太少了，对别人的事（指苏联，作者注）却操心太多了。”正是秉承这样的意旨，王明在会上反对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主张把国民党“分成左、中、右三派”，并说“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他甚至说：“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内容也改变了”，那就是“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给养。”王明在发言中一再说明，这些都包含有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以至在中共高层产生了一定的思想混乱。

针对王明的很有背景的发难，毛泽东和张闻天也从维护共产国际纪律和大局出发，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张闻天对王明所批评的“对国民党转变估计不足”的说法，也表示承认并做了检讨。毛泽东也表示同意王明的这一说法。但在总的路线和方针上，他们是一点也没有动摇。张闻天肯定地说：“洛川会议决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基本上是正确的。”王明很不满意张闻天的讲话，又批评张闻天对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国共合作了解不够”。毛泽东针对王明对张闻天的批评再次发言强调：洛川会议的战略方针是对的，统一指挥是相对的，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

◆1937年12月，毛泽东参加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左起，前排：项英、凯丰、王明、陈云、刘少奇；后排：彭德怀、张闻天、张国焘、林伯渠、博古、周恩来、毛泽东。

十二月会议上，王明企图以新的会议决议代替洛川会议决议，但他的这一动议，由于毛泽东、张闻天的坚持而没有形成，因此，王明的错误影响也就未波及全局。王明对此一直不满，他后来抱怨十二月会议“没有写成一个决议”，“对国民党提议的意见没有写出来，这是政治上的损失”。

距十二月会议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中共中央又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三月政治局会议”。王明仍在会上兜售其主张，即一切听命于服从于国民党，中共是既不要争取领导权，更不能再提独立自主的原则。毛泽东、张闻天对王明的错误观点，明确发表了反对的意见。毛泽东认为，国共合作无论采取什么形式，都必须要保证共产党的独立性。同时提出要“大大发展党员，中央应有新的决议”。张闻天作了长篇发言，其中国共合作的内容既是对毛泽东讲话的发挥，也是对王明的针对性的批评，他说：“历史决定了国共两党需要合作，但是合作中是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同时也要发展自己的力量，在巩固国共两党合作原则下求得我党力量的巩固与扩大。”

◆1938年，毛泽东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

张闻天一直与毛泽东保持着一致的意见，那就是在统一战线中始终把握独立自主的原则，注意发展自己的力量，他说：“发展统一战线只与国民党谈判是不够的，必须用强大的民众力量来推动统一战线的发展。”王明企图改变洛川会议的路线，而张闻天则针锋相对，与之斗争，这些又都是与毛泽东相互磋商、紧密配合的结果，用张闻天的话说：“事实上从王明到武汉后，我们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曾经同他的路线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在中央内部进行了必要的斗争，直到六中全会。”

王明是在十二月会议后去的武汉，他以长江局为阵地，继续坚持扩散其右倾错误的影响，给中共在南方的实际工作造成了一定的消极作用。毛泽东鉴于自己在王明乃至共产国际的印象，对王明的错误只是义正词严，点到为止，不便与之一再当面锣对面鼓地辩白争论。所以，在一线与王明争辩，无论是莫斯科的留学背景，还是在中共中央担任的职务，张闻天都有理由当仁不让。

长期以来，由于山海阻隔，信息不畅，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缺乏真实的了解，三月政治局会议后，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苏联。他不仅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书面报告，而且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详细而又真实的口头陈述。共产国际由此对中国，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别样的了解和新的认识。七、八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到延安。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新指示，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秦邦宪、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扩大会议（即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思想，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张闻天根据对共产国际指示的理解，曾经向毛泽东提出将总书记的职务移交于他。毛泽东通过全面考虑，认为目前还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让张闻天继续担任下去。

由名义领袖到实际领袖的过渡

从1942年春天开始，中共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张闻天拥护发起整风运动，赞成清算四中全会以后到遵义会议以前的错误，赞成反对主观主义。四中全会的中央即以王明为代表的以博古为总负责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张闻天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是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核心成员之一。四中全会的错误是延续过去的“左”倾错误，如张闻天所说：“教条主义者的我们”，“在新的革命形势下，把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打倒一切’的老公式、老教条加以坚持，加以发展，结果是孤立了自己，断送了‘九一八’以后的新的民族革命高潮。”

通过与毛泽东的几次谈心，张闻天真正地与过去的错误划清界限。在1941年9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彻底转变以往的认识，认为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是错误的”，“政治上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单纯防御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并主动承担责任，他说：“我是主要负责者之一，应当承担错误。特别是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我们的错误路线不破产，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便不能显示出来。”

毛泽东是中共建党元老、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党内历史之长，军事基础之深厚，对中国国情之娴熟，都是其他领导人不具备或少具备的政治资源。还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在中共核心领导层中，他是最为年长者，比张闻天长7岁，比周恩来长5岁，比王稼祥长13岁，比博古长14岁，他们像尊重兄长那样地尊敬毛泽东，亲切地称之为“老毛”。毛泽东正是具备了这些条件，所以才能对全局性工作，无顾忌地提出自己的主张，施加自己的影响。毛泽东已是当时中共的实际领袖。关于这一点张闻天曾说过，六届六中全会前，“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开展与王明的斗争；长征中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也说过类似的话，“在重大的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他名义上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1942年3月，（右起）高岗、毛泽东、张闻天、陈云、任弼时、贺龙、杨尚昆、李克农、邓发在延安一次会议期间合影。

从1935年10月到1938年9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张闻天和毛泽东连署的指示电文中，多以“洛、毛”署名，而到1937年4月4日，在一份关于人事调动电文中，已是以“毛、洛”署名，此类署名在后来也偶有发现。直到六届六中全会后，向下级所发的指示电文中才一律署“毛、洛”。由此可见张闻天从不计较个人名利的高尚风格。在与毛泽东共事时，他一直以谦逊的态度，凡事都与毛泽东商量，从不以自己是党内一把手而颐指气使。毛泽东也说过：张闻天是“明君”，“从不争权”，能让大家都充分地发表意见。

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张闻天仍以总书记的身份主持会议，但会后，他主动地将党务工作移交给了毛泽东，虽然仍挂总书记的头衔，但他的工作范围已经转移。他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处开。我只是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

整风运动期间，张闻天并不在延安，于是出现这样的流言，说张闻天出去搞农村调查是为了“躲风”（即躲避整风），这当然是无稽之谈。早在九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张闻天就向中央提出农村调查，是“为了不阻碍毛主席整风方针的贯彻，同时使自己多多少少同实际接触一番”，“我好好接触群众，也就等于整风了”。整风的对象是包括他在内的四中全会产生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以他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如若待在延安，很多同志碍于情面，对于清算和批判四中全会的路线，必然有所阻碍。况且，自己也确实需要在实际斗争中补课学习，以从思想上整顿三风（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可见他是用心良苦。

◆1944年11月，（左起）聂荣臻、周恩来、任弼时、朱德、李鼎铭、张闻天、毛泽东、吴玉章在延安合影。

张闻天由衷地钦佩毛泽东，1942年7月1日，他在率晋西北农村调查团驻地兴县时，给晋西北后方机关干部作报告时，专门论述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无可比拟的伟大作用。他在追溯中共21年的历史时，从陈独秀讲到李立三，从李立三讲到张国焘，也讲到土地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和损失。由历史上的“左”或右的错误教训，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革命过去的历史证明，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革命力量就会逐渐壮大，就会逐渐走向胜利，就可转危为安；如果不听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或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革命就会遭受挫折，就会转胜为败，就会从顺利走向困难。中国革命有久经考验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全党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正式离开了书记处。这样，党的领袖也正式完成了由名义到实际的过渡。张闻天对这一切安之若素，他说：“人患无‘自知之明’，一旦自知了，他就会把自己放在一个适当的地位，尽他的力量，来好好地工作下去。”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几十年一贯制地这么做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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